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结】《Nipponの思想》第八章 “动物化”的“零零年代”

原书名:《ニッポンの思想》
原作者:佐佐木敦
翻译: 加速器、相纸、萤泽
校对:Va-11 Hall-A,柴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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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留言:我超,完结了!接下来请期待《零零年代的想象力》《集中讲义 日本的现代思想》《探究II》,也将在最近两个月完结!后续大概会翻译柄谷行人的一些文章,以及千叶雅也、国分功一郎等前沿作者的著述,若有兴趣请务必参与!

第八章 “动物化”的“零零年代”
《动物化的后现代》
2001年秋天,东浩纪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新书《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的角度看日本社会》。
实际上,东在“批评空间”上发表“德里达试论”的时候,就同时发表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等动画的评论,并不隐瞒自己也是一个“御宅族”。彼时“御宅族”开始受到世人关注,这本书成为了《存在论的、邮政的》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畅销书。如果按照“分栖共存之批评”(译者注:棲み分ける批評,东认为九十年代以浅田彰和福田和也为代表的老一辈壬分别占据了学术批评和通俗批评的两块山头,在相互平衡的同时又泾渭分明地划定了批评的界限,需要批判)的区别,这本书为东浩纪从“学术式批评”到“通俗式批评”(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批評)架起了一座桥梁。东浩纪在这里提出的“动物化”这一关键词,后来在极其广泛的领域被广泛使用。
《动物化的后现代》虽然是一本薄薄的书,但谈及了很多事情。其核心论点很明确。东在这里把“御宅族”这一独特的存在,作为解读二十一世纪初(“零零年代”初)“日本”的“现实=现在”的破译锁钥。把“御宅族”的样态命名为“动物化”是这本书的“核心”。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九十年代”——“零零年代”的“御宅族(OTAKU オタク)”和“八十年代”的“御宅族(otaku おたく)”的区别。
正如大塚英志所说,随着“八十年代”消费社会的烂熟化而登场的,一边大量摄取动画、漫画等“商品”,一边大量接受与之相关的“兴趣”和“信息”,进行“物语消费”的人群便是“御宅族(otaku おたく)”。但是在“八十年代”还没有互联网,他们的消费行为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手,腿,眼睛和耳朵,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来完成的。
然而,随着“九十年代”网络的普及,只要操作电脑,哪里都不去也可以“消费”。 与此同时,过去“物语消费”的对象本身也进化成了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础设施的形式。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御宅族(otaku)”中也有对“物语”中登场的特定“角色”的喜爱=执着=转移=恋物癖进一步细分化且针对化(这被称为“角色萌”),同时这些“萌元素”的启动记录作为“信息=数据”被发送方回收,并被储存起来,以便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应用。进行这样的“数据库消费”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御宅族(OTAKU オタク)”。
在“虚构的时代”之后
对于“御宅族(OTAKU)”来说,“物语”这个框架本身,已经几乎不需要了。他们“萌”的主要是“角色”(キャラ)的视觉相,更确切地说,是“部分”(也就是说,“御宅族”首先消费的是“绘柄”上的“萌”,对“细节”上的“萌”,再甚至对“特征”上的“萌”),只要有“数据库”化的“萌要素=部分”的输入/输出就行了。东通过对“Di Gi Charat”这一“角色”的分析,对《新世纪福音战士》之后产生的这种从“御宅族(otaku おたく)”到“御宅族(OTAKU オタク)”的“变化”进行了清晰的整理。
这样的“数据库”,东称为“宏大非叙事”。在大塚英志的《故事消费论》中,每个“商品”=“小叙事”背后的“叙事(性)生产系统”程序被称为是“宏大叙事”。 虽然被称为“御宅族”,但对于“御宅族”来说,“叙事性”本身已经不是必须的东西了,所以被命名为“‘非’叙事”。 然后,这个“宏大非叙事”=“数据库”组连接到更高层的,更宏大的“数据库”。
所谓对《Di Gi Charat》的消费,既不是单纯地消费作品(小叙事),也不是单纯地消费其背后的世界观(大叙事),更不是消费设定和角色(宏大非叙事),而是与消费其更深处、更广阔的御宅族文化整体数据库联系在一起。
(《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的角度看日本社会》)
东浩纪的讨论,基本上都在大塚英志《故事消费论》中所铺设的延伸线上。但是,《动物化的后现代》的创意在于,将“数据库消费=御宅族论”联系到了利奥塔以来的“后现代论”中。大塚虽然使用了“大叙事/小叙事”这一术语,但恐怕并没有刻意提及《后现代状况》之后的“后现代”等等。而东则是将“御宅族”的“物语消费”的数码基础设施的进化版本“御宅族”的“数据库消费”,明确地描述为“后现代”的东西。
九十年代御宅族文化的特征“角色萌”,其实并不是御宅族们自己相信的一种简单的情感投入,而是一种通过在角色(拟像)和萌元素(数据库)的两层结构之间来回移动来支撑的非常后现代的消费行为。对特定角色“萌”的消费行为,在盲目投入的同时,还隐藏着将对象分解成萌元素在数据库中相对化,这般奇妙冷静的一面。
(同前)
东便是将这样的“御宅族”的“后现代”式的行为方式和心性称为“动物化”,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要介绍大泽真幸的时代划分。大泽在以“奥姆事件”为契机所著的《虚构时代的尽头》(96年)中,对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他的老师的见日宗介的分析进行了延伸,将“战后日本的意识形态状况”划分为1945年至70年的“理想的时代”和70年至95年的“虚构的时代”。前者是利奥塔定义的“大叙事”还在发挥作用,可以对其追求的时代;后者是“大叙事”失落,只能作为“虚构”通用的时代。
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提出的“理想=理念”因“联合赤军”而崩溃,就连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而被要求的“虚构=Fiction”也因“奥姆”而崩溃。不难看出,大泽的这一讨论与大塚英志在“奥姆”后的陈述性质相同。大塚说,“假史”已经行不通了,这次只能写“正史”了。这也就是要重新回到“理想=大叙事”中去,说实话,这是相当困难的。在“奥姆”过去五年多的2001年,这一点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数据库消费
此处东浩纪提出的“动物化”简而言之是这样的。
它既不同于基于冷静判断力的睿智鉴赏者(有意识的人),也不同于沉溺于恋物癖的性主体(无意识的人),而是更简单,更接近于药物依赖者的行为原理。自从遇到某个角色设计和某个声优的声音后,就像大脑的连接发生了变化一样,同样的画面和声音在脑海中不停地回放,仿佛着迷了一样,这是不少御宅族们的真切描述。比起爱好,这更像是药物依赖。
(同前)
将“萌元素”变成了“药物依赖者”的“D品”的正是“御宅族”,他们“单纯且即物”的“依赖”被称为“动物化”。因为这就像宠物被饲料“支配”一样。 说到这里,笔者曾经通过“Techno音乐”(数码音乐)体验过与这里所说的几乎相同的“依赖”。 就好比,“如同大脑的连接发生了变化一样,在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同样的声音。”一般的体验。
从大叙事的捏造到单纯的废弃,从《高达》到《Di Gi Charat》,从物语消费到数据库消费,也就是从部分后现代到全面后现代变化的趋势,也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动物化。
(同前)
这就是“动物化的后现代”。在后续的部分,东将因“数据库(消费)”的加速,以前是在整个文化和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看不见”的对立结构被打破,一切都变得“看得太多(“过视的”)的这种情况,命名为“超平面的”,或“过视的”,并对反而更加追求“不过视”的欲望驱动展开理论。(《动物化的后现代》的起源杂志连载的标题是“过视的东西”)。这个“超平面的”当然和村上隆的“超扁平Superflat”是同质的。东浩纪和村上隆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相当有意思,但本书却无暇深入到这一步。
言归正传,继“理想的时代”、“虚构的时代”之后, 东浩纪命名为“动物的时代”。对此,大泽真幸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即“不可能性的时代”(《不可能性的时代》,2008年)。东和大泽还有一本名为《思考自由--9-11以后的现代思想》(2003年)的对谈书。不过,笔者在这里还是要稍微集中讨论“动物化”这个词。
驯化的“御宅族”
“动物化”这一术语原本是黑格尔学者亚历山大·科耶夫在“日本”中看到“历史的终结”的用语。科耶夫说过,生活在“历史终结”之后的人类只有两种生存方式。一个是“日本式的清高主义”,另一个是“对于动物的回归”。科耶夫所说的“动物”指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但是,东此处将其适用于“日本(Nippon)”中的“御宅族OTAKU”。这里的“清高主义(Snobbism)”概念是指将所有的“价值”和“意义”空洞化,并沉浸在这种空洞中。这与莲实重彦的“表层”和福田和也的“空无”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御宅族”的“宏大非叙事=数据库消费”联系在一起。
东浩纪所说的“动物化”,用英语来说,大概就是“Animalization” (英文版《动物化的后现代》的标题是Otaku: Japanese Animal Database)。但是笔者想在这里提出一个译词“Domestication”。顾名思义就是“驯化”,这个词也有“驯养化=家畜化”的意思(“家畜”英文是“Domestic Animals”)。既然“数据库消费”也是“依赖”,“御宅族”则可以说是被“数据库”(或者其他什么?)“驯养”了。 此外,前面提到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J回归”这一朝向内部的向量也是“驯化”。
对于《动物化的后现代》,也有人批评说,这是把“御宅族”这一特殊人群当作“时代”的代表来进行框架扩大化的小题大做的议论,虽然也有来自“御宅族”方面的异见和反驳,但从“零零年代”结束的现在来看,东浩纪在那个时候的“预见”,应该说在相当大的部分都应验了。“御宅族”所体现的“动物化=Domestication”,转眼间就被传染、扩散、共享,不知不觉甚至成了“零零年代”这个“时代”的“条件”。
不仅仅是作为新书的缘故,无论好坏,相比于使用“新学院派=批评空间”的语言来写的《存在论的、邮政的》,《动物化的后现代》的文体显然更浅显易懂。实际上,东浩纪从1997年到2000年,在浅田彰创刊、有很深关系的杂志“Inter Communication”上,以“赛博空间为什么被如此称呼”为题进行了长期连载。因此,东以与《存在论的、邮政的》相同的硬质文体致力于“信息社会论”和“媒体论”,但这项工作实际上被中断了,于是东开始写《动物化的后现代》(该连载现在收录在《信息环境论集东浩纪收藏S》中)。此外,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作为这本新书原型的杂志《过视的东西》在《Yurika》上也有连载。从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就能看出来虽然《动物化的后现代》读起来很爽快,但实际上是几经周折和反复试验的最终产出的结果。
《游戏性现实主义的诞生》
可以说是第二部处女作的《动物化的后现代》之后,东浩纪也在继续经历曲折和反复试验。他开始了几部连载,而后来又都中断了(大部分都可以在《文学环境论集 东浩纪collectionL》中读到),他刊载了与作为对八十年代新学院派强烈批评之人的小说家&评论家的笠井洁的往返书信集《动物化的世界终——全共斗后的日本,后现代之后的批评》(03年),在大冢英志担任责任编辑的杂志《新现实》(02年-)和轻小说,文学,漫画和批评的文艺杂志《浮士德》(03年-)投稿,以收费邮件杂志的形式编辑和直播《波状言论》(03年-05年),并在Comiket同人志展上出品了另一本书《美少女游戏的临界点》(04年),从03年开始在国际大学Global Communication Center(GLOCAM)开设了“东浩纪研究室(ISED,关于信息社会的伦理与设计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Ethics and Design of Information Society)”,并与铃木谦介,石桥启一郎,白田秀彰,八田真行,北田晓大,楠正宪,加野濑未友,井庭崇,高木浩光,近藤淳也,辻大介,村上敬亮,小仓秀夫,铃木健展开联动讨论(04年-06年),也和参与了ISED的GLOCAM的研究员铃木健(他是“传播投资货币”的“PICSY”的开发者,也参与了柄谷行人的《NAM生成》),以及后来一同合作创作了《角色》的樱坂洋,三人共同创作了一个在线小说合作项目“Geet State(ギートステイト)”(06年-中断),并于2006年七月从GLOCAM闪电退休,同年十月担任东京工业大学世界文明中心人文学院的特聘教授,于刊行《动物化的后现代》大约五年半后的2007年三月,刊行了续篇《游戏性现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
《游戏性现实主义的诞生》是在《浮士德》上连载的“元现实·虚构的诞生”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类似于上一部作品是以《Yurika》的连载为母体的)。在《动后》之后的五年半时间里(大致相当于“零零年代”的前半期),“御宅族文化”的主流经历着从“动画”到“轻小说”和“美少女游戏”的过渡,以此为基础这本书所讨论的也只是RPG(角色扮演游戏)之后的“多故事线/多结尾”型PC游戏(《ONE》,《Ever17》,《寒蝉鸣泣之时》,《AIR》),成为了同样装载了复合分叉剧情的“元现实”小说(樱坂洋《All You Need Is Kill》和舞城王太郎《九十九十九》)。 与《动后》一样,这里也是基于大塚英志的“故事=Fiction”论,特别是《角色小说的创作方法》(03年)中关于“漫画、动画式现实主义”的讨论,东作为对此的更新,提出了“游戏性现实主义”。
所谓“游戏性现实主义”,简而言之,指的是“成不了别人的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性现实主义的诞生》显然是对《存在论的、邮政的》的延续,也是对《存在论的、邮政的》的“后记”中梦寐以求的时期、还没有采取固定形式的“另一种文学”的进一步挑战,以及对“新文体”的描述(思考)。但是遗憾的是,笔者在这里不能深入探讨东浩纪在这条线上的“思考=思想”,因为其过于繁杂。“关于元现实的‘元’一词,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进行介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集中讨论东浩纪在这本书中进行的缜密分析,并在小说《幽灵量子》(译者注:后更名为《量子家族》)中亲身实践的‘游戏性现实主义’。(笔者对“游戏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根据和功能分析都有自己的不同意见)
“信息自由论”
在《动后》到《动后2》之间所写的大量文章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02年至03年在《中央公论》上连载的“信息自由论”。这篇长篇议论是对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把焦点放在“御宅族”这个在一般人看来还应该被称为少数群体的存在上的批评的回应,同时也是在一个与《动后》不同的层面,我想可以说是“赛博空间为什么被如此称呼”中的问题意识的继承(因此现在和“赛博~”一起被收录在《信息环境论集》中。
在“信息自由论”中,东称,相对于“近代”的权力形态“纪律训练型权力”,在现在的“后现代”中,“环境管理型权力”在发挥作用。在“纪律训练型社会”中,人们意识到“权力”的存在,对意志和操作有所意识,因此也有感到压抑,不过,在「环境管理型社会」中「权力」被不可见化,融入生活和日常中,也就是「环境化」,人被「权力」掌控,而自己则意识不到。
东的立论,多被美国宪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的著作《CODE》(原著99年/日译01年)的论述所支撑。因此,莱斯格说,限制人类行为有四种方法:“法律”、“社会规范”、“市场”和“架构”。四个“架构(Architecture)”就是“环境”。《CODE》的主要着眼点是为落后的互联网上的法律整备奠定基础,而东则将莱斯格的议论扩展到现实社会中。根据当时引起争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居民基本台账网》和《通信监听法》等日本现实政治中的微妙问题,东利用丰富的资料,以实证的方式展示日本国(Nippon)在各个层面上正在进行的“环境管理”。
回想一下《结构与力》里的“两个教室”,第一个教室里“监督”一直在监视着,第二间教室里看不到“监督”的身影,但他确实在场。所谓“环境管理型社会”,可以说是“第三教室”。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一切都能顺利进行,而是确实没有“监督”,但所谓的“教室”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看不见的“监督”。
这样一个“环境管理型社会”,当然具有两义性。
纪律训练型社会需要意识形态的统一。而环境管理型社会则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统一。换句话说,后一种社会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与维持秩序目的中脱离开来的。
因此,后现代社会就带有麻烦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一个放弃现代“大叙事”的强制、欢迎多样价值观的宽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强大的管理社会,需要不断的个人身份验证和相互监督,才能安全地享受这种多样性(安全=排斥社会)。根据关注的是哪一个,对后现代的看法就会完全改变。
例如,在大约二十年前的日本,作为后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的描述,“根茎(Rhizome)”一词曾一度流行。“Rhizome”在法语中是“根茎”的意思,指的是其中无数的结点在多个方向上联络的一种复杂的结构,如同现在被称为的“网络”。这一观点并不是错误的,但从本论文的框架来看,只关注后现代社会的多样性水准是一种片面的观点,问题在于支持消费多样性的系统——莱斯格所说的架构(Architecture)。
“信息自由论”(《信息环境论文集东浩纪集合S》)
德勒兹/加塔利所说的“解码化”的“社会(国家)”,即根茎(Rhizome),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然而,要圆滑地、不出问题地维系与混乱只有一纸之隔的“根茎=网络=多样性”,它需要一个机制=架构,否则,它很快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
如前所述,浅田彰在《精神分裂症文化的到来》(《逃走论》)的末尾, 将“蹲在电子密室里的纳西瑟斯”和“精神分裂症孩子”、“软管理”和“精神分裂逃走”放在一起对比,并对后者寄予厚望。然而,“零零年代的日本”显然在“御宅族=纳西瑟斯”和“软管理=架构”上更胜一筹。这也暴露了“精神分裂”和“逃走”中原本潜藏的不切实际性。
投向监视社会的视线
东所说的“架构”,可以说是把《动物化的后现代》当中被称为“数据库消费”的状态,从原本属于爱好判断和消费倾向的问题系统,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形成和构造当中。
然而,其结果是,《动后》没有能够直面“动物化”=“驯养化=家畜化”的系统性方面,即不得不与“环境管理”中的“管理”部分产生对立。尽管在“信息自由论”中论述清晰,但在对这种“后现代=环境管理社会=(相互)监视社会”观点作何评价这点上,东浩纪本人的态度多少有些暧昧。而且事实上他自己也感到迷茫。在收录了这一论述文章的《信息环境论集》的“后记”中,他做了如下述怀。
笔者在连载开始的时候,和众多后现代系自由主义者一样,站在批判监视社会的立场上。至少自己是想要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的。但是,随着连载的进行,那样的立足点本身变得不再可靠。连载结束的时候,笔者变得不再相信自由的观念,无法对监视技术只进行单纯的批判。
(后记)
《信息环境论集 东浩纪收藏S》
这一结果是,在《信息自由论》的连载结束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发行单行本。(顺带一提,此文到现在也没有作为单独的著作发行,只是作为必要的部分而被收录进《东浩纪collection》中)。东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在之后与大泽真幸的对谈书《思考自由——9·11以后的现代思想》(03年)、与作为社会学家的东大准教授北田晓大的对谈书《以东京为出发点思考——格差·郊外·民族主义》(07年)、以及与大冢英志彻底决裂的令人震惊的刺激的对谈本《现实的去向——御宅族(otaku おたく)/御宅族(OTAKU オタク)该如何生活》(08年)等书中,成为被反复质问的内容。
因此只要读过这些,就不难看出“信息自由论”之后,由于“架构”的普遍存在而变得“监视社会”化的、东浩纪的“思想”逐渐变得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安全”和“幸福”,就不得不倒向现实性(功利主义)(这或许与东的女儿在2005年出生有关)。例如,在《以东京为出发点思考》的最后一章中,就如何看待所谓“下北泽再开发问题”上与北田发生的分歧,相较于东认为日本的“再开发的结果是居民获得利益的话就OK”这一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仅仅表示“总觉得有些讨厌”的北田,显然让人觉得占了下风。但与此同时,东也注意到,是“监视”和“控制”使得不让“构造”过度强大化、扩大化的制度设计得以实现。
无论如何,这样的“信息自由论”虽然没有成书,但是从连载开始就在各个地方广受好评,同时也让东浩纪得以进入GLOCOM就职。既不是像“新学院派”那样仅仅去讨论“现代思想”,也不是以“御宅族”的身份仅仅去讨论“萌”的话题,对于“社会”和“公共性”这一类论域,东浩纪也通过这些著述证明了其能够生产出刺激的、有效的话语=“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重返文学杂志和论坛
让我们赶快把目光回到《游戏性现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之后东浩纪的活动。在《动后2》出版同年的2007年,东和樱坂洋共同创作的小说《Characters》发表于文艺杂志《新潮》,该作品与此后东单独创作的,刊载于同杂志的长篇连载小说《幽灵,量子》(08年)内容相连。在同一年,又由出版《浮士德》的讲谈社BOX连续发行了一次性集齐过去单行本未收录的原文及对谈的三册作品,即《文学环境论集 东浩纪收藏L》、《信息环境论集 东浩纪收藏S》《批评的精神分析 东浩纪收藏D》。紧接着从2008年起,又在讲谈社BOX上开始推进批评家养成计划“东浩纪的零零年代学术道场”,同年,与北田晓大共同编辑的由NHK出版的《思想地图》创刊。
虽然东在之前对于引起视听率的“事件”几乎没有发言,但却例外地在报纸和电视上积极评论了2008年6月8日发生的“秋叶原大道杀人魔事件”。不用说,东并不是拥护被告加藤智大,但是他评论说,不仅因为事件发生在作为“御宅族圣地”的“AKIBA=秋叶原”,同时考虑到加藤是所谓的“非正规雇佣者=working poor”,这种出于对自身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心生不忿,从而向“社会”施加诅咒而犯下的非道罪行,不正是一种“自杀式恐怖活动”吗?恰好此时的“论坛”中,以自由撰稿人赤木智弘在朝日新闻社的杂志《论座》2007年1月号上发表的论文《想要暴打“丸山真男”——31岁,无业者。希望:战争。》为契机引发了论争,加之积极参与非正规雇佣问题研究的雨宫处凛的人气等影响,“所谓‘新自由批评’=working poor=precariat问题”一时受到热议。大约这时开始,东的“论坛(论座?)”曝光率急速增加。(在《论座》2008年5月号上,笔者,再加上大冢英志的原助理、同时也是有限责任事业团体“无业者的自由”其中一员的评论家大泽信亮,也进行过名为“零零年代的言论”的三人对谈)。
那段时间开始,东一头扎进本人所说的“和解模式”,也开始重新在长期远离的文艺杂志上登场。在《新潮》上连载小说《幽灵,量子》,在《文学界》上连载随笔《无意间想到》,在“早稻田文学”新人奖评选中担任唯一的评委,然后顺理成章在2008年10月从头到尾连续主持了“早稻田文学10小时连续公开研讨会”。紧接着2009年1月28日,在东京工业大学的“思想地图”第三次研讨会上,终于再次与浅田彰相会。东和浅田,以及在同一问题研究中登场的宇野常宽三人,也于同年四月,在时隔17年再次出版的《朝日journal》上进行了三人会谈。
为什么是东浩纪“独领风骚”?
好了,咱们终于进展到这里。
本书中提到的“日本国的思想”的主要人物,“八零年代”的有浅田彰、中泽新一、莲实重彦、柄谷行人四人,“九零年代”的有福田和也、大冢英志、宫台真司三人,然而“零零年代”却只有一个东浩纪。这又是什么情况?
当然,如果非要说这就是笔者的钦定,也不是说不通,但即使可能出现“八零年代”和“九零年代”还有更多其他人物(这点笔者自己也很清楚)这种意见,我想,在“零零年代”“只有东浩纪”这一点上,应该是能获得大部分人同意的。
正是“东浩纪一人独领风骚”这种状况,才是“零零年代思想”的,更进一步说,是“日本国的思想”中可以称之为结论的东西。那么,让我们对序中提出的问题重新进行发问吧。为什么会是东浩纪的“独领风骚”?关键果然还是在1999年1月的“批评空间通讯”上。即其中的“即兴表演”和“投瓶通信”,让东浩纪和浅田彰面对“批评=思想”的不同态度变得显而易见。在这之后,东急速地“背离”“批评空间性的东西”而去,但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了与大冢英志、与宫台真司的新关系。这一刻,东有意识地从“80年代”跳向了“90年代”。
写作《存在论的,邮便的》时的他毫无疑问是“新学院派”的嫡系。但是他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销声匿迹”。事实上,浅田和柄谷不也早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存在感吗?自己则不得不在翌年开始即将来临的“零零年代”中生存下去。所以,东首先切断了(被认为)不过是延续着作为“八零年代”年轻人的自己的“思想”的“新学院派 = 批评空间”,对本身同样临近终结的“九零年代”进行了再接续。但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按照先后顺序整理“时间=历史”。于是事情就变成,71年出生的自己,比起“九零年代”要更加接近“八零年代”。
因此,他从“理念=理论”向着“现实”,从学院派向着大众娱乐化转变。但这当然不是完全的转移。在适度保持着前者要素的同时,建立与后者的联系,之后移动重心。东浩纪绝不会做出所谓娱乐化的举止。基本前后一致,露骨地和时事问题拉开一定距离(所以“秋叶原事件”时的表现才如此让人震惊)。在这点上,他与“九零年代”的主要三人仍是有所不同的。
倒不如说是东思考的立足点从大的“宏大叙事”变成了小的“宏大叙事”。即从被称作“哲学”、“文学”的抽象、意识形态的“思想”向更加实践、现实的“思想”转变。具体来说,它表现为对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强烈关心。无论是宫台真司、大泽真幸、北田晓大,还是与GLOCOM和ISED一道的铃木谦介,这些人没有哪个不是社会学者,然而,虽然完全不在本书内容讲述的范围,但是自从东进入“零零年代”后,就和精神分析医师斋藤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都是从“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出发的学问,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数据收集和分析。这与在某种意义上寻求“不存在于这里的东西”的“哲学”和“文学”迥然相异。
到“零零年代”后半期,在“信息自由论”中已经出现过的对“工学”和“法学”的关注也更进一步。“架构”首先是工程问题,其次是制度设计(法律的整备)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学”的选项,但东和这个领域似乎没什么关系)。到“零零年代”结束,他回归到“文学”,但在那里被言说、被书写的已经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变成了“另一种文学”。
“八零年代的思想”对于“现状”持有的态度是“批判的(否定的)”。“九零年代的思想”对于“现状”的态度是“参与的(有保留地肯定的)”。而“零零年代的思想”对于“现状”的态度是“包容的(肯定的)”。“零零年代的思想”既不是要“变革(更改)“世界”,也不是要“记述(说明)”“世界”,而是要“甘受”这个“世界”,如果换个说法即只剩下“接受”。这样既不去理解“世界”,也不去理解“社会”或变化,只是从“正因如此,所以如此”这样冗余(同义反复)地认同开始。但究竟要让什么开始呢?
在此之前必须要说的是,这样的事态却是发源于孕育了后现代的那个“八零年代”。“后现代”将“大叙事”失效后“小叙事”散乱、泛滥的状况,描绘成充满希望的正面状态。但自那以后,多样化、多元化、多数化和相对化一味推进,无可阻挡。“九零年代”是将“现实”代入到过去“理念=理论=理想”的位置,试图阻止恶性的“根茎化”(!),而“后现代”甚至把“现实”也相对化了。于是,干脆就只能全盘承认这种无穷无尽的相对化(后现代)了。
当然,这样的想法很有可能会陷入浅田和柄谷所警示的“最糟糕的现状肯定”,最重要的是它带有一种危险性,即阻碍了与人生死攸关的伦理性的判断依据。事实上,最近对于东浩纪也出现了此类批评。但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东浩纪也有所动摇。首先,“后现代”的彻底化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没有尽头。不过越是深入思考,就越会明白不得不这样做,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然而下例的《信息自由论》的最终回却这样写道。
正义是无法被计算的。把生活的所有场景都数据化、拆解分析、作为风险管控的资源反馈到环境管理型社会的系统,还有比这种话更容易理解、更难以实行的东西吗?
“信息自由论”(《信息环境论集 东浩纪收藏S》)
正是这种“无法被计算的东西”成为了“后现代”最后的对抗物。然而东浩纪却说它“难以实行”。有关这一点,正是笔者现在想要同东浩纪进行再商榷的。
“游戏平台”的重设
言归正传。换言之,东浩纪,是通过暂且“接受”“世界”与“社会”的“现状”以及不曾停止的“相对化=后现代化”,来使“日本的思想”从过去三十年里反复上下的跷跷板上解脱。然后他又开启了什么呢?一言概之,就是将“游戏平台”的设定进行更为精确的“重设”。
这想来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所谓“相对化”,就是优劣、善恶、对错等价值判断不再被视作正当。也即没有绝对的“胜负”。既然如此,就要重新搭起一盘具有某种规则或是判断基准、且能相互竞争的游戏,并在其中战斗。最显眼的是“零零年代学术道场”,参与者的作品要通过重重审查考验,能幸存到最后的话就能让单行本初版即印刷一万部,从而立即出道。此外,在“思想地图”中也能窥见同样的意图。付于创刊号卷首的文章在此全文引用:
在日本,1995年以后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现代思想也不得不从根源重组。所谓重组,不只是要跟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相诀别,更意味着人们对“理论”“思想”的印象本身的改变,也即词汇、文体、读者层本身的大变迁。浅显地讲,“什么可被视作是思想”的共识本身,在90年代的前半跟后半发生了变化。后现代主义的衰落也只是其中一例。
这次的重组也是有利有弊。2008年的今天,有很多的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拘泥于论坛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立场,而是直面现代日本的课题,不断获得新的读者。但事实上另一方面,他们的话语正因细腻且聚焦当下的问题意识,而与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分离,开始失去与国外的联动。
我们现在虽然在思想上非常丰富,但可能正在走进一条死胡同。或许正是因为只是用日语来讨论日本,我们反而可能忽视其他的思想。
本杂志创设的目的在于俯瞰上述零零年代的现代思想,突破其限界,为即将到来的一零年代设立知识的指南针。愿我们能再一次创造相信思想之力的时代。
“创刊寄语” (“思想地图” vol.1)
这虽然是与北田晓大联名所写,但仍是一篇直接体现东浩纪对“思想”的认识的文章。在第一段所陈述的所谓“现代思想”的“重组”,与其说是客观的分析,不如说是他自己主导-先导的概念。《动物化的后现代》恰恰是将“思想”的“词汇、文体、读者层”从根本上改变,也即针对“什么可被视作是思想”这一问题,尝试提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回答。
思想变为竞技
然后,这次的尝试成功了。“零零年代的思想”既非“论坛式 = 九零年代(前半)式”的,也非“意识形态式 = 八零年代式”的。而《动物化的后现代》无疑为其确定了方向。
但虽说如此,“零零年代的思想”也并没有像过去“新学院派”一样的潜力。即使是《动物化的后现代》这样作为易买到的新书出版、成了畅销书的书,也远不及浅田彰《结构与力》的发行部数。不知不觉间,“社会”里“思想”的地位已经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比方说以“出版业不景气”的形式)。面对这种恶性循环,不能无所作为。当然,为此也不是说只要写“文本-作品-思想”这种富于记述式(コンスタティヴ)表达的文本就好。那样的时代早已结束。必须生产那种既穿插述行式(パフォーマンティヴ)“效果”,又是记述式的“文本”,同时也要推行各种各样的“表现(パフォーマンス)”……
不只是东浩纪,恐怕在“零零年代”任何有志于“思想”的人都抱有这种“劫后余生感”。大部分的“零零年代的思想”,要么像《动物化的后现代》那样分析“御宅族文化/亚文化”,要么像“信息自由论”那样讨论与广义“公共性”相关的“社会”问题,要么是链接二者的思想。但笔者时常觉得,作为后者前提的“公共性”的概念,甚至可以看作是做“思想”的借口。好像“公共性”不是作为极为现实的、要为之拼命的“问题”,而是作为可谓“竞争谁的头脑最好”的“游戏平台”,总之提出了作为“规则”的“公共性”。
当然“游戏平台”自“八零年代”起就一直存在,在更早的时候也应该如此。但“新学院派”的登场将以往的“游戏”终结了。之后“游戏平台”就被重新设定了。不管是“八零年代”,还是“反叛”它的“九零年代”,基本上都在相同的“游戏”中竞争/游戏。但到了“零零年代”,以往的“游戏”中不曾拥有的部分逐渐显现出来。那里已经几乎不再有战斗的欲望与战斗的意义。已经不得不重新设定“游戏平台”了。而就笔者看来,只有东浩纪一人成功做到了“重新设定”。
“重新设定”的“游戏平台”有两个条件。第一,总之要有明确的“胜负”之分。第二,胜负要与某种具体的“成功”联结在一起。若是不先处理第一个条件,就又会立即陷入“相对化”之中。虽说如此,“零零年代的思想”,不像“八零年代”的“御宅”那样,比拼兴趣判断的特殊性(品味)与积累的“知识”和“信息”的多寡。像是“品味好”或是“知道他人所不知”的这种,“所知”的“时效”“快速”,在“零零年代”那里反而成了被蔑视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若是仍比拼这些则“规则”无法共有。因而“零零年代的思想”视作对象的,就是在玩家之中普遍“共有”的领域(主要是“御宅族文化/亚文化”),以及对几乎所有人都共通的问题系(“社会”、“网络”、“公共性”等)。
此外,上述“胜负”的结果如果有可能的话,必须要像“零零年代学术道场”一般明确地以经济方面的成功、或至少也要以某种“社会性”的“成功”为赌注。确实,其中有来自小泉政权下形成的所谓“胜方/败方”的不良二元对立的影响。但是因为“现状”就是如此,“思想”不管是与之抗衡还是无视,都不得不要跟随这一图式。若非如此就真的会成为只是消磨时间的玩乐。所谓“零零年代的思想”这一“游戏(game ゲーム)”,已经不可能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遊戯”,且不管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必须是一场认真的“竞技”。若非如此,人又为什么事到如今还特意去做所谓的“思想”呢?
以上就是笔者对“为什么只有东浩纪‘独胜’”的回答。此外,这也是至今为止长文叙述过的“日本的思想”的“变迁”“历史”中,当下的最后一幕。
“反讽” “戏谑” “真诚”
只有一件事要预先知会,即笔者认为,东浩纪并不是因为把他个人的“幸存”置于最优先位,才“重新设定”“游戏平台”的。相反,东浩纪正是因为比任何人都真诚地想要延续“日本的思想”的遗存,才不得不这样做。进入“零零年代”后,“2ch”、“hatena”、mixi等“网络论坛”“博客论坛”式的新型“论坛”开始出现。或许所谓的“零零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指在这些地方传播的言语。不必说,在这些地方有关东浩纪的言论也是遍地可见。东浩纪曾说,在某段时间里或许跟自己所想的“东浩纪”相比,网络的文字中存在的“东浩纪”才是真正的自己(这不正是所谓的“他者指涉性(他者言及性)”吗)。
但是还是有点不对。这虽然又是在“网络”中出现的东西,但有“反讽”、“戏谑”、“真诚”这类东浩纪和宫台真司都常使用的词语。所谓“反讽”是指从外侧讲述。“戏谑”是指讲述并展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真诚”则是指以“反讽”和“戏谑”都欠缺的单一的“素”来讲述。所谓“批评=思想”原本是“反讽”的。但当“表现(パフォーマンス)”混入其中后,“戏谑”的要素便出现了。“反讽”的膨胀会诱发“戏谑”,也就是一种“故意”的“讽刺”。
但是或许东浩纪这样的“思想”家的行动原则,就是假装是“反讽”的“戏谑”之表面后的“真诚”。就是如此,我想他实际上自最开始直到现在,始终是“真诚 = 认真”的。
“日本的思想”的前景
或许该说的还有很多,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正如在开头所说,“零零年代”后半期登场的“思想”,大抵都是在“东浩纪的游戏平台”上。以痛切“批判”东浩纪的“表现”而崭露头角的人仍是如此,像是《零零年代的想象力》宇野常宽、在《建筑的生态系》中推进“信息社会论”的滨野智史,“波状言论”中登场的“神话社会学”福岛亮大。宇野与滨野是在前文提到的“思想地图”的第三次研讨会中进入论坛,福岛也是“思想地图”的常客。在研讨会上与东浩纪实现“历史性的再回”的浅田彰,仍旧是“新学院派”时代的那种几近奇异的清晰明快。在之后与东浩纪、宇野常宽的对谈中也是,十年之后再谈“投瓶通信”仍旧如当年一样。宫台真司的原“弟子”铃木谦介(《狂欢化的社会》《<反转>的全球化》《网络社会的思想——<普遍存在的我>该如何生存》《亚文化·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既得权批判将逼迫年轻一代》),与铃木有共著作品的荻上千木(《网络炎上——网络集群的暴走及可能》《网络霸凌——网络社会与无止尽的“角色之争”》)等,虽可以说些许展示出了与东浩纪略有不同的方向,但不必说也没达到足以颠覆“游戏平台”的程度。
但是不论如何,“零零年代”已经几乎要结束。2010年代(笔者想称之为“一零年代”)的“日本国的思想”究竟会怎样呢。说实话笔者尚且毫无头绪。当然,三十年来作为“思想读者”“思想观众”的期待是有的。但是,若是要尝试讲述这份“期待”,或许又会跟这本书一样,或许会需要更长的篇幅。如此已经不太可能,而且不论如何,“一零年代”已经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