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题材电影对死亡意象的传播与对抗

死亡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命的终止，也是哲学思考存在的终点。作为一种无人知晓的状态，死亡的未知赋予了它遗憾、伤痛、以及令人恐惧的色彩，这种复杂且不可名状的情绪让电影在呈现与死亡相关的情节时，在视觉与听觉的感官刺激下制造出死亡的幻觉，并通过其在场让观众直接调动出原始的情感，发生移情，电影也在不自觉中运用了这种移情效果带来的情感“红利”。而真实生活中观影空间与银幕世界天然的隔阂又不断提醒着观众此时此刻死亡的缺席，在场与缺席的相互影响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完成了关于死亡的媒介传播。关于死亡意象本身，电影的任意题材都可以加入对其的表达，但战争题材明显更加直接且强烈。不论是死亡场面的直接刻画还是隐晦的死亡象征，死亡带来的震慑力为反战情绪的渲染和传播增加了力度。在傅拉瑟看来，传播的目的在于对抗死亡。来自过去时间的战争场面制造的在场的死亡，与真实生活中观影时刻的死亡的缺席共同构建起电影这一媒介对于死亡的有力对抗。

1、 死亡场面的直接刻画

影视媒介的符号系统对于死亡意象的表达更具亲近性，原因在于电影对人类高级感官的直接作用。视听觉感官在拉康的驱动分类中属于高级感官，因此作用于视听器官的刺激更加复杂且“回味无穷”。此外，相较于其他媒介，电影的可见性又将所刻画的事物直观、具体地呈现在观看者面前，相对来说没有文字那么隐晦的矫饰。汉语中对于死亡的文字表述就有“去”、“薨”、“崩”等等不同的意义区分。电影则不同，虽然表达死亡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死亡的场景总是在场的并且能够直接领会。对死亡场面直接的刻画使死亡意象对观众产生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之直接进入电影所制造的死亡幻觉中。

战争电影中的战损、死亡场面总是无法回避的。对于死亡过程的描写和刻画是反映战争残酷的必要手段，也是战争题材电影必不可少的情节。让观众直面角色的死亡过程能够在电影战争场面的真实性方面制造有力的效果，打造逼真的“直接幻觉”，从而起到震慑感。《波斯语课》中，生命的终结是德国士兵几声短促的枪响之后倒下的一具具身体，是婴儿啼哭的戛然而止。死亡过程被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感受战争的惨烈。《八佰》中过桥进攻的场景惨烈至极，身体中弹后的血雾在白雪飘零的地面上极其醒目，晃动的镜头和整体昏暗的色调将人肉掩护这一行为的悲壮感放大，倒下的一具具身体提醒着观者战争的无情和残酷。死亡已经不是个体的生命终结，而是一个群体为了未来的伟大牺牲。《音乐家》是冼星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赴苏用音乐抗战的记忆书写。影片为了渲染战争的死亡和残酷，将小男孩安东的死亡过程做了详细的刻画。冼星海乘坐的火车遭遇空袭被迫停车，轨道旁水中的倒影映出飞来的轰炸机，紧接的画面却是小男孩安东那张天真的脸。随着鸟瞰视角的轰炸，人们在硝烟中应声倒地。烟雾与碎片中，安东在升格的画面中倒地不起。孩童生命的陨落将战争的残酷就此显现，冼星海的惋惜模样仿佛是同样目睹这一惨状的观众。

2、 死亡意象的间接流露

除了直接呈现血浆四溅、残肢断臂的死亡场面，死亡意象还被更加隐晦、更为诗意地通过画面和声音流露出死亡这一事实之外的情感。间接的死亡意象往往不会直接展现死亡过程，而是通过已经形成的死亡场景、他人的转述等等婉转地表述死亡事实，让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弱化但产生更为幽深的影响。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死亡的意象是那一摊从玻璃桌下拍摄的、从趴着的女人身下慢慢晕开的血。镜头从极高的高度垂直俯视室内的情形，与人物的行走速度一直，镜头缓慢呈现出一片一片的血泊和横七竖八的陈尸。单从画面特殊的视角来看，陈尸与俯视镜头带来的宿命感一起营造出凶手杀人于冥冥命运的无力和苍白，几处血腥在孩童唱诗般崇高的配乐声中显得愈发悲凉。结合影片剧情，那个趴在血泊中的特写镜头里的女人是陆先生的妹妹，渡部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死亡不仅仅是银幕中一个身体和生命的毁灭，更意味着一系列的破碎和失去。正如那一滴死亡时刻没来得及滴下的眼泪，死亡的意象为影片制造了“间接幻觉”，被背叛和欺骗的情感随着角色的死亡移植到观众的心理情感中，成为对家仇国恨之敌的憎恶和怨恨。《金陵十三钗》的结尾以书娟的视角回忆了与秦淮河女人的初见场景，在彩色琉璃玻璃的光影折射中再次书写了女性身体的美、生命曾经鲜活的美，以《秦淮景》的歌声书写悲剧的死亡收场。影片并没有交代金陵女子的命运，但是历史的走向明了于观众内心。银幕上死亡场面的缺席实则对于死亡意象的刻画产生着更为深远的心理效应。一来死亡场景的缺失给观众留下了思考和想象的余地，在生与死之间留下了一个可供联想的空间，二来给银幕唯美画面与角色死亡时的形象画下委婉的句号，在如梦似幻的场景中留下无限的怅惋。

3、 死亡传播实现死亡对抗

傅拉瑟认为，传播是使人类明知终有一死却仍与之对抗的原因，因为传播时所产生的新的信息可以标记和定义我们个体，由此在个人与集体的记忆中对抗时间，以及死亡。对于战争题材电影中死亡意象的直接或间接的刻画归根结底是创作者一种对于生死意义的解读和反战目的的传播。尤其是群体死亡的震慑力和个人牺牲相结合，使得死亡的在场刻画更为逼真动人，也让缺席的生命安全威胁成为接收电影传递的媒介信息的观众不忘历史珍惜当下的引子。战争的再书写本质是对于集体记忆的再呈现，而与战争相伴的死亡经历成为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文化记忆与创伤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杰弗里·C·亚历山大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 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成为永久的记忆, 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 文化创伤 (cultural trauma) 就发生了。”。战争题材电影中关于死亡场面的书写旨在唤起集体记忆，用影像符号传播当代反战思潮，在今天的时代发展情境中产生新的意义。而死亡意象的刻画不仅出于对个体的震慑，且是借用死亡书写对于个体利用传播对抗死亡的迎合。

战争题材电影不可或缺的死亡意象书写，或直接将死亡过程立于观众眼前，或利用隐晦的艺术手法引发关于死亡带来的一系列情感，用以唤起观众个体对于集体记忆的再书写。此类书写利用电影的媒介传播，成为个体对抗死亡的意义，进而使战争电影的反战内涵得以扩散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