毛泽东年谱：1936年 四十三岁（三）

１９３６年 　四十三岁

７月１日 　就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我野战军行动方针应依你的计划，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电报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为准备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等问题。”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此电还通报，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当派红二十八军南下策应。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六十八名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会师。电报指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

７月５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弱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

７月５日—７日 　同周恩来、张闻天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７月６日 　电告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７月１２日 　致电彭德怀：我昨天到保安，周尚在安塞。红二十八军恐须七月底或八月初才好南下，目前仍在原地执行任务待命。

７月１３日 　傍晚，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１〕，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２〕。

７月１４日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指挥问题，致电彭德怀：“（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丁）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３〕，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

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请特别考虑一番。”

同日 　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１〕乔治·海德姆，美籍黎巴嫩人，后取中国名字为马海德。

〔２〕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在其《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一书中写道：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３〕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七个师及第三十五师残部，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何柱国暂时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７月１５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迹”，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同日 　会见斯诺，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注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我们要接受一切合法的外资来完成我们建设的计划，我们否认一切足以影响中国独立主权的外国投资，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７月１６日 　自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能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组织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日本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

关于这次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

７月１８日、１９日 　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

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７月２０日 　致电彭德怀：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攻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须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

７月２１日 　致电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指出：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调豫旺，红二十八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令红三十军飞速开新城堡。萧、赖〔１〕将吴起以北之部署情形电告。

〔１〕萧、赖，指萧劲光、赖传珠，当时分别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和政治委员。

７月２２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能减弱。但在亡国灭种面前，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不妥当。为了使民族战线扩大，因此应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须解决。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不能取消；被没收的地主，仍分给他一份土地，使他能够进行生产。会议决定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指示指出：“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地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审查实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指示作了十条决定，其中有：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目前陕甘宁有一百五十余团兵力在蒋介石的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１〕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１〕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

７月２３日 　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在回答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原因有三：第一，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第二，依靠共产党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来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正确、聪明、忠实和真诚的。在回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指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同日 　关于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与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请考虑独立师的分散配置及其他地方武装不过分集中的问题。”

同日 　致电彭德怀：部队〔１〕集中之后，宜作十天训练计划，军事政治的突击，即以此为对何柱国作战的准备。十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十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１〕指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主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７月２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的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对他们的指示，着重点在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但须分清谁是敌友。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应大大地开门，但对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是应该关起门来的。对文化界的矛盾，也应注意，并要好好说服他们。对他们的指示信，不要太简单。对华北方面，也应去一封信。华北工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对他们的弱点，同样亦应给予指出。会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林育英、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为委员，由王稼祥负责。

７月２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庆阳方面，这里敌军多，应广泛地去联合他们。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在目前，要注意蒋介石的进攻。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派林育英去庆阳方面，负责西线工作。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刘晓〔１〕，指出：“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１〕。东方的游击战争是坚决地持久着，南方的统一战线是发展了。中央与军委三大战斗任务，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要求。”“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毁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臣〔２〕等对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对二、四方面军阻拦。”“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猛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３〕、马鸿逵、何柱国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陈、二高〔４〕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５〕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１〕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军事部政治委员。

〔１〕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以来，占领了甘肃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完成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任务。

〔２〕杨虎臣，即杨虎城。

〔３〕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直属纵队司令兼一○六师师长。

〔４〕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陈，指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总”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５〕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的刘多荃。

同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７月２８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颇为悬念，电报说：“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两广〔１〕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而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１〕指发动两广事变的广东、广西军事当局。

７月３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白区工作，在政治策略的影响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要加强组织建设，使之能担负起政治任务。目前白区工作在组织上很有发展的线索，据外来的同志说，在许多地方有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落伍分子，现在又积极地肯干起来。他们过去没有犯什么罪，错误是声明过一下，尽可利用他们去做工作。西安周围、渭水南北，都有党的组织，应去发展扩大。各方面的工作，都须有党的组织才有力量。目前外面情报，只有军事情报，没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因为没有归党去进行。外交工作，原则上要建立独立系统，分清责任，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外交。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及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８月１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整训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干部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电报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份同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进行了。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志丹城卫戍司令。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连致两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朱绍良、王均〔１〕等布防和封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的情况，并提出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１〕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８月３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电〔１〕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１〕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八月一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８月５日 　为《长征记》征稿事，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８月９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８月１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

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报告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８月１１日 　致电刘鼎，请他与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１〕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８月１２日 　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２〕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提出对南京的策略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１〕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２〕甲军，指东北军。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提出“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前线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８月１３日 　致信杜斌丞〔１〕，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

同日 　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告以派张文彬〔２〕奉诚拜谒，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１〕杜斌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

〔２〕张文彬，原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长，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工作。

同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１〕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

同日 　就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２〕，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３〕，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８月１４日 　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４〕，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５〕，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１〕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司令、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

〔２〕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

〔３〕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４〕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原均为西北军将领，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５〕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同日 　致信宋子文〔１〕：“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义〔２〕，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礼容〔３〕，指出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询问李达夫妇情况，谈到读了李达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还说：“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４〕并转刘少奇〔５〕：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息、刘汝明、商震〔１〕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１〕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２〕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晋绥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３〕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工作。

〔４〕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

〔５〕刘少奇，当时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北局的代表。

８月１８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８月１９日 　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８月２２日 　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斗部署问题，电询彭德怀：“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２〕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１〕，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１〕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２〕宁马，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前者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第十五路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后者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８月２５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于外交政策的新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同日 　致电潘汉年〔２〕：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１〕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

〔２〕潘汉年，当时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

同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训令》规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

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８月２６日 　就红军大学教学问题致信校长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８月２７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要求西征军目前抓紧对马鸿逵、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８月３０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日本向绥远有急进之势。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估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８月底 　致信王以哲：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信中认为，王以哲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

９月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９月３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９月４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介绍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指出：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同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９月７日 　致电宋时轮并转贾拓夫〔１〕：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十日，再电贾拓夫：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１〕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同日 　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９月８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知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同日 　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信中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１〕旗帜。

〔１〕《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邵力子任主编。从一九二○年起，该刊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离任去广州，《觉悟》的政治倾向逐渐右转。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

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９月１０日 　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同日，又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要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９月１１日 　同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９月１３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占领该线，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滞阻胡宗南西进，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出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９月１４日 　就占领宁夏的部署问题，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９月１５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指出：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９月１５日、１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不对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９月１７日 　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

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同日，与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９月１８日 　致信宋庆龄，对她自武汉分共近十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前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１〕等与潘汉年面谈。

〔１〕吴稚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李石曾，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１〕，提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１〕章乃器，当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当时任晓庄师范学校校长。沈钧儒，律师。邹韬奋，新闻记者和出版家。他们都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９月１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同日 　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