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回忆录 （上）作者：包惠僧
流浪在武汉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武汉热的透不过气来。大街小巷都是屎尿淋漓，垃圾成堆，经过太阳的蒸发，就是臭气熏天，遇着一场大雨，变成屎尿横流，泥泞满地；地下的狐鼠与空中的蚊蝇，非常活跃，连达官贵人的楼台庭院也受到它们的光顾了。
当时我住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馆里，前门有便池，后门有粪坑，中间一个大天井，终年污水盈寸，臭不可当。我住的房间在天井旁边，每到黃昏时候，蚊虫撞破脸，一到天明又是苍蝇飞满室，加以铺板上的臭虫，窗檐上的蜘蛛，阴湿地上的跳蚤，真是骚扰不堪。有时候，室内发现毒蛇和蜈蚣，就更使人苦恼了！心想搞一次清洁运动，把臭虫和跳蚤镇压一下，再买床蚊帐，或可得到暂时的安静。但是事实上，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令搞一次清洁运动，又哪里能够改变这种龌龊污秽的环境！
这里是武昌最便宜的旅馆，连住房带吃饭每天二百四十个铜钱，每月仅费七串（千）二百个铜钱，合成银元不过两三块钱，因为便宜，住客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法政学生和各学校毕了业就失业的青年，还有少数打官司的乡下人。倒也是形形色色，构成一个小小的社会。
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样出房租、膳费，冷暖却有不同。法政学生多半是地主豪绅的纨袴子弟，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老板待若上宾。他们的膳食费用是整月或整季的预付，老板对他们是必恭必敬，称某少爷、某先生或称某相公、某老爷。那些失业的学生是穷措大，膳食费是三天一交，一个礼拜一结，付不出膳食费的人，自然要受老板的白眼和冷落。甚至有的时候连名带姓叫骂一顿，以至撵赶出门，逼得那些穷苦的青年面红耳赤，不得不典当衣服行李清偿馆费用。古人说：“床头黃金尽，壮士无颜色。”真是话不虚传！
我虽然有点零星收入，还可以按月付出膳食费用，没有受到老板正面的奚落，但是处境也并不比那些失学失业的青年好些。我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擅作威福的行为，因此，同老板发生过几次口角，同那些纨袴子弟们打过架，树立了不少仇敌。就这样在混乱中住了一年多！
一天夜晚，我又同老板吵了一架，觉得再住不下去了，就想设法迁居。我把那一天的新闻稿件写完已是午夜一时了，加上思想上的不安，蚊子和臭虫的侵袭，真疲乏极了，很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睡一觉。我想蛇山顶上没有人烟，那里或者没有蚊子和臭虫，至少比这个龌龊的小旅馆风凉一些，就悄悄地拿了一条卧单跑到蛇山顶上。
这里倒是凉风习习，寂静无声。我在一个多年不用的要塞炮台旁边的草地上，拣一块地方埋头睡下。心想：如果没有毒蛇和夜鬼来侵扰，这一睡必定要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不料刚刚入睡，脖子上好像针刺了一下似的，又痛又痒，用手一拍，打死了一个又长又大的蚁子，一会儿嗡嗡之声，越来越密，简直招架不了，这里的蚊子比旅馆里的蚊子厉害得多，不能再入睡了。一阵苦恼，便翻身爬了起来。
我在山顶上，一边缓步，一边极目四顾，武汉三镇的夜景，历历如画，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顿时把心中的烦闷，身上的疲乏冲洗尽了！汉阳兵工厂不断地向江面吐出火光，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与第一纱厂的乌烟缭绕，相映成趣，京汉铁路与粤汉路隔江相望，龟山在前，洪山在后，不仅是形势天然，从工商业条件来说，真是中国内地唯一无二的一个生产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总以为武汉是一个争名夺利的是非之地，罪恶的渊薮，一个堕落腐化龌龊不堪的城市，今天夜晚竟发现它有无比的美丽。心想，那些坏东西是人为的，如果有一个好的政府，有一种清明的政治，有一个好的市政建设计划，武汉三镇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想到这里，精神兴奋起来，睡意全消。连忙拾起卧单，走下山来。
这时，报晓的更鸡齐鸣，街上已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了。路过龙王庙，忽然发现了奇迹。这个没有香火没有住持的破庙，向来是乞丐栖息之所，破烂与污秽是应有尽有的，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有到这里来，这个破庙变样了：乱草铲平，瓦砾捡尽，庙门两厢虽然还是那样破烂，但是清静无哗，并没有一个乞丐。再看看庙门虚掩，左上方挂着一个崭新的招牌，上面写着：“启明化学工业社”，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信步走了进去。
里面仍是空旷破落，无大变动，正殿上仍然是龙王爷的塑像，神气十足，只有左廊下睡着两个人，远看似乎是两个乞丐，走拢去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閤八士和陈治安。我把他俩叫醒了，他俩坐了起来很惊奇地问：
“你怎么来得这样早，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互相谈了别后的情况，才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回不得家乡，流浪在武汉很久，才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准备做点小本生意，因为不懂生意经，又改变方针，买了两套做粉笔的模型做粉笔卖。在抵制仇货运动中，各学校都联合不用日本货，中国商人很少做这种经营，即令有做出来的，也像石头一样硬，写不出字来。他们利用在学校里的一点化学知识与做手工的经验，来搞这种行业，做出成品不比日本货差，比中国商人做的好，更以抵制仇货，提倡国货，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之下，以学生的身份，亲自拿着粉笔到各学校商店推销，几乎把武汉各公立学校半年用的粉笔都包下来了，竟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两三个月之间，除了吃喝成本，还净赚了二百多块钱。因此信心十足，满想大干一场。正好找着这个破庙，挂出那样一个招牌，还准备招股，扩大经营呢！
“我们已经开始制造油墨和浆糊了。” 閤八士有些兴奋又有些难为情地说。“当初我们不过是谋个饭碗罢了，想不到学政法的倒办起实业来了！”
我也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古怪现象，一个人要存在下去，不得不在夹缝中去讨生活。
接着，他俩又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从买原料，制成成品，向各学校商店推销，都是他俩自己动手，照说成本低，应该利润大；但是由于在市场上没有信誉，各学校一贯都是用日本货，日本货一般地说比中国货好，所以制成的东西推销比较难，几乎赔了钱。五四运动以后，展开了抵制仇货运动，在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的支持之下，国货抬了头，他们半年多的积货在一个月当中便销售一空，还有很多学校、商店继续来定货。
閤说：“我们想从这一方面或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你能够加入我们的活动吗？能出钱也好，能出力也好，就是不出钱不出力，能够出一个名作为启明化学工业社的发起人，在精神上支持我们也好！”
我说：“我也是一个迷途的羔羊，想奔赴光明，但不知哪里有光明，我当新闻记者也是为了生活，同你们做笔卖是一样的，就我所知道的，时中书局是失业的学生办的，利群书社也是失业的或者将要失业的学生办的，这都是不安于现状又找不着出路的一群，国家不管我们，社会不管我们，我们为了要活下去只好自己干起来，你们干吧！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我给你们当股东没有钱，当学徒吗？那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一世无成。我对于这个世界气闷极了，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碎黃鹤楼，两足踢翻鸚鹉洲，象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这个世界改变一下，越快越好，我没有像你们那样的耐心，象苦行僧似的，搞这样的行业。人生几何？到甚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清平世界啊！”
閤问道：“你的终南捷径是甚么呢？”
我说：“揭发社会的黑暗！”
閤问：“你的武器呢？”
我说：“一枝铁笔！”
閤问：“一个人一支笔能够起多大用呢？”
我说：“这就看事在人为了。总之，这个社会不改变是不行的。”
閤说：“你的看法太不现实，不过同利群书社那些朋友有些相同。”
我问：“他们如何做法呢？”
閤说：“那说起来话长，你最好是去访问一下，也是一个新闻材料。”
我说：“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我也知道几个，我以为他们同你们和时中书局是一样的，他们真有与你们不同之处吗？我真要去访问他们一下。”
閤说：“你要我们介绍吗？”
我说：“我是新闻记者，用不着要人介绍。”
閤说：“他们对你不会说实话的。”
我说：“等到需要你们介绍时我再来找你们。”
谈到这里我就准备要走，他们拿出一份启明化学工业社的组织大纲及招股章程给我，要我替他们作义务宣传，并要我同他们常来往。我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之后，又对这个破庙里的四方八面端详了一番，倒也清洁宁静，比我住的那个小旅馆好得多，我马上灵机一动，问道：
“你们这里很宽敞，欢迎我住在你们这里吗？”
他俩同声说：“只要你不嫌这里破烂，我们很欢迎你来！不过我们的伙食吃得比较苦一点，一天吃两顿，每顿一菜一汤，差不多都是素食，我们是自已做饭，胃口倒也不错。”
我说：“我不会做饭，我也没有时间搞这些。”
閤说：“那没有问题，横竖我们是要吃饭的，用不着你动手。”
我当时笑说：今天可算不虚此行了！找着了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又发现了一个利群书社的线索，今天就先搬家，再去访利群书社。分手之后，我就径直回到旅馆，同老板算了账，把一卷行李一个网篮搬到龙王庙，利用正殿上倒下来的一扇破门做铺板，虽然窄一点，长一点，不大好看，但是这里巷蝇不多，蚊子很少，没有一个臭虫，摊开了行李，很甜蜜地睡了三个钟点，赶去了长时间没有睡好的疲劳。吃了午饭，就辞别了两位朋友，去访问利群书社。
利群书社是开设在武昌橫街头的一个丁字路口上，门前和其他的商店一样，只是比其他商店简单朴素一点，店堂的正中间有一张象餐桌的长方形的台子，上面堆满了上海北京各处新出版的杂志报章，台上置一个一尺见方的白底黑字的牌子，正面写着“阅览台”，反面写着几行简单的阅览规则，无论何人都可以在那里阅览，不取阅览费。柜台里面安置两个又高又大的书架，书架上，疏疏落落地摆了一些书籍，也没有人守柜台，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买书卖书的交易却很少，挤了一大堆人，也看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顾客。
我在那里徘徊了半个钟点，找不着一个问话的人，一会儿书社的后室有两个不象工人打扮的青年，抬着一筐垃圾走了出来，我想这总是他们的伙计吧！我就拦着他俩问：
“谁是你们的管事的呀？”
他们答应说：“我们没有经常管事的人，只有轮流值班的，现在就是我们值班，你要买书报吗？”
我说：“我是新闻记者，我想采访贵书社的情况，替你们作一些宣传报道。”
他们笑说：“我们是甚么也没有，只有几个人，这个铺面是租的，贩卖的书报是卖了再给钱，我们是中华大学的走读生，借利群书社作一个宿舍，并可以得到阅览书报的方便，就是如此而已，我们没有可以值得宣传报道的东西，辜负了你的好意。”
说到这里，不等我再问便嘻嘻哈哈地走了。
我碰了个钉子，心想这里门坎真紧，可是也更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接着我就去访问了好几个与利群书社有关系的人：陈学渭、罗四维、林育南等，他们都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实话，仅仅说这是一个工读互助的团体。当时一些局外人也多以为他们不过是读书不成，生活不了，一个穷苦失业失学的一群青年的组织。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利群书社，是共存社的事业机构，共存社的发起人是恽代英。到这时我才算找到一些脉络。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后，就在该校任中学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不满意他的家庭，不满意他的学校，更不满意那种社会和国家。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学问方面就有相当的造诣，颇有文名，他常在《东方杂志》和《大中华》杂志上写方章。他更善于词令，在教课和任何集会上，讲话很有热力，能吸引听众，所以在中华大学各部有相当威信。他因为不满意现状，想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创造一种接近现实的新的人生，他有四大戒律：不吃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有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四大工作步骤：个人自修，朋友互助，由乡村教育发展新村运动，由文化运动来发动改革政治运动。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纲领，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四大愿望、四大工作步骤演绎出来的，利群书社就是共存社最初的一个事业机构，后来恽代英在黃陂、黃冈办过乡村教育；在重庆、泸州办过师范教育。他在四川任教时，不仅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教员，并且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学生，萧楚女、林育南等都是共存社的主要成员。到一九二二年春，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吸收林育南为武汉学生代表，共存社才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它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加入共产党后，共存社即宣告解散，这是后话。
在当时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一共也不过十几个至二十几个人，除萧楚女外，都是中华大学附中、一中、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差不多都是布衣布裳布鞋布袜，象一群清教徒似的，对人都是冷冰冰地叫人不可向迩。我想这也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不会成甚么大事，也没有兴趣去随随他们，仍然过着白日到处采访，夜晚埋头写稿的生活。
当时，武汉的报馆、通讯社很多，他们除有自已的记者外，也约请一些不拿薪水只拿稿费的特约记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两家报馆发给了我特约记者证，有了这两个证件，我就可以横冲直撞了。我采访新闻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各界联合会，是属于抵制仇货运动的报道；一个是湖北教育界，是揭发各学校的黑幕如贪污腐化那一类的报道；一个是通过鄂西的几个省议员对鄂西军政府（是蔡济民、唐克明、柏文蔚等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一些报道。这在当时都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可以刺伤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政府及军阀和学阀，因此采访的新闻很有市场。
有一天，我到省议会秘书长蔡养朴那里去采访新闻，因为他教过我几何代数，我们算是师生关系，虽然他不大喜欢我，可是他有责任接见新闻记者，发布应该发布的新闻，所以我常到他那里走动。那一天他把省议会无关重要的两个议案交给我作为新闻发布，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你是我的学生，我不能不对你说直话，一个读书人去当新闻记者就是未路，这种行业不仅辛苦，而且危险，一句话或是一件事到了你们的口头笔下，都变成了嬉笑怒骂，总要刺激一些人，甚至骂得不成话，那谁还敢同你说实话呢，又有谁敢同你做朋友呢？截至现在就有不少的人怕你，把你的名字同‘报痞子’联在一起，我听着很为你难过，我劝你不要搞这一套，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
他说完之后，只顾抽他的水烟袋，不再看我。我受了这顿没头没脑的教训，颇不甘心，就说：
“自从毕业以后，我钻了不少的冷窟窿，坐了不少的冷板凳，谁也不理我，低首下心地去找了校长好几次，他给我在附小半个书记（支书记的半薪每月十余元）兼四点钟的课，虽然生活很苦，地位很低，我还是忍气吞声干了一个学期。八十串钱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员我也干了五十天，结果我同当地的豪绅及流氓地痞对骂了一阵，他们兴师动众要同我打架打官司，我被迫离开那个学校，逃到武昌来找学校的老师，谁也不支持我，接着又害了一场大病，逼得我好几次想跳江，真感到天地之大，无我立足之地，想下乡种田，无田可种，想披发入山，无山可入。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关头，在旅馆遇着一个新闻记者，他吹他当记者的一套混世法宝，启发了我，我才开始在各报投搞，经过了半月投搞的信用，才得到那两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这样才解决我的暂时生活问题。这一年多来，辛勤的采访，努力的写作，不造遥言，不说谎话，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至于刺激人不刺激人，骂人或不骂人的问题，我就没有去考虑。您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不过，天地间的事，正当不正当是人为的，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所谓正当的职业，那个职业就变成了作恶的工具，新闻记者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是不值一个大钱的，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新闻记者倒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社会的尊重。我倒不一定要干这种行业，因为要活下去，恐怕只有这种行业好干，因为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来换生活，既不求人，又心安理得。”
我说到这里，他脸上作出极不愉快的表情，把他手上拿的水烟袋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不声不响地跑进内室去了。这是撵我出门的表示，我也只好站了起来，不辞而去。
此后，我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星期光景，有两个警察到龙王庙来调查我的情况并检查了我的网篮行李，那两个同学害怕了，要我搬家，报馆里同我比较接近的一个编辑告诉我说：湖北省警察厅通函各报取缔“雷”“鸣”记者的稿件，他劝我暂停写稿，或是把笔名改一下，看看风色。我想这是一个无抵抗的办法，我既没有做贼，又没有造反，为甚么要那样怕人呢？这是那些老家伙放的火，他们排斥异已，才搞出这个鬼把戏。可是我不写稿不能生活，写了人家不用也是枉然，为了不使报馆为难，只得又换了两个笔名。龙王庙的老板既然不敢留我，只好又搬到大关帝庙十二号去。
转眼到了冬天，抵制仇货运动已经到了尾声，可报道的消息极少，湖北教育黑幕的报道，不知政府与报馆之间是一种甚么默契，一概不采用，鄂西军政府的活动在冬防期间报馆也差不多不要。这样，稿件用得少，收入也相当减少，差不多不能维持生活了。武汉的天气，到了严冬，雨雪连绵，天寒地冻，那个破旅馆是纸糊的房子，到处是洞，寒风刺骨，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那时陈潭秋在武高毕业以后，也闲在这里。 我们朝夕相处，唯以聊天消磨时光。闲得无聊，他也帮我采访、写稿。夜晚冷得难当的时候，就用报馆赠送的报纸作燃料来取暧。到了旧历年关，旅馆的客人都回家过年去了，陈潭秋约我一路回家过年，我本不想回家，但是在旅馆里也住不下去，各报馆一律放假五天，我只好同他在旧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回到故乡。
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讨债的人川流不息。母亲看见游子远归，倒是欢天喜地，父亲却是气忿不平。他把一家穷困的责任都推在我同哥哥的头上，说我们兄弟不成才，带累父母弟妹受苦，每天要咒骂几顿。精神上的痛苦与在武汉的情况并没有两样。读着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冰霜刀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春去难寻觅，……”之句，真同感到流出泪来！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杀出重围，冲破罗网，找到一个自由天地，光明世界！
转变的一年
当时的农村也并不比城市安静.到处洋货充斥，一片萧条景象.落后的农业经济频于破产，农民生活贫困不堪，南北各省都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乡下人好辛苦，吃了年饭望端午”，这是说明农民一年只有两次吃肉的机会。农民一年的辛苦，只能生产一点粮食和棉花，而粮食棉花又受了舶来品的排挤，值不了几个大钱，加以贪官污吏的剥削，土豪劣绅的压榨，敲精剥髄，油尽灯枯，就是老百姓拿一点鸡蛋到集镇上去卖，如果遇着警察和衙役也要抽头，同到厘金上的喽啰，还要纳税。县太爷的衙役一年四季下乡，名义上是催钱粮拿匪盗，实际上是挨家挨户打抽风，每到一处先供吃喝，走的时候还要送路费，如果吃得不好或是路费送少了，来一下拍破鼻子打一个假的破头案，用抵抗公差，殴打公差的名义来耍无赖。他们每到一处，就是鸡厌不宁，人心浮动。在官府苛逼、胥吏勒索之下，农民真是永无喘息之日。健壮的农民便一个一个逃到城市里来，有的在码头上当苦力，有的到武汉、上海、天津、广州拉洋车，有的到工厂旁边做临时工和小工，有的做小贩，还有的成了乞丐。这样，农村里的生产力降低，城市的游民增多，工商业地区的劳动预备军扩大，社会也就更加动荡不安了。
农民的工作甚忙，生活极苦，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片刻的安闲，在播秧割谷与播种的时候，都是日以继夜两不见天的劳动，收获以后，稻谷交给地主，棉花卖给富人，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为了生活，仍然是两不见天地上山砍柴，下水摸虾。有时吃稀饭，有时吃青菜，有时吃树皮、草根，吃观音土。一九一九年前后，大江南北各省，连年闹旱灾虫灾，还有的地方遭水灾，官府有积谷，地主的粮仓里有二三年至五六年的陈谷不拿出出来救灾，河南陕西的农民吃观音土，四川贵州的农民吃树皮草根，因为消化不了，引起了很普遍的瘟疫，还饿死了不少的人，这些灾难是谁带来的呢？当然是那些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可是他们在灾后却装出一副假慈背的嘴脸，发出“人心不好”、“天灾难测”的叹气！他们发起“皇经功德”、“玉皇大蘸”，这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忏悔，并借这样的名义，向穷苦农民派钱捐款，请些游手好闲的和尚道士念经诵咒，自已则大吃大喝，贪污中饱，有的地方闹了十天半月，有的地方闹了一个月至一百天，穷苦的农民出了钱，出了力，还要早晚到所谓“经堂”、“佛殿”里礼佛忏悔，还要向那些地主豪绅打躬作揖，称他们是经主、斋主、蘸主、忏主，自己出了钱还称地主豪绅为施主，为善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黑暗，可想而知了。
一九二0年二月初，农村里开始春耕了，那个破落的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只好再回到武汉。
到了武昌，照例要到各报师友处走动一下。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操旧业，借了一点债，当了一件旧棉袄，暂时安排一下生活和工作。可是思想上总无法平静下来。
我在武汉居住多年，由于采访新闻的关系，足迹几遍大街小巷，深感这个城市藏污纳垢，丑恶不堪。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封建军阀的残忍狠毒，所听到的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任何一个有热血的人，静夜自思，无不忧心如焚。
当时汉口租界林立，一江两岸，一望都是外国人的兵舰。谁能相信这是中国的领土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倒像是生活在外国一样。帝国主义的兵舰所在之处，在一定范围以内，不准中国人的船舶靠近它。就是过江的民船，也不准靠近日本兵舰，更不能靠日本租界登岸。外国人的舢板撞翻了中国人的民船是常有的事。兵舰上的官兵常常坐着舢板上岸，以采买菜蔬为名，撞入民房，调笑妇女，以至偷鸡摸狗，无所不为。人民的愤怒在卖国政府的压制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自认晦气！
租界的建筑比较汉口华界，那是有天堂地狱之分，但是租界内藏污纳垢，比起中国地界更肮脏更龌龊。无论是哪一国的租界内，都有赌场，有鸦片烟馆，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娼妓或外国娼妓。日本租界的鸦片烟馆更多更贱，就是乡下来的流氓地痞以及游手好闲的城市平民，都可以进去吹躺一番。法租界的赌场规模宏大，为富商大贾与所谓高等华人出入之地，轮盘赌、四门摊、牌九、三十六门，有一块钱的孤丁可以赢得一百六十元的巨款，因此吸引了不少冒险家。不少豪门子弟、姨太太、小姐，在这里倾家荡产，堕落腐化，终至送掉性命。从赌场里发生出来的奸淫、拐骗、窃盗，以及谋财害命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英租界也不例外，也是烟、赌、娼应有尽有，不过表面上还是维持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格，只有所谓高等华人才能出进罢了。
每个租界都俨如一个小国家，它有它的政府（工部局、巡捕房），有它的监狱，有它的武装（兵舰和武装巡捕），有它的法律。中国人如果在租界上违犯了它的法令规章，它可以照它管理航租界的一套国家机器来处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就是它们在中国所享受的治外法权，租界上所用的巡捕，露骨地表示出殖民主义的特色，如日本租界的巡捕是朝鲜人，法租界的巡捕是越南人，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这些当巡捕的人，都是所谓“亡国贱民”，这些人都是它们选择来的忠实奴仆，一个个都是身强体壮，对于他们的主子是忠顺的，对于中国人就非常凶恶，他们主要的是管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在租界上的劳动平民。他们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有时候还要敲诈勒索：动不动就带到巡捕房关起来。殖民主义者对于它们的奴隶固然是极尽压迫的能事，而对于它们的奴隶侵犯中国平民的非法行为，还是极其其袒护的，谁遇上了这样的事，只有自认晦气，中国政府既不能保护这些受害的人民，租界当局更不管这些中国平民的死活。
此外，租界对中国人还有很多禁律：中国乞丐不准进入租界，中国武装官兵不准进入租界，租界上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招牌，汉口沿江大马路的滨江那一方面有树荫密布，花草丛生，可供游览，但是中国人不仅不准在那里游览，就是在那里走路也不行，即令是所谓高等华人也必须是穿洋服着革履才能在那里行走，任何一个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如果不穿洋服在那里经过，也要受到巡捕的干涉和侮辱。所以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对租界没有不痛恨的（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时，工人和市民不顾英国兵舰的威胁，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帝国主义国家在武汉的势力，除了兵舰与租界而外，具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书院和学校很多：武昌有英美两国主办的昙花林的文华书院（后改为华中大学），胭脂山下的博学书院，洪山北麓的捕文书院，还有圣三一学校，圣约瑟女校，都是规模宏大，气派不凡，所收的学生由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这些学校收费很重，穷人的子弟不敢问津，只有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子弟才能进去。这些学生都是养尊处优，穿洋服、吃大菜、读圣经。他们的课程主要是神学，其次是英文和法文，自然科学和中国的文史学科不过是点缀风景，具体而微了！此外还有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密布在武汉三镇，日本人在汉口郊外还办了一个同文书院。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办的学校教堂青年会，目的都是一样，第一步是以神道设教来麻醉中国的青年；第二步是培养出来一群传教士、买办、洋奴，作为奴化中国的骨干；第三步在那些洋学生中培植间谍，作为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的内线。这些阴谋诡计，到五四运动以后，只要是有点政治觉悟的人，谁都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教会学校与教会学校觉的学生，都存在一种轻视和鄙视的感觉。在任何一个教会学校的集会上，总有一个节目是某牧师或某传教士讲甚么“上帝教人行善，上帝引导你们的灵魂入天堂”，事实上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办学校传教，正是进行奴化中国青年，进行扩大它的殖民主义，想把中国人民埋葬到十八层地狱里。阴谋诡计与甜言蜜语，哪里能够掩住血淋淋的事实啊！
汉口是中国内地商业的中心，洋货的输入，土货的输出，行业甚多，交易频繁。从江汉路一直到桥口长达数里的河街与黃陂街，都是大小商店。他们对海关要纳进口税出口税，对征收局要纳营业税，对厘金局要纳百货厘金的运输税，关卡重叠，敲精剥髄，老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此外对税务机关的大小喽罗还要送额外的贿赂，否则就交易不成，或者给制造一个瞒税漏税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货物或者停止营业若干日以至关门。各税务机关除海关是外国人管理不买军警机关的帐以外，属于财政部门的税务机关还要买军警机关的帐：就是送贿赂和用私人。商人对军警方面要纳营业牌照捐、门牌捐、户籍捐、房捐、清洁捐、保安捐、消防捐，对收捐的员警也有一套陋规费，也就是贿赂。这些税和捐以及大小的贿赂的费用，商人就加在商品上，真正负担这些苛税杂捐的还是劳动人民。所以商人是政府和军警压榨的对象，商人也是政府和军警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汉口又是个娼妓众多的地方。娼妓约有二三万人，管理娼妓的花捐局是一个肥缺，流氓政客趋之若骛。无论官娼私娼，都受到军警权要的保护，否则就不能营业。有很多政治上的阴谋，商业上的投机，都是在那里计划成交的。娼妓所在之地，即是赌博与鸦片烟发展的场所，烟、赌、娼的糜烂社会，是军人与警察栽培灌溉起来的，所以军警龟头娼妓有血肉相联的关系。
武汉的洪门哥老会，非常猖獗，与长江上游的袍哥棒老二，上海的青帮，同属一丘之貉。它们的范围广泛，组织严密，上到官府，下至里弄，都有它们的兄弟喽罗，据说无论青帮洪帮都讲交情义气，能为人济困扶危，在一些社会黑幕小说中，把那些帮会人物点缀得出神入化。但是我们的所见所闻，那些帮会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罪大恶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恶徒。王占元的汉口陆军稽查处长刘贵堂，就是一个著名的帮会人物，他除了为王占元缉捕爱国志土，杀害革命党人而外，并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还纵容他的部署，设置所谓架子楼，贩卖人口。在汉口各街各巷横行无忌的大摆队小摆队（流氓组织），都是他的喽罗，在洋船码头火车站上明抢暗偷的，也是他的兄弟。汉口陆军稽查处差不多是帮会的一个山头。直到蒋介石当权的时代，武汉行营侦缉处长（即陆军稽查处的后身）是长江双龙山的杨庆山。凡是帮会著名的人物如黃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没有一个不是为反动军阀当爪牙，作鹰犬，与进步的人士及善良的人民为敌的。
汉口是中国内地鸦片烟出口的枢纽。鸦片烟的产地主要的是川康滇黔，其次是甘陕，这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政府也有一套禁烟禁毒的法令规章和组织机构，但都是虚有其名。事实上各省的督军省长，驻防的军队，关卡的员司以及大小军警人员，几乎无人不沾染烟毒。负地方行政责任的军警卫员长官包种鸦片烟，交通要地的军政人员包运鸦片烟，大小城市的文武官吏包*****烟。搞这种行业的商人，一定要上结权要，下联帮会，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否则也很容易出危险。各地的鸦片烟运到汉口，汉口的鸦片烟商设有神秘的宏大的鸦片烟栈，再由汉口转运到大江南北各口岸各城市。上海汉口各国航界内还设有****烟的吗啡制造厂，有的是中国人搞的，有的是外国人搞的；英国和日本向中国输出鸦片烟由来已久。汉口因为是鸦片烟输出的总枢纽，所以货多价廉，吸鸦片烟的人多，不仅各国航界上有鸦片烟馆，中国地界各大小旅馆中也有鸦片烟馆，就是汉口西北一带地区的贫民窟里，也有秘密的鸦片烟馆。鸦片烟的毒害泛滥到各阶层各个角落里，更加深了政治上的黑暗，社会上的腐败人民的贫困。
武汉三镇的人口总共不过百余万人，武昌约在十万人左右，汉阳约在五万人左右，汉口约在百万人左右，武昌汉阳是地大人稀，汉口是人稠地密，汉口租界上的卫生设备和社会秩序是另外一个天地，中国地界从江汉路到桥口，比武昌汉阳还要落后，河街黄陂街是商务最繁盛的地区，垃圾满地，乞丐成群。尤其是残废的乞丐，有没有脚的，有没有手的，有瞎子，有瘫子，有五官不正耳鼻脱落的麻疯病患者，有街头巷尾滚来滚去，叫嚣喧嚷，象蛆虫一般蠕动，使行人却步，不敢向迩。后城马路的人行道上，无论是春夏秋冬，都有无家可归的老少男女睡在那里。那些饥寒交迫的穷人，有的是失业工人，有的是破产的农民，有的是无依无靠的孤老，有的是无父无母的弃儿，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每到春天有春瘟，夏秋有霍乱，瘟疫暴发，死亡枕藉。武汉的瘟疫流行，一年不止一次，每次的死亡率很高。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冲来撞去，依然是找不到出路。其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来找我到江汉通讯社当编辑。这个通讯社是同乡的一个小政客在省议会的几个省议员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我当时也是饥不择食就答应了。通讯社的地址在汉口江汉路附近的一个里弄里。通讯社在出稿以前做了好几个宣传广告，真象煞有介事似的，其实里面只有一个社长一个编辑，一个厨师兼通讯员还兼油印工人，采访写稿编辑靠我一个人单干。社长租了一辆很漂亮的包车，每天晚上同那些腐败的官僚政客在三分里四成里的妓院里鬼混。我干了一个礼拜，才知道一些苗头，他们是督军兼省长王占元的走狗，省议会最反动的一群议员。那一年省议会要改选，这个通讯社是他们竞选活动的工具。如果我同他们同流合污地搞下去，那就变成了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了，我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来干这样的勾当！
这天，我向社长正式提出不干了，他先甜言密语地留我，后来说要等他找着了人才能让我走，经过了好几次的争吵，我答就他干到月底，有人接替我也走，没有人接替我也走，好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羁绊。
接着有一个同学又来找我，他也是好久没有职业的人，突然在日本租界了一栋房子，置了家具，也挂出一个“大江通讯社筹备处”的招牌，拉我入他们和伙，他倒很坦白地说：
“也是穷极无聊，本不会搞通讯社这样的行业，只是有个亲长是国会议员，他们要搞一个通讯社，准备下届竞选，要我替他们帮忙，现在是在筹备期间，到处拉人，我想你是一个老新闻记者，他们一定欢迎你，你愿意干吗？”
我就反把我在江汉通讯社的一段经过告诉了他，我说：
“我不愿当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
他说：“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拥护王占元的人，他们是主张鄂人治鄂，将在省议会发动这种活动，在不反对王中元当督军的情形之下搞一个湖北人当省长，所以他们的活动不是同王占元有甚么直接的关系。”
我说：“那就是王占元的参谋长何佩瑢搞的。”
他说：“我也不完全清楚，恐怕同他有点关系吧。”
我说：“新玩意儿不少，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一点我们可以做而且能做的事，你把我们的关系不要同他们讲，将来这个通讯社的编辑你担当起来，我可以帮你的忙，你必须把他们当中的人和事告诉我，我可能替你们作点义务宣传。”
说完了我回到大关帝庙十二号仍营旧业。
五四运动的大半年以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在卖国政府压迫之下虽然沉寂一些，但是学生教职员和工商界不满意现状的情绪仍然没有消失，江浙各省已经发起了公民监督选举的活动，长江各省已经发现了学生选举监督团的组织。我同一个被王占元通缉有案住在法租界不敢出门一步的老国民党员熊晋槐商量了一下，我以学生、新闻记者的身份出面发起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在武昌湖北教育会招集了一个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筹备会，加上陈潭秋和其他几个朋友的奔走，几天功夫，联络了一些失学失业的学生和法政学校的学生。那一天到会的也有一二百人，会开得很好，通过了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章程、宣言，选举了团长副团长，除当天到会的人都为发起人以外，并继续向各学校团征求发起人，正式宣告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成立，分组办事，开会的记录和通过的文件送各报馆发表，看起来好象是声势浩大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找了几个失学失业的人，开了这样的一个会，熊晋槐拿出十串钱，我们印发了传单宣言章程，分发到各报馆学校社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群众和组织。我们借此发一发牢骚，骂一骂人，为我们那些穷苦的青年一鸣不平而已，并没有希望在这方面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是给军阀官僚政客学阀们看起来有点惊异，因为他们是做贼心虚，又以江浙各省也有同样的活动在前，不便采取高压手段来禁止这种活动，他们也怕再搞出五四运动那样的局面来，所以他们就采取了“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可见五四运动以后，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已经削弱了，人民正义的呼声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舆论界的赞许，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当时的所谓督军派、自治派、议会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国民党的那些官僚政客奔走豪门竞争选举的恶行，尽可能地揭发出来，虽然他们也向报馆里找过麻烦，凭借军警的势力进行取缔，但报馆里推说新闻记者是有闻必录，就是报道与事实不符的，当事人可以更正，新闻记者并没有甚么责任，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汉口有八家大报，都是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我们当然也懂得行情，哪一方面的消息，适合于送到哪一家报馆发表，分途进行，无论是攻击哪一派的官僚政客，总有报馆把我们的报道发表出来。那几个月中，生意很好，收入较多，生活方面得到暂时的改善，拉近的人似乎也比以前多一点。
有一天，一个同乡的旧国会议员刚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并采访新闻。他是同刘伯垂由广东经过上海才回到武汉的，见我干这一行，就劝我帮刘伯垂办报，或是办杂志，我当时未置可否，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真来找我了。
刘伯垂名芬，是湖北鄂城人，清末留学日本，在早稻田法科毕业，他在少年时曾从章太炎学过文字学，也跟陈独秀学过声韵学，是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就当律师，一九一八年前后， 广东军政府时代曾在广东做过高等审判厅厅长，他原信仰无政府主义。一九二0年秋，他在广东辞官北返路过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陈独秀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派他回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以后即开始物色同志，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约在一九二0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不久，他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
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内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中，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刘伯垂报告了中共成立的经过和组织体系，最后选出支部书记，并决定租定武昌山前多公柌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也挂在这里。他从上海带来了很多小册子，多半是《新青年》杂志社了出版的，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临时中央主办的《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著的《经济学说》，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小册子是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品。我们当时感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读得太少，对苏俄的情况也知道不多，主要的时间放在读书上面。每一星期支部要开一次会，开会时就由这几个人轮流做读书报告。照临时中央的规定，发起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发起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青年团同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各地的青年团建立互相通报的关系。在那个草创的时期，虽然工作没有展开，也算是粗具规模了。
我在旧社会里是个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人。从学校出来，过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好象是水上的浮萍，大海的飘舟，不知向哪里去抵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经过了转弯抺角，才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我认识了我的前途，增加了我的力量，我再不是一个孤苦零丁的人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大转变！
开 端
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对人处事全凭热情，因此，有人讨厌我，也有人愿意同我做朋友。但就是这些朋友也免不了常和我争吵打架，因为我是过于感情用事。陈潭秋与我相识最早，他常呼我为“暴徒”，刘伯垂常戏称我是“感情动物”；我自以为这都是生活细节，并不放在心上。
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从前是幻想得多工作得少，后来是幻想得少做得多了。当时我们的党并没有提出思想改造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投入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经受思想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去适应革命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我加入党以后的第一个改变。
当时武汉的知识界人士比起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是落后得多，因为落后，同志就少；同志少了，工作面自然就窄，因此敌人也就不多。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或是我们警惕不高，不把敌人在眼里。如党在武昌建立的第一个工作部，设在山前多公祠五号，就在湖北省警察厅紧隔壁。我们在那里集会，作各种宣传、组织的活动，差不多是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秘密工作还是在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经受了血的教训才学会的。至于封建势力，如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头儿，虽然仇视新文化，但并不知道我们是属于新文化当中的哪一家，更不知道有何历害，大了不得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指责我们是甚么“离经叛道”，“有过激嫌疑”，如此而已。别的倒也不来妨碍我们。不过他们这些指责、中伤，对我们的工作客观上却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思想中，多厌恶旧的东西，喜欢新的东西，那些老师宿儒最看不起的人或是骂得最毒的人，就是那些青年学生最喜欢接近的人；有好多青年在课堂上听着那些老先生的咒骂，引起了好奇心，便转弯抺角来找我们谈家庭问题，谈婚姻问题，谈社会问题，谈伦理道德问题；终于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吸收他们加入青年团或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妇女读书会。如果没有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先生的“宣传”，工作还可能发展得不那样快呢！
当时党组织的活动对象，主要是学生。学生有要求婚姻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女学生，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之下，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天罗地网，党组织不仅支持这种要求，还帮助他们离婚或逃婚。这样的事虽然只做过两三件，但在学生中却是一传十，十传百，影响遍及各校，都说《新青年》杂志派的人是自由天使。其次，学生要求升学，有很多穷苦学生中学毕了业怕考不上大学，即令考上了又没有钱交学费，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半工半读，或是介绍他们到莫斯科去免费留学；虽然这样的事也做得不多，但是只要做了一两件，这就给那些穷苦的学生带来了希望，使广大的青年学生发生了向心力的作用。再其次，是学生在学校毕了业或是半途废学，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在学校或是报馆搞一点工作，或是介绍他们到上海广州工作，无论成功或不成功，这种热情帮助是很容易容易使人理解的。党组织通过这些方法联系群众，帮助一些穷苦的学生，树立了威信。
在那很短的一个时间中，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把革命的影响散布到各学校里。此外，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吸收了武汉中学、第一师范、外国语学校、旅鄂湖南中学，及武高的一些学生为团员，虽然一共不过二十来人，但是这些人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都成立主要的革命干部。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党纲草案中已经规定下来了。照说党应该向工人运动方面投下相当大的力量，换名话说，应刻是以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但是在武汉支部初期，党对工人运动是比较陌生的，同志中只有郑凯卿一个人是工人出身，而且他失业很久，才在昙花林文华书院找着一个校工的工作，跟工厂也没有甚么联系.他在文华书院工作很忙，工资很少，为了生活，又不能抛弃那个工作，来搞工人运动.即令可以为他的生活想出办法，也很难叫他一锄头挖一个井，把武汉的工人组织起来。支部经过好几次的讨论，拟定了一个武汉工人运动的计划，决定先从调查入手。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武汉各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女工童工的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送到《新青年》杂志发表。除此以外，工人运动计划差不多是纸上谈兵了。实际上除了郑凯卿外，同志们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工人。为了商量如何去接触工人，如何去组织工人的问题，支部开了好几次的工作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劳资冲突，也发生一些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同的罢工运动；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经济意义的多，属于政治意义的斗争少。就是说，工人阶级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之下，活不下去了，自发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
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
它的主要内容是：（一）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二）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这个计划就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了。
接着在八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宣告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开始时，是先就小沙渡纺织工厂附近恢复了停办很久的工人补习学校，其次就以浦东一带的烟草工人和纺织工人，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各印刷工厂的印刷工人为工作对象。不过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
上海的各种企业：第一，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各工厂工场中都有洋大人的暗探活动与工厂把头严密的监督和无情的压迫，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我们要接近工人，就比较困难。第二，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口，如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之类。工人大多在帮。那时我已到了上海。我们本来就很难接近工人，就是接近了这一帮，就更难接近那一帮，这也是一个困难。第三，在上海各工厂、工场、码头、公共场所以及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青帮、洪帮的组织活动，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大而言之如公司企业工厂工场，小而言之如里弄摊贩，如果没有青帮的关系，必然动辄得咎，一事无成。
这三个难关，摆在工作前面。我们也认识到：第一个难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把帝国主义打垮，或是把他们赶走，第一个难关就冲不破。要冲破这一关，只有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准备力量，同这一伙强大的敌人战斗到底。第二个难关与第三个难关，是封建社会形成的恶劣势力，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对于第二个难关的对策，是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这样做虽然说收效慢一点，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帮口与帮口之间的矛盾问题。对于第三个难关：我们开过好几次会，不容易得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
过了不久，李启汉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她同李启汉处得很好；由她的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了青帮以后，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工作这才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的广大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把工作作了初步的部署而外，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作机构，使中国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集中地区得到平衡的发展，决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下，设三个支部。南方支部设在广洲，北方支部设在北京，长江支部设在武汉。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前后这三个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了。接着在南方发生海员罢工运动。在武汉发生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同盟罢工运动，在北方发生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罢工运动，最初虽然是自发的罢工斗争，但是南方支部参加了海员罢工运动；长江支部参加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运动；北方支部会同长江支部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次罢工运动，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后，罢工运动的性质不同了，不仅仅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了，而带了政治的要求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活动，就同京汉铁路郑洲以南的各段工人发生联系，于是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