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舞台——陈素真回忆录》十五：豫剧改革的功臣樊粹庭

豫剧改革的功臣樊粹庭

    豫剧在地方剧中是最次的，既无河北梆子、山西梆子那样出色的技术，也无秦腔、川剧等文雅的戏词，和昆曲、京剧就更没法比了。一些词句粗俗，表演也土野。但豫剧有一特长，是尖音、团音好，这是因为开封人天生的尖音和团音好。我绝非故意贬低豫剧。这个剧种在一些方面实在是庸俗粗野的。

    我虽是个豫剧演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创造改革，但仅只是限于我个人，我也只能在我自己的基础上改造，创新，提高，发展，普及于旦角一门，别的就不行了。

    樊郁，字粹庭，河南遂平县人。1934年，也就是我认识他的这一年，他二十八岁。他河南大学毕业，当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樊先生是个戏迷，他懂戏，并有编戏、导戏的出色才能。自我返汴后，樊先生常去看我的戏。樊先生的小勤务员名叫福生，是我妈结拜的四姐姚太太的义子，姚太太的二姑娘文玉是个洋学生，三姑娘文华在家没上学，二姐、三姐都和我不错，由姚太太介绍，我一家和樊先生认识了。当时，四姨和我妈都劝樊先生千万别领戏班，说领戏班不是读书人能干得了的，什么“要生气，领戏班”啦，什么“能带十万大兵，不能带戏子一班”啦，等等，用这些话来劝樊先生别干戏班这一行。樊先生说服了四姨和我妈，一定要领戏班。二姐是和樊先生一个立场的。我妈说：“我们是唱戏的，谁领班都是一样地唱戏。”樊先生要我给他订个合同，只要我订了合同，他马上便着手开办戏班。我不识宇，哪会写字呢？樊先生把合同写好，用白纸蒙在上面，叫我用毛笔一笔一画描下来，描完后，他便收了起来。我就走了，也不知道问问写的什么。

    合同一立，樊先生也不看戏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都以为是放空炮了呢，不料在腊八那天，单经理召集全体人员集合，说他不干了，把班子、院子完全交给樊主任了。单经理说：“今天和大家共喝最后一次的腊八粥，从明天起，樊粹庭就是同乐舞台的主人了。”

    单经理苦心经营同乐，约有十年，竟然被一个年轻书生不声不响轻而易举地全盘端了。单经理在开封，不是个无名之辈。在回民、青帮中，很有地位；他为人慷慨，讲义气，重信用，待人厚道，演员和他有深厚的感情。单经理一说不干了，我们这群人有目瞪口呆的，有擦眼抹泪的，有哭出声音的，大家的情绪纷乱起来。樊先生长篇大论地讲话之后，大家的情绪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次日，即腊月初九，停止了演戏。

    樊郁不过是一介书生，官职也不大，怎能使单经理服服帖帖地把多年辛辛苦苦经营的班子、院子双手奉献出来呢？详情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打听任何事情，不会打听，也不知道打听。樊先生从腊月初九日上午九点钟起，每天上午把全班演员集中在财神庙内的学校中一个学生上课的课堂里，请老师给大家上两个小时的课。这课不是教大家学识字，是教大家学习忠孝仁义、礼义廉耻这八个字。讲过来讲过去，天天围绕着这几个字讲。讲课的先生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全是男老师，樊先生本人没有教过这种课。到腊月二十七八，课算是上完了。在这二十多天中，除了上午两小时的课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干，大家很自由。我是个不出门不爱玩的人，便在屋里想戏玩，再就是回忆杞县孔子平的事。

    在休息期间，新任经理杨子祥（曾任过县教育局的局长）和樊先生常到我家，给我送过三次上海小杨月楼先生上演的戏票。小杨月楼先生上演的剧场叫华光戏院，地点在开封土街一座大商场的后边。这个戏院子的地址特别不好，出入必须走个长长的小胡同，进不去车，很背，所以上座不好。我这是第一次开眼，看上了京戏，也是第一次拿着戏票坐在观众席上看戏。杨先生演的昭君。他一出扬，就把我震住了。他穿的，戴的，先使我眼花缭乱了。他戴的是啥呀？像闪电一样光亮。他的戏衣是哪儿买的呀？上边都是些啥呀？看了上海的京剧名角的演出，我一下子见了世面。一场戏看得我很久睡不着。我原以为我就是天下第一的好角了，这一看京戏，把我比没了。京戏怎么这样好呢？这位杨先生还不是第一名角，就这样好，那位梅兰芳先生不知会好成什么样了！又看一场《白蛇传》后，我向樊、杨二位提出，想看看杨先生的化装，没办到。又去人民会场看一次《八宝公主》。这三场京戏，没白看，我在屋子里模仿杨先生的台步，亮相，手势，跑圆场，琢磨他的化装。

    1935年阴历正月初一，是樊郁先生领戏班开始上演的日子。我没记住演的啥戏，反正全是吉祥戏。

    我二十多天没进过相国寺了，当我走到同乐舞台门前一看，把我愣住了，变了，原有的旧席棚戏院子，不见了，变成一座崭新的、新式的大剧院了。也不叫同乐舞台了，改名叫豫声剧院了。开封的戏院当初全是叫舞台，火神庙的永乐舞台，西角门的国民舞台，我演戏的同乐舞台，只有光华叫戏院，这“剧院”二字，便在开封首次出现了。我走进剧院，眼前一亮，全变了。原先的木杠、木板、大席全没了，变成一色豆绿的长连椅了。地，不但墁上了砖，而且还是前低后高，即使坐在最末一排，戏也看得清消楚楚。原先的池座，是分成三片，东边一片，是站着看戏的，买的是站签，签子是用竹子削的，就和庙院中抽签算命的签是一样的，它代表了站票。中间一片是坐票，坐观者的面前，约有七八寸宽的一条长木板，下边是碗口粗的半截木杠子在下面两头顶着，木板上放茶壶、茶碗、糖果、瓜子、纸烟等，座位也是木杠子撑起来的木板。西边一片，用大席从南至北隔了起来，专坐妇女。相国寺内的三个戏院全是一样的，约有十年左右了，都是男女隔开了坐。樊先生打破了旧例，把东西两边全改成站签，用砖铺地，前低后高，站哪儿都看得见。

    再看舞台，除了没有前边和中间两道拉幕，一切同现在的舞台一样。三十年代的樊先生，竟然能把戏剧舞台设计装置成和现在的舞台大体一样，只这一点，我认为就了不起。

    进入后台，又是焕然一新。后台原本是座雄伟的大殿，同乐时期没人修理，零乱污秽不堪。二十天没见，墙粉刷了，殿柱池漆了，地铺了砖，东边加了一扇大隔子，隔子东边，占大殿的三分之一这块地方，靠南是一排长桌，为演员的化装处，化装桌上破烂的镜子不见了。靠东墙放大衣箱，靠北墙放二衣箱，靠隔子南头放帽箱，北头放一张大方桌，桌子的南北各放一把藤子圈椅，这是樊先生、杨经理坐的地方，隔子西边，即是占三分之二的两间大殿，在西北角，专给我改了一间化装和休息室，东边靠隔子铺了一排单人床，供无家之人住宿。靠着我的化装室的西边的墙，也铺着小床。离上场门的近处，靠西墙是把子箱、道具箱。中间的地方可大了，留作大家练功。后台各个角落都放有痰盂。后台的卫生别提多干净了。

    这一天演戏，演员们也都变了样，个个衣帽整洁，过去的那些敞胸露怀的，趿拉鞋的，叼着纸烟的，全没有了。更惊人的是多年吸毒品的人，居然在二十天中全戒了。

    戏箱也变了样，单经理那堂戏装不见了，换了一堂（一堂，是包括一切的意思）七八成新的京戏服装。早先豫剧的戏装全是布的，没有绸缎之类的东西。只有极个别唱小旦的，有干爹干妈捧场，给做几件缎子花裙袄。演戏时，除了正角以外，一般连彩裤也不穿，更不穿靴子了。早先旦角也不穿彩鞋，全是穿自己的便鞋上场。李瑞云曾有一双绿缎子花鞋，演戏时穿过，别的人穿不穿，我就没印象了。反正同乐的演员没穿过彩鞋。这时的剧院、戏箱，我是第一次见的，只怕这全班人也是第一次见吧。

    樊先生还订了一些新的制度。前台的制度是：（一）不许误场。（二）不许笑场。（三）不许闹场（指不严肃）。（四）不许懈场（即在外场走神，不认真，懈工）。（五）不许饮场（即在场上喝水）。那时的名角爱在前场喝水。我可没这种毛病，从来不在前场喝水。（六）下场时，不进入后台，不许放松了架子和台步。（七）前场跪拜，不许用垫子。原先因是高台板子，台板上有土，一下跪，就有打梆子的或打小锣的给扔个垫子，跪罢站起来，仍由扔垫子的人再去捡起来，也有演员自己随手捡起来的。还有的演员捡起垫子，向高处扔个圆溜溜的圈圈，再由兼场的人接住，破坏了戏剧气氛。后台的制度：（一）不许吵架骂街。（二）不许打闹玩笑。（三）不许高声喧哗。（四）不许横躺竖卧。（五）不许敞胸露怀。（六）不许随地吐痰。（七）不许乱扔东西。（八）不许带亲友进入后台。（九）不许化好装后吸烟。这些制度对于豫剧，真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啊！全班人对于这些制度，除了我和素花、金花、刘朝福四个人之外，没有不头疼的。因为旧戏班的坏习惯不是三年五载养成的，是上百年流传下来的。演戏被说成是下九流的贱业，像刘金亭、刘朝福二位洁身自爱，规矩严正的人，实在难得呀。我刚刚记事，就在旧戏班里，遭受着吃、喝、吸、赌、开玩笑、骂大会等不良风气的包围，可我没有染受半点影响。吸烟、喝酒、赌博，我一生没有干过，别说烟酒了，我连喝茶的习惯也没有。素花，金花一直是跟着我，又很怕我，平时也不敢说笑乱动，所以这些制度也不碍她俩的事。

    制度光订出来不行，还得订出违犯制度后的处分才行。犯第一次，只说说你，下次注意。犯两次，受训斥。犯三次，在后台罚站。犯四次，罚跪。五次，挨打。这些条条订出之后，几乎是天天都有受罚的。一天演日场戏，我一进后台，看见在山东很有名望的红武生黄如秀和赵义庭，一个面对着东边的大红柱子跪着，一个面对西边的柱子跪着，原来是两个人违犯了后台的制度，动手打起架了。聂良卿倒卖黑戏票，在散戏之后，召开全体大会，罚他在台上当众跪下，还挨了板子。刘朝福是位名小生，人又洁身自爱，只为他脾气不好，违犯了制度，也在后台罚过一次跪。

    樊先生是位自幼攻读经书，长成亦有权谋的人才。他把几位重要演员的不良习气治了一治，下边的人自然就被震住了，谁还敢不小心谨慎地遵守制度呢？

    原先台上拉场的事是打梆子和打小锣的兼干的，这以后，派了两个专人拉场，不需要时两人不能出来。二人分站在左右两旁的上下场门里边。还给他二人特制一件大红镶边的蓝长袍，白袜子，黑缎鞋。舞台上面，除了演员演戏以外，再也看不见与戏不相干的穿便服的人了。乐队全部隔在东边一个纱隔子里边。

    舞台下边的池座中，原先卖什么零食的全有，还有茶房沏茶，打手巾把的你来我去。豫声剧院只保留了沏茶，和卖糖、烟、瓜子的，其他一律废除了。

    原先的同乐舞台，在池座的最后边有个一尺多高的土台。台上分放两个大方桌，方桌的三面放着椅子，桌子上放着香茶、烟、糖、水果。这是专为宪兵、警察预备的，相国寺内有个保安队，专门管理全寺的治安。保安队队部就在国民舞台东边，豫声剧院西边。同乐时期演戏，保安队的巡警轮流去戏院坐镇，他们一进去，经理、茶房像迎神般地接待。就这样还免不了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可到了豫声，大年初一开幕的日场戏时，保安队的队长亲自驾临，还去后台向大伙拱手致贺拜年。这可把大家给窘住了，有的还知道鞠躬，有的却躲开了，他向大家介绍说，他是樊先生的学生。他在后台对大伙的礼貌举动，使演员们受宠若惊。初一的夜场戏，来了一些当官的，这是我演戏以来，第一次看见当官的看我的戏，警察局的局长是樊先生的同学，他在初一这一天到豫声剧院看戏了。

    戏院子变了，制度变了，戏装变了，观众也变了。同乐时的观众，极大多数是工、农、小商、学生、士兵、市民，是劳苦之人。到豫声之时，台下的池座上，变成了衣冠楚楚的上层人士了。每天的晚场，都有官员来看戏。有人说，樊主任真了不起，天天请大官来看戏。演丑角的张鸿盘说：“啥了不起，请这官，请那官， 他能把省主席请来，那才是真有本事呢。”不知是谁把这话告诉了樊先生。有一天，相国寺从西角门起忽然黄沙铺地，警卫森严，原来是河南省主席刘峙带领他的妻子儿女来豫声剧院看戏了。这天夜戏，我演的是《凌云志》，樊先生一直坐在刘峙大太太身边，给她讲戏的情节。这一来，剧院、演员的声价一下子提高了。

    樊先生还废除了迷信，不许烧香叩头，不许再敬奉庄王爷，不许再说戏班里的行话。

    樊先生的得力助手，有豫声剧院的经理杨子祥，他大约有三十七八岁，听说原来是某县的教育局长，还有张警钟，三十二三岁，是省教育厅的职员，他担任了剧院的秘书，总务是栾金玉，四十多岁，是教育厅的老勤务员。这三位，就在豫声剧院住下了。后台设有他们的监督席，池座中第四排靠东的人行道，是他们坐的“挑刺”席。栾金玉不看戏，也不在后台坐，樊、杨、张三位，轮流看戏挑刺，轮流坐后台监督。

    樊粹庭当时年纪不大，官也不大，但他的门路却很多。省府的几大厅长，不是他的仁伯义叔，便是他的老师先生。警察局长是他的同学，保安队长是他的学生。开封东华门谍报机关的两大负责人，一名刘艺舟，是樊先生在留美预备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一名尚振声，也是他的同班同学。尚死了太太，又无儿女，樊先生还曾给我保媒，我不干，我是爱戏的。樊先生说，先订婚，不妨碍唱戏，什么是订婚、结婚，这名词我那时还真不懂。我一直在旧戏班里，听的是下定、定亲、娶媳妇、出门子、出嫁，哪有什么订婚、结婚的说法呢？新名词、文明话，我从樊、杨、张三人嘴里才开始听见，在樊、杨、张三位先生天天指导薰染下，我慢慢也懂了不少新名词了。什么“关系”、“问题”、“榜祥”、“模仿”、“社会”、“创造”等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三位虽不教我认字，也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张先生常给我改正戏词，讲解词句的意思，对我很好，杨经理把我当孩子一样爱护。樊先生很看重我。我和他们合作，真如游鱼得水。樊先生遇到我这个演员，使他发挥出了他的编导和改革豫剧的才智、能力，我有了樊先生的指导帮助，使我这个天生戏子命的演员，更能发挥我这天赐的演唱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