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集外集

目录

20、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21、田园思想（通讯）

22、流言和谎话

23、通信

一九二六年

24、《痴华粑》题记

25、《穷人》小引

26、通信

一九二七年

27、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九年

28、关于《关于红笑》

29、通讯

一九三二年

30、《淑姿的信》序

一九三三年

31、选本

诗

 32、哭范爱农

33、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34、无题

35、赠日本歌人

 36、湘灵歌

37、自嘲

38、无题

39、二十二年元旦

40、题《彷徨》

41、题三义塔

42、悼丁君

43、赠人

44、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20、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阿Ｑ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２〕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３〕，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４〕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５〕，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７〕了，分在机关科〔８〕。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９〕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１０〕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１１〕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１２〕，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１３〕，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１４〕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１５〕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１６〕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备考：自传〔１７〕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是应《阿Ｑ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其中《阿Ｑ正传》序》译成俄文后，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Ｑ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选集）一书。

　　〔２〕　王希礼原名波·阿·瓦西里耶夫（G．Ａ．GHIJLMN，？—１９３７），苏联人。一九二五年是河南国民革命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

　　〔３〕　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　《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帮（皂），帮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４〕　青年批评家　指成仿吾。他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阿Ｑ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

　　〔５〕　《阿Ｑ正传》发表后，曾出现这样一些评论：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说：“《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现代评论》一卷八期）冯文炳的《呐喊》说：“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Ｑ，更要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见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周作人的《阿Ｑ正传》说：“《阿Ｑ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ｉｒｏｎｙ），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见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

　　〔６〕　变故　指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场案入狱一事。

　　〔７〕　水师学堂　即江南水师学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初分驾驶、管轮两科，不久增添鱼雷科。

　　〔８〕　机关科　即管轮科，现称轮机农业。

　　〔９〕　矿路学堂　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１０〕　东京的豫备学校　指东京弘文学院，创办于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的学校。

　　〔１１〕　日本的维新　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１２〕　俄日战争　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　小计画　指和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和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等事。参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说集〉序》等。

　　〔１４〕　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１５〕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赴教育部任职，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被委任为第一科科长。

　　〔１６〕　指收入本书的《斯巴达之魂》、《说恂》和收入《坟》中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１７〕　本自传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本文加注后重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1、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备考：

　　来　　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

　　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

　　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

　　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３〕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４〕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Ｃｏｓｅｔｔ〔５〕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６〕，看到主人Ｖｒｏｎｓｋｙ〔７〕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

　　及至后来读了Ｈａｒｄｙ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Ｔｅｓｓ〔８〕，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Ｈａｙｄｙ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Ｗｅｓｓｅｘ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径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

　　却绝对谭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己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像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第八期。

　　〔２〕　参看《华盖集·导师》。

　　〔３〕　嚣俄　通译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哀史》，即《悲惨世界》。

　　〔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　海峡群岛，在英吉利海峡。

　　〔５〕　Ｃｏｓｅｔｔ　柯赛特，《悲惨世界》中的人物。

　　〔６〕　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　《安娜·卡列尼娜》。

　　〔７〕　Ｖｒｏｎｓｋｙ　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

　　〔８〕　Ｈａｒｄｙ　哈代（１８４０—１９２８），英国作家。Ｔｅｓｓ，《苔丝》。下文的Ｗｅｓｓｅｘ，《威塞克思》。

22、流言和谎话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２〕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３〕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４〕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５〕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

　　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６〕，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７〕，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８〕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

　　〔２〕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氏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并发表宣言不承认她为校长。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整顿学风”，助长了杨的气焰，五月七日，杨以校长身份强行主持纪念国耻讲演会，遭到学生反对，九日，她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八月一日复带领武装警察到校，强令解散国文系三年级等四班，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

　　〔３〕　“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　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所载朱大瓢的《听说——想起》一文中，称女师大为“某校”。又同期效痴的《可悲的女子教育》一文用OOO代指杨荫榆和章士钊。

　　〔４〕　两个相反的启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十八日《晨报》第二版曾刊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体育系紧要启事》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全体学生紧要启事》，声称“严守中立”，“并未参与”“本校风潮”云云。随后，三系学生在五月二十二日《京报》第二版登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哲学系、体育系启事》，声明驱杨是“全体同学公意”，对上述混淆视听的“冒名启事”予以揭露。

　　〔５〕　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京报》所载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紧要启事》和次日该报刊载的《杨荫榆启事》及杨以学校名义发的《女师大启事》。前一启事揭露了杨荫榆八月一日率领军警进校迫害学生的暴行，后两个启事则竭力为这一暴行辩护。

　　〔６〕　“停止饮食茶水”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带警入女师大》的报道。

　　〔７〕　“某籍”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某籍，指浙江。发表宣言的七人中有六人是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学国文系。参见《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８〕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　莱蒙托夫（Ｍ．P．QMRSTUVTN，１８１４—１８４１），俄国诗人。著有长诗《诗人之死》、《恶魔》及中篇小说《当代英雄》等。

　　“我幸而没有女儿”，是《当代英雄》中一个人物说的话。

23、通信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

　　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至于江先生的文章〔２〕，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

　　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３〕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九月一日。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从近来《现代评论》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侮辱学界之驱章为“打学潮糊涂账”以媚教育当局，骂“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领导者，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没有责任心，太怯懦了！

　　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红》，《半月》或《礼拜六》。自从《新青年》停刊以后，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缰南拭鞯某宸娑恿恕Ｈ缃瘛*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还没练好”，而且“势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现代评论》。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Ｎ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语丝》，指给我看这位充满“阿Ｑ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绍原的“小杂种”，里面说道，“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乱生“小杂种”，一被谑于米先生（见京报副刊），再见斥于作《阿Ｑ的一点精神》（见民报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原刊不清）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有人说”三个字。Ｎ君××（原刊不清）“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原刊如此）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从未卷入任何风潮，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所以只能加上‘有人说’三字，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一方面又可造谣。

　　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我于是立刻将我的《联合战线》一文撕得粉碎；我万没想到这《现代评论》上的好文章，竟会在《语丝》上刊出来。实在，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

　　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么？至少“有人说”你是的。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谨防着他或者又会“私禀执政”把你当乱党办的。一笑。

　　下一段是Ｎ君仿江绍原的“小杂种”体编的，我写

　　的——

　　“……胡适之怎样？……想起来了，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陈西滢怎样？……听说近来被人指为‘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的‘党徒’……

　　“至于江绍原，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O支部总经理。……”本函倘可给莽原补白，尚祈教正，是荷。

　　霉江谨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

　　〔２〕　江先生　即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仿近人体骂章川岛》一文，其中多用反话，如说“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等，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表示愤慨。

　　〔３〕　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在所办的《甲寅》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有“密呈执政”和“密言于执政”一类话。

24、《痴华粑》题记

　　尝闻天竺〔２〕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３〕，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４〕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５〕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６〕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７〕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８〕，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王君品青〔９〕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粑》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王品青校点的《痴华粑》一书，该书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２〕　天竺　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

　　〔３〕　徐元太　字汝贤，安徽宣城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喻林》，辑录我国古籍和佛经中寓言故事的类书，一二○卷，分十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余类。有明代万历乙卯（１６１５）刊本。

　　〔４〕　佛藏　汉译佛教经典的总集名，通称《大藏经》。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时即开始，刊印最早始于宋开宝五年（９７２）的印雕佛经一藏，后历朝均有刊刻。其中以譬喻为集名的，除《百喻经》外，还有《大集譬喻王经》、《佛说譬喻经》、《阿育王譬喻经》、《法句譬喻经》、《杂譬喻经》等。

　　〔５〕　《出三藏记集》　南朝梁僧钓撰，十五卷。书中记载佛教经典经、律、论三藏的书目、序跋和各种译文的异同。

　　〔６〕　僧伽斯那　古印度的一个佛教法师。《修多罗藏》，即佛教著作“经”、“律”、“论”三藏之一的经藏。修多罗（Ｓｕｔｒａ），梵语“经”的音译。

　　〔７〕　求那毗地　僧伽斯那的弟子，《百喻经》最早的汉译者。

　　〔８〕　阿伽陀药　梵语Ａｇａｄａ的音译，意为万灵药。

　　〔９〕　王品青（？—１９２７）　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师。

25、《穷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２〕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３〕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４〕。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５〕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６〕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７〕为之狂喜，培林斯基〔８〕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９〕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１０〕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１１〕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ａｒｎｅｔｔ〔１２〕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３〕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１４〕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１５〕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１６〕癗曙梦〔１７〕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２〕陀思妥夫斯基（W．X．ETIVTMNIYJZ，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３〕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４〕　“残酷的天才”　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５〕　正教　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６〕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７〕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１８２２—１９００）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MYRHITN，１８２１—１８７８），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８〕培林斯基（G．[．GMJUIYJZ，１８１１—１８４８）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９〕“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１０〕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１１〕　丛芜　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１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Ｇａｒｎｅｔｔ　康斯坦斯·迦内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６），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１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１４〕　原白光　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１５〕　素园　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１６〕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１８６６—１９４１），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１７〕癗曙梦（１８７８—１９５８）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26、通信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Ｃ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　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　“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27、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

　　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

　　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

　　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

　　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３〕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　Ｇｏｄ　英语：上帝。

　　〔５〕　象牙之塔　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　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

　　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Q．^．bT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９〕指吴稚晖。参看《而已集·革命文学》。

　　〔１０〕　陈炯明（１８７５—１９３３）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

　　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等曾参加讨伐陈YK明的战争。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１１〕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徐州。

　　〔１２〕　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盘踞东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１３〕叶遂宁（`．_．cIMUJU，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著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_．`．TdTL，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

28、关于《关于红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２〕，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３〕。《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４〕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

　　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５〕——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６〕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７〕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８〕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　《华北日报》　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　鹤西　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　梅川　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７〕　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　《竖琴》　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译文刊载于一九二九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29、通讯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灵魂的幸福，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

　　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

　　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　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

30、《淑姿的信》序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１〕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

　　〔２〕　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　坐驰　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　静女　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５〕　二竖　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　生人　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

31、哭范爱农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２〕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３〕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一九一一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时，他任学监。鲁迅离职后，他被守旧势力排挤出校，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落水身亡。〔２〕大圜即天。《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３〕新宫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在新华宫。

32、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

　　Ｏ．Ｅ．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Ｏｂａｒａ　Ｅｉｊｉｒｏ）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

33、选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２〕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３〕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４〕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５〕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６〕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７〕，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８〕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９〕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１０〕，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１１〕袁宏道〔１２〕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１３〕，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１４〕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１５〕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

　　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１６〕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１７〕。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１８〕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１９〕，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２０〕，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２１〕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２２〕，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２〕　《庄子》　亦称《南华经》，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现存三十三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参看《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

　　〔３〕　“动机论”　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中说：“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４〕　《诗》　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共收三○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方的乐歌；“雅”是王畿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

　　〔〔５〕《楚辞》战国时楚（今湖南、湖北等地）人的辞赋。其名最初见于《史记·张汤传》。后来汉代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辞》“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６〕　二陆　指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所作四言诗有《短歌行》、《秋胡行》等十二首，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所作四言诗有《赠顾骠骑》、《赠顾彦先》等二十四首。束皙（？—３００以后），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晋代文学家。所作四言诗有《补亡诗》六首。陶潜（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所作四言诗有《停云》、《时运》等九首。

　　〔７〕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三卷，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到东晋间文人学士的言谈轶事。

　　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时，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８〕　裴启　又名裴荣，字荣期，东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所著《语林》，十卷，记汉魏两晋高士名流的言谈轶事，《世说新语》颇多取材于此书。原书已佚，遗文散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清代马国翰有辑本二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亦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９〕　《幽明录》　刘义庆编撰，三十卷。内容多记鬼怪故事。原书于唐宋间佚亡，遗文在类书中保留甚多。鲁迅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１０〕　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的注释，引用古籍有四百多种，这些书的原本多已失传。

　　〔１１〕　后人模拟《世说新语》体裁的书很多，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今佚），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李清的《女世说》、王○的《今世说》，近代易宗夔的《新世说》等。其中《今世说》、《新世说》等，都有作者自加的注解。

　　〔１２〕　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　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万历时进士。他在做官之前曾说：“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与李本健书》）。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吴县知县后却又说“官实能害我性命”（《与黄绮石书》），“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寄沈博士书》），并于一年后辞去官职。

　　〔１３〕　曹宪　隋唐时扬州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精通文字学。

　　《旧唐书·曹宪传》说：“（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李善（约６３０—６８９），唐代扬州江都人。从曹宪受文选学，显庆三年（６５８）撰成《文选》注释。开元六年（７１８）吕延祚又辑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所作的注释为“五臣注”；宋人又把它和李善的注释合刻，称“六臣注”。后代学者关于《文选》的音义、考异、集释、旁证等著作甚多。

　　〔１４〕　“妖孽”　一九一七年七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此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便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１５〕　《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十二卷。收入先秦至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１６〕　《昭明太子集》　南朝梁萧统（谥昭明）的文集，原本二十卷，久已散佚，今存明代叶绍泰辑刊的六卷本，系由类书掇拾而成。又另有明刊五卷本一种。

　　〔１７〕　《古文辞类纂》　清代姚鼐编选，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惜抱轩全集》，姚鼐的著作集，共八十八卷。

　　〔１８〕　《唐人万首绝句选》　清代王士祯编选，七卷。王士祯论诗推崇盛唐，提倡“神韵”之说，这个选本是他从宋代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中选取能表现“神韵”特色的八九五首而编成的。

　　〔１９〕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　字叔夜，谯国○（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诗人。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家诫》是用明哲保身思想训诫儿子的一篇文章，见《嵇康集》卷十。

　　〔２０〕　《闲情赋》　内容抒写对一位女子的眷恋。见《靖节先生集》卷五。

　　〔２１〕　《子夜歌》　乐府“吴声歌曲”之一，为民间男女赠答的情诗。《晋书·乐志（下）》：“《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２２〕　《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马二先生是书中的八股文选家。他游西湖吃处片的情节，见该书第十四回。“处片”，即处州（今浙江丽水）出产的酱笋干片。

34、赠日本歌人

　　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２〕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３〕

　　三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的。原诗所写的条幅上题“辛未三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诗中“远”作“海”，“望”作“忆”。

　　〔２〕　春江　指春申江，上海市境内黄浦江的别称。相传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疏凿此江而得名。

　　〔３〕　西游，即《西游记》；封神，即《封神演义》。当时上海演出的两部取材于同名小说的连台本京戏。

35、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２〕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３〕

　　三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诗中“如染”作“于染”，“皎如皓月”作“皓如素月”，“零落”作“苓落”。

　　湘灵，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后汉书·马融传》唐代李贤注：“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

　　〔２〕　高丘　楚国山名。《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３〕　太平成象　从“太平无象”变化而来。《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秋门，唐代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明代曾益注：“《洛阳故宫纪》云：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这里借指南京。

36、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２〕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诗中“破帽”作“旧帽”，“漏船”作“破船”。

　　〔２〕　千夫指　《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孺子牛，《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晋代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牽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条幅所说“偷得半联”，指此。

37、无题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损战袍。〔２〕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３〕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诗是书赠郁达夫的；诗中“木落”作“浩荡”，“猩红”作“心红”，“吟不得”作“吟亦险”。

　　〔２〕　洞庭木落　《楚辞·九歌·湘夫人》：“粬粬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３〕　泽畔　湖边。《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离骚，屈原被放逐后所作的长诗。

38、二十二年元旦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又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诗中“到底”作“依旧”。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静农，即台静农。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夏历癸酉年元旦。

39、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40、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蠣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３〕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４〕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５〕

　　六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蠣”作“焰”。

　　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２〕　鸠　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　大心　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　精禽　即精卫。《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５〕　劫波　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41、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２〕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遥夜”，“压”作“拥”，“瑶”作“湘”。

　　丁君　指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六月间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因作本诗。

　　〔２〕　剪柳春风　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2、赠人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２〕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３〕

　　其　　二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４〕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５〕

　　七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本诗是书赠日本森本清八的；诗中“理”作“弄”，“但”作“独”。

　　〔２〕　越女　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女，原指西施，也泛指江浙一带的女子。

　　〔３〕　唱尽新词欢不见　唐代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露映树鹧鸪鸣。”欢，古代吴声歌曲中对情人的称谓。

　　〔４〕　秦女　相传秦穆公女名弄玉，能吹箫作凤鸣（见《列仙传》）。这里泛指善弹奏的女子。梁尘踊跃，形容乐声的动人。《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

　　〔５〕　奔星　《尔雅·释天》“奔星”注：“流星大而疾，曰奔。”

　　《晋书·天文志（中）》：奔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

43、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２〕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３〕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４〕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诗是为当时郁达夫妻子王映霞写的；诗中“假”作“遐”，“风波”作“风沙”。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途的羔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郁达夫于一九三三年春迁往杭州，并拟定居。后来他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２〕　钱王登假　钱王即钱槿（８５２—９３２），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登假，同登遐，旧称帝王的死亡为登假。《礼记·曲礼下》：“告丧，曰‘天王登假’。”汉代郑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伍相随波，伍相，即伍子胥（？—前４８４），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他出奔吴国，助吴伐楚。后劝吴王夫差灭越，吴王不听，赐剑迫令自刎，“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３〕　平楚　南朝齐谢粕《宣城郡内望远》：“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所谓平林也。”高岑，三国魏王粲《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４〕　将军岳　指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后被主和派赵构（宋高宗）、秦桧谋害。杭州西湖畔有岳坟。处士林，指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字君复，谥号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诗人。隐居西湖孤山，喜种梅养鹤。著有《和靖诗集》。孤山有他的坟墓、鹤关和放鹤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