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毛——读《文集·第2-3卷》
或许是师兄毕业答辩,或许更多人的答辩亦如此,第一位答辩老师开篇会讲,答辩的人很优秀或者很努力,这篇论文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到中间的老师,便开始加大力度,渐次提出尖锐、较尖锐的问题。到了结尾,答辩主席收官,或者总结,或者归纳,又把调子降得低一点。如果前面的往复过于激烈,还可能要宽慰答辩人几句,让他好下得台。具体到某一位老师,大抵也是总结肯定-分析批评-总结肯定这样的三段论。莞尔之余,不禁让人联想到从前“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法(《时局问题及其他》)。
按照党小组生活会的程序,同志们逐个发言——回顾自己的近况,分析自己的优缺点。讲别人的情况,分析别人的优缺点。虽然现在已流于不痛不痒的过场,一些同志也因“足疾”一类的理由而称不出。但一面“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一面“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以至于“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的提倡,即“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组织传统,至少在形式上是延续了下来。
很多工作了的人,尤其是在党政机关、从事党政工作的人,往往头晕脑胀于频繁的大会小会之间。开会,也是我们革命传统的延续。毛十分注意调查,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关于农村调查》),他早年便有丰富的农村调查经历和经验。在他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中,就有开会。开干部会、代表会,邀集“有经验的人”开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干部开会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成为政策宣传、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如今一定程度上的泛滥使得开会本身的变革变得紧迫起来。
晚清以来,外部势力侵略如火,底层民众沸反盈天,旧制度在帝国的土崩瓦解下行将朽木。军队越来越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力量,军人的社会地位也日渐提高。但是,匪过如梳,兵过如蓖,曾剃头、袁大头、蒋光头的封建旧军队并未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反而因沾染旧社会的恶习、维护旧势力的利益而与人民势同水火。“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星火伊始,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就成为革命工作的重点,并作为一项优良传统流传至今,许多全国的、地方的优先举措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
常有人调侃欧美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作为差异人之间博弈的共识基础,其存在是正常且有必要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传统。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天”就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正确。统治者要说自己是天的儿子,称“奉天承运皇帝”。推行主张要以天的名义,称“顺天应时”。官僚互相攻讦,也要用天降的自然灾害作为自己的凭证,称“天谴”。反过来,又称“祥瑞”。北宋有个改革家叫王安石,一经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被打为奸臣。在今天,我们的政治正确并未消失,我们的“天”,就是人民。人民被认为是执政党的服务对象,一切执政党的成绩与过失都以人民是否满意为标准。执政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们“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众所周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1980年1月16日的中央干部会议上被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已成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但早在1941年毛就讲过,“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不要提民Z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他说,老百姓拥护我们,“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TG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时局问题及其他》)。
庆丰以来,也有些新提法、搞了些新意思,这些提法、意思本身就是“不忘初心”的体现。前几年考研新增的“纯洁性”,早有过存在必要的解释,即“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时局问题及其他》)。“十四年”也不是首度被提出,因为“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就已经有十几年了”(《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潘忠来楼前几根红柱上的标语“永远奋斗”,则更像是“永久奋斗”(《永久奋斗》)的变体。
我止看过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的部分文章,所以对抗日战争的讲话略记得一点。这些文章对于这个党的奋斗目标,对于新民革命的领导路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和战后社会的何去何从都有不厌其烦的,事无巨细的,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对象的阐述。你也许会不记得他说过什么,但你一定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个党派,这支队伍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要做什么,并且从未忘记。而你只会讶异,经过八年的不断溃败,经历了湘豫桂的惨痛教训,刮民党哪里来的弥天大勇去冒天下之不韪,而看不到对方及其支持者的顽强生命力和自身及其支持者的朽败孱弱——至于时兴的《八佰》,更是不值一哂。
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它并不影响结果。在1945年,“来延安的美国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给你开一张支票,你回到美国去,将来再见面时还是这些人,因为中国是人民的。”1949年8月,别了司徒雷登。一如当年,当以尼克松为代表美国人再次踏上东土时,迎接他的是故人Chou En-lai,会见他的仍是毛。
这些文书,即作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用,也多有裨益。关于做人,“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给陈毅的信》)。关于做事,“必须把勇敢精神和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必须把勇敢精神和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关于学习,“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方面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至于俯仰人生天地间,则“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今日之我们,便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当下主流不断地鼓励、呼吁正能量,以至于迫起小学生去诵《弟子规》这样的糟粕。我想,如《文集》一般浅显易懂的正能量材料,如果一直被束之高阁,那负责文教工作的同志就多少有点“数祖忘典”了。
诚如官方所说,他的思想是那一代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自己也承认道,“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1976年9月9日,这个人在物理意义上的生命迹象永久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了。但所谓祖龙虽死秦犹在,他的故事还会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他的思想还将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产生深刻影响。并且随着秦国的日渐复兴与强大,这个人不但虽死犹生,虽死犹荣,他的老天们——人民会“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使他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曾经强盛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