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哲学第二节：认识论时期之笛卡尔-休谟时期（主体觉醒）
1.笛卡尔-休谟时期（主体觉醒）
人类在理性发展的存在论时期，我们完成了对认识对象形成”共相“概念和”殊相概念的认识。暨我们完成了通过符号认识能对认识对象的质形成的概念的认识。接下来，人类理性的发展实现了进一步的质变，我们从对认识对象的质的概念认识，质变为对认识主体的质的概念认识的认识。根据唯物辩证法，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是不同质的。故人类理性的这一次发展是一次人类理性的质变。
这次人类理性的质变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十四世纪后文艺复兴开始，十字军东征带来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著作。意大利作为连结地中海商贸的交通要道，商贸发达，贵族和商人积累占有了大量财富，追求人的物质精神享受。意大利的人们倾慕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化艺术的辉煌，思想的多元开放。
这与当时西欧的教会精神控制的单调产生鲜明对比。所以文艺复兴肇始于意大利。意大利学者们纷纷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反对当时教会保守主义者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这种风潮盛行于意大利，甚至教皇也在追求奢华享乐下支持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追求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解放。这个时期艺术相对中世纪保守的教父哲学统治时期空前繁荣，艺术家受到大量的委托制作艺术品，激发了艺术创作的创新力。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璀璨辉煌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家，比如但丁，达芬奇等文艺科学巨匠，所以也被后世称为巨人时期。
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的突破是“人”开始被再一次肯定。这一点为之后哲学转向认识论提供了基础。这也是被称为现代哲学的奠基时期。哲学从研究存在是什么（暨认识对象）转向为研究人怎么认识存在（暨认识主体）。这种质变并不仅仅要研究存在（认识对象）是什么了，而是同时开始重视研究人（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存在。而研究如何人类如何认识存在，就必须先肯定人的存在。而这也是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给哲学开辟出来的道路。
人类理性质变暨认识论转向的第一位重要哲学家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培根认为人类的知识应该主要来自于认识主体的感性经验。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学上重思辨的做法。他认为依靠思辨逻辑认识自然，经常把经验裁减得适合先验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经常人为的地给事物增加一些性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哲学的败坏。
培根试图找出一条借助于实验程序从感官出发的人类理解之路。他的著作《新工具》提出用实验和归纳作为科学发现的工具。培根的贡献带来了科学的大发展，在他之前科学是一种不自觉的人类对认识对象的认知活动。他之后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开始了更多地借助观察、实验，经验材料对认识对象进行研究。培根在认识论上重视认识主体感性经验的做法，也为后世英国经验主义建立了基础。
在中国哲学中，跟培根起到类似的作用的是明亡清兴时代的哲学家。王夫之，黄宗羲与顾炎武是其中代表。明亡对于儒家知识分子刺激很大，有的知识分子将之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与心学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君王”。他们认为明亡，儒家心学理学的思辨要为士大夫们没有行动方法改变现实负责。他们认为知识实现”经世致用“。
这里面王夫之对于“共相”和“殊相”提出“理在气中”，“气”一元论的观点，这里的“理”是运行规律，“气”是实体物质，不可离开“气”谈“理”。这个认识接近于唯名论的观点。对于认识主体的认识，王夫之认为人不是“生而知之”，知识是后天感知中得来。王夫之在认识论上这个观点接近于培根的认识。
黄宗羲则受心学影响较大。黄宗羲对于“共相”和“殊相”的观点也是共相“理”是殊相“气”的运行原理，而天地间“气”即是“心”。黄宗羲的“心”偏向于主体实体，王夫之的气偏向于对象实体。黄宗羲在认识论上强调认识主体行动，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必以力行为工夫”。
顾炎武因明亡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走上了复兴经学的认识道路。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重思辨谈心性是儒学不能救明亡的原因。他认为儒学要经世致用。但是如何经世致用，在认识论上顾炎武走上的复兴儒学遗产的方法，“以复古作维新”。试图从以往的儒学经典中通过文字考据得出经世致用的方法。为后世清代儒学中乾嘉学派汉学与儒学重考据开启了先河。
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的认识也让中国哲学在这个阶段也开始了对认识主体如何认识的质的认识。
我们再回到西方哲学认识人类对认识主体的质的概念的认识。西方哲学在接下来完成了人类理性的质变。在这一人类理性质变中，我们认识了认识主体的质。完成这一质变的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笛卡尔被认为是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奠基人，也被认为是欧陆理性主义的开创者。他的认识论同培根的思想不同，他认为理性比感官更加可靠。笛卡尔对当时经院哲学唯名派和实在论于共相和殊相实在的争论，笛卡尔对他们哪一方都持怀疑态度。
笛卡尔从认识主体的怀疑出发。他发现我看到的东西可以怀疑。我听到的东西也可以怀疑。但是我的怀疑是不能怀疑的。据此笛卡尔推断出认识主体的认识在认识活动中存在的确定性。笛卡尔进一步推断出认识活动的载体认识主体的实体的存在。笛卡尔据此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而笛卡尔的得出“我思故我在”的怀疑被称为“普遍怀疑”。
通过对认识活动对认识对象形成的“共相”和“殊相”概念的怀疑，笛卡尔认识到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在认识“我思”与形成的认识对象概念的区分。笛卡尔认识到了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认识”的质，这个认识开启了人类理性史上的认识论的质变。笛卡尔之后，人类理性开始了认识主体“认识”的质概念认识。
笛卡尔对认识主体“认识”的质的认识是他认为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暨思维与认识对象暨物质实体都是有限的并列的实体。两者都是上帝创造的。笛卡尔就此提出了身心二元论的认识论。笛卡尔认为身心二者通过大脑的松果体实现沟通。他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提出了天赋观念论。他把数学的，形而上学的公理认为是上帝赋予的的正确无可怀疑的观念。人类通过这个天赋的观念对认识对象进行认识。
这里笛卡尔认为认识主体有天赋的理性认识能力并且是被“共相”概念“上帝”赋予的，这种认为人有天赋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认识论被称为理性主义，笛卡尔是认识论转向的开启者，也是欧陆理性主义思想发展的开启者。
中国哲学在笛卡尔时期没有完成人类理性的质变，进入对认识主体的质的认识。这一时期正是明亡清兴之际，既是上文提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时期。王，黄，顾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顾炎武开创，戴震发扬广大的重考据的朴学。这个学派也被称为乾嘉学派。这一学派对文献的研究很深入，但是没有促进人类理性认识主体“认识”的质进一步发展。
我们主要从西方哲学史出发对人类理性辩证发展中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的认识。
笛卡尔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观点被另一位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反对。斯宾诺莎认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不正确，作为“共相”的“上帝”不会制造矛盾的二元存在。斯宾诺莎提出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的物质实体都是神的一部分的一元论。
他不承认神是自然的造物主。斯宾诺莎提出了自然就是神。斯宾诺莎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即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作为一切的共相“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上帝”的实体是无限的，人的思维（心）和广延（身）是无限实体的两个属性。人的心灵是神的无限理智之一部分，和广延作为同一个实体的存在。二者属性一致，所以人能够认识实体。
斯宾诺莎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三层次的知识。第一个是由感觉与想象构成的模糊且不充分的观念。第二个是清晰而明确的知识，比如数学，几何。第三个是直观知识，人精神的最高层次的直观认识。
他改造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他不认为人的天赋认识能力是不变的。他认为人有天赋的原始的认识能力，认识能力在不断对实体的认识中锤炼到达智慧的顶点。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随着认识增多进步的，这显然更合理一点。
欧陆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对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不敢苟同。莱布尼茨从万物存在的不同质出发。莱布尼茨认为存在的实体不是一个，而是无限多。他提出世界是由无限多的不可分割，封闭的，统有的，道德性的单子构成。而上帝是创造一切单子的最高单子。莱布尼茨赋予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的“共相”上帝不是斯宾诺莎的“—”而是无限多。
在认识论上，莱布尼茨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莱布尼茨与笛卡尔不同，他不认为人的心灵被天赋了明确的知识和观念。莱布尼茨认为天赋的观念是潜在的。人的心灵就像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如果不加工的话，心灵里潜在的天赋的认识能力和观念显现不出来。人的心灵中潜在的天赋的观念，必须经过回忆或者经验的刺激才能显现出来。这是莱布尼茨的天赋的认识能力暨心灵是有纹理的大理石的观点。
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哲学被称为欧陆理性主义，他们都认为人类拥有天赋的实在的认识能力（天赋观念）来认识存在。
根据唯物辩证法，我们可以认识到欧陆理性主义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肯定的认识，是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是其所是”的认识。我们对这一人类理性的发展可以认识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是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的“是其所是”的量的“单称”的开启，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是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的“是其所是”的量的“特称”的发展，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的“是其所是”的量的“全称”的完成。
欧陆理性主义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认为是天赋肯定的能力，是“是其所是”。同时期他们的反对者是英国经验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否认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由天赋肯定的能力，他们认为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从对认识对象的经验中得到，是对认识主体认识的质的“不是其所不是”的认识。
笛卡尔的欧陆理性主义的英国经验主义反对者首先是约翰.洛克。约翰.洛克认为人并没有天赋观念或者说认识能力。洛克认为人的精神生下来是一个白板，所有的内容都是由感知的经验提供的。
人类通过认识对象的经验分为两种：感觉的观念和反思的观念。感觉来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而反思则来自于心灵观察本身。不存在天赋的思辨原则，“普遍同意”的东西是后天形成的。人类认识中不存在天赋的理性认识能力。
人类的道德原则也是教化的结果。我们也不存在天赋的上帝观念。上帝是认识主体对自然世界的第一因的推测。并且洛克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实际上形成的是认识对象的表象，我们并不能支撑认识对象的实体。
洛克的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感知的经验的说法开启了人类理性认识史上的英国经验主义。相对与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是强调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从对“殊相”的感知中来。
英国经验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英国的主教乔治.贝克莱做出的。贝克莱比洛克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他认为万物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感知。没有了人的感知，世界就不存在。他从自身的宗教信仰出发，认为人的感知是上帝力量的作用。我们的生命和周遭的一切都在上帝之中，上帝是一切的成因。
贝克莱的认识论依然认为认识主体的知识来源于对“殊相”经验的感知，但是贝克莱取消了“殊相”的实体。他认为一切都是我们感知的观念，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无限的“共相”上帝。
人类理性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大卫.休谟，大卫.休谟继续经验主义的思考。与之前的欧陆理性主体和英国经验主义都不同。大卫.休谟从怀疑出发,他认为我们的理性不能认识任何因果关系。我们感知到的因果关系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总是与其后事件产生经常性连结的习惯思维。
比如我们看到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太阳升起并不能保证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有人会说太阳升起是天体引力的规律，但是很遗憾我们的认识并不能保证我们认识到的天体引力明天同样有效。我们知识感知到了天体引力今天有效，记录中过去有效。但是天体引力明天会不会有效。我们的认识并没有给出保证。
大卫.休谟的这个怀疑也被称为彻底怀疑。大卫休谟的认识论只保留了认识主体当下的感知。他否定了“共相”的理性和“殊相”经验的恒常性。我们的认识只能保证我们当下的认识是确定的。我们认识到的对认识对象的“共相”和“殊相”的认识的恒常性是我们的认识不能保证的。
大卫.休谟的怀疑取消了人类认识能力对认识对象的“共相”和“殊相”的理性来源和经验来源，只肯定了认识主体当下的认识能力。这可以说是人类理性发展史上对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认识的质”“不是其所不是”的认识的完成。
以上的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的哲学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他们都认为我们对存在的认识都来源于我们感知的经验。在英国经验主义的认识发展中，先驱培根可以说是认识主体认识的质的“不是其所不是”的量的“单称”认识的开启。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哲学是对认识主体认识的质的“不是其所不是”的量的“特称”认识的展开。大卫.休谟的彻底怀疑实现了人类理性辨证发展中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质的“不是其所不是”的量的“全称”认识的完成暨“度”的到达。
接下来我们回到中国，中国哲学在这一时期对人类的理性的认识是落后于西方哲学的发展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觉醒主体意识是在休谟后半个多世纪的龚自珍，而这离笛卡尔有快200年了。
龚自珍认为"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翅，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龚自珍对“我”的思考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主体觉醒的第一人。
但是龚自珍之后的中国哲学已经没有时间再独立发展了。同时代先进的西方哲学思想很快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进入了中国。中国哲学在龚自珍后的一个世纪的发展是努力追赶融合吸收西方哲学发展带来的人类的理性成果。
综上，人类理性辩证发展的认识论的这一阶段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开启并发展完成了认识主体认识的质的“是其所是”的认识，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开启并发展完成了认识主体认识的质的“不是其所不是”的认识。人类理辨证发展的这一阶段中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分别从肯定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的经验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否定出发形成并发展完成了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认识。我们可以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主体觉醒”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