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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百年未有之变局”,迎世纪机遇与挑战

2023-03-24 09:02 作者:晓染霜林醉  | 3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金晓林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两种状态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两种趋势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与政治博弈中心由西向东转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必然引起一系列矛盾与摩擦,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

我们如何抓住机遇,应对风险,走出困境,破解变局呢?在这里,本人在此胡诌一下个人的浅见。遇不妥之处,恳乞海涵,见者一笑了之,权当风儿掠过。

一、大变局中的“变”(把握好“5个变”)

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全面客观地看待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业已发生或正在酝酿的巨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习近平关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内涵丰富,其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

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2017年以来美国贸易战、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对全球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风险的集聚期、冲突的临界点,也是机遇的窗口期。回顾历史,重大国际危机是否会促进国际合作或引发更激烈的国际竞争都是有先例的。

俄乌冲突也是本世纪改变世界秩序的重大事件。俄乌冲突表面上是是两国的冲突,实质上是俄罗斯与北约、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美国霸权正在动摇的前奏。据媒体报道,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瓦代尔”俱乐部年会的时候发表了42分钟的演讲。普京在这次演讲中对于现在的局势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都亮明了态度。普京在全世界面前放出狠话,普京表示,俄罗不会进入别人的院子,同时俄罗斯普京还表示,现在全世界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是二战之后最危险且最重要的十年。同时普京还撂下狠话表示,美式霸权即将终结。不管俄乌冲突的结果怎样,它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击是必然的。

这种大变局中的“变”概括起来说是:“五变”(“两期”+“两加剧”+“一调整与一坍塌”)。

1.共同应对之变:经济衰退期

疫情之前,不少研究成果认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将从七国集团(G7)转到新兴七国(Emerging Seven,E7)手中。E7,即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2020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2050年的世界》研究报告提到,30年后,全球前七大经济体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美国会滑至第三,日本会降到第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排序分别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遭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打击,预计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3%,是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因此,需要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疫情之后,“逆全球化”不会成为主流。

“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趋势的逻辑是:各国将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甚至会为了安全利益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但是疫情深刻揭示,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依然是各国安全的基础,没有复工复产就难以有效防治。各国会反思重要物资的供应安全问题,但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会出现显著的断裂,国际分工不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发达经济体同新兴经济体的互动会进入新的周期,而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

2.全球治理之变:治理瓶颈期

瓶颈期表现在G7-G20-G2-G0等治理模式均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主要游戏规则是G7来制定,但是2008年这一轮危机不同以往:过去美欧是“习惯于给别人开药方的医生,而现在医生也生病了”。所以,G20模式应运而生,当20国集团领导人在2008年首次会晤时,他们面临一个紧迫任务,即将全球经济从70多年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是很快西方国家公开质疑这一模式,他们认为,一辆车有20个轮子驱动,具有代表性,但车的速度便是由最慢的轮子来制约,极大地影响治理的效率,所以提出了G2概念,即“中美国”(Chimerica),强调中美共治。

但是不久,外国学者又提出了“G0”概念,认为全球处于一个更加动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全球问题的政策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没有绝对的领袖,在G0世界里,没有哪个单独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有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力。G20不行、G8不行,美国和欧洲不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不行。各国都在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难以提出一致的议事日程。

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是国际共识,但是疫情之下,诸多共识被颠覆、被重塑。未来,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形成一个个风险综合体。有些国际危机是自然突发的,如传染病疫情,有些国际危机是人为导致的。7月7日,美国国会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这意味着全球健康治理遭遇人为干扰的重大挑战。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过去我们讲全球治理赤字,较多关注治理机制的不足,但是治理的议题相对比较明确,如生态环境、金融、难民等领域,而且很多议题都是我们人类社会自己在活动中产生的,可控性较强。

这次新冠疫情提示,我们更要关注来自未知世界特别是自然界产生的治理问题,其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治理能力在一段时期内的绝对不足性,构成了全球治理新挑战,也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更艰巨的挑战。

3.社会思潮之变:分化加剧

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政治、经济,也会影响心态、思潮。抗疫时期涌现的社会思潮如放大镜般暴露出疫情之下的现实矛盾,反映出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生态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群主义等社会思潮分化加剧。

最突出的表现是疫情导致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蔓延。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上升,整体社会心态更趋于保守,民粹主义抬头是突出特点,特别是当民众感知国家实力下降,民粹主义情绪便得以迅速提升或动员,而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同时,美欧之间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被进一步放大,又加剧了上述恐惧。

疫情放大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有专家认为,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表现普遍不如东亚国家,其中的缘由之一是文化的作用。东亚文明中有集体主义基因和共克时艰精神,相比之下,欧美文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无疑制约了国家的抗疫能力以及国际合作。疫情显示,在危机时刻,比制度更深刻的是文明。

短期看,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会有一定空间,但长期看,疫情会提升人们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重视。让科学的归科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反复给人类社会“上课”所不断重复的内容。

4.国际竞争之变:大国博弈加剧

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世界变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是重塑变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大变局要素的比拼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深度令人震惊,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指什么?美国的科学界、产业界认为,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如下五个方向开展,第一是石墨烯,新的工业材料,石墨烯以后会彻底取代现在我们离不开的硅,会产生崭新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第二是基因工程。第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其实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AI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表现,机器人也是,所以人工智能是一个大概念。第四个是量子科学,第五个是核聚变,这5个是未来工业革命真正的方向。目前的态势大概是这样的,美国由于过去的积累很好,所以在五大领域都属于第一梯队,但出人意料的是,咱们中国表现不俗,属于1.5梯队,后面才轮得上欧洲和日本。所以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还是在中美之间展开全面竞争。美国有它的优势,创新能力非常强,从数据来讲,过去三十年世界上最好的高科技,大概一半多都是美国人提供的,这是事实,我们必须得服。但是美国有弱点,就是产业体系已经不完整。那么一旦一个国家工业链条有了缺陷,它的整体效益是下降的,所以就产生一个结果,实验室技术很好,但做不成产品。然后从市场角度来讲,一个创新产品有没有价值,其实不是科学家决定的,是市场决定的。

中国厉害在哪呢?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真的可以经常把西方的高科技产品做成市场都能接受的白菜价产品,这个能力我们世界第一。所以双方各有优势,他们创新强,我们是产品市场化、产业化能力强。

美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占据明显优势,但其掌控国际事务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德、法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实力强劲,但在国防领域严重依赖美国。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显著弱化,但在军事领域拥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国际经济领域一个最为突出的事件,让美国觉得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采取贸易摩擦等方式,来打乱中国的产业链条,削弱中国快速追赶的势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美虽在G20、防疫物资提供和疾病治疗技术等层面开展了合作,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更为突出,一些美国政客为推卸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无理要求中国赔偿损失。

中美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凸显。中美关系依然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关系是大变局往什么方向走的关键变量,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技术领域脱钩不可避免,中美将进入合作性对抗阶段,甚至将进入“新冷战”。

疫情之前,美国信奉绝对“第一”与“优先”的政策,对多边主义、中美合作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书中写道“中国有一个百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今年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该报告意在推回中国的“霸权主义自信”(hegemonic assertions),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更加浓烈。

疫情之后,中美共同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破局”的路径,即两国能否超越“新兴国崛起必然导致守成国恐惧”的困境,因为恐惧不是来自于有形的国家,而是来自于无形的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信任缺失等,共同向国际社会提供有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其实,对中美而言,马拉松的魅力不在于最后一刻要跑赢对手,而是要保持节奏、享受这漫长的努力过程,即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自己,要超越自己、赢得尊重。

俄乌冲突带来的世界性危机,俄乌军事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第二,助长和促进了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第三,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如何解决这场冲突,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可逾越的问题。

5.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之变: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与深度调整,国际秩序面临坍塌的危机

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与深度调整。当今能影响国际格局的主要是大国。大国关系的走向势必影响到国际格局。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主导,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令美国与盟国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与盟国裂隙扩大,甚至出现“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了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况,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最低点。在西方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日益成为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加深美国的危机感。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重点施压围堵中俄,导致中美、美俄战略博弈加剧。美国极力拉拢和分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企图对中俄各个击破,为美独霸世界扫清障碍。拜登政府认为中美虽然存激烈竞争,不主张与中国寻求对抗,似乎中美关系仍然可控,但从拜登上台后的最近几个月的所作所为看,不由得让人们不怀疑在中美关系上“不与中国寻求对抗”是否是拜登政府故意释放“烟雾弹”之嫌。

美国在增加军费、维持军事上一超独大的同时,继续实施战略收缩,审慎对外用兵;内顾倾向上升,外交服务于国内党派斗争的意图明显;在国际关系中更多运用“制裁”、极限施压等经济手段。

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各项法规由其一手制定,各个国际机构也为少数美欧发达国家所把持。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着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弊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现行国际秩序让美国吃了“大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是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而是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新旧秩序转变和治理模式改善。在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这个进程所遇到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注定将是百年未有之大调整。

俄乌冲突加剧了世界的阵营化。西方以各国对待俄乌冲突的态度厘定敌友,对俄罗斯制裁的大棒动辄伤及其他国家,美国的霸权霸凌与霸道甚嚣尘上,极大地损害了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野蛮切割,加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安全感。在对待俄乌冲突的态度上,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事实上世界已经“被两极”。一极是美欧系,以北约为核心;一极是“被站队”的所谓“中俄系”,包括所谓的“反西方国家”。

国际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美国是原有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也是原有国际秩序的推行者,但现在看来,美国连同西方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了原国际秩序稳定的破坏者。特朗普政府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国际组织和协议,这是对国际规则的严重破坏。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挑起贸易争端;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等,致使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陷入瘫痪境地。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置现行国际规则于不顾,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拓展自身利益,变成一个纯粹的利益索取者。

当今世界已越来越面临失序坍塌的危险。疫情中的拜登政府在世界共同应对疫情上是否能作出积极贡献而不是专注于转移视线,污化别人,对被美国破坏的国际秩序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拜登政府的行动中我们还没看到希望,如在印度最近每天累计感染者超过三十万人数时,美国政府失声,西方共同沉默。拜登政府为了维护美国霸权,从产业链、供应链、舆论、高科技、军事等多方面实行围堵,给正在危机中的世界增加了许的不确定性。

二、大变局中的机遇与挑战(把握好四个经济发展机遇和政治济两方面的挑战)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百年计划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这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

经济体量优势和较强的科技经济实力,使中国在应对国际格局不利变动时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但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巨大压力。中国的疫情虽然得到较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显著加快,但疫情在欧美和全球的流行,加大了中国的疫情输入风险和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阻碍了国内企业恢复生产的进度。

(一)哪些机遇?

1.经济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的体量大,面对外部冲击时回旋余地较大。2019年,中国GDP的规模达99.1万亿人民币,极为接近百万亿人民币关口,人均GDP攀升至1万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排位较为靠前。若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均GDP完全有可能在2023年左右攀升至1.2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较强的经济体质和巨大的经济规模,使中国能经受住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

二是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和GDP增速,而是强调进出口大体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资源消耗、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资源集约、科技创新驱动转变取得明显成效。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1.2%、11%。

三是产业科技优势。中国拥有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产业链的集群优势明显,科学技术取得较为长足的进步,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可利用国内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实现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抢占高科技制高点。

四是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后,中国较好地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复工复产快速推进,经济增长动能将快速启动,迅速摆脱当初因疫情暴发而被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险境,是疫情下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相信未来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可期。目前,欧美国家因疫情快速蔓延而陷入经济暂停状况,且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尚不确定,这在客观上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2.政治方面:

原有的世界秩序与世界格局深度调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确立之中。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提高,国内政治局面稳定,人民凝聚力更加增加。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全球经济影响在不断下降。21世纪初,西方七国集团占全球经济份额曾高达三分之二,目前则只占三成。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早在2015年就已经相当于七国集团经济总量。聚焦全球经济的增量部分就会发现,新增部分主要集中在非西方国家,这也意味着非西方国家经济正加速赶超。俄乌冲突加剧了美帝主导世界秩序的瓦解。

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不对称性正在缩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总是在发明各种器物、制度和观念方面占据优势,而非西方国家则是在学习、引进方面付出较多。经过长期不懈奋力追赶,非西方国家正实现群体性崛起。尽管西方国家整体上仍然具有优势地位,但与过去相比这种优势正在丧失。

三是西方主导话语市场的情势被打破,非西方话语体系地位正逐渐提升。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欧美把持“代表链”的状况发生改变。今,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屈玉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今后国际组织决策机构中,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非西方面孔,而在国际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规范倡议方面,也将出现更加多样化的政策和主张。

四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有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人民向心力与凝聚力更加增强,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二)哪些挑战?

1.经济方面

(1)给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过去几年的疫情对正在危机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冲击。主要体现在:

一是经济社会活动停摆,导致经济短期大幅下滑。2020年1月末至3月中旬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基本处于暂停状态,一直到3月份大量企业尚未实现复工复产,导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8%。短期休克式冲击会损伤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例如,一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将导致前期的资本和技术投资基本损失殆尽,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一些零配件企业的破产会损害中国制造业链条的完整度,降低中国整体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仍处于高度压制状态,餐饮、旅游和交通运输等服务业远未恢复,进而影响着服务业大量的就业岗位。

三是大量中小企业经济损失惨重,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亟需财政金融部门的输血支持。

四是大量低收入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显著上升,一些人将因失业而返贫。

五是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面临着国外需求和供给两端的负向冲击。欧美疫情的大流行,不仅导致中国商品的出口需求下降,而且由于国外的停工停厂和交通运输管制,使得中国企业难以获取国外零配件,导致全球供应链条中断。六是欧美国家日益抬头的经济安全主义思潮,将导致疫情结束后全球供应链缩短,不利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维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集中表现为国际环境的不利变化。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一个主要经验就是对外开放。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成长为“世界工厂”。而且,发达国家也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国得以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制造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

(2)给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的挑战

体现在: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中国难以通过继续扩大出口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随着中国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出口规模已不是当初加入WTO时的水平所能比拟的,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难以再继续为中国商品提供更大的市场,从而中国需要通过内需而不是出口来驱动经济增长;三是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会加快中国制造业外迁步伐;四是中美政经竞争加剧,美国加大对中国获取其高科技产品、技术和设备的限制,欧盟也配合美国大幅增加了中国资本进入的门槛,显然,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加大提防力度的情形下,中国将难以通过贸易和并购方式获取重要的技术,将只能主要选择自主研发的方式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将可能会有所放缓。

(3)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和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体现在:一是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土地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劳动力、土地和环保成本大幅上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且绝大多数制成品仍处于中低端;二是资源能源高度消耗,依赖进口,资源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三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居民收入不均衡,一些深度贫穷地区的居民还未完全脱贫,妨碍了中国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四是中国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高耗能产业过剩现象较为严重,能源消费高度依赖煤炭,空气、水和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生态环境质量离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一定差距;五是渐进式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越来越多地触动不同集团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有所增大。

(二)政治方面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和俄乌冲突的影持续,正在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多重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国际多边合作急需空前提高

疫情发生后,面对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国际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空前凸显,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对疫情的定性和判断,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倡议,也成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风向标。

尽管在疫情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不一定自动外溢到其他领域,但它至少警示我们,面对疫情这样的人类公敌,人类只能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破除传统安全中安全困境的迷思,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尽快确定“安全共同体意识”,毕竟在疫情面前,他国安全了,本国才有真正的安全;本国安全了,他国也才能安全。

但遗憾的是,个别国家在疫情问题上过度政治化,把疫情问题当作新的斗争场,甚至出现带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论。这既不利于疫情防治领域的国际合作,也会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

2.国际安全面临新挑战

疫情暴发后,大家认识到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最近中央反复强调,生物安全必须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2003年“非典”爆发后,国内掀起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热潮,而且形成的共识是,非传统安全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人的安全。此次疫情暴发和蔓延,再次提醒我们,在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大国竞争政治回归的今天,包括新冠肺炎大规模流行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影响已经超出传染性疾病对人的生命健康的直接威胁,其衍生的破坏性后果从个人、社区、城市到国家和国际社会,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外交,构成了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应对威胁的紧迫性是空前的。

从安全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在过去强调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上,要重视对(国内)地区安全的重视。同时,在对安全化、去安全化问题的研究上,我们过去比较关注一旦某个议题安全化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比如此次疫情成为一个安全议题后,各国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在不同的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对安全威胁感知是不同的,动员机制也是有差异的,势必也会影响安全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应重视对不同国家安全化进程,即一个议题是如何被安全化的比较研究。

美国和北约煽动“安全焦虑”,牵引主要国家加速增军费、扩军备、强战备步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北约非但未自我反省、化解矛盾,反而深度介入其中、不断刺激危机升级,进而借势炒作“战争恐惧”。美国不仅将其2023财年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580亿美元,更助推北约和亚太盟友大幅增加军费。受此影响,欧洲国家普遍提高防务支出,德国2023年国防预算增加17%,法国国防预算也将创下历史新高;日本2022年年底制定《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大幅提高未来五年国防预算。此外,美国和北约高官近一年来借乌克兰危机不断炒作所谓“中俄威胁”,推动北约“北扩”,鼓动中国周边国家以强硬军事姿态对抗中国。种种此类作法,无疑将进一步恶化本已紧张的大国关系,催生新一轮常规军备竞赛,对全球安全态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美国更借机鼓动“拥核诱惑”,破坏核不扩散机制,使全球核态势遭受冲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官多次声称要更加注重“以核制核”,其《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鼓噪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渲染特定国家的核威胁、针对特定国家量身定制核威慑战略,严重削弱大国间战略平衡与稳定。同时,美国借乌克兰危机鼓吹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共享”安排,并声称与盟国加强延伸威慑,损害大国互信,挑起核军备竞赛和核对抗,助长核扩散,严重破坏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

3.全球治理面临新冲击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过去我们讲全球治理赤字,较多关注治理机制的不足,但是治理的议题相对比较明确,如生态环境、金融、难民等领域,而且很多议题都是我们人类社会自己在活动中产生的,可控性较强。

这次新冠疫情提示,我们更要关注来自未知世界特别是自然界产生的治理问题,其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治理能力在一段时期内的绝对不足性,构成了全球治理新挑战,也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更艰巨的挑战。

美西方借机将重要全球治理和国际多边平台作为遏俄“角力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先是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对俄掀起一系列外交“攻防战”,继而推动终止俄在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机制中的成员资格,并将体育、文化、艺术等国际合作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排除一切俄罗斯元素。这导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权威受损,诸多国际议事协商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严重削弱了诸多领域全球治理安排的协调力、行动力。

乌克兰危机已经延宕一年,没有任何理由让这场危机持续下去。这场危机深刻地揭示出,要想止戈息战,相关各方需要的是团结和对话。只有相关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消除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才能赢得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分裂对抗、单边制裁甚至借危机谋取地缘战略私利,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和谈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必由之路,尽管寻求和平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不放弃努力,和平前景就始终存在。

一年来,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不拉偏架、不火上浇油,更不趁机牟利,坚定遵循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探寻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坚定做和平的稳定器,不做冲突的鼓风机。在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后,2月24日,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正确方向,帮助冲突各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危机的大门,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在此基础上,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平尽力,为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劝和促谈、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突围与破局

目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变局,更需要我们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去面对中国和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对世界的认知越深彻,中国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就越清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类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只有携手合作才能一起走出疫情,做好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使命所系。

1.以稳住自己作为承担大国责任的首要前提。对疫情的冲击,与其想得简单不如想得复杂,与其想得轻不如想得重。如果整个世界产业链断了,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即使是像中国这样全产业链的国家,也要考虑如果世界经济瘫痪自己能否站的稳。现在第一位是要保民生、保农业。陈文玲认为,要把握好中国五大经济增长点。一是新消费,二是新基建,三是新服务,四是新制造,五是新价值链。贾庆国认为,稳外贸这件事要做,但是不要寄予太高的期待。恢复经济主要是靠自己,要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的力度,采取必要的措施刺激经济;对疫情中由于收入中断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要给予救济和补贴。吴士存建议,要尽快实现社会生活正常化,即:“生活正常化,抗疫常态化”。

2.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张蕴岭指出,疫情暴发前,我们主要捍卫的是全球化的基本体制不变。但是,全球化结构的调整成为必然趋势。我们要支持和推动这些改革调整,要把国际经济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起来,加快国内经济调整的步伐。张燕生认为,中国采取的基本对策仍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第一,加深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全方位、高层次、多元化合作。第二,加快推动中欧BIT、FTA、“一带一路”与欧亚互通战略对接。第三,加强和美国的合作。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同抗疫不要贸易战,要挂钩不要脱钩。贾庆国建议,利用中日韩共同抗疫的契机,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进程。同时,加快推进RCEP的签署。曹远征还指出,要以抗疫为中心形成新的机制安排,以区域一体化的实际行

3.提高国防现代化和应对外部军事风险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国土安全。

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二十大指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要为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做充足的准备,加强高精尖武器的研发与生产,军事人才的培养,部队、预备役队伍和民兵的军事素养的培训,特别是要提高核威慑能力,非常支持某专家说的将战略核武器数量提升到1000枚的观点。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能源则被称作“工业的粮食”,可以说,保粮食能源安全,就是保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的斗争中,积累了许多极为宝贵的经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只要始终把中国人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赢得主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命脉,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欧盟国家持续向俄罗斯施行制裁,导致能源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欧洲国家在未来数年内或将持续面临能源供应短缺问题。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从通货膨胀的影响和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趋势来看,第一次真正的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袭来。在地缘政治与能源供应风险骤增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这意味着我们党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至新高度。中国是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能源系统的首要目标任务,也是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能源安全目前存在结构性矛盾,在短中期和中长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与挑战。

领土安全是立国之基。国土安全状态与国家能否繁荣息息相关。国土不受外来侵略和威胁,资源不因战争或预防战争过分消耗,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不前,我国国土安全面临复杂严峻挑战,维护国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提升维护国土安全能力,加强边防、海防、空防建设,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效遏制我国国土安全的各种图谋和行为,筑牢国土安全的铜墙铁壁。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深入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坚决防范“藏独”、“疆独”,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全力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

要确保我国能源的安全,尽可能多的建立多条能源通道,确保在战时有充足的能源支撑军工及民用企业的发展,不被资源短缺所束缚。

4.牢牢掌握发展“命门”。要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被美国带节奏,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划,努力提高自身在基础科学、前沿科技、军事、金融、能源等各方面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每一波全球化浪潮,说到底都是以科技革命作为先导和基础的。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实现在战略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不被讹诈要挟,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创新不能关起门来创新,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在开放中创新。

5.搞好对外战略统筹。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成长中的烦恼”。从国内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从国际讲,中国综合国力和对外影响力、塑造力及感召力日益提升,但外部对我战略疑虑、防范和牵制也在同步增加。中国成为推动多极化和全球化的积极力量,但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复杂,大国竞争上升、协调难度加大,国际规则之争加剧,世界上“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此起彼伏,全球治理呈现无序与碎片化倾向。鉴此,中国要适应自己角色的变化,既要满怀战略自信,又要坚持战略谨慎,还要有战略耐心,既不缩手缩脚,也不战略冒进。

结束语: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正确看待我国的机遇与挑战,树立忧患意识;要把握大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要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持定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成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愿蓝图。

2023年3月20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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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百年未有之变局”,迎世纪机遇与挑战的评论 (共 3 条)

  •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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