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第八章 工作日 （三）
2. 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第二部分
一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1857—1858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伦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122家工厂倒闭，143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
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3刻钟。”
二
在1861年至1865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52、53页。1863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7页。 ）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其他非法定时间查到有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这些人怎么也不愿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就得使用强制办法，特别是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机器停转后仍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词，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迪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利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作“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贵格会会士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贵格会会士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贵格会会士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它不敢发誓，一味妖言惑众，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佯作忏悔者的神情，它想破戒，不先祈祷一番，不成！”）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
“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作“偷占几分钟时间” ，“夺走几分钟时间” ，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作“啃吃饭时间”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 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
“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作“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叫作“半日工” 。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 了。
3. 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第一部分
一
以上我们考察了这样一些部门中延长工作日的欲望，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婪，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暴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14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当时有它独到之处，如关于商业危机的论述就是一例。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莫·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中抄来的。 ）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汉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 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利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种制度，正像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在社会、肉体、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隶制……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8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
二
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业，在最近22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1841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部分第102—113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1863年的报告，载于1863年6月15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 在这里，就我的任务来说，只要从1860年和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
威廉·伍德，9岁，“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每周天天早晨6点上工，晚上9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9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7岁的孩子竟劳动15小时！
约·默里，12岁，他说： “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6点钟上工，有时4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6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除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个没有来，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个星期挣3先令6便士〈1塔勒5格罗申〉。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弗尼霍夫，10岁，他说： “我不总是能够得到十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证词第16、19、18页。 ）
三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顿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顿只占30.4%，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顿区约占2/5。 在汉利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说：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 “我在陶工中间行医25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长和体重方面显著退化。”
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
(35) 中摘录的 （《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02、104、105页。 ）
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阿利奇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 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不久前还是该医院外科医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员朗格的信中写道：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我的愤慨一次又一次地涌上心头。”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24、22页和第Ⅺ页。 ）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