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薛觉先

按语：薛觉先在香港沦陷时期的遭遇，已经见载于多种相关书籍和文章，其中以罗澧铭的《薛觉先评传》及薛觉明回忆乃兄的文章，至为详尽；本文系和久田幸助所著，和久田是沦陷时期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在沦陷初期与薛觉先等人有直接接触，他的回忆提供不同的视角，可以与罗、薛等人的回忆形成对照。

（原文为日文，情商有“甬水学者”头衔的一我先生担任翻译，本号对译文进行润色，并请日本网友ややう女士参订。特此鸣谢一我先生及ややう女士的帮助。）

和久田幸助  原著

一我  翻译

       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

                                                           ——何休（后汉儒家）

       薛觉先，是粤剧名伶。

       中国的戏剧，大致可以分为北方的京剧和南方的粤剧两大剧种。但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剧种，并非是夸张之说。在这些戏剧中，特别是就其特色而言，则杭州一带有越剧，位于广东省北部的潮州地区有潮州戏。然而，越剧是没有男演员只有女演员的戏剧，潮州戏是没有大人只有小孩表演的戏剧[注1]，正是这样的特色使其如此闻名。

       在日本，中国的戏曲中只有京剧是家喻户晓的；而讲到京剧，则无论是谁，都首先会想到梅兰芳。梅兰芳诚然是京剧最后一个伟大的男花旦；而薛觉先是梅兰芳的同时代人，“北梅南薛”[注2]，脍炙人口，薛觉先是风靡一时的粤剧至宝。

       前几天，和一个广东人谈起戏剧的时候，他说：

       “再也找不到像薛觉先那样好的演员了……不论是生角还是旦角，不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戏，只要是他来做，必定会令人喝彩……他的身段和台步，真是太好了……”

       这正如日本人对歌舞伎的评价：

       “再也找不到六代尾上菊五郎那样的好演员了……”

       “六代尾上菊五郎是最后一个既能演《うかれ坊主》、又能演《羽根の秃》的演员了……”

       虽然有一点怀旧的意味，但薛觉先绝对是粤剧界一位不世出的万能老倌。

       “而且，与其说薛觉先的风采迷人，倒不如说他具备领班人物那样的高超艺术。他的品位真的很好……”

       这也等于日本人所说：“能剧的近藤乾三先生和狂言的野村万藏先生的艺术很高超吧，他们的品位是其他能乐师和狂言师所不及的……”

       不仅在舞台上，在现实生活中，薛觉先的品格也是演员中少有的。

       聊着关于薛觉先的话题，那位广东人问道：“和久田先生，听说您跟薛觉先亲如兄弟，但不论您的广东话多么流利，您到底还是个日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缘分，会令您和薛觉先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呢？”

       被他这么一问，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对薛觉先的相遇，以及其后的交游：

       “没错。为了纪念这位不世出的名伶薛觉先，我想先把他写下来。与梅兰芳的交涉既然已经写成了文章，那就应该把与梅兰芳并称为‘北梅南薛’、而与我关系更亲密的薛觉先，及我们的交情，写下来吧......不，毋宁说本应先写下来。”

       事到如今，我才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

       昭和八年（193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踏足广东，那时我虚岁也就十九，而薛觉先已经是粤剧界的宠儿，名声大噪，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薛觉先当时大概也不过是二十五岁，然而作为小生的他，却先后演绎了中国四大美人，即貂蝉（《貂蝉拜月》）、王昭君（《昭君出塞》）、西施、杨贵妃（《贵妃醉酒》），从而成功俘获了戏迷的心，往往赢得满堂喝彩。

       至于薛觉先的容貌，简单地说，他是一个身材中等的美男子，却长着戏中人一般周正的五官：圆溜溜的眼睛、高高的鼻子，还有迷人的嘴唇，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在东京时就喜欢看能剧、狂言、文乐和歌舞伎，到了广州和香港生活后，便开始看粤剧和京剧。看了不到半年的粤剧，薛觉先就成了我偏爱的演员。

       逮到也喜欢戏剧的广东人，我总会对他们评论几句：“马师曾虽然也还可以，但总缺些艺术技巧……还是得看薛觉先。”马师曾是当时与薛觉先旗鼓相当的粤剧老倌。

       “你眼光相当高啊！薛觉先不仅舞台上的表现好，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粤剧界还是颇封建的，大老倌拥有绝对的权力，往往视男弟子为奴隶，女弟子则被当作贱妾对待，而薛觉先则革除这些弊端，他的改革为大家所津津乐道。他的艺术之所以有品位，大概是源于此吧……”

       当时的我对薛觉先十分着迷，以至于我对这些夸赞薛觉先的话十分受用。一天早上，我打开报纸，大字标题“薛觉先失明了吗”蓦地映入眼帘，使我大吃一惊。

       那篇报道说，薛觉先被一个女人往脸上泼了大量的玻璃粉末，粉末溅进眼睛里，有失明之虞[注3]。狂热女戏迷由爱而恨，这是当年经常发生在红伶身上的事。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这位美男子的轶事。不过这次玻璃粉事件，虽然没有弄瞎他那双明眸；但纵然在上海遍寻名医，他的双眼也无法完全治愈，留下终生的眼疾，所以我在此特别提一下这件事。

       但是，薛觉先在上海的几个月除了治疗眼睛外，还以京剧为师，检讨了粤剧的不足之处，尤其是武场戏的表演。他从上海回来时，还带回了一批武师。所以，在艺术方面，薛觉先即使遭遇挫折也从不气馁，可以说是很有毅力的一位演员了。

       从上海回到舞台的薛觉先表现出比以前更活跃的状态。不仅在舞台上，他在电影界的工作也很引人注目。他陆续把《白金龙》《胡不归》《姑缘嫂劫》等剧目从舞台搬上银幕，使他越来越受欢迎。

       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的婚事被提上日程。不久，他就迎娶了一位名门望族（香山唐氏）的小姐为妻。那位喜欢演戏的小姐，以唐雪卿之名闻于舞台，此后长期与薛觉先搭档演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薛觉先那日渐精进的艺术生活成对比的，是暗流涌动的局势。

       排日抗日的气氛，在全中国蔓延。经常出入戏院的我也被友人忠告：“就算会说中国话，你一个日本人进出中国的戏院也是很危险的。”

       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为了继续学广东话，我离开了处境麻烦的中国人家庭，与侨民一道撤出广州，移居香港。

       香港虽受英国的管辖，表面上没有广州那样激烈的抗日氛围，但毕竟98%的居民是中国人，他们的内心深处涌动着对日本深不可测的憎恶，所以有人对我说，你单枪匹马去看戏，怕不是疯了。 但我已经十足一个戏迷了，所以我往往以 “学广东话”的名义去看薛觉先做戏；甚至当时在利舞台隆重举行的梅兰芳引退演出，我也每晚一场不落地去看了。事实上，与其说我是为了学广东话而去看戏，毋宁说我已被中国戏曲深深吸引了。

       被称为 “北梅南薛”的两位伟大的中国演员同时在香港献艺，真令我大饱眼福。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直接与这两位伟大的演员有深入的交往，并对他们实施保护和监督。

       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一月的一天，当我去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广州出差时，我被命令要到陆军报道部处报到。 到了报道部后，他们知会我“出于军事需要，阁下已被军部征召”，随即便将我扣留在广州。当然，他们没有解释军方打算用我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征召我。

       自此以迄十二月七日，我一直滞留在广州。奇怪的是，我已经不记得如何打发这几个礼拜。到了十二月七日的晚上，我被带到船上去。

       “军部命令，我军即将进攻香港。”我被如是告知道。

       “真的是这样吗……果然要这么做吗……”

       但是，我记得当时自己并不觉得惊讶。在该船上俱是从东京征召来的新闻社和广播局的人，他们分别组成新闻班与广播班；我被命令负责一些不会广东话就难以处理的事务，即电影、戏剧及其它文艺，这就是艺能班，我被任命为该班班长。

       英国人几乎没怎么抵抗，香港攻略战出乎意料地很快就结束了，此事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页，但一名年轻的英军俘虏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报道部里，虽然大家被分为几个小组，但要说在进攻时，我们遭受枪林弹雨，那完全是夸大其词；不过，进攻期间既不用发布新闻，也无广播任务，更不要说组织娱乐活动了。报道部全体所需要做的是同心协力执行现场的临时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利用战俘呼吁香港岛的英军投降。

       被送到报道部的是一个年约二十岁的英兵，他对我们讲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自愿担当劝降的角色。这场战争没有胜算，所以我愿意奉劝困守港岛的同袍，停止无谓的抵抗，早日投降，不要白白牺牲……”

       一到晚上，我们便带着这名年轻的士兵到与香港岛隔海相望的九龙一侧的海边，用扩音器向岛上英军劝降。那名士兵径自拿过麦克风，主动按照我们的指示广播，丝毫没有表现出犹豫。

       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这个英国士兵的言行简直无法理解：生命真有那么重要吗？作为一名军人，即使明知是白白牺牲，也要宁死不降，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而被敌人俘虏，甘当敌方工具，更是活生生的耻辱。

       我们劝降归来后，还不时会谈到这名年轻士兵，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他所讲的话；但我们对他既不怜悯，也非轻蔑，而是一种散不去的幽恨。

       每当有清酒或威士忌配给时，我总会想到送给那名士兵喝。“谢谢你，不过我酒量不好，而且有点疲惫了……”通常，他说完这句话就会回去睡觉了。

       一天晚上，在他上床睡觉后，恰好有点心配给，而且还是英式饼干，我想他会喜欢的，于是我拿起手电筒，往他房间走去。只见他将毯子蒙过头而睡，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叫醒他，但我本心还是想请他吃饼干的。我掀开他的毯子，发现他并没有睡，而是泣不成声。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泪光莹莹，甚至可以说，泪水淹没了他的脸。我默然无语，他也没有开口，只是在寂静中抽泣。直到现在，当我接触到深陷悲伤的人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晚他泛滥斑斓的泪。

       那天晚上过后不出十日，我便会见到泪眼婆娑的薛觉先。如果人类在战争中流下的泪水能保存起来，那么地球恐怕早已被淹没了……

       

       如前所述，香港攻略战以英方的投降告终，并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占领后的管理。

       电力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在占领后不几日便恢复供电供水。不过，香港市民面临的真正困难是粮食。

       当时，港英政府和军方考虑到将进行长期的抵抗，为保障困守时期的三百万市民的生活，他们储存了大量的米，除仓库外，连大型的电影院和戏院都设为米仓。日军占领香港后，便查封了所有的米仓，并确保一粒米也不会流到市面。

       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日本军部封锁了香港所有的银行，使居民无法取钱，连存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珠宝等贵重物品也不能取出。再加上，军部宣布发行军票，并强行制定汇率，要求按照汇率将港元兑换成军票。于是，大多数香港市民陷入钱粮俱尽的困境。这样的困境，对穷人和富人都有影响，尽管富人的情况可能会好些，毕竟他们家中有余物可以变卖。事实上，在占领后不久，我在九龙街头闲逛，发现半岛酒店后面的街道变成了市集，聚满了受钱粮短缺所困的人。在这里我碰到一位相熟的电影院院主，他当时正在卖毛毯被褥，希望我能用军票帮衬他买一张毯子，但我并不需要。他脱口而出地问我：

       “那您有没有办法弄到大米？……我全家人都是吃米糊勉强果腹而已……”

       听了这句话，我不敢直视他的脸，只是回答道：“待会儿给您送点米来……”随即逃跑似的离开了。我在占领前已经住在香港，并与一些中国人相熟，所以我很明白他们今时今日的生活是何等的困窘。军部当局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占领区居民的生活？这令我大惑不解。

       然而，街上贴着的布告却赫然印有这样的字句：

       “兄弟牆に鬩ぐの愚をやめ、日支合作し、大東亜の建設に邁進しよう（停止兄弟阋于墙之愚行，日中合作，努力建设大东亚）”

这样的字眼，衬托这样的现实，中国人会怎么想呢？我不禁忧心忡忡。

       身为艺能班班长，我得以享受士官待遇，在高等官食堂吃饭，一餐饭的主食，有两三顿的分量。我带着包装纸到食堂，将自己吃不完的主食用包装纸分装打包。周围的人一脸惊讶地问：“你这是干嘛？”

       “市面上一粒米也没有，我的一些相识的中国朋友，很多人吃不饱，多余的主食，我就给他们带去。你们如果觉得吃不完的话，也请给我吧！”说罢，我便收集他们这些富余的食粮。

       我就是这样将大米分发给我的中国知交。另一方面，我通过我所属的报道部部长，转报军参谋长，假如他不允许我向我必须管理的香港演艺界发放大米，我就无法开展工作，也就担不起这样的职责。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连食物和住宿都无法供应给他们，他们就不可能跟日本合作。

       与此同时，我逐一会见各电影公司负责人、戏院院主以及重要演员，对他们说，所有参加娱乐事业的人都要登记，你们和家人就不用说了，连你们家的佣人也要登记，因为不久就有大米配给。

       这次的大米配给，是我担任驻港陆军艺能班班长的工作的开始。

       我负责的香港演艺界，对于这么狭小的地区来说，确实是领域广泛。

       为了躲避战火，或不愿意留在日占区生活，一些中国人陆续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到香港避难。就演艺界而言，香港比当时的重庆聚拢了更多的人才，由明星而成星尘、而成星座，真个是光辉灿烂：京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胡蝶，都躲到香港安身；粤剧界以薛觉先、马师曾为首的中坚伶人，全部都住在香港。从大陆攻来的日本军队，逼得他们无路可逃，最终不情不愿地成为了日占区的住民。

       除此之外，歌手、音乐家、画家、书法家，甚至被禁止表演的爵士乐队，都被收容到艺能班；如何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此压在我这个只学过广东话的普通学生肩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怕。

       但是，我必须一件一件地想办法处理，克服困难。毕竟这是战争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但求能事先做好计划，谋定而后动。

       一天下午，我走进报道部的办公室，有人告诉我：“有个漂亮的女人想见见你。”

       见面一看，果然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她是当时香港当红的影星梁添添。

       她战战兢兢，问道：“您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我回答说。

       接着，她突然大哭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发生什么事了？你先告诉我，我会尽力帮你解决……”

       听了我的话，她和盘托出：

       “我的丈夫是新马师曾……”

       今时今日的新马师曾，已经是粤剧界的叔父辈，但在当时，作为一个新扎的伶人，他的歌喉已经令戏迷如痴如醉，就好比我国的海老藏。她接着说：

       “您也知道的，因为银行关门了，我们连一分钱、一粒米也没有了，更何况，戏院不营业，我们也无法开工；可是，我们总得要吃饭啊，所以我丈夫就被叫去一家新开业的赌场招揽生意。他被要求在赌场唱曲助兴，这要是在以前，新马仔（戏迷们今天还是这样称呼他）是绝不会答应的，但如今不答允，我们怕是会饿死。因此，我丈夫只能无可奈何地在赌场唱曲了……”

       我那时候才知道，在香港的平民区，一群烂仔趁着战乱开起了赌场。

       “之后呢？”我问道。

       “后来，有一伙经常出入赌场的流氓反而威胁我丈夫，要我丈夫给他们钱。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胁迫，我们就是没有钱啊！我丈夫把实情告诉他们，但那些流氓认为，当红的大老倌不可能没钱，即使是没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找到钱来孝敬他们；他们更不断威吓，说如果不孝敬他们，他们就找相熟的宪兵队员，捉我丈夫去坐监。不论他们怎么威胁，没有就是没有，连我们的朋友现在也穷困潦倒，借也没地方借。没想到那群烂仔真的将我丈夫送去宪兵队的监牢，现在，他们又要我筹钱去赎我丈夫……

       “请您帮帮我们吧！”说完，她又哭了起来。

       “如果你丈夫真的被关进宪兵队，那就好办了，这件事我能帮得上忙。”说完，我就马上确认是哪支宪兵队，得知是西宪兵队后，我立刻拿起话筒给该队队长打电话交涉：

       “听说有个叫新马师曾的粤剧伶人因为某些误会被你们抓了，他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又是报道部要找的重要人物之一，希望贵处立即将他移交给我。”

       听那个队长的语气，他似乎对此事完全不知情，他恭敬地说：“有这样的人被我们关了吗？……如果真的被我们抓了，我当然会移交给您，请让我先去查查……”

       “我这边是有确切的情报才拜托您的，他一定在你们那里，请您马上去查一查。”我再次恳求他。

       队长认为此事跟报道部有重大关系，所以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告诉我，正如我所言，新马师曾确实被关在他们队的监房里，我随时可以去领他走。

       我随即驱车前往西宪兵队，在接待室等待宪兵队长将新马师曾领过来。当时，我忽然想起，为了解救新马师曾，我曾说过我跟他是好朋友。实际上，我除了看戏时见过舞台上的新马师曾外，私底下我们一点儿交情也没有。“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正想着办法时，接待室的门被打开了，新马师曾就出现在面前。

       “哎呀，我的妈啊……”我用广东话对新马师曾说道，“你还认得我吗？我们是老相识了！”

       说到这里，新马师曾立刻张开双臂：“哦！老朋友，老朋友！”他一边喊道，一边抱着我。

       演技真是好！即使西宪兵队队长精通戏剧，也无法识破我们正在演戏。随后，新马师曾就上了我的车，我们在车上互致初次见面的问候。

       我想在着手接管香港演艺界事务之前，要先与电影界、戏剧界的领军人物会面，与他们坐下来谈一谈。

       我只会一点点广东话，对于中国的电影、戏剧，完全是个外行，我觉得，如果没有当地的电影戏剧界人士协助，我是很难展开工作的。我虽是一介书生，这方面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然而，长年累月的日中纷争使全中国充斥着排日抗日的气氛，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把我们称作“日本人”：在北方，我们是“东洋鬼”，在南方，我们是“日本鬼”——日本人去到哪里都被当作“鬼”来看待。所以，即使我真的想见电影、戏剧界的头面人物，对方也会因为不清楚我这个鬼头要做什么而感到恐惧，从而不敢轻易答应会面。

      更何况，当时汪精卫已经出马，打着“日中合作”的幌子宣布“还都南京”。而主张抗战到底的重庆方面的国民政府则坚决禁止与日本合作，并称，如与日本合作，则会终生背负汉奸的骂名，甚至会被处以极刑。

       尽管如此，我给香港演艺界发放大米和解救新马师曾这两件事，使人看到我是善意的；更重要的是，我会讲广东话。久而久之，越来越多戏人、伶人要求见我。

       我在粤剧界最希望见到的是薛觉先。但有一日，马师曾派人递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希望和我见一见面。

       马师曾不是在他家接见我，他还是怕日本方面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偷偷地在一间茶楼里见我。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对于我来说，他的脸和豆沙喉，我却是在戏台上见过、听过有五六年了。我主动表现出亲切，我问他：“您肯定是有什么困难吧？当下最令您难为的是什么事呢？”

       马师曾犹豫了一阵，终是硬着头皮，回答道：“不怕老实跟您说，其实是为了米的事……”

       我说：“附近的戏院就是米仓，我马上去取。”

       说罢，我便快步走出茶楼外，叫来苦力，往戏院处去。戏院门口站着武装着的日本兵，我向他出示印有报道部标志的臂章，告诉他，戏院是报道部艺能班的管辖范围，我是艺能班的负责人，然后我就进入戏院里了。

       戏院内，既没有舞台，观众席上的椅子也搬空拆罢，堆积起如山的米袋。我对士兵说：“我想搬两袋米回去，没有问题吧？”

       “可以，您请便吧！”

       我听到这样的回答，便唤苦力来，帮我将两袋米搬上了茶楼。苦力搬完后，问我能不能也给他一些米，我便分了两升给他。马师曾目睹了整件事的过程。

       “我已经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实在太感谢您的好意了……”他这样说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就在次日下午，我便见到薛觉先。他派人来说：“我在家中等您，请您多多关照……”

       终于可以见到薛觉先了！与其说我作为占领军的艺能班班长，倒不如说我作为一个资深的薛迷那般，心中充满期待。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在薛觉先家，见到面前的薛觉先，我照例先打个招呼；但内心却觉得很亲近，就像见到熟人一样。然后，我耳边仿佛是响起锣鼓弦索的声音，《西施》《花染状元红》《薛丁山》……他的众多名剧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我眼前。

       我嘴里不停地说，自己是个薛迷，比起《白金龙》《胡不归》等新编剧，我更喜欢传统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还真没个占领军艺能班班长会见辖下演员的样子。

       薛觉先脸上浮现出了微笑，一开始那种因见到敌国官员而不安的阴霾不知何时一扫而净。他说：“《胡不归》虽然是新编戏，但其主要内容是取材自古诗《孔雀东南飞》……”

       “阁下广东话说得很好啊，令尊抑或令堂是广东人吗？”他一本正经地问，我只好苦笑了一下。

       我们两人继续谈笑风生，他讲粤剧，我谈学广东话的困难。

       但是，只要走出这房间一步，就看到战争的余烬还在燃烧，所以不能光谈往昔风月。

       我若无其事地问道：“您还遇到什么困难吗？米，我带了足够你们家食用的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吗？”

       莫不是薛觉先被我的话拉回了现实？他脸色蓦地阴沉了下来，喃喃道：“你真是太亲切了……”

       “您一定遇到很多不方便的事，请您不要客气，尽管告诉我就行。”我发自内心地再重复道。

       薛觉先犹豫了很久才开口：“其实……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了，这不是我一个人遭遇的困境，而是全香港的人，都已经山穷水尽……”

       我听后，掏出钱包，将我所有的军票都拿出来，对薛觉先说：“我在部队的宿舍居住，伙食也有供应，所以这些钱我用不上，少是少了点，希望能帮得上忙……”

       这笔钱大约二百元，数目不大，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这时，薛觉先圆圆的眼睛流下两行热泪。我不禁担心我刚才的言行是不是太过于无礼。

       薛觉先自从被千里驹提拔，成为一代名伶，二十岁不到便领一万元的年薪；之后，他的收入年年上升，至战前，月收入已经超过一万元。对他来说，纵然他处境真的很困难，你拿出区区二百元给他，那也是极其无礼的。

       “如果您介意的话，请原谅我！我给您这些钱，并不是想侮辱您……”

       薛觉先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感动得哭了起来……您广东话讲得再好，说到底也是日本人。您也知道，我们中国人称你们日本人叫做鬼子，因为日本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以中国为战场，屠杀我中国百姓，寡廉鲜耻，确与魔鬼无异；但现在，来同情我的居然是日本人，还将他自己钱包里所有的钱都给我……”

       薛觉先捂着泪眼，继续说道：“我是粤剧界的主事人，之前确实月入过万。人如果收入多，生活自然奢侈；所以在外人看来，我的生活也很奢华。但我并没有把所有钱全部用来过自己的奢靡生活，而是至少拿出半数来帮助粤剧界穷困潦倒的人。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总之开到声，我都会帮，我也认为我有义务帮助八和的兄弟姐妹。但是，当我真的遭逢厄困时，又有谁可以帮得到我呢？当然，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困难，但我总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我一直等人来为我解忧纾困，多少不拘，即使一个仙两份用我都无所谓……我一直等一直等，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一个我们称作日本鬼的，将他身上所有钱都给我，你说我有什么法子不感慨到哭呢！”

       他拉着我的手，说：“请问您有什么要求？我想您必有所求，到底是什么，请您务必说出来，为了报答你，我什么都肯做……”他现在反过来问我有什么需求了。

       薛觉先真诚的语言和态度使我大为感动，虽然是初次见面，他却能对我敞开心扉，我很感激。

       “您想我怎么做？请快说吧……”

       在薛觉先的再次催促下，我坦率地说出我的愿望：“您能亲自登台做戏吗？只要有戏做，受战争影响的民心多少都会安定一点；最主要的是，我作为一名薛迷，很希望能重新看到您登台……”

       薛觉先脸上再度浮现微笑：“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重新组班，三四天后就可以开台。大家如果不工作，就没饭吃了……”他说的也是实情。

      他问我： “头一天您想我们演什么？您说过比起新编戏，您更喜欢传统戏，那我们第一天就演您喜欢的传统戏吧！有什么好的想法，请您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怎样选择，于是说：“《西厢记》怎么样？我想看您演的《西厢待月》。”

       就这样，第一天的戏就定下来了。三天后的晚上，在爆棚的利舞台，薛觉先担纲的《西厢待月》拉开帷幕。

       此后，我与薛觉先的交往，不论何时何地，似乎都能印证初次见面时那种感动与感激之情。尽管彼此都很忙，也并不是每天都能见面；但是，单单能与薛觉先近距离接触，我已经觉得很开心，这也成为我处理电影、戏剧工作的动力。

       我和薛觉先、马师曾都见过面后不久，便召开会议，邀请粤剧界所有骨干演员参与座谈。这绝不是一次严肃的会议，而是为了加深彼此的认识。席间，我被邀请发表讲话：

       “今天，被称为‘粤剧双雄’的薛觉先先生和马师曾先生，很难得地坐在一起，这是每一个戏迷都希望在舞台上见到的场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位能够同台演出、同场竞艺，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样的精彩演出吧！”说着说着，我竟把茶弄混了，但我这句话，确实是代表全体粤剧戏迷的期盼。

       如果能促成薛觉先和马师曾的合作，对于戏迷来说，将是梦一般的礼物；可惜，这样的礼物到底还是梦幻泡影。

       自那天起，不到十天，马师曾留下一封信，其大意是：

       “没有报答您的好意就不辞而别，我的内心很过意不去。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想置身在日占区，我想对中国人心理有深刻研究的您必然能明白我的心情。我相信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这一封信，权且当作是告别信……”

       看来，他已经逃到中国统治的大后方去了。香港四面环海，雇一条小船前往国统区，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薛觉先却没有表露出要逃走的意思。作为粤剧界的主事人，他重新开始舞台活动；他深知自己若是离开，整个粤剧界就会失去中心，说不定还会有人流落街头。此外还有很多因素，不过我认为我们初次见面时彼此信任的情义，也是他选择留在香港的原因之一。

       一年后，他以去澳门登台的名义，从我那里拿到渡航证，便直接逃到大后方去了。但在日占区生活的这一年，不知道给这位伟大演员的名声带来何等严重的伤害。

       他逃出香港、踏上祖国的土地后不久，便发表了这样的一份自白书：

       “我背弃祖国，留在日占区，没有立刻归队抗战，自觉罪恶深重，于今痛悟前非……”

       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民众并没有轻易原谅他。我听到这样的新闻，真是心如刀割：把他逼迫到如此境地的，不就正是我吗？！

       但我想，战争只能一时拆散我们的友谊，而不能撕裂我们的情义；只要战争结束，我们两人的友情一定会更加密切，只要战争结束……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想象战争结束后我们两人重逢和重新建立友情的远景。

       想要与正在敌对的中国人恢复友谊的人，是不会燃起战斗意志的，更不用说从战前就开始接近中国和中国人、内心深处为自己国家的侵略行径感到羞耻的人。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随着战争的泥淖化，局势朝着对日本不利的方向发展，我对中国人的同情逐渐被视为叛逆。就连给薛觉先发放渡航证，也被认为是帮助了他逃亡，而成为我其中一条罪行。我更被打上“与中国人有同样思想”的烙印，被香港宪兵队逮捕。后来，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的情况下，我被作为思想犯遣送回日本本土，最终在本土迎来日本的战败。战后又过了十多年，当我再度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时，我所热切希望与之重逢并恢复友谊的薛觉先，早已回到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住在香港了。

       后来，我又多次前往香港，和战争时期结识的电影界、戏剧界的故交会面，但始终未能重遇薛觉先——直至听到他的讣闻。

       一九六五年[注4]十月三十日晚，他在广州人民戏院表演《花染状元红》的时候头晕，几次要他停止演出，他还是坚持到最后一幕。演完回到后台，他就倒下了。后来查出他的死因是高血压，享年五十三岁。他即使是活到现在，也不到六十，可谓正值壮年。

       无论是广州方面的葬礼，还是香港方面的追悼会，电影戏剧界都为他风风光光地举行了集会。此外，成百上千的民众也参加了他的葬礼和追悼会，哀悼这位不世出的名伶。民众对他怀有深深的敬爱之情，甚至创造出“半个薛觉先”来形容自己喜爱的潇洒男子。

       为舞台而生、而又死在舞台上的薛觉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粤剧演员，惜乎在他生前我们未能重逢。虽然我们的友情是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性况下产生的，但他的痛苦因我而起，这在我心中留下终生的不可磨灭的沉重印记。

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一月

作者简介：和久田幸助（1915—？），生于东京，天理大学外语系广东语部毕业，1934年4月至1943年末，先后旅居广州和香港，期间担任南支派遣军炮舰“嵯峨”号通译，香港总领馆嘱托、书记生，华南文化协会职员，香港占领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等职，战后专事研究中国问题和广东话。

关于此文：原载和久田幸助所著「私の中国人ノート」（讲谈社1979年出版），原标题「わが友・蒒覚先」。该文此前未见有翻译，但和久田有另一篇回忆沦陷初期的香港的文章，则有提及与薛觉先交往事，该文后来由应耀宜摘译，以《香港沦陷后与薛觉先二三事》为题，发表在《明报月刊》1992年第2期（及后《明报》出版文集《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该文亦被收入此文集中），详略与此文有所异同。本文系和久田「わが友・蒒覚先」一文的初次翻译，文责由译者及本号自负，译者与本号同样亦保留对此译文的相关权利。

注释：

[1]. 潮州戏（潮剧）在解放前盛行童伶制，男孩子长大后变声，除个别发展成老角、丑角，其他均被淘汰。

[2].  亦有讲法系“北梅南雪”，其中“南雪”指的是驰名粤、沪，有“雪艳亲王”美誉的李雪芳。她与梅郎同样居旦角，是同代人，而且两人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当红。

[3].  薛觉先避祸上海时，被当地黑帮勒索未果，而遭到报复。据薛觉先九弟薛觉明忆述，薛觉先是被人撒的是石灰粉。

[4].  薛觉先殁于1956年，此处应该是和久田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