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22 理论性的谈话

22 理论性的谈话

第二天，当吉尔沙诺夫从医院回来，吃完过时的午饭，叼上一根雪茄，消遣地读点东西时罗普霍夫走了进来。

“不速之客比鞑靼人还讨厌”——罗普霍夫以开玩笑的腔调说，但似乎又失去了开玩笑的腔调。——“我打扰你了，亚历山大，只好如此了，非打扰你不可。我必须和你认真地谈一次。本想早点来，但早晨起得晚，怕遇不见你。”——罗普霍夫的话已经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已经猜到了吗？”——吉尔沙诺夫想。“让我们好好聊聊，”罗普霍夫继续说着，坐下来又说，“看着我的眼睛。”

“是的，他肯定要谈这件事，毫无疑义。”

“听着，德米特里，”吉尔沙诺夫以更为严肃的腔调说，“我们是朋友，可是有些话是连朋友也是犯忌的。我请求你不要谈这些东西。所谓严肃的谈话我不感兴趣，并且任何时候都不高兴。”吉尔沙诺夫的眼睛充满敌意逼视着对方，好像对方是有意行凶的人。

“不能不谈，亚历山大。”罗普霍夫继续以平静然而却有些嘶哑的嗓音说，“我已经明白你的策略。”

“闭嘴。如果你不想我变成你的永久的仇敌，不失掉我对你的尊敬的话，就什么也不要讲。”

“你过去倒不怕我失去对你的敬重，可是现在一切真相大白，我当时真是没有注意。”

“德米特里，我请求你离开这里，或者是我走。”

“你不能走，你以为我会在乎你的利益吗？”

吉尔沙诺夫沉默不语。

“我的位置是有利的。你要跟我谈话，你的位置是不利的。我好像是个正在进行高尚操行的人。不过这都无所谓。照常理，我也只能这么做。我求你，亚历山大，收起你的策略，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怎么，难道为时已晚？原谅我吧。”吉尔沙诺夫急匆匆地说，他自己一时也弄不清“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话在他心中引起的是喜悦还是痛苦。

“不，你不太了解我的意思。不是已经晚了，时至今天，仍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后的结果，我们会看到。但是，现在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不过，亚历山大，我说的你不懂，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不了解，我们互相并不了解——对吧？我们似乎无须互相了解——对吧？你很讨厌这些不懂的哑谜，那就算我没说好了。就算我和你什么也没说。给我一支雪茄，我着急忙慌的忘带了。我抽支烟，咱们聊聊科学问题，我来也是为了这个——别无他事，咱们光谈学问好了。你对于人造蛋白质这个奇特的试验怎么看？”

罗普霍夫把另一张扶手椅拉到跟前向上搭个脚，使自己坐得更舒适些。同时点起雪茄，继续说下去：

“依我看，假如能够证实，这倒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你重新做过试验吗？”

“没有，但是必须重做。”

“你很幸福，由你掌管着一个很像样的实验室，你再重新做这个实验，更认真地做。这可是人类生活中有关如何摄取食物的重大变革，将来由工厂从无机物中直接制造营养品，这是很伟大的壮举，抵得上牛顿的发明。对吧！”
“当然，不过我很怀疑这实验的准确性。但是或迟或早，它会成功的，毋庸置疑。科学将朝这个方向发展，这非常清晰可见，但是现在的科学还没到这一步。”

“你这么想吗？我也这么看。那么说，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再见，亚历山大。在分别时我请求你还是要经常到我们家去，和以前一样。再见。”

吉尔沙诺夫的眼睛一直是充满敌意地盯视着罗普霍夫，此时已闪出凶光。

“德米特里，你似乎有意让我认为你居心不良？”

“我根本毫无此意。你应该到我们家串门。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朋友嘛，难道我的请求有非分的东西吗？”

“我不能去，你做的事欠考虑，因此也很讨厌。”

“我不明白你讲的事，我应该对你说，这种谈话我不感兴趣，正像两分钟之前你讨厌我说的话。”

“我要求你解释一下，德米特里。”

“用不着，毫无必要。既不用解释，也不必挑明。你只是小题大作。”“不，我不能这样就放你走。”罗普霍夫打算离开，吉尔沙诺夫抓住他的手。

“坐下，你这话说得不是时候。天知道，你对我要求什么，你应该把话听完。”

罗普霍夫坐下来。

“你有什么权力？”吉尔沙诺夫用比先前更厉害的调门说，“你有什么权力要求我非做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我对你有什么义务非得承担？这从何说起？这真是荒唐。你该好好清理一下你头脑里那些爱情的狂想。你我都认为社会的观念、习惯改变以后，我们才能正常的生活。社会应该经过再教育，这是对的。社会在生活的发展中经受这种再教育。受过再教育的就要帮助别人，这也是对的。但是，当社会还没有受过再教育，也没有彻底变革之时，你可没有权力拿别人的命运去冒险。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发了疯？”

“不，我一点也不懂，亚历山大。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竞从你朋友的一个平平常常的请求中看出了异常的念头来。那只是请你不要忘记他，因为他高兴在家里看见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亢奋？”

“不，德米特里，在这场谈话中你不可能开个玩笑就能把我摆脱掉。我要对你指出：你是个疯子，是个想着讨厌的事的疯子。你我不认可的事太少了吗？我们不承认挨耳光有什么可耻，说它可耻，只是一种偏见，愚蠢而且有害。但是，现在你有权力叫一个男人挨耳光吗？从你来说，这么干就是卑鄙、缺德，因为你剥夺了一个人的恬静的生活。你懂得这一点吗？笨蛋。你懂吗，如果我喜欢这个人，你却要求我非揍他一个耳光，尽管你我都认为挨耳光是小事一桩——你懂吗，如果你要求这个，我就会把你当作一个卑鄙、愚蠢的家伙。如果你强迫我做，我要么杀掉你要么杀死自己——这要看谁的命更低贱而定。我宁肯杀死你或自己，也不能那么做。你懂不懂这一点？傻瓜。我讲的是男人和打耳光——打耳光事小，但它能使一个男人暂时失去生活的平静。在世界上除了男人还有女人，她们也是人。除了打耳光，还有其他的荒唐事，它们同样也会使人失去生活的平静——我们确实认为它们都是小事。你懂吗，叫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个女人，碰上咱们说的这些荒唐事，哪怕是其中的任何一件，无论哪件，都是一样会感到讨厌、卑劣、耻辱。你听明白，我是说，你的想法确实很可耻。”

“我的朋友，你说的什么正直啦、可耻啦，说得都对。但是，我搞不懂的是，你为什么说这些，说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没有和你说过我有用别人平静的生活去冒险的打算，连类似的话也没有。我看是你在想象。我的朋友，我只求你不要忘记我，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愿意和你在一块度过一些时光。你答应我这个友好的请求吗？”

“我对你讲过：你的请求是可耻的，我不能做可耻的事。”

“这么做当然可以叫人称赞，但是你为一些子虚乌有而发火并且空谈起理论来。你大概对侈谈理论很感兴趣，但不把它应用到任何一件实事上去。那么我也侃上一通吧，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它与任何事毫无关系，它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抽象的真理，不把它应用到任何人身上去。假如有谁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而又于己也无烦恼，那么，依我看，他这么做是划算的。因为他从中也得到了快乐，对吗？”

“这是废话，德米特里，你心里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什么也不想说，亚历山大。我只是研究一下理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人心中萌发了一种请求，我们却竭力压抑这一请求，好吗？你的看法如何？不是也如此吗。——不，这种努力可以说毫无好处。它只能使这种要求更加强烈——这十分有害，或者使它走上做假的方向上去——这真是又有害又讨厌。这真是在压制别人的时候也将害了自身，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事情不在这里，德米特里，我想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一理论问题。如果一个人不以冒险为乐，谁有权力让他去冒险吗？你我都知道，总有一天，每个人天性上的一切要求都能完全得到满足。但是，你们又同样坚信，这一天还远远没有到来。现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只要他能够自由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即使他的自由生活的环境不容许他所有的天性的一切方向都得以发展也得以认可。我假定，当然是抽象地设定有一位明白事理的人，她姑且是个女人；我再假定，还是抽象地设定，她的自由生活环境是在婚后，又假定她满意于这个环境，那么，我要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据这些抽象的假定，谁有权力为了看看这个女人能否获得更好的，但并非是非有不可的环境，而让她去冒失掉她已经比较满意的好环境的危险呢？德米特里，我们知道，黄金时代一定要到来，但是那是将来。铁的时代正在过去，差不多过完了，可是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依我的抽象假定，如果这个女人有什么强烈的要求——就说是爱情上的吧，当然这是举个例子——完全得不到满足，或者只得到一点满足，我决不反对她自愿地去冒冒险，但是，我所不反对的仅仅是这样的冒险，而决不是由别人唆使的冒险。如果这个女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满足自己要求的另外好方法，那她连这个险也不必去冒。我可以抽象地认定她不愿冒险。为此，我可以说：她不愿冒险是对的，是合乎理智的。我还要说，谁要让这个不想冒险的人去冒险，他的行为就是卑鄙的、愚蠢的。你能反驳这个假定的结论吗？不能。你要明白，你没有这个权力。”

“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亚历山大，我也会这么讲。当然，我这也是为了举例子才说什么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地位之类。我知道，这个问题与你我都无关。我们只是作为学者来谈谈我们认为正确的一般科学见解中的几个感兴趣的问题而已。依照这一见解，每个人对于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观点又取决于他与该事的关系。我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若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会像你那么讲话了。从一般科学观点而言，这是无须争辩的真理。在B的位置上应该是B，如果在B的位置上不是B的话，那就是说他还没有取得B的资格——难道不是这样吗？为此，你不必驳斥这一点，正如我不必反驳你的观点一样。但是，我也要照你的先例，作出一个抽象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人的假设。首先让我们设定三个人——这假定不包含一点可能性——假定其中的甲有个秘密，他想瞒住乙，特别是不让丙知道。再假定乙猜中了甲的秘密，并且对他说，请答应我的请求，不然我就向丙公开这一秘密。那么，你对这件事如何看呢？”

吉尔沙诺夫的脸色有些苍白，一个劲地捻着胡子。

最后吉尔沙诺夫终于说：“德米特里，你对我太不好了。”

“我怎么就非得需要对你好呢？——你对我有什么切身利益吗？同时，我真不懂你的意思。我们之间，是学者与学者在进行交谈，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科学问题，最后，我向你提出了一个叫你大伤脑筋的问题，我满足了学者的虚荣心。显然，我也想结束这场理论性的谈话。我的活很多，决不比你少，只好再见了。对了，差点忘了，亚历山大，来看我们吧，我们是你的好朋友，随时都高兴看见你，常来我们那里，就像过去几个月一样，——你答应我的请求吗？”

罗普霍夫站了起来。

吉尔沙诺夫坐在那儿，端详自己的手指，好像每个手指——都是一个抽象的假定。

“你对我不好，德米特里。我不能满足你的请求。但是，我要给你加上一个条件。我可以去看你们，只要我一个人呆在你家中，你一定随时都要陪我，并且不用我特意喊你，——听清楚了吗？你自动来，不用打招呼。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什么看歌剧、到熟人家去，我哪儿也不去。”

“这个条件对我不是太难堪了吗，亚历山大？我把你当成了一个贼吗，还是怎么的？”

“我说的没这个意思。我不会那么委屈你，认为你把我当成贼。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脑袋交到你的手里。但愿我也有权作同样的要求。我心里讲的，不言自明。你就这么办吧。”

“现在我也明白了。你按这一想法已做了许多。现在你是想把它搞得更细致周到些。好吧，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对的。不错，是得有人强制我才行。但是，我的朋友，你这么做还是毫无益处，尽管我很感激你。我自己也试过自我强制。我也和你一样是意志坚强的人，我耍耍手段也未必比你差。不过，凭着利害打算，凭责任感，靠意志的努力，而不是顺着天性爱好做出的事，总是死板板、没有精神的。用这个方法，只能消灭什么东西，却创造不了什么东西，你所做的就是这样。”

罗普霍夫为吉尔沙诺夫的“我心里想的不言自明”这句话深深打动了。“谢谢你，我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接过吻，怎么样，现在你有这个兴致吗？”

假如罗普霍夫作为一位理论家回顾一下自己在这场谈话中的表现，他可以满意地发现：“‘利己主义支配着人’这一理论是多么正确啊。他隐瞒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他说‘假定这个女人满意她的环境’，当时我本来应该说：‘亚历山大，你的假定不正确’，但是，我没有吱声，因为说出这个对己不利。一个理论家看他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现出什么招法是颇为得意的。我退出这件事，是由于觉得事情已经毫无指望，而利己主义却能改变我的态势，使我摇身变成一个正在建立高尚道德业绩的人。”

假如吉尔沙诺夫作为一个理论家回顾一下自己在这场谈话中的表现，他会满意地发现：“这个理论真是正确。我本是自己想保护个人的安宁，躺在现得的荣誉上享福，而我偏去说什么：‘你没有权力拿一个女人的安宁去冒险’。这句话的意思(自己心里该懂)是说：我千真万确，是为了某个人和你——我的朋友的安宁，宁可自己吃苦头，建立了高尚的业绩。为此，你该钦佩我的伟大精神。一个搞理论的人亲眼目睹他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搞出这些名堂来是很惬意的。我从这事退出来，是为了不当傻瓜和坏蛋。但是，我欢欣鼓舞的似乎自己干了一桩充满侠胆的高尚之举。我一开头就拒绝你的邀请，免得再烦扰自己和失去这种由自己的高尚精神而得到的甜美的欢乐。但是，利己主义却把我包装成一个坚持高尚的禁欲主义的形象。”

可是无论是罗普霍夫还是吉尔沙诺夫，他们都没有时间作理论家，去作这些愉快的回忆。他们两个的实际工作已经够繁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