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回忆录 （下）作者：包惠僧
暴风雨前
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长江支部即自南而北发展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同时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本来俱乐部就是工会的雏形，不过有了俱乐部，不等于
有了工会。但要建立工会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第一，在反动统治之下，工人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虽然是公开的活动，那是在复杂错综的环境之下，偶然发生的，并不等于工人已经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工人的组织，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干涉或解散，所以工人的集会结社问题，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斗争。第二，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是这样，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经过反复的商量研究，党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一切公开宣传，都拿一九二一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作根据（这个通电是李大钊和吴佩孚在洛阳会谈之后，由吴佩孚发表的）；工会的组织活动则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第一步是联络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口的冲突。第二步是进行“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在这方面，项德龙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尽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同各站各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分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当时都用的化名。在那种军阀官僚政治的场合里，他们的地位不高，自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只要在铁路上能够进行工作，也就够了。在交通部里，他们是守口如瓶，不同任何人扯关系。而高恩洪却希望他们多多为之效劳。高以总长之尊，常常召见他们，有时甚至还用电话约他们到高家里，询问铁路上的情况。当然他特别注意的是交通系的人物和活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满足高的要求。
有一次，包正在总长室同高恩洪谈话，次长劳之常进来，高恩洪对他介绍说：这位先生是蔡孑民先生介绍来帮忙的。可知李大钊是扯蔡孑民先生的关系，把他们介绍到交通部的。
当时他们常向李大钊汇报交通部的情况。李大钊要他们搞好同周围的人的关系，最好多拉些人作掩护，免得孤立。那时育才科新来了一个科长，名叫黄统，是吴佩孚交用的人。李大钊曾和他在日本同过学。因此特别要他们同黃统密切联系。后来发生了“二七”工潮，他们五个人以鼓动工潮的嫌疑被撤职。此时高恩洪去职，吴毓麟继任交通总长，欲置他们五人于法网，倒是黄统多方解释，始得免予根究，这时，他们才了解李大钊同志当初的用心。
他们在交通部任职约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铁路上，各路各站各厂差不多都跑遍了，走熟了，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陇海铁路是由李震瀛负责，工作重点是开封与洛阳。他因为不是交通部的职员，往来全路各处是受到一些限制。据说，他在洛阳曾见过白坚武，并见过吴佩孚。他对上层的联系，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过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的面貌，始终是维持员工俱乐部的状态。在“二七”工潮中，李震瀛曾在京汉铁路工作过，以后即不知所终了。
自江岸工人俱乐部与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以后，接着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陆续成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于同年四月间成立，其余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各站也在发动组织。一九二二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在郑州又召集了一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淩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共计全路十五个大站，每站有筹备委员一人。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分给各筹务委员带到各厂站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规模大备，各厂站的工会组织工作，由项德龙、吴汝明分别负责，全路的工人，对于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热心，形成了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工会的高潮。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全路工人较多的车站：江岸、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顺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北京等十六个站口，都成立了工会，其他各较小的站口，也组织了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工人的组织，已经是普遍到全路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江岸举行会议，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决定在全路的中心站郑州，所以成立大会决定在郑州举行，事前对全国各兄弟工会发出请柬数十起，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招牌于一月中旬即挂起来了，一月下旬总工会已经开始办公，这些情况，事前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报告京汉铁路管理局，得到该局同意，并答应开会时郑州以南的代表准由江岸挂专车到郑州接送，郑州以北的代表由路局发给来回免票，一切安排好了，全路工人欢欢鼓舞。然而，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场激战也就由此开始了
原来就在这时候，吴佩孚的后台老板英帝国主义正在幕后阴谋策动。它是有政治经验的，长江一代又是它的势力范围，工人一组织起来就不得了，因此就指使军阀吴佩孚无论如何要把工人镇压下去。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方面以事前既已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的同意，或可以得到转圜的余地，故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工会活动，切实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事态已经是一步逼一步，总工会就不能置之不理。李震瀛当时也在郑州，他同吴佩孚见过几次面，他说:
“吴佩孚的事好办，只要同他见了面，我们的态度软一点，他会迁就我们的;我们派几个代表到洛阳去一趟。或有转圜的希望。”
这个办法固然不妙，但是目前已闹成了僵持的状态，也只好用这个办法去试一试，或可以打开僵局。于是就推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五个人为代表到洛阳去见吴佩孚。
这五个代表从郑州到洛阳时，郑州的军警当局即把代表的姓名和行踪电告了吴佩孚，所以他们刚抵洛阳车站，就有吴佩孚的巡阅使署副官在车站上相候，很快地吴佩孚就接见了他们。吴佩孚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对他们说：
“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是视部属如子弟的吗？只要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气是太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到郑州开会，你们能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够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甚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
说到这里，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相继都说了话，虽然话说得很和平委婉，骨子里面还是很硬，主要的内容是：（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又反尔。（三）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大部分已到达郑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吴佩孚的那些“约法”和政治主张，原是骗人的，现在英国人又给他上了一课，他哪里还去管那“约法”和“主张”，便说道：
“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你们不能不顾及我的威信，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吴佩孚冷笑数声，起身走了。杨德甫等退出来，即匆忙回到郑州，向总工会汇报情况。
在大家会商之下，意见颇不一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在这一点，工人是胜利了。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就不能说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这是杨德甫的主张，有不少的人赞成。第二种看法，认为他既准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我们开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这种做法岂不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展缓一二天开会，再派代表分赴各方面请愿，同时也派代表再同吴佩孚交涉。这是凌楚藩的主张，也有一些人赞成。第三种看法，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已，求得解决，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靳云鹗、赵继贤、冯沄、黃殿辰以及大小员司都是压迫我们的人，都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还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这是项德龙的意见，他并且大声疾呼地说：
“我以为今天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甚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
项德龙说到这里更加激动，眼圈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大家很受感动。接着，吴汝明、李震瀛也说了话，同意项德龙的意见。各地来参加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大部分也参加了这次会谈，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主任秘书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汉口香烟厂工会代表等都讲了话；尤其是施洋的讲话，声色俱厉，更为动人。最后他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和在那里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忿怒的声音震动了屋瓦。工人斗争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遂一致决定不问成败利钝，准在二月一日照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晚，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来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计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治萍总工会、汉阳兵工厂工会、汉冶萍驳轮工会、汉口人力车工人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扬子铁厂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及各段分会、武汉机器工会、缝纫工会、鄂直豫蛋厂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建筑工会等三十多个工人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男女学生代表及新闻记者三十余人。各铁路方面的代表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的代表共六十余人。京汉铁路十六个分会的代表共计六十五人。还有各小站分属各分会的工会小组及工会委员会的代表一共数十人。大部分的代表住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五洲大旅馆。因为总工会是租的一栋民房办公，地点不够宽大，所以把工会会场布置在市中心区的花地岗五庆里一个戏园——普乐园里，工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当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工会方面早有精神准备：吴佩孚、赵继贤、黄殿辰的臭威风都见过了，大了不得不过是禁止工会开成立大会，工人组织工会是根据约法，军警凭甚么禁止工人开会呢？这个简单的概念，工人差不多都知道，所以工人都是理直气壮，估计军警当局把工会是无可如何的。
普乐园的会场，工会知道已被军警查封了，大家都认为封条不过是白纸写的黑字，并不是钢筋水泥的堡垒。到上午十点钟，住在五洲大旅馆的各地代表捧着对联、匾额、银盾各项礼物向普乐园进发；铁路总工会的委员及全郑州的工友都是从容不迫地向普乐园走来。两路人马汇集在普乐园门口，对着封闭了的大门一声吆喝，三拳两足，破门而入，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大家还没有坐稳。军警的大队人马闯进了会场。警察局长黄殿辰一马当先，跑上主席台对大家说：
“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
主席和几个工会的委员围着黄殿辰理论。台下便呼起口号：“维持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一呼百诺，声震屋瓦。军警虽然装出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究竟还不敢开枪。这说明吴佩孚当时对工会的手段是着重在威迫利诱，还不敢以屠杀的手段来实行镇压。
象这样牛皮糖的状态，相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是每一个工人，都在军警监视之下。 我们只得决定暂时宣布散会，再想第二步办法。
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夺门而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银盾都被军警捣毁净尽。各代表回到旅馆，旅馆里住满了军警，跑到菜馆里，菜馆里也是住满了军警，到总工会，也是挤满了军警，这就是吴佩孚对工会坚壁清野的战略！
英勇的战斗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各委员、各地代表以及郑州各厂处的工人都被军警围困住了。总工会遂决定改变斗争的办法向敌人反击。（一）把总工会移到江岸办公。（二）准备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三）确定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各处分会由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四）重新改组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的纪律。（五）罢工命令由彭占元、马定清、刘文松及其他火车司机负责传达。各地代表各自设法回各自的岗位，对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作实力援助。这个办法分途秘密通传以后，次晨各地代表都相继离开了郑州。郑州总工会于二月二日黎明被军警查封了。
至此，全路的工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情绪激增，工人的团结力量高涨，就是一向对吴佩孚存着幻想的工人如杨德甫之流，也看穿了吴佩孚的狰狞面貌，这就是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创造了条件。
总同盟罢工的五项办法，是在郑州先由党内同志会商决定之后，由项德龙同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等提出来的，他们都同意了，才秘密传达给各分会的负责人，这就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动员总同盟罢工的第一道命令，时间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前后，地点在郑州车站。
郑州军警封闭了工会，驱逐走了各地的工会代表，吴佩孚自以为京汉铁路的工潮，镇压下去了，对全路各处，并无警戒部署，这就给我们进行罢工运动以有利的机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各工会代表到达汉口以后，当夜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支持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并发动学生、工、商团体，一致声援，星夜分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同仇敌忾，以示坚决支援。江岸工会代表们回到江岸以后，即在工会集会。总工会决定于三日起在江岸分会开始办公，并决定命令各分会于二月三日开始总同盟罢工运动，罢工命令由三日早班北上快车的司机和加油工人分别送达。同时发出罢工宣言，并分别向北京政府国务院及交通部提出罢工的要求如下，
（一）要求交通部撤换播弄是非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南段局长冯沄。要求吴佩孚、靳云鹗撤换破坏工会蹂躏工人的郑州警查局长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损失费六千元。
（三）二月一日在郑州被军警扣留的各项匾额、对联、银盾等礼物，要求地方当局用军乐队送还工会，所有占据郑州工会的军队立即撤退，并将工会设备恢复原状，郑州军警当局向工会道歉。
（四）要求星期日工人轮流休假，工资照发。
（五）要求农历年关轮流放假一星期，工资照发。
以上要求，若不达到圆满目的，全路工人，誓死决不上工。
罢工的部署既定，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等项文件于三日早晨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分别送由邮电局及武汉各报发表，到二月四日上午八时前后，正式罢工命令即已普遍分送到各分会。上午九时起，各站各厂即实行罢工，至下午一时，全路车辆停止净尽，无论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顿。总工会发出“敬告旅客传单”，“敬告京汉路员司的通告”，说明京汉铁路工会筹备的经过，及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封闭的情形。
在罢工期间，维持秩序工作，由工会纠察队担任。在工人俱乐部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各分会成立时，才正式编制起来，最初的任务是调查登记会员，征收会费，排解工人与工人间的纠纷。罢工令下，工人纠察队重行编组，改名为工人纠察团，它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防止任何人对罢工运动的破坏活动，执行罢工纪律，就成为罢工委员会的警卫部队。各纠察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至二人。江岸工会与总工会是一体，纠察团组织比较健全，团长是罗海澄、副团长是曾玉良、姜绍基。罗海澄不细致，也不识字，曾玉良是个老好人，姜绍基是个小滑头，各人都有各人的缺点，所以把他们置于罢工委员会之下，受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指挥调遣。在罢工期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罢工的重心在江岸，支援罢工运动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由各工团的活动，发展到报馆和学校，各家报纸在四日下午，即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出号外，各学校在我们党的发动下，组织了京汉铁路罢工运动的慰问队，每日从数十人至数百人，络绎不绝，把一个刘家庙的小集镇，形成了一个闹市，这样就把罢工运动的声势壮大了，政治意义提高了。
关于组织学生和妇女到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慰问的工作，党的方面是陈潭秋负责，团的方面也有几个同志负责，在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月五日，从早到晚，各学校团体妇女的慰问队逐渐增多，各学校并准备发动同盟罢课，各工厂也正在酝酿同盟罢工来支援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这样就使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冯沄等不能不重视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了。
这些反动头子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动了两种攻势:一种是由京汉铁路管理局派出代表二人到江岸工会商量复工的条件，经过几次的会谈，他们答应只要工会命令全路立即复工，罢工的要求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以内的，都可以同意。路局职权范围以外的可以分别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但是他们却禁止工人开工会成立大会与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推说完全不知道。总工会方面答应只要路局能保证立即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启封，准工会另行定期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赔偿损失；其余的条件可以复工后商量。当然敌人出面谈判，只是一种和平攻势，瓦解罢工运动，争取舆论同情，并无诚意。但杨德甫及其他比较软弱的人就认为这是路局的好意，谈判复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敌人的阴谋毫无加戒备了。
敌人另一种攻势是由萧耀南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会同汉口镇守使署到江岸工会提出两个条件：(一)工人无条件复工。(二)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五人。其余被胁从的工人一概不究。这样的条件当然唬不倒已锻炼的工人，遭到工会强硬的拒绝。
张厚庵当即指挥武装部队占驻工厂，监视工会的活动，迫令大智门车站卖票，并在工人家里捉去了火车头上的司机二人，强迫开车。事为总工会所闻，马上派纠察团率领工友约千余人，包围军警，将两个司机抢回，工人与军警发生格斗，同时军警也将纠察团的工人捉去五个，再向工会交涉，以五个纠察团的工人换取两个司机；工会再派人到扶轮学校张厚庵临时指挥所交涉。他们知道工会的团结力量相当大，不是马马虎虎威胁得了的；就是捉去两个司机，也不可能叫全路复工，扣留几个工人也不能解决问题，遂转变态度，将五个纠察团的工人释放，并约定第二天工会派出实际负责的人同他切实会商复工的办法。
时间已经很晚，张厚庵走了。监视工会的武装部队是张厚庵的卫队，也随他走了，但是进驻工人和车站的武装士兵并没有撤退，为数虽然不多，对工人总是一种压力，工人愤慨的情绪更为高涨。
这一天，总工会发行《罢工月刊》创刊号。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
二月六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江岸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大会，除江岸全体工人而外，有武汉各式工团各学校组织的慰问队，总共约有一万四五千人，首先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报告罢工的情形，并对各工团各学校大力支援，热情慰问，表示感谢。接着各工团各学校代表演说，其中有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及烟厂工会的代表，学联会的代表，各报的新闻记者等。尤其是施洋的演说，慷慨激昂，更博得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下午三时，宣布散会，群众结队在江岸车站绕行一周，盘踞刘家庙的少数武装兵士也受到感动，对游行群众毫不留难，事实上在群众的威力之下，少数武装士兵也不可能有留难的举动。
游行示威的群众经过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到一码头，沿路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胜利万岁！”在游行示威时，群众手执白旗，旗上写着援助罢工的各种各样的标语。工人纠察团手执红旗，旗上写着：“维持秩序”“执行罢工的纪律”的标语，步伐整齐，秩序良好。
当天夜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呼吁经济支援与实力支援。
罢工运动，已经经过四天了，反动统治的军政当局，尚无丝毫接受工人罢工要求的迹象，张厚庵原约定六日再来谈判，亦不见来，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工人的团结很紧密，外面各工人团体，各学校和社团援助接踵而至。罢工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震撼着这个黑云弥漫的武汉和京汉铁路全线！
血染江岸
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政治命脉，也是他的经济来源，罢工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不仅是对他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为了掌握京汉铁路的员工，是费了很多心机的。他对工人组织工会的问题，无疑地是恩威并用，总以不破脸，能能使工人就范为度，免得损失实力，暴露他的弱点。所以在郑州军警与工人短兵相接，在江岸张厚庵与工会负责人当面交涉并没有决裂，都是吴佩孚软化工人的诡计；吴佩孚不下命令用屠杀来镇压工会，谁也不敢屠杀工人。
但是吴佩孚毕竟是一个最反动、最毒辣的军阀，到了恩威无灵的时候，他必然使用他的最后法宝——屠杀了。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总工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当时犯了对敌情估计不足、警惕性不高的错误，总以为同军警打了几个回合，也不过如此，吴佩孚不会对工会采用屠杀镇压的手段，过于乐观，过于轻敌，终于造成很大的损失！
二月七日，罢工运动仍然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武汉各界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于途，各报馆派有专访记者在江岸采访罢工运动的新闻材料。到下午二时许，张厚庵又来到江岸，他和随从十余人，临时仍驻在扶轮学校的楼上，后来事实证明，这里就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指挥部。张厚庵派一个军官到工会通知：请工会派几个负责人到扶轮学校和张参谋长谈判复工。工会以为有约在先，毫无顾虑，当由林祥谦等几个工会负责人同张厚庵会见。
工会代表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判复工。张厚庵说：
“国家的军队驻在国土上，哪里要驻军队，哪里不驻军队，这是军事长官的职权，也许复工了这里还驻军队，这是另外一件事，与罢工无关，还是先谈复工的问题。” 工会代表说：“不能无条件复工。”张厚庵说：“你们的要求条件已送到北京，和转到了吴大帅那里；你们要求的范围太广，涉及的主管部门太多，一时不能决定，现在只能答应你们已在各主管长官考虑中，京汉铁路是国家南北交通要道，与；国家政治、军事、治安息息相关，必须马上复工，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只有由你们负责！”
不等他说完，林祥谦说到：“复工是全路工人的事，既然这样，我们拿什么叫全路工人复工呢？”
张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答：“林祥谦”。
张冷笑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
林祥谦说：“没有那样简单容易。”
张厚庵马上变了脸色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命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项德龙看到了事态的严重，不能不有一个脱身之计，就很委婉地问：“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
张答应说：“可以，快去。”
大家才退出来，向工会方面走，项德龙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团到工会集合”
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对话的冷笑中，暗藏着无限的恶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的任务。林祥谦方在迟疑还没有说话，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到工会来开会，我陪林会长(军官这样称呼他)到工会去等你们。”
林祥谦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就很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堂堂的集会结社，我们有罢工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他就径直回到工会，他此时已经失去自由了。
其余的人都散了，项德龙叫杨德甫暂时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杨德甫说：“我暂到汉口居士林里听你们的消息。项德龙去找纠察团准备抢救林祥谦出险。”
一会儿车站上发出紧急集合的号音，大家还以为军队要撤退了，岂料不到一刻钟的时光，工会的四方八面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步兵，为数约有一千余人，大有弓上弦刀出鞘一触即发的神气。这样的场面，工人不止见过一次，不以为怪。第二次的号音又响了，这是冲锋的号音，军队散开了，以作战的姿态，冲进了工会和各厂处，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的人，把林祥谦、李开元等十三人和几个火车司机由工会里绑到江岸车站上；把林祥谦绑在车站的电线上。
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着大刀的士兵来问林祥谦说：“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
林祥谦很从容地回答说：“我下命令给谁？”
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下命令给他们和纠察队。”
林祥谦很愤激地高声说：“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
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然后再说道：“上工不上工？”
林祥谦抗声说：“不上！”
那军官令再砍一刀，怒喝道：“你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
林祥忍痛在呼：“上工要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能上！”
军官令再砍一刀，此时林祥谦鲜血溅地过多，晕过去了。过了一会醒来，军官狞恶地笑道：“现在怎样？”
林祥谦操着福建中音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此王八蛋手里……”
正在相持之际，项德龙率领工人约百余人，冲进了车站，快扑到林祥谦的身边，站在车站的军官一声吆喝，军队再度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刘家庙立即变成了战场，枪声、人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绑在电线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员都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的血泊中。
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亦发生了大屠杀的血案：当林祥谦等在工会被军队捆绑拖走时，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领纠察团团员约二十余人，前往抢救，曾玉良受伤后，奋起抓住一个持枪的士兵，扭作一团，拳打脚踢，复用口咬，士兵亦受重伤。曾玉良是一个身躯肥大，膂力过人的人，冲打起来，活象一只发狂的老虎，旁边的官兵不敢走近他的身边，一个军官拔出手枪，连发数响，曾玉良与那持枪的兵土同时中弹死去。
在这次战斗中，战死在工会门前，及在江岸车站同林样谦烈士一起牺牲的，尚有平车厂的木工陈年伯，机器厂翻砂工人徐言发、李开元，平车厂工人吴海发、柳成有，机器厂合拢班工人王先瑞，机器厂锅炉工人陈端炳，车头厂验车工人林开庚、邵承鹰，机器厂打磨工人吴彩贞，机器厂翻砂工人朱仁斌、梅才咏，车务处铁工晏佑来，车务处车头生火工人张福狗、梅启发，车头厂炭棚工人姜和顺、陈芝槐，车头厂机工王起鹏、司机刘文银，工务处工人丁道启、李启发、龚德咏，领班胡兴顺，车头厂工人刘长发，车务处摇车工人杨庆寿，车头厂生火工人陈道忠，平车厂油漆工人叶志槐，车头厂加油工人叶青山，工务处工人张春喜，车头厂工人秦君，车头厂锅炉工人钱惠和，机器厂车床工人胡如树，工务厂翻砂工人刘幼亭，机器厂铜工刘寿真，以及林样谦烈士的弟弟林元成（原为信阳段升火工人）等三十余人。伤者无数。血满长渠，尸横遍地，哭声震地，杀气弥天，江岸工会牺牲最大，工人被杀最多，这次“二七”血案，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走上新的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资产阶级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起来，英勇搏斗，不怕流血牺牲，开辟了革命进军的大道！
接着武装部队会同路警在刘家庙工人宿舍中逐户搜索工人。工人绑进工厂，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这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七时之间发生的大屠杀工人的血案。
林祥谦、曾玉良等三十七人被反革命军阀杀害了，他们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林祥谦烈士是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他的祖父林发趋是个贫农，只有半间瓦屋六分多水田，靠副业生产打渔摸虾为生，他的父亲林其庄有四个儿女，林祥谦是老大。在前清末年，林祥谦烈士的父亲在马尾造船厂做锅炉工人，每天只有两角多钱的工资，星期天休息就没有工钱，所以他的工资除了他一个人的伙食外所剩无几。林祥谦烈士的母亲就在靠耕种那六分水田并搞些副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林祥谦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在童年时即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六七岁时即跟着母亲下田耕作。有时母亲留他在家里，他就象成人似的照顾弟妹，淘米洗菜，把灶火燃着，饭弄好了，等着妈妈，妈妈从田里回来总是欢天喜地的夸他说；“好孩子！”
福建是龙眼的产地，他的家里有一株枝叶茂盛的龙眼树，每年结的龙眼又多又甜又早。但是附近地主的儿女仗着有钱有势，明抢暗偷，总得不到一点收成。林祥谦气愤极了，在他十三岁的那一年，他也有点气力，龙眼熟了的时候，他不分昼夜在龙眼树下看守着，快到收成的那几天，有一天夜里，那些小流氓成群结队地把龙眼偷去了很多，林祥谦赶到，同那些小流氓理论，反被打了一顿，他很气愤地跑到马尾造船厂对他的父亲说：“地主崽子们太欺压人，我得在这里结交上很多的朋友，回到尚干去给那些坏蛋一顿恶打，才泄我心头之恨。不然我就再不回去了。”他的父亲就把他留在马尾，送进小学读书，他每天放学回家替父亲烧茶煮饭，这样半劳动半学习，进步很快，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能读能写能记账了。因为生活的困难，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进工厂当学徒，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因为勤于钻研，他很快地就学会了钳工的复杂技术。终以没有后台，工作了五年，亦未提升为正式工人。一九0七年他的妹夫周连城把介绍到京汉铁路刘家庙机器厂做工。一九一三年林祥谦被调到郾城做验车工作，这一年才同陈桂贞女士结婚，不久他又被调江岸机器厂工作。
林祥谦烈士性格和善，对父母孝顺，对妻子亲爱，对兄弟朋友和睦友爱。他自奉甚薄，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一生没有穿过绸缎呢绒的衣服，也没有穿过皮鞋，自己虽然是这样节省，但每遇同乡同事有缓急之需，常典当衣物帮助人，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每遇强暴凌辱穷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虽花钱费力在所不计。在工人俱乐部任财务干事时，公私分明，丝毫不苟，为同事所敬服。在“二七”罢工运动中，他同项德龙手联手，肩靠肩，不分昼夜地工作，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他常对项德龙说：“罢工运动就是革命运动，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革命，也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罢工，我们要准备一切应付事变！”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同志们无不悲痛落泪，切齿痛恨封建军阀。
各地的斗争
自二月四日全京汉铁路各段分会执行总工会的命令进行总同盟罢工以后，各处工人与反动统治阶级都发生了不同方式与不同情况的斗争。
在郑州方面：四日下午三时左右，驻军师长靳云鹗即将郑州工会执行委员长高彬，副委员长姜海士骗到该师司令部，先用花言巧语要他两人劝工人上工，高彬、姜海士不为所动，后即将他两人加上脚镣手铐，牵到车站及工人住宅区游行示众，以示威胁，最后把他两人关了监。五日又把工会副委员长刘文松捉去，靳云鹗亲自为他松绑，优礼相待，进行挑拨离间说刘文松是好人，高彬等把罢工的责任推到刘文松一人身上，他不信。他希望从刘文松口里得出高彬对主持罢工的责任。那时刘文松还没有变坏。激于义愤，很慷慨地说：罢工是京汉铁路全体工人的事，决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郑州工会是我们三个人负责，他们两人坐牢受苦，我决不能怕祸偷生，你们把我也关起来吧！不然叫我们的弟兄看起来，我还能做人吗？靳云鄂的参谋副官同他问长问短，归根到底说到罢工复工的问题，刘文松一言不发，最后也把刘文松关了监。
六日军警当局多方设计追捕凌楚藩，凌楚藩是一个很乖巧的人，在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的开始，就躲了起来。当天，军警把同凌楚藩住在一起的王宗培、钱能贵捉去，也是脚镣手铐，押解到郑州车站游行示众，企图威胁工人。七日上午，京汉铁路全路紧急戒严令下，又将司机彭占元、马定清捉去，严刑拷打，打得皮破肉烂才释放出来。这样的威逼，工人不为所动，更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到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郑州军警又疯狂似的到处逮捕工人，工人拒捕，予军警以反击，造成流血惨案，死伤多人。
在长辛店方面，自罢工以来，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维持地方秩序，颇得地方群众和舆论的好评。军警方面对工人施行威迫利诱，赵继贤请出宛平县的县长及京兆尹的代表向工会商洽复工的条件，进行分化工人的诡计，其卑鄙无耻的行为与郑州军警当局大同小异。但长辛店的工会负责人对军警的警惕性比较高，罢工的第二天，工会即转入地下活动，军警屡次到工会寻找负责人，都没有找到。六日夜晚十二时左右，驻长辛店的陆军第十四混成旅会同当地的警察，挨户调查人口，搜索工人，在工人家中捕去史文彬、吴汝明、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人，押解到十四混成旅司令部，严刑审讯，剥去衣裤，打得皮破血流。当时正是三九寒天，他们十一个人关在拘留所里，带着脚镣手铐，一丝不挂地差不多达两天之久，每一个人哆嗦发抖，冻得死去活来。
当夜，工人纠察队分途报信，次晨天还没有大亮，长辛店的三千多工人集合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门前，当前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工人群众均手持小白旗，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声震天地。该旅旅长便拿出他的法宝，下令冲锋。密集的武装队伍由内向外，对工人群众射击，一时弹如雨下，接着数十骑马队向群众冲来，当场中枪死去四人，重伤三十余人，轻伤无数，工人群众不得不四散奔逃。史文彬等十一人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的拘留所拘押了两天多，到京汉铁路恢复交通以后，才解到保定关在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监牢里。“二七”惨案以后又有工人二十余人被捕，也关在这里，一直到曹吴失败之后，他们才从监狱里出来。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关在保定监狱里的工人和我们的同志，吃尽了苦头，受尽考验，但他们保持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气节。
信阳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在罢工的过程中，军警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对工人威迫利诱，每日里都有新的花样，工人的团结象铜墙铁壁似的，敌人都无能为力。七日下午，约在五点钟左右，工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被军警绑上车头，强迫开车，胡传道不为所屈、并厉声说：
“二千多里长的一条铁路，三万多员工掌管的复杂细致的技术，火车头开出去，这三万多人都要动脑筋，费气力，这三万多人中如果缺了一相打旗的，挂钩的或是加油的，这个火车头就寸步难行了，如果象你们这样蛮不讲理地把火车头开出去，一定要出轨或是翻斤斗，开火车是要有方法有条件才能开，不比强盗杀人放火，把人杀了，把火放了，就完了。你们蛮不讲理地把我绑上车头，就同强盗杀人放火一样，你们杀人放火不负责任，我开车可要负责任，你们杀了我，不过是一条人命，在罢工问题没有解决前，我把火车头开出去，所出的乱子和带来的灾难，要比我这一条人命大得多，所以我宁可被你们杀死，也不能出卖工人为国家社会造成灾难。”
胡传道的话还没有说完，带领军警的军官指挥大刀队砍去胡传道的左右臂，当时胡传道就昏倒了。反动军警并当场枪杀了反对复工的工人数名。随后用两个军警绑架一个工人，强迫复工，这样屠杀工人的情况，从江岸一直到郑州都是一样。
工人在这样的黑暗势力压迫之下，生命都在呼吸之间，所以全路工人从二月七日日深夜至八日早晨，才忍痛复工，罢工运动虽然是失败了，而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意志和信心增高了。
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开始调查工人死难的情况，拟定善后的办法。这次大屠杀，在江岸方面：死难的工人三十七人，受重伤的二十七人，轻伤及在事变中失踪的还不在少数。被捕的百余人。长辛店方面：死难的工人四人，受重伤的二十余人，被捕三十余人。郑州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十余人，被捕的数十人，也有失踪的。信阳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数人，受轻伤及被捕的亦不在少数。其他各分会及各站各厂，死难的，受伤的被捕的工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进行调查，事后也就没有资料可查了。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另一位战士——施洋烈士。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之初，施洋同项德龙即有密切的联系，对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见。他在武汉各个工会都参加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他长于词令，勇于斗争，他不畏强权，不怕艰险，每与人争论，他的道理总要占上风。因此一般权要与学阀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危险人物。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武汉各工会的代表齐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时，施洋以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的身份，被邀请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典礼。也就是协助项德龙对工会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罢工运动发生，他也做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虽然因为他的律师业务很忙，在罢工运动中，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但他在罢工期间每天夜晚都要到江岸工会与项德龙共同策划，到夜深人静时才回家。二月五日，刘家庙举行群众示威大会时，他代表武汉工团联合会出席讲演，他那锋利的词令，慷慨激昂的态度，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的情绪。他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过激派”。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障人权。他常说：“我们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是骗人的，是不兑现的支票，就是在群众面前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动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为得执行法律，如果被他们杀害或是关监，我们就是求仁得仁，一个革命家同反动统治阶级如果不面对面地多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阶级也不会垮，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施洋不怕坐监不怕杀头，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是我们的同志与工人群众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罢工运动中，都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他经常同工会与工人群众在一起斗争，敌人非常仇视他。
“二七”惨案在江岸爆发时，施洋正在汉口地方法院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汉口陆军稽查处派了两个便衣暗探到施洋律师事务所，借接洽官司为名来找施洋。施洋的夫人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就对他们说：施先生到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他们就从后城马路到地方法院去，在新市场附近，遇着施洋坐着人力车回家。他们上前把施洋截留下来，先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查抄了一番，然后把他押解到陆军稽查处，转警察厅，未经审讯，即押解到武昌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的监狱里。到二月八日下午五时陆军审判处才开始审讯。他上公堂时带着三四十斤重的脚镣，二十多斤重的铁链，很大的一副手铐，虽然走路艰难，他的态度仍是从容自若，不改常态，审判他的人先问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他首先向审判官提出两种抗辩，他抗辩的内容是：第一，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末你们就是渺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不着脚镣手铐，尤其是这样天字第一号的重脚镣手铐，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废除了，你们最好是采用文明国家的作风，废除这种落后的刑具，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墙高数丈，重门叠户的监牢里，你们也够威风了，我也够受折磨的了，再加上这样的刑具，你们从天理国法人情各方面来考虑一下是否确当。那个陆军审判长姓孙，也是一个法政学生出身，对同道有点同情，他说：你的第一项申诉可以转呈，你安心守法，不要着急。第二项申诉，这是监狱的惯例，如果你守法的表现好，主管监狱的官员会给你卸除刑具，即宣布退庭。 施洋下了公堂，回到监狱，刚刚坐下，即有人在牢房外高声喊道：“施洋下刑具”。这就是施洋在革命斗争最后的一次胜利！
在公堂上审讯的情况，并不很恶劣，在宣布退庭前，审判处长说：你的供词我还有些没有听清楚，记录恐怕也不够好，你恐怕也还有要说的话没有说出来，你下堂以后写一个亲笔的书面口供呈上来。你我是同道人，你尽管放心，我必凭情判断，决不冤枉你；不过这是军法机关，只重命令，与普通法院不同，你在亲笔供状上不必发牢骚……。
施洋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陆军审判处长强调“只重命令”四字，无疑是给他暗地送的一个警告，他已知道事态的严重了。九日七时起床，他草拟了一个供状，约二千余言，仍然是据理力争。十日为同狱的难友策划农历年关的福利，草拟申请书。十一、十二两日为难友石玉贵草拟请假释诉状。十三日写狱中日记及诗一首，十四日一是无事，到十五日拂晓，突然提出在陆军审判处刑场执行抢决。行刑前狱吏问施洋有无遗嘱，施洋从容笑说：
“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的施洋。”说完从容就义。
施洋是为工人阶级，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牺牲了！他的身后萧条，一贫如洗，只剩下他的夫人郭继烈和一个在当时不满三岁的女孩儿，及一个十多岁的小弟弟。他的棺殓埋葬都是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负责办理，葬于武昌宾阳门外洪山北麓。他死难时年仅三十四岁。
“二七”血案后，死难的要安葬，死难的家属要生活，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失业的工人约二百余人要救济，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项德龙接受党的指示，在京汉铁路建立了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
自一九二一年八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告成立起，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南方的海员组织活动与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活动，形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洪流，在这两大洪流中党吸收了不少优秀的工人如苏兆征、项德龙等入党，在天津、上海、广州、湖北、湖南各大城市和工、矿地区，都普遍地建立了工人运动的根据地和共产党的组织。全国各城市工人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之下都活跃起来。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不仅是武汉的工人和学生沸腾起来，就是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学生对于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运动也起来声援。“二七”惨案之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更加残酷了，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会都被查封了，工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与所属的十八个工会也被查封了，武汉的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也受到限制。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统治之下的直隶（河北）、河南、湖北三省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很快地转入地下活动，其他各地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遭遇的一股逆流，工人运动暂时遭到挫折。
在这时候，第二国际的走卒湖南劳工会的头子王光辉等勾结一些流氓政客郭聘伯、袁正道、郭寄生等，工贼张 卢士英、张德惠等妄想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地挑拨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动摇分子杨德甫、罗海澄、周天元、黄子坚等同共产党的感情，离间京汉铁路工人同共产党的关系，他们到处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报纸对共产党作恶意的攻击，说什么：“共产党鼓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牺牲工人，报效俄国。”“共产党人得了俄国人的钱，在中国发动罢工运动，壮大俄国人的声势。”“共产党侵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救济款。”企图污蔑中国工人阶级“争自由、争人权”的革命运动。
“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一时转入低潮。但不久爆发了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大罢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工人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工贼张*、郭聘伯等妄想勾结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武汉工人纠察队将张 、郭聘伯等捕获，在汉口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审，把这几个工贼宣告死刑，当场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