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利剑：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及其对我们有何影响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Gopnik哲学文化小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影响当今我们世界每个人生活的话题。新自由主义，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文化，经济，产业。。。都能看到它模糊又深嵌着的影影绰绰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兴起和影响有着太多的客观和人为主观因素影响，牵涉到诸多势力的利益和意图。在此就根据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尽量简练的概括和提取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并点明其本质。
目的明确：重建精英阶层的秩序
新自由主义是来自于西方的概念。正如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经济的变革和波动一样，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也来自于经济发展上的转机或者说瓶颈：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改革了。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美国于上世纪30年代开展的罗斯福新政被视为是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以此重要措施，开创了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先河；而随后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世界纷纷需要统一而强力的调控和计划去发展经济和产业，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了战后整个西方世界，国家干预，计划型经济成为一种常态，相比较之前推崇所谓全靠“无形的手”来调控，国有成分在40、50、60年代西方经济体系中占有很高比重。除此之外，福利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也使得西欧北欧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
从表面和理论来看，这一现象是很美好的。然而，这是建立在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满足对民众的补贴和福利政策的持续实施。从1970年代起，资本危机和快速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失业率的快速上升，不满情绪蔓延，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与城市运动的结合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出现，以取代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妥协。甚至在美国，共和党和社会党开始发展壮大，群众力量激烈要求大规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预，这一次，所有的经济精英与统治阶级都感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威胁，不管是在发达资本国家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除此之外，原本在战后几乎所有国家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都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中分到很大一块，在经济稳定增长时，这种限制似乎无伤大雅，而在1970年代经济困难，资产价值（股份、地产、储蓄）下跌而迅速跳水，上层阶级对于自身利益和稳定经济价值的控制收到了强烈威胁， 因此不得不做出决断来扭转这一现状。
为此，新自由主义这一项计划应运而生，它可以说是一项乌托邦式的理论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作用，就是潜移默化的，与其说它是作为治疗资本主义疾病的方案，不如说根本上是为实现经济精英阶层的权力恢复，去努力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
“以自由之名”
这样一项庞大的计划无疑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撑，并逐渐取得社会主流人士，各领域精英们的共识，学界无疑是首当其冲的。1947年，一小批学院派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聚集起来，创造了著名的“朝圣山学社”，成员包含诸多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er)等等。它的成立宣言如下：
“文明的核心价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核心条件已告阙如。个体和自发性团体的位置正逐步被专制权力的扩张所瓦解，甚至最值得珍视的西方人的财富——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威胁，他们试图建立起一个权力立场，借以压制和抹去所有与己意见不合的观点。。。。上述发展过程的助长，也源于人们丧失了对私有权和竞争市场的信念；因为，没有这些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和精神创新，就很难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障自由。” 可以看到，这宣言同当下有关自由的言论类似。
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理论，诸如凯恩斯的理论——正如前文指出，他的理论在1930年代应对大萧条时曾居显赫地位，战后更是广为各国家所接受。新自由主义者更强烈的反对国家中央计划的理论，如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提出的那些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
对理念的斗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像写过《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等重要著作的哈耶克曾指出，这场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而且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凯恩斯干预主义的斗争，可能要花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获胜。很多相关的学社和组织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尤其在英美，诞生了各种资金雄厚的智囊团，诸如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fairs in London）和华盛顿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in Washington）；其在学界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尤其在芝加哥大学，并诞生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新自由主义理论由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受到学界的尊敬，然而，诺贝尔奖光环之所以落在新自由主义的身上，正是因为，它是受到瑞典银行界的精英牢牢掌控的。也正是从19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在英美逐渐被正式纳入国家转型之中。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相融合，股票市值而非生产活动成为经济的指示灯，伴随着去工业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
华尔街在与缅因街（Main Street,与Wall Street相对应，代表商铺、零售业、小市镇）的冲突中站得上风，证券化、期货交易、金融市场成为经济的核心，1960年代经常被美国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了1990年代，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
总体来说，就是在思想上强调绝对个人主义、私有化和自由化，在整体经济政策上转向为资本更加开放，“关心缩减赤字、控制通胀、平衡预算，而非充分就业和收入平均分配”的模式。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性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分化加剧——自上世纪末以来这一现象不论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是中国，都非常明显。
建立潜移默化的赞同：利用经济和文化的力量
如何去实现新自由主义？为了验证可行性，英美率先在拉美国家，进行了“试点实验”，用一种最直接的措施，即依靠传统上层阶级（及美国政府）支持的军事政变，用强力镇压一切劳工内部创立的团体和城市社会运动。这在1970年代于智利和阿根廷实现了成功，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并伴随着精英阶层垄断权力的重建。其伴随着是血腥和暴力以及对民众的镇压，在智利，《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败》这首歌也成为了支持社会主义的左翼群众们的著名绝唱。。。并为之传遍世界。
而在英美等国本身，就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了。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所发起的改革，需要一种和平和“民主”的方式进行，那么首先就需要建立起足够的选民赞同。根据葛兰西的“语言霸权理论”，所谓的常识（Commmon Sense）是赞同的典型基础，与理性化的“判断力”不同，“常识”可以凭借惯性和文化偏见极大的歪曲、模糊或者掩盖真实问题。正如“自由”一词在美国人的常识理解中引起广泛共鸣，以至于成为一把精英打开走向民众大门的钥匙，并为之提供合法性；任何事，只要与“自由”相关，皆可获得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为此，新自由主义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聪明的调和方式：它永远不会正面彻底迎击事实问题，而是去强调一些分支性的，多样性的问题，通过模糊化，复杂化的方式去进行解构。它对于个性自由的基础性强调，有力的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式的消费主义从试图依靠或取得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
比如，美国左翼长期面临棘手的问题就是无法一方面确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必要的集体纪律，另一方面又不敢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彻底承认和特殊身份的要求。
新自由主义无法也不会去解决这些差异和问题，但能轻易利用甚至煽动它们。在当代，女权主义，动物保护主义，LGBT团体，素食主义等等诸多富有争议性的团体身份被“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矛盾和社会关注点在这些领域凸显——而它们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直接产物，一种刻意性的身份对立和群体分化被创造和加深，由此让矛盾在普通人群内部展开，最终有效忽视和避开了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即普通人和精英阶层之间的阶级问题。
在实际策略上，新自由主义强调选择自由，这涵盖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一系列文化实践的选择自由。它需要在政治和经济基础上构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至上主义，由此来说，新自由主义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是兼容并存的。
后现代文化---如今无疑已羽翼丰满亮相为文化和思想的主导，这种文化在当下日益成为流行文化的主体，推崇叛逆、个人主义、反秩序、解构一切：从音乐上最初的“波普（Pop）”文化到美术上的后现代抽象艺术，到影视上必然宣扬自由和个人主义，无原则主义（诸如无国界、艺术无立场、没有对与错等观念）等等，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思想中的一种习惯。
金融化，消费化，解构化
这种消费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在大城市和资本集中区尤为明显，并受到精英阶层的刻意推动。以纽约为例，在1970年代后由于整体性的经济下滑和危机，银行团体采取了一种刻意的方式，拒绝延长还债期限，把纽约市推向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结果就是，财阀和银行接管了这座城市的预算管理，它们有力的限制了地方协会的作用，削减公共预算（教育、公共医疗、运输），强征使用费（学费第一次被引入纽约城市大学系统），甚至将养老资金投入城市债券。按照银行家罗哈延（Rohatyn）的说法,拯救这座城市的唯一方法就是满足投资银行的需求，同时降低纽约人的生活标准。同时，“援助条款要具有惩罚性，整件事要有痛苦的教训，从而没有城市或政治力量再敢走同样的道路。”
企业福利取代了人民福利，城市精英机构被用于推销城市形象---作为文化中心和旅游目的地（发明了著名的标语“我爱纽约”），统治精英支持向各色国际潮流开辟文化阵地，如探索自我、性、身份成为城市布尔乔亚文化的主题，“癫狂的纽约（著名建筑师库哈斯的说法）”抹去了民主纽约的集体记忆。消费主义、金融化成为城市的主题---而市政府，则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不是制度和管理性实体。
如前文所提，阶级本身被解构了。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很巧妙的通过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来赢得赞同：所谓的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自由。伴随去工业化的潮流，工人阶级日益涣散，中产阶级价值在消费主义的作用下甚至把那些一度坚定认同工人阶级身份的人们也囊括其中，这样的一种阶级力量的重建是与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相对的：阶级愈发模糊不清而内部矛盾和分化日益增多。
一种“掠夺性积累”
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一种特殊的再分配，被称之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主要包含四个特征：
私有化和商品化，尤其是把公有资产私有化。
金融化，以证券、基金等金融投机行为为经济核心。
通过“债务陷阱”和危机的方式实现国与国之间的掠夺。单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在1960年代并不常见，到了1990年代却屡见不鲜，通过债务体系，资产再分配，推动了资产转移，故意制造的失业使得资本家有着更高的控制权和积累---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感叹的：“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有的国家。”
4. 国家再分配。一旦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再分配政策就会颠倒过来：资金反而从下层阶级流入上层阶级，精英阶层愈发富有强大，普通大众则不断受损。而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和波动，真正损害的也绝不是精英阶层，让人想起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话：“在经济衰退时期，资产会回归到其正当的所有人手里。”
这样一种掠夺也发生在个人权利上，如新自由主义对个人前所未有的关注导致必须要经常诉诸法律行动，诉诸司法和行政力量而不是议会力量。然而诉诸法律既耗时又耗经费，而考虑到法律从业者本身的阶级效忠性和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法律决策往往将私有权和利率置于平等和社会正义之上。能够担负起诉诸法律程序的人和事件实在是少之又少。
普世化是正义和可行的吗？
除此之外，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强化，政府和国家所担任的秩序性把控愈来愈少，因此各类非政府组织（NGOs）纷纷兴起，介入到社会供给和权力的真空领域，这正是国家撤出后的结果。其结果就是加剧了私有化过程，非政府组织本身并非民主机构，它们往往是精英主义的，与它们设法帮助和保护的人相去甚远；它们经常控制自己的委托人而不是保护他们；它们宣称并假设为那些无法自我表达的群体发声，甚至规定它们为之发言者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权利话语”所预设的普遍性及非政府组织所致力的普遍原则，都是与地方特殊性不符的，它们很难担负起细节性和体系化、具体化的策略管理：正如哈维所举的例子，在一些极度不发达地区，非政府组织禁止使用童工，并可能摧毁了那样的经济体---其中童工对于家庭生存而言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其他出路，其结果是儿童最终会流向另一个产业，如色情事业等，而此时，又需要另一个NGO倡议团体去主张解决这件事了。
诉诸权利普遍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确实可以实现一定的进步目标，但整个人道主义的历史和情形实在太复杂了，普遍主义似乎特别适合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但普遍主义在人权领域是很难施展的，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实践——正如钱德勒所一语道破的：“今天以人权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其根源是一种日益增加的共识：支持西方自1970年代以来不断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政治--经济的特殊实践，它与诉诸某种普遍性权利以作为道德和政治正当性基础之间建立的联系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们需要接受吗？
最后，大卫哈维的一番言论非常适合直接用作结语：
“生活在新自由主义之中，也意味着接受或服从一套为资本积累所需的权利。因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个体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权和盈利权，胜过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其他权利。这种权利的捍卫者善辩地说道，这将鼓励道德性和自由，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派生权利。。。但是我们信奉这些权利，就好比乞丐靠着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苟活。
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来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接受它，意味着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和政治上的后果。。。甚至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由概念之中，还存在着许多派生权利，如受教育权、经济保障权、结社权等等，而推行这些以公正和平等为核心的权利，将会对以私有权和盈利权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产生直接冲突。
正如马克思所言，【平等的权利之间，强力起决定作用】，新自由主义制度必定依靠暴力（如智利和伊拉克），帝国主义活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原始积累（俄罗斯）普遍的建立起来。当布什说美国致力于将自由扩展到全球，他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