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哲学第一节：存在论时期之后苏格拉底时期（殊相）
2.后苏格拉底时期《殊相》
巴门尼德之后，西方哲学史上人类完成了对“共相”概念的认识。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是老子的“道”的概念完成的。接下来，人类理性在存在论时期的进一步的质变是符号认识形成的“殊相”概念的认识。
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质变是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希腊雅典城的苏格拉底让哲学从思考万物的存在转向到了思考人。苏格拉底认为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人。与其研究自然更需要研究人。人类哲学在巴门尼德完成了对“共相”概念“存在”的认识后。人类哲学的下一阶段的发展是对“共相”集合中的“殊相”的认识。
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开启了对“存在”共相中的“殊相”存在的“人”的认识。苏格拉底热爱教育，自认人们知识的助产士。他在雅典的大街上与各种人谈论什么是正义，勇气，虔诚，美德，善等问题。他还谈论人们的工作和技能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好。他的做法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思维中的矛盾。
他通过辩证使人们知识得到澄清与发展，从而使早期的形式逻辑渐渐走向了成熟。苏格拉底的这种思辨方法得到了很多称呼。其中有苏格拉底讽刺法，苏格拉底反诘法。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是使用形式逻辑辩证应用的早期集大成者。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雅典最智慧的人，但他却认为自己是最无知的人。他认为人应该做的是爱智慧，而不是自居智者。苏格拉底对存在的“人”思考带来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自伦理哲学的转向。苏格拉底又被称为西方的孔子，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道德哲学家。
中国哲学在老子的“道”的概念完成对共相的认识后，开启对存在的人的思考的是孔夫子。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对共相概念集合内的殊相进行认识实现理性质变的哲学家。
孔子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对于鬼神玄学敬而远之。孔子的学说对存在的“共相”建立在中国的《易经》阴阳运动生成万物的认识之上。孔子在这一“共相”内更关注于存在的“人”如何行动，互相如何相处。
孔子据此建立了以“仁”“礼”概念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学。儒家学说中的“仁”的概念是人道精神，“礼”的概念是社会秩序。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以“仁”与“礼”为本实现“大同”社会，“仁”与“礼”也是个人行动指南。
孔子热衷于教育，提倡“有教无类”。他开办私学，广招学生。不过孔子与苏格拉底不同，他不是知识的助产士。他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认为前人的知识已经很完备了。在知识的发展上，孔子反对辩论，他诛杀少正卯就有一条罪行“言伪而辩”。
孔子在美学思想上也有建树，他编辑了《诗经》，评价为“无邪”。并且认为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就此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成体系的关于存在的人的道德哲学，暨儒家学说。
我们回到西方哲学继续认识人类对”殊相“概念认识的发展。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爱智慧后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体系哲学。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既解释万物也解释人的生活。
柏拉图创建了理念世界论，是巴门尼德的哲学的发展，暨认为思想的存在是真实存在，感官感知的存在是假象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两部分。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人们感知的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投影。
比如说我们提到“马”的概念。“马”的概念并不是提现实中的任何一匹具体的马，而是理念世界中的马。理念世界中的马永恒存在，而现实中的马会衰老，死亡。所以理念世界的存在才是完美的。还有我们在现实中永远画不出完美的圆，但是我们知道理念中有完美的圆这个概念。这也说明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现象世界是虚假的。
柏拉图在对存在的“人”的殊相概念上提出了著名的洞穴之喻。他认为人们都被关在一个洞穴中，背对着洞口。人们前面有一堵白墙，身后燃烧着一堆火。白墙上有自己和自己和火堆之间影子，除了这些影子他们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人们就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这时候人们中有一个人转过身，发现洞口。这个人走出洞口看到了真实的存在。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他们看到的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存在，洞外才有真实的世界。但是其他认为那个人比之前很愚蠢。他们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这个寓言里逃出洞外的人就是哲学家，而其他人是普通人。
通过这个寓言，柏拉图说存在的人中只有哲学家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设想。他认为在理想国家应该由知晓真理的哲学家统治。国家按照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分为三个等级。因为只有知晓真理的哲学家才能掌握真正的正义，美德才能够公正的治理国家。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是西方哲学史第一个全面的形而上学体系哲学，所以西方哲学家中认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中有人说后来的西方哲学都是在给柏拉图做注解。
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史上人类对于“共相”概念集合“殊相”概念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带来的。亚里士多德不认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真实，具体存在是投影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对“共相”集合中“殊相”提出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存在是“共相”形式和“殊相”质料的和谐的统一体。就像一只会飞的鸡，会飞，会叫，会下蛋是一只鸡的形式，而鸡死后剩下的尸体是鸡的质料，“共相”形式和“殊相”质料共同形成了这只鸡。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存在的四因说，认为存在都是由四种因组成。四因分别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动力因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必须被推才能动。所以万物的开始必然存在一个不动的第一推动者来推动世界。对于目的因，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联系运动都会有个终结。这个终结就是目的因。但是不是所有的终结都是目的因，只有最善的终结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在符号认识上完善了形式逻辑学。他的《工具论》从命题出发，首篇《解释篇》讨论了命题的构成、性质、分类和真假关系。《范畴篇》讨论了命题中的常用的十个基本范畴，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前分析篇》提出了三段论演绎法，既如何从确定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得出结论的方法。《后分析篇》命题的定义、证明、演绎和归纳的问题，厘清了命题中的四种推理类型。《论题篇》提出了四谓词理论，研究了命题是如何揭示存在的本质的，提出了属加种差的定义法。《辩谬篇》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逻辑理论，揭示和分析了各种谬误和诡辩的种类，并提出了反驳谬误的具体方法。亚里士多德通过《工具论》对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完成了共相概念集合内殊相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对“人”这一苏格拉底开启的存在的“殊相”的认识形成了他的伦理哲学。亚里士多德从目的因的至善出发提出了万物的目的都是求善。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探讨了人如何求善和各种美德的定义和分析说明。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哲学上也有进一步的建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批评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求善的原则出发研究政治。他认为政治要让人民拥有美好的德行，幸福的生活。据此论述如何组织政体，实施教育等等。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对物理生物等领域有诸多著述，所以亚里士多德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在亚里士多德同期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学派，有主张享乐主义的唯物主义学派伊壁鸠鲁派，主张无欲无求回归自然的犬儒主义，主张世界理性决定存在的发展变化一元论的斯多葛派，还有皮罗开创的怀疑论派，这些哲学也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哲学思想，限于篇幅也不再一一讲述，大家可以自行了解。
柏拉图和亚历山多德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之后人类对共相集合内的“殊相”的认识。在中国哲学史，这对应的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家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道家有庄子的齐物论和不辨是非的游世思想，但是庄子这里的不辨是非的是一种认识上的发展。庄子是用“道”来统一是非，是对老子“道”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名家的惠施的“合同异”强调共相和殊相的联系，公孙龙“离坚白”强调共相与殊相的区分。墨家的墨子的“兼爱”“非攻”与“尚贤”强调打破阶级，为贤是举，反对战争的思想。法家商鞅，韩非子“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的专制统治思想。还有杂家，阴阳家，兵家等等思想。这一时期中国哲学没有产生如孔子或者亚里士多德那样有统治力的哲学体系。
这个时期结束是秦国延续法家商鞅创立的制度，以法家李斯思想指导下统一六国后结束的。法家的“以法为本”及“法不阿贵”的思想契合了“共相”集合中的“殊相”的理性。并且法家最终带来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及货币的政策，这也是人类“殊相”属于“共相”集合概念的行动实践。
西方哲学史中亚里士多德完成共相集合中殊相的认识后，西方哲学进入了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论与基督教的神学结合，认为上帝是本质。他们把人神关系作为道德修养的核心，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此时哲学家对人类符号认识的“共相”概念认识完成了，“共相”概念集合中的“殊相”认识也完成了。亚历山多德后的这个时期哲学的思辨色彩就不再是主导了。哲学的在人类认识中的地位渐渐的让位于基督教神学。毕竟一神论下人都是神的子民，契合了共相集合内殊相的理性。随着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了雅典的一切哲学学校。古代思辨哲学在西方退场。基督教的教父哲学开始在西方占主导和统治地位。
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是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依据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论，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实在，是完满的、不变的、永恒的、至善的。与之相反，他认为感性世界的一切是不完满的、变化的、暂时的、非至善的。人类乃至感性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祖先违背神的命令，犯了原罪。人类要通过信仰上帝，爱上帝，努力建立以神为核心的善的国度。人以此来得到神的救赎，回归天国。教父哲学是基督教神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结合的宗教哲学体系。奥古丝蒂的教父哲学建构了共相“上帝”集合内的殊相“人”的现实存在，成为了之后西方哲学几百年内的统治思想。
中国哲学史上类似于教父哲学的发展是汉武帝时期的哲学家董仲舒。董仲舒以儒学的“礼”和“仁”为基础并进一步发展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认识“共相”与“殊相”的联系。董仲舒以“天”为阴阳运动万物发展的至高，万物的存在发展是“天意”“天命”。“天”以“一”为始，实现大一统就是天经地义。这是董仲舒对存在的“共相”的认识发展，他提出了至高“天”的概念建构。董仲舒对存在中殊相“人”的建构是“人副天数”暨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五官四肢都与天数对应。他联系阴阳五行运动与人的关系提出天道对人的规定的三纲五常。“人”的行为应该符合天道规定。董仲舒的哲学体系在中国进一步在孔子的基础上发展了“共相”概念内的殊相“人”的存在。在中国也发挥了教父哲学在西方的作用，董仲舒的思想是中国后世儒家社会的统治思想。
我们继续回到西方哲学认识人类理性的发展。西方哲学在教父哲学统治了几个世纪后的11世纪时期。因为伊斯兰教兴起，十字军东征运动带回了大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再次回到欧洲。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哲学跟柏拉图哲学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存在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不认可存在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二分。
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启发了被新柏拉图主义的延续教父哲学统治的欧洲经院哲学。进一步也带来了神学思想的分裂。神学界内部出现了经院哲学的唯名派和唯实派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是针对“共相”概念是不是实在的问题。共相指的是存在普遍有的形式，比如说大家都是人，人这个概念就是共相。而“人”这个“共相”概念是不是实在的就是争论的关键所在。
这个争论看似简单，但是这关系着教皇权力的合法性。如果“共相”不是实存的，那么每个殊相”人“都是“上帝”所直接创造的。上帝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了，而是所有。在这个理性之下，教皇就没有了代上帝行牧的合法权。每个信仰上帝的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了。所以这场争论的直接影响就是遍及欧洲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这场持续了三百多年的争论中，唯实论从柏拉图的理论出发认为共相实在，理念是实体。上帝先创造了理念实体，再根据理念创造了感性现实。与唯实论相反，唯名论跟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共相”不实在，上帝直接创造了每个个体。唯名论主张共相只是人创造的名词，唯有个别事物才是实体。
唯实论的集大成者是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作为唯实论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共相”实存的，在存在上是先于“殊相”的。比如他认为作为共相的“动物”在自然次序上先于殊相“人”的而产生。但是在人们的感性认识上，我们总是先认识某一个具体的个体殊相，再形成“共相”概念。共相在存在上先于殊相，是实在的。殊相在目的上先于共相。他的认识发展了人类对与“共相”和“殊相”的联系的认识。
唯名论最后的集大成者是奥康的威廉。奥康的威廉延续发展了邓斯·司各特作为“殊相”的个体才是实在的唯名论思想。他认为“共相”不是独立实在的，“共相”只是人的认识归纳的形成的对事物相似的特征的概念。只有个别的事物是实际存在，并被上帝直接创造。对于唯实论为证明“共相”实存创造的"实体形式"、"本质"、"隐秘的质"之类的加诸于个别现象的证明“共相”实在的概念，他提出了“思维经济”观点，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也就是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理论。
奥康的威廉的极端唯名论观点可以说彻底建立“共相”概念和“殊相”概念的区分。奥康的威廉的“殊相”不是“共相”认识让“殊相”彻底独立与“共相”存在。奥康的威廉完成了“殊相”与“共相”的边界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在西方哲学史上人类完成了对符号认识形成的“殊相”概念的认识。
在中国哲学中，我们对于“殊相”和“共相”的区分的认识出现在宋朝。在中国，对此的区分也表现为两种思想流派的争论。但是在中国，这场争论没有在西方哲学史那么激烈。在中国哲学史上，持类似唯实论观点，强调“共相”的是儒家理学派。持类似唯名论观点，强调“殊相”的是儒家心学派。
儒家理学派的开创者是周敦颐，继承发展是程颐程颢兄弟，集大成者是朱熹。朱熹的儒家哲学体系又被称之为朱子学。在朱子学中，“理”是共相，这一共相也是起自《易经》的阴阳运动学说。朱子学中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是“理一分殊”。暨万事万物的“殊相”皆遵循一种共相“理”。这一个天理构成了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所以在行动上要“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理学在董仲舒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的认识。
儒家心学派的开创者是陆九渊，继承发展是陈献章，湛若水，集大成者是王阳明。王阳明的儒家哲学体系被称为阳明学。王阳明早前遵循朱子学“格物致知”。他曾经早晚看竹子，想从竹子中看出理学主张的万物所循之同一之理。早晚看了多天，“同一之理”没有看出来，王阳明人病了。之后王阳明经过“龙场悟道”，他顿悟到认为”理“不外求。圣人之道之理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不在外物之上，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及“心外无理”。这样阳明心学相对于朱子理学认识到了每个人的人心暨每个人的认识，认为“理”在每个人心中，而不是外在的独立存在。这种认识否定了心外之理的“共相”，建构了“心即理”的殊相认识。对比西方，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在中国哲学中完成了对“殊相”的认识。
在西方哲学史，始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终于奥康的威廉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人类完成了对符号认识形成的“殊相”概念的认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可以说是对人类理性“殊相”认识的量的“单称”认识的开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对人类理性的“殊相”认识的量的“特称”认识的展开。奥康的威廉的认识是对人类理性的”殊相“认识的量的“全称”认识的完成暨“度”的到达。
在中国哲学史，始于孔子的“仁”与“礼”终于王阳明的“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中国哲学也形成了自己对“殊相”概念的认识。孔夫子的“仁义”与“礼乐”是对人类理性认识“殊相”认识的量的“单称”认识的开启。后世的道家，法家与儒家的董仲舒和朱熹的理学派等的发展是对人类理性认识“殊相”认识的量的“特称”认识的展开。王阳明的心学派的“心外无理”与“心既理”是对人类理性“殊相”认识的量的“全称”的“度”认识完成。
综上，在人类理性辩证发展的存在论时期我们是对我们符号认识对认识对象形成的“共相”及“殊相”概念进行认识。存在论时期，我们形成，发展并完成了对认识对象的符号认识形成的“共相”概念和“殊相”概念的认识。根据唯物辩证法，我们对认识对象形成的“共相”概念是我们对认识对象质的最大尺度的集合概念。我们对认识对象形成的“殊相”概念是我们对认识对象质的最小尺度的集合概念。我们对认识对象的符号认识，先认识并完成了最大尺度的“共相”概念的认识，再认识并完成了对认识对象最小尺度的“殊相”概念。我们通过完成对认识对象的“共相”概念与“殊相”概念的认识，在存在论时期完成了对认识对象的质的符号认识形成的概念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