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回忆录 （中）作者：包惠僧

摸索中前进

　　前面说过，在临时中央时代，党在武汉的工作只是对于武汉各种工厂的分布、工人的数量作过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同任何工厂工场的工人发生联系。因此现在等于重新开始。一九二一年十月间，我回到武汉，陈潭秋、黃负生等同志决定先建立机关。经过几天奔走，在武昌黃土坡十六号（或者是二十六号）找到一处房子，这是一个三楼三底的全楼，陈潭秋兄弟（陈荫林是潭秋同志的八弟后亦入党）、黃负生夫妇，都住在这里。我们当时多是光杆，租房子是要有家眷的，所以租房子是黃负生出名，他的夫人王纯素算是我们这个机关部的女主人。日常生活都由她主管。
　　工作开始了，党和工作发展得很慢，只吸收李书渠入党（后来脱党），他原是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之一，除了他以外，利群书社方面的人物我们还是没有联系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比较快。最初我们由黃负生、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孙瑞贤原是汉口私立致公中学的学生，这个学校也是同利群书社有关系的。由孙瑞贤的关系，认识了他的父亲孙镜芳，但是他是厂长，不有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才认识他的弟弟孙叠芳，孙叠芳是个工匠，因为他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师傅，在那样的环境中，孙叠芳算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我们得到他们兄弟父子的支持，才在徐家棚筹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这个学校的校舍，是施洋经手建筑的，施洋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人，寒土出身，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在湖北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有所成校毕业，毕业后在武汉赋闲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取得律师登记的证书，在武汉执行律师业务。他的性情豪迈，才气纵横，好与人论是非曲直，侃侃而谈，有旁若无人之概。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扶弱抑强出于天性。在五四运动时，他代表湖北学生会、武汉各界联合会，奔走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间，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在爱国仇货运动中，颇负时誉。各界联合会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收集了一些捐款，并拍卖了一些仇货，到结束时剩下一笔钱，施洋就以办理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徐家棚的一块荒凉的空地上建筑一所简单的楼房，房子建筑起来约有两年的时间，空着没有使用。陈潭秋在找房子做校舍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所房子，并查明了这所房子的来历，第二天就去找施洋，请他把这所房子借给我们或者是租给我们。施洋是个很敏感的人，他也知道一点我们是干什么的人，他同意把房子借给我们，并马上同我们过江到徐家棚，把管房子的人叫来，将房子点交清楚，什么条件也没有，他只说：如果这个学校成立董事会时要算他一个董事，我们也很慷慨地答应了，这就是我们同施洋共事的开始。
　　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开学了，夜晚为工人开补习班，白天开工人了弟班，陈潭秋、陈荫林轮流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补习英文的多半是工匠，补习国语，算术的以小工居多数。李书渠、孙瑞贤担任国语、算术教员。工人子弟学校，也招收了三十多个学生，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学校，好象是沙漠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因此又进一步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李书渠经常住在徐家棚，并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工作，我隔天去一趟，或是一个星期去两趟，我们算是顺利地建立起来一个据点。不过当时的粤汉铁路，仅通车到长沙，规模甚小，工人不多，作用不大。主要的工作对象还京汉铁路。
　　过了些时，我们又找到了孙叠芳，要他介绍我们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据他说：京汉铁路是湖北帮，江南帮，福建帮的人多，广东帮的工人在京汉铁路的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他同这方面没有任何联系。
　　这条路了走不通了，我们只好到大智门车站，江岸各工厂旁边作调查，想找机会接近工人，同他们发生联系，终于仍是不得其门而入。陈潭秋有个本家曾经在京汉路江岸警务段当达路警，我们找着了他，把他当作宝贝，缠住不放，要他住到刘家庙，设法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但他不好好干，我们花了些钱，费了不少的气力，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我们真感到苦恼，也只好耐心等待。
　　张太雷曾经介绍我到碪家矶扬子铁厂一个姓沈的工程师那里去觅取工人运动的门路，这位先生是张太雷的同学，有很浓厚的书呆子气，我去同他谈过两次，他把扬子铁厂的各种设备，化铁炉的构造，生产的情况，工人的数目象上课堂一样，对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好象是不知道我为甚么去找他，他所说的，同我所想的完全是文不对题，我也只好认为是此路不通了。
　　在这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定了好几个工作计划，武汉有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工人，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真感到苦闷。我们也设想过，都进工厂做工，再搞工人运动，但是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一共只有三四个人，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工作，谁也不能进工厂，而且也没有哪个工厂招收工人，更不会招收我们这样文绉绉的既没有技能又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人去做工。我们开过好几次会，研究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终于没有得出一个切实易行的方法来。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列宁的一个故事：列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时，费了很长的时间，组织了五个工人，他很得意地写信告诉莫斯科方面的同志，认为是在工作中一个很大的成就。可见组织群众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复杂的、长期的工作。我们的急躁情绪，想一下子就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发动组织起来，那是谈何容易啊！在当时的情況之下，我们只好一再更改计划，最后定出步骤：（一）准备条件。（二）等待时机。（三）深入群众。（四）暴露敌情。我们一面觅取工作的对象，一面进行理论的学习，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在汉口各报上，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又把上海《劳动周刊》分散在各工厂、各码头、各公共场所，也起了一些作用。到了十一月下旬，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发生同盟罢工，我们的同志参加了这一次罢工运动，工作才得到进展。巴库宁曾说过：“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这是一个真理。

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
　　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共有二千余辆，人力车工人约有六千人左右。我们得着罢工消息以后，先派郑凯卿化装一个人力车工人去调查情况，接着在大智门迎宾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们用《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找着了人力车工人的一个活动分子樊一狗。
　　樊一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苦人。我们在人力车停车的街口上遇着他，把他请到迎宾旅馆房间里，请他把罢工的经过告诉我们。
　　据他说：“老板如果再加租，就不能生活了。一辆车子分三班，每班不过五个钟点，生意好，一班可以拉得一块多钱，生意不好，不过几角钱。现在每人每日要交五角钱的租钱，老板还要每班加二角租钱，这样下去，只有不干！”
　　他说到这里掉下泪来！我们安慰他说：
　　“你不必伤心，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步，你们可以向老板直接交涉，向他说理。第二步，可以到工部局去告他们，把反对加租与罢工的理由向工部局提出来。我替你们找一个义务律师，先作合法斗争，再看情形定办法如何？”
　　攀一狗马上转忧为喜，带着兴奋的表情说：
　　“先生！我们是苦力，谁也看我们不起，你们这样热心帮助我们，叫我们更有劲了！世界上真有好人啊！我们先到茶馆去喝一杯茶，告诉了我们的弟兄，再去找律师好吗？”
　　为了不便在群众面前暴露身份，我们只好辞谢了他的好意，我说：
　　“不必到茶馆喝茶了。下午一点半钟你们推出两个代表到后花楼大同旅社隔壁皮业公所左二巷五号施洋律师事务所来，我们在那里等你们。”
　　分别后，他去找他们的伙伴，我们就去找施洋，说明来意。施洋同我们虽然是熟人，但是此时他还不是同志，我们知道律师是要钱的，所以答应照他的规定折半给他公费。施洋笑说：
　　“如果谈公费，不仅不能折半，而且还要加倍，因为这是一个劳资沖突的问题。我接受这个案子，就是代表人力车工人向资本家说话，可能要到工部局去打官司，比到法院打官司要麻烦些。不过在正义与人道的观点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人力车工人是穷人，你这个新闻记者（我当时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我这个律师也是穷人，只要有机会，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说甚么公费呢？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
　　他的语气之间，充分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义愤！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们就把同攀一狗接谈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案件。
　　到了下午一时半，攀一狗同袁诰成还有一个同伴共三个人来了。攀一狗是一身褴褛，腰弓背驼，头发胡须都斑白了，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一个老头子。袁诰成不过三十多岁，身强力壮，身穿一件皂色棉布袄，头戴一顶黑布瓜皮帽，不高不矮的身材，黑胖的脸蛋，没有胡须。另外一个同伴：看来是个青年，据说他曾在法国做过三年华工，这个人倒是能说会道，象见过世面的样子。
　　他们初进门来，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和施洋同他们握了手坐下来，双方作了介绍之后，就请他们把罢工的起因和经过及要求的条件说一说，他们仍推攀一狗代表他们说话，攀一狗把情况摆完了之后，袁诰成紧接着说：
　　“律师先生！我们真忍不住了，我们对老板是一个铜板的租金也不能加了！我们要就这次罢工当中提出减租的要求，哪怕是减一个铜板，也叫我们服气，要不是这样，我们就罢工到底，车行也只好关门，我们橫竖是穷人，他们那些老板们就穷不起！”
　　袁诰成愤恨之气，溢于眉宇。另外的那个小伙子也讲了很多理由。施洋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说：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照法律的规定，我们要签一个合同，你们还要给我一个委任书，我们把合同、委任书签定之后，明天我就用书面通知各车行老板，并要到法国工部局去备个案。”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最后我们又对他们三个代表说：
　　“罢工是反对加租的武器，团结又是罢工的武器，你们一定要团结，要把罢工支持到胜利，你们对于团结把罢工支持下去有把握吗？”
　　他们一致答应说：“困难不是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劝告弟兄们暂时咬紧牙关，找点零活，再大家相互间通挪一下，大概十天八天还不至于发生问题；今天已经是罢工的第三日了，罢工一日，我们的生活固然很困难，车行老板的损失也很大，听说他们很着急。”
　　于是我们替他们拟了一个罢工的宣言和汉口租界全体人力车工人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发车行老板联合压迫人力车工人造成罢工的事件。第二天汉口各报把这两个个文件都发表出来。施洋律师向各车行老板提出书面的通知，我们又找了两家通讯社和我的几个老同行写了几条“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的第三日”的新闻报道，这样就把人力车工人罢工的事件，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有利的印象。
　　这一来，车行老板就被动了，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不得不出面同施洋律师作仲裁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人力车工人罢工的阵容良好，秩序井然，巡捕房也了解这是一个劳资冲突的问题，对人力车工人方面没有施行甚么压力。车行老板在这次的罢工运动中是走的下风。但是在谈判中斤斤较量，关于租金的增减问题，就是减一分钱或是增一个铜板（当时三个钢板约值一分银元）都争执到一天半天，因此就把谈判的时间拖得很长。
　　罢工支持到第九天的时侯，巡捕房对双方提出警告，限期复工，同时人力车工人限于穷困，车行老板也感到损失不小，谈判到最后的关头，双方才同意以下条款：
　　（一）车行老板取消加租。
　　（二）在原租金内，每日每班每人提出二分钱作为人力车工人的福利费，实际上每日每班每人缴租金四角八分（等于减租二分）。
　　（三）人力车工人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车行老板不得不干涉破坏。
　　（四）在罢工期间，车行老板应负担人力车工人每人每日的饭食费二角，作为资方对劳方的损失赔偿。
　　这几个条款凭律师作成议定书，双方签字以后，写成一式三份，劳资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送巡捕房备案，以资信守。租界人力车工人才宣告复工。
　　这一次的罢工运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对我们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却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在启蒙时期的工人运动，很不容易发动一次罢工运动，尤其是人力车工人，差不多是流氓无产阶级，组织更难。这一次罢工，开始是人力车工人的自发运动，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参加进去以后，提出了合法斗争的方式，整理了罢工运动的阵容，团结了斗争的力量，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先把资方那一向对人力车工人居高临下的气焰压倒，使巡捕房对人力车工人罢工立于第三者的地位，就分散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壮大了罢工运动的声势，才有可能把这一次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以至胜利。第二，工人团结是罢工运动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有计划的宣传教育，工人的团结，尤其是人力车工人的团结，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罢工坚持到十余日，六千多人力车工人都能忍饥受饿，同仇敌忾，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也就是罢工胜利的保证。第三，当时的政治坏境，工人还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武汉也没有任何工会，在这一次劳资协议的条款中把“人力车工人组织工会，车行老板不得干涉破坏”列为一款，得到资方的签字，得到巡房准予备案，人力车工人工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胜利，为武汉各种劳动组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人力车工人复工以后，大家欢欣鼓舞，在资方赔偿劳方的损失经费项下提出了五千元，作为建筑人力车工人工会的经费，在大智门附近法租界对面租了一块空地，把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会所建筑起来，工人的工会设置在自己斗争得来的房屋里，这在武汉也算是首创的，为工人运动树立起一个胜利的榜样。
　　人力车工人工会聘施洋律师顾问，他们都很爱戴施洋，都称施洋为“施先生”，到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吸收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力车工人工会的工作，就由施洋负责指导，一直到他为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牺牲为止。而施洋的名字则永远存留在武汉每一个人力车工人的心中。

陇海铁路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陇海铁路发生了罢工。党中央电令长江支部及北方支部同志前往参加，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我们接到电报，即星夜动身北上。
　　到开封时，北方支部的负责人已先到了那里，我们都住在开封城内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内。
　　据多方面了解，陇海铁路这一次的罢工活动，是以一般工头为骨干，主要是由员工要求年终发给双新而引起的。按照铁路上的成规，只要路局营业旺盛，十二月得发给员工一个月的双薪，如果路局营业不好的话，也可以不发。陇海铁路此时没有全路通车，营业不甚好，所以路局决定不发双薪。但是京汉、津浦铁路年终都发给双薪，这几条铁路，有联运的关系，各路员工是互通声气的，因此以一些工头为首鼓噪起来，而员司工人亦以共同利害关系，便一呼百诺，相约罢工了。
　　罢工的原因既然单纯，问题不大，所以也易解决，罢工的第二天，铁路管理局取得了交通部的同意，答应年终双薪照发，很快就复工了。我们到开封时，他们已复工一天了。
　　但是总不能白来一趟，因此我们即以庆祝罢工胜利和名义，在开封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住了一天，同他们谈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式方法问题。出面招待我们的大部份是工头，他们的俱乐部叫做陇海路员工俱乐部，俱乐部内有耶稣的画像，有詹天佑的画像，有交通总长、次长和铁路局长的照像，可以想象这个俱乐部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交通系系统的那些老爷们搞的把戏，与我们的工人运动的性质并没有相同这处。不过既到了那里，又得到热情招待，也只能相机行事了。我们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任务，对他们能接受的程度，作了一些宣传，他们也表示愿意同我们互通声气，互相帮助。谈到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谈到产业组合问题，他们很咸兴趣；对于“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问题，对于“劳工神圣”的说法，他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的话头虽然是侧重劳资协调，发展生产，可是也不否认劳资的矛盾，阶级的对立。彼此谈话都很客气，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我们只是了解客观的情况，各说各的，各听各的，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这些工头当中，有一个姓金的，是山东人，他是高个子，粗眉毛，大眼睛，鹰鼻子，翘胡须，据说他是个基督教徒，能说会道，他对于全国各铁路的情况相当熟悉，我们同他谈到铁路工人组织工会问题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
　　“老兄！要把陇海铁路的工人组织起来，甚至要把全国的铁路工人组织起来都不难，不过要面面照顾到，组织工人是主要的，工人得不到员司的支持，工人就很难组织起来。再说我们这个类型的人，就是员司与工人之间的桥梁，没有我们，组织工会就很难做到。”
　　我们听了他的议论，不置可否。后来他又谈到京汉铁路的情况，他说京汉铁路各方面的人，他都熟悉。我就便说：
　　“我想了解京汉铁路的情况，准备给《劳动周刊》写点文章，请你介绍一两个在京汉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好吗？最好是工人，我想研究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
　　他很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要求。过了不久，在我们准备离开开封之前，他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一封是给车务处的一个工务员，姓名忘记了，我们到郑州也没有去找他。
　　当离开开封的时候，陇海路员工俱乐部的几个朋友送我们上车，他们表示非常亲切，握别时，还约定要常通消息。
　　因为这一次的联系，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李震瀛（大革命以后不知消息，传闻已脱党）在陇海铁路做工运的工作。李震瀛经常住洛阳，常往来地郑州开封之间，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经过几次改组，逐渐把组织的重心，建立在工人方面，但是始终没有把工头的关系肃清，这是陇海铁路工人工会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离开开封的当天正午，到了郑州，有个同志在郑州交通部扶轮学校教书。下车后，我们就住在这个同志的宿舍里，并请他把介绍信送给凌楚藩，请凌当夜八时前后到扶轮学校来同我们见面。
　　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对北方的京奉、京绥、津浦、正太、陇海各路有联运的关系。对南方尚待完成的粤汉铁路，也有联运的关系，它不仅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全路的规模宏大，员工约三万余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各总段都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设备齐全。北洋政府一贯是视京汉铁路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命脉，历任主管交通的大员，均为北洋政府的宠儿，他们对于这五条铁路，都抓得很紧，尤其是对京汉铁路丝毫不肯放松，因此形成了交通系。交通系的后台老板是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从铁路局长到各路各段各厂各站员司以至工头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醉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交通系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掌握铁路，愚弄工人，他们却没有想到工人会有阶级觉悟的那一天。不过这欺骗笼络的政策摆在我们的工作前面，总是我们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京汉铁路工人，一向处在中国官僚与外国工程师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组织活动，在交通系的劳资协调的政策之下，组织过甚么员工福利会与员工联谊会这样的团体，这在少数高级员司把持下，与广大铁路工人不发生任何关系，不能算是工人的团体。在五四运动的前后，北京大学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曾派人到长辛店讲演过，同工人开始接触，到一九二0年以后，在长辛店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进行启蒙工作。

初到郑州

　　正是寒冬的夜晚，郑州街上，几乎断绝行人了，凌楚藩来到扶轮学校。我们相见之下，双方都有一点神秘的心情，在他那一方面，也许感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特从远道来访，过于突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几个月的摸索，到今天才接触到正规的铁路工人，自然感到非常兴奋，又存着莫大的希望。
　　我们先谈了一点关于陇海铁路罢工的情况，才向到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及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凌楚藩很感慨地说：
　　“铁路工人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是高一点，但也有限，象我这样的工匠，也算是经过了十磨九炼，在工作上负技术责任，还要带几个学徒，指挥一群小工工作，每天工作时间照规定是十小时，轮流值班，有时还要加班，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十一小时左右。我们的待遇，是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特级工匠的工资有到七十元的，那要有熟练的技术和很长和工龄。在一百个工匠中难得有一两个。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如果在工作上表现不好，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在工人福利方面，也是虚有其名，各路各段各厂各处都设有福利机构，用人很多，花钱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无所长的特权阶级的私人，这些家伙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福利费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我到郑州已经当了六年工匠，我的家庭人口不多，生活还过得去，不过一般工人的生活都很苦，没有心思干活，觉得没有甚么前途。机器工人，就是机器的奴隶，前途还有甚么希望呢？”
　　我们听了他的谈话，知道他是相当懂事而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对人的态度也很热情，就对他说道：
　　“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来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正在组织活动中，中国也不应该例外，所以我们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任务是：第一，调查各地各种各样工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第二，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把工人组织起来，由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也就是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次来访问您的目的是：第一，是想了解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二，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马上站起来很兴奋地说：
　　先生！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见。《劳动周刊》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从那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我愿意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贡献我的力量，您看我能干甚么呢？“
　　我说：“我们先计划把郑州这一段的工人组织起来。”
　　他接着说：“我们还可以计划把江岸总段的工人也组织起来。”
　　我问：“江岸方面的工人，你认识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
　　他说：“我有个把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还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福建帮、江南帮、湖北帮，我同他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是个湖南我，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面的人缘很好，我对这方面还有些办法。”
　　于是就决定先就郑州江岸这两个总段作为工作据点；郑州方面由他负责，江岸方面由他介绍几个朋友同我们联系，组织活动由我们负责。谈到这里已到晚上十一点半了，话还没有谈完，他提议工我们再住一天，明天夜晚我们再商谈一次，他再约一两个伙伴来同我们谈谈，作出初步决定。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工作总算是找着门路了，很感愉快。
　　第二天下下七点多钟，凌楚藩同他的伙伴王宗培、刘文松来了（刘文松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了工贼）。他介绍我们见了面，坐下来，凌楚藩开始说：
　　“我们昨夜谈的话，我已同他们（指王、刘）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夜所谈的意见；郑州方面暂由我们三个人负责联络，江岸方面也找出几个负责的人来，先把这两个总段组织起来，将来各站的组织，由江岸向北发展，由郑州向南发展，先把郑州南的各站各厂组织起来，再由郑州向北发展，长辛店方面原来有个工人补习学校，或许已经有了初步的组织。”
　　我说：“北段的组织可由中国劳动组会合书记部北方支部负责进行，我们可以分头进行。”
　　王宗培是个翻砂匠，他是湖北人，曾在江岸工作过，他对江岸的情形也很熟悉。刘文松是个火车司机，河北人，家住在郑州，经常在车头上工作，他对全路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们两人也谈了一些工人的组织工作和工人的福利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凌楚藩知道扶轮学校那个同志同我们的关系，便邀请他帮助他们做些联系及文书工作，他当时答应了。但后来他因为教书很忙，对他们的帮助不多。
　　谈到最后，请他们写几封介绍信，好到江岸接洽，还告诉他们，准备次晨早车南下。凌楚藩说：
　　“坐明天上午十点钟的车，到江岸时刚放工，便于找人。明天我来送行，信我今夜回家写好，明天带来。”
　　我们愉快地握手告别。
　　在我们准备上车前，凌楚藩、王宗培都来送行，交来他们写的介绍信，凌楚藩说：
　　“你到江岸接近黃昏时候了，刘家庙的地方虽然不大，可是小巷很多，那里除了车站，街上没有电灯，夜晚找人是很困难的，我到车上去找一个熟人带去就省事多了。”
　　上了车，找定座位，凌楚藩到车前车后寻了一下，带来一个加油的工人，介绍给我们作伴。他两人把我们安顿好了才走下车厢，站在车厢的窗子外，凌楚藩还叮嘱到江岸见甚么人说甚么话，王宗培也带口信问这个和那个的好，列车要开动了，我们在窗口又紧紧地握手道别，我们的感情融化在一起，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车开出了车站。那个加油工人走到车厢里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据说他姓田名福生，福建人，在京汉铁路工作了三年多，他的家也住在刘家庙，他把江岸各厂各处的情况谈了很多。他耳朵有点聋，问他的话，他很少听得见，所以只好让他自由自在的说，他说甚么就听甚么，无论他说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听起来都是很新鲜的。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一些各帮不和睦的情况，真有点为工作前途担心。
　　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坐的火车到达了江岸车站，冬天的季节，又是农历下旬的时光，没有月亮，同田福生出了车站，转弯抹角，对面不见人，如果不是凌楚藩想得周到，走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真是两眼漆黑，寸步难行了。

江岸一夜

　　田福生把我带到凌楚藩的把兄弟杨德甫家里。见面之后，我把凌楚藩、王宗培的介绍信交给他，并说明来意。杨德甫很殷勤地招待，并说：
　　“我这里的房子很窄，您大概也没有吃晚饭，我们先到得意楼去吃晚饭吧，为您接风！”
　　说了就拉着我走，那一种热情，使我没有方法推辞，同时又吩咐一个叫小周的小工去找姜绍基、黃桂荣、曾玉良等到得意楼来吃饭。他关照小周说：
　　“凌师傅的朋友来了，带来了一封信给他们，我在得意楼欢迎他吃便饭，请他们来作陪。”
　　我们到了得意楼的楼上，找了一个宽大的坐头，一面喝茶，一面谈在开封、郑州所见到的人和所接触的事。杨德甫以为我同凌楚藩是老朋友，也把他同凌楚藩的交情说了一大概。不到半个钟点的时间，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黃桂荣、曾玉良、姜绍基等都来了，大家见面让座，他们轮流看了凌楚藩、王宗培的介绍信，又向我问了一些关于凌楚藩和王宗培的情况之后，都说：
　　“好！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一会儿酒菜都送上来了，就开始喝酒，他们几个人都是好洒量，相互之间称哥道弟，倒很亲切。这几个人中，除了杨德甫、曾玉良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外，其余的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对杨德甫、曾玉良都称师傅，其余的相互称老黃、老姜。对杨德甫更客气一点，事后了解，杨德甫是湖北帮的领袖，他的工龄长、手艺好，他在厂里的徒弟多，有不少的工匠是他一手带出师的，他也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喜欢交结人，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说，他在工人群众中是有点地位的。
　　吃完了饭，我才开始把在郑州同凌楚藩、王宗培等所谈的话，在这里对他们又讲了一遍。黃桂荣首先发言说：
　　“同意把江岸的工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我们才有力量！不过，今天到的人还不够齐全，我们要在各厂各处找出各帮负责的人商量一下，这是个大事，要大家同心协力，才搞得好。”
　　接着老姜说：“我们在这一两天内找几个各帮负责人在杨师傅家里会商一下，定一个日子，我们到您府上拜访，就便商量我们组织起来的方法。”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了一下，最后才对着我微笑。我当时很敏感地想到：他们大概是想先了解我是甚么样的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是甚么样的团体，就马上答应说：
　　“很好！下星期日就在我家里准备便饭，候诸位光临。”
　　他们同声说：“好！”
　　杨德甫同我认了同乡，对我殷勤照顾，问长问短，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快到十一点半了，我已来不及过江，杨德甫留我住在他家里。这倒叫我难住了，心想我同他是老乡，怕福建、江南两帮的工人看了不顺眼，我便说：
　　“我还可以到汉口去找个旅馆住一夜。”
　　姜绍基说：“如果您不嫌脏的话，就住在我们那里，我同黃子坚同住一间房，两人都是光杆，我们两个人同榻，你就住在我的铺上如何？”
　　我想找个机会同他们个别谈谈也好，进一步了解他们各帮间矛盾的所在，才能得出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也是工作中必要的步骤，就答应住在姜绍基和黃子坚的宿舍里。
　　我们下得楼来，他们又一路送我到姜绍基的宿舍里，又坐了一会儿，已经是十二点了，我们才握手道别，又同姜绍基、黃子坚谈了一点各帮的情况，与一般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据他们说：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次晨，我们都起得很早，他们六点钟进厂，我即动身过江。回到黃土坡十六号我们的机关部，还不到八点，陈潭秋和黃负生都迎上来问长问短。黃负生说：
　　“出门一个星期多了，没有来信，我们倒怕你们在陇海路上出了危险！”
　　我当时把这一星期的活动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陈潭秋笑说：
　　“这一炮算轰开一条路了！”
　　大家都很高兴。
　　过了三天就是星期日，我们照例从上午八时起举行工作汇报，到十点钟会结束了。陈潭秋、黃负生、李汉俊等留下来准备接待京汉铁路江岸总段来访的工人，并商量了一下关于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计划。约在十一时左右，他们来了，除了杨德甫、 姜绍基、黄桂荣、曾玉良外，还有黄子坚。只有一个我不认识，他身材不高，两眼凹陷而有光芒，身强体壮，态度沉默，约在三十左右年纪。他站在我们面前微笑着。正要准备问他尊姓大名时，杨德甫抢上前来替我们介绍说：
　　“这是林师傅，是我们多年的老伙伴，他的名字叫祥谦。”
　　我同林祥谦握手后，即介绍陈潭秋等同他们见面，并说明他们的身份。大家坐定之后，我们开始讲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单情况。陈潭秋、黄负生分别讲了关于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这样他们似乎是已经了解了我们都是文教界和报界有地位的人。
　　接着杨德甫（湖北帮）、黄桂荣（江南帮）、林祥谦（福建帮），分别报告了江南总段各厂各处的工人分布情形，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一向不和睦的历史情况，我们又针对各帮可不和睦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似乎也很感动。最后杨德甫说：
　　. “我们完全同意您们的意见组织起来，帮口不和睦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都要负责向我们的弟兄调和解释，我想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只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事请大家想办法：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按时上工，谁去负责同大家联系？谁去负责办理组织和登记工作呢？江岸各厂各处的工人一共有三千几百人，这种联系和组织的工作，不是容易做的，恐怕一个人还做不完，但是在眼前我是一个也找不着，怎么办？”
　　大家又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然后决定了以下的几点办法：（一）由今天到场的人为发起人，进行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二）各帮的负责人继续征求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发起人。（三）由劳动组织书记部介绍一个适当的人担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和联络工作。（四）俱乐部成立以后再计划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会，并以江岸为起点向北发展，俟各段各厂各站的工人俱乐部组织相当成熟时，即进行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吃了午饭以后，有谈了一些关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们才动身过江，我们握别时，约定下星期日我到刘家庙杨德甫家里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
　　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工作是开始了，杨德甫提出来的需要有个专人负文书和联络责任，实际上这就是组织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开会讨论过好几次，找不出一个适合的人来，正在党要用人的时候，事有凑巧，我们接到项德龙的一封来信，他自称是《劳动周刊》的读者，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他要同我们谈谈和工人运动有关的的问题。大家很高兴，马上复了他的信，请他在星期日下午来，并要我接见他。

一个青年工人

　　寒冬雨后，武昌的街道上泥泞满地，寒风刺骨。
　　项德龙到黄土坡十六号来访，那天，他身穿一件皂色的棉袍，头戴一顶黑棉布的瓜皮帽，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初见面时，他还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坐下来，我先开口问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他说：
　　“我想同您谈一两个钟点，您忙吗？”
　　我说：“可以。”
　　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他说：
　　“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大的。我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约在八、九元至十一、十二元不等，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体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已，如何参加工作。”
　　他还谈了一些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实例，他说到最后激动到眼圈都红了。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说话与表情中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象个乡下人，但他有充沛的热力和远大的抱负，我还很少见到这样的青年工人。我安慰了他一番，又鼓励了他一番，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对他作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最后又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大小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来会谈。
　　第一次的会谈，竟达到两个钟点，送他们出门回来，我感到高兴，心想如果各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龙一样，工作就好做了。
　　第二天我到徐家栅同李书渠谈起同项德龙会谈的情况，李书渠说：
　　“项德龙是我小时的同学，他很聪明，也很调皮，家里很穷，他的叔父项仰之是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但他从不同他叔父往来，他常骂他叔父是一个吃人的光棍。他叔父也把他无可如何。我曾经同他谈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你，他说要来找你谈谈。”听他这么说，我对项德龙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参加本星期日我们的会谈。
　　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们刚吃完午饭，项德龙就来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
　　“你们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
　　李书渠过去接待他，又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这一次见面，他就不象上次那样拘谨了。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纱厂的工人情形，问他知道不知道。他很直率地说：
　　“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的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从第一次谈话之后，本来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倶东部的筹备工作，因为对他的了解还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两次的谈话和李书渠的介绍，组织上相信他确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因此就把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组织上请他先回家同他的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一件小事；他说：
　　“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
　　过了几天，我们把介绍项德龙来工作的意见向杨德甫他们提出来，他们都表示欢迎。组织上又把江岸铁路工人中的帮口关系同项德龙交代清楚，要他在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地消灭帮与帮的矛盾。他答应说：
　　“这样的情况各工厂都有，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八时，我同项德龙一路到江岸，参加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我介绍项德龙同他们们见面以后，当场决定聘项德龙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的文书，月支生活费十五元，他马上就担任会议的记录。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委员会，推定杨德甫、黃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这些人事上的安排，是经过事前同各帮口的协商，平均分配的。
　　全议以后，他们把所有关于俱乐部的筹备事务，都交给项德龙了。从此，项德龙就常住在刘家庙，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了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据林祥谦他们说：他们把组织工人俱乐部的事口头报告了厂长；这个厂长是法国人，他答应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他没有大惊小怪的表情，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因此大家就把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作为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他们就在工厂里写好了，做好了，油漆好了，挂出来了。
　　项德龙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已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
　　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篮球、京戏、讲演各组，并办了一个业余夜校，项德龙自任教员。在夜校读书的工人，以小工居多数，小工是铁路工人中生活最苦，工时最长，地位最低而生活又没有保障的人；不仅如此，在工人没有组织以前，动不动还要挨打挨骂，最为人所看不起。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发生了影响，工匠对于小工也称哥道弟，客气起来了，因之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常在一起坐着，一起活动，地位无形中提高了，工匠对小工的团结，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所以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小工在工人中是多数，通过业余夜校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成为最坚强的一个力量，项德龙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里，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
　　刘家庙是距汉口约十五华里的一个乡下小集镇，街道甚窄，居民不多。开会那一天，细雨蒙蒙，泥泞满地，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非常踊跃；全体工人中除了出勤的以外，都到了会，请了很多的来宾，江岸总段各厂的厂长，都被他们请到了；各处来参加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的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代表，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李汉俊也被邀请；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身份出现的，我是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场布置在龙王庙正殿，堂皇富丽，气派不凡，有茶烟糖果，并有名贵的雪茄和洋点心。会场正中间有红底黑字的“劳工神圣”匾额，左右有“劳动创造世界，机器巧夺天工”的对联。会场的大门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的上方有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横额。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据说:这样热闹的场面是刘家庙从来所没有过的，全镇居民，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
　　上午十时左右，宣布开会了。放了很多鞭炮，主席杨德甫宣布开会，黄桂荣等人报告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和江岸工人俱乐部组织公约，主席提付表决，全场一致鼓掌通过。林祥谦报告收入会费与支出筹备费的情形。
　　接着，主席请来客讲演。第一个被他们请出来讲话的就是他们的洋大厂长。这个法国人，身材不高，年纪约在四十岁左右，翘胡子，红脸蛋，他带着微笑，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有时还夹着几句法国话和英国话，讲了半个钟点；他先对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工会作了简单的介绍;其次说到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必要;最后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话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作了一些介绍，对我们的工作有好的影响。接着是请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讲话。这个中国厂长，本来是反对工人组织俱乐部的，但是洋厂长的一番演说，完全是支持的意思，于是他也讲了几句勉励的话。李汉俊讲了日本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工会的情况。当时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启蒙时期，还在“组织起来”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是厂长、工程师、员司、工匠和小工和谐的气氛下举行的。据项德龙说:在成立工会的前一天，各厂处的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地到俱乐部缴会费，办理登记手续，在江岸各厂各处的工匠小工没有一个不加入工人俱乐部的。项德龙在名义上担任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到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他被吸收入党以后，才改名项英。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工作，算是很顺利地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展江岸以北各站的工人俱乐部，并着手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