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反恶政大同盟》（原创）
徐 军
1946年12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场雨，气温骤降，天气阴冷，永汉圩的街头十分寥落，看不到几个行人，连商铺和饭馆也门可罗雀，一派萧条冷清的景象。偶尔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巡逻兵穿街而过，士兵们的大皮鞋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上踢踏作响，枪支参差不齐地扛在肩上，刺刀在阴郁的天空下发出冰冷的反光，有的市民站在家门口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缩缩脖子，盯着远去的巡逻兵，小声骂一句：“这狗日的天气……”
以前总是很热闹的飞鹅地码头同样是一副空旷萧瑟的景象，停靠的货船稀稀拉拉，几乎看不到搬运货物的码头工。来往的客船也减少了班次，几个在码头上等船的旅客从早上一直快到中午，还不见客船的影子。呼啸的北风毫无遮拦地从河面上刮过来，等船的人冷得一边跺脚，一边搓着双手往嘴里哈气。
直到中午，从惠州开往龙门的客船终于徐徐驶近了飞鹅地码头。船刚刚停稳，还不等下船的旅客上岸，岸上等急的旅客便迫不及待地往船上涌去，把一个正在往岸上走的男子挤了个趔趄。
这名男子约莫30多岁，圆脸庞，高颧骨，眉毛很浓，眼睛大而明亮；他虽然一身西装革履，拎着沉甸甸的皮箱，但气质上却不像永汉圩常见的香港商人，那沉着而机警的目光，使他显得有几分威严。他一只手插在西裤裤兜里，一只手拎着皮箱，在码头上站立片刻，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迈腿向旧圩走去，那神情似乎对永汉圩很熟悉，一点不像是初到永汉圩的外地客。
他就是东纵原增龙博独立大队（金龙大队）大队长王达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东纵北撤时，王达宏因身患疾病没有跟随主力部队北撤，而是在组织安排下，去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除了治病以外，就是时刻关注国内的形势，奉命北撤的主力部队不知是否顺利。当然，更让他牵挂的是那些留在当地化整为零，隐蔽待命的战友的安危。在香港养病这些天，王达宏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快要生锈了，他无时无刻地不在盼望着回到那块熟悉的土地上，跟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这天，当他从《华商报》上看到了广东区党委决定恢复武装斗争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地从病床上跳起来，一蹦老高。
没过几天， 组织上就给王达宏下达了明确的指示，让他立即回到家乡龙门，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地斗争，保卫和平，保卫来之不易的抗战果实。
王达宏离开飞鹅地码头，拐了两条小巷子，来到了旧圩的一家杂货店门口。这就是当年他刚从广州回到永汉，发起成立大众救国会的那个“永吉号”杂货店。店门关得紧紧的，不仅仅是永吉号杂货店，沿街一溜的店铺也大都是关门闭户。他敲了几下门，同时目光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开门的是一位跟王达宏的年纪相仿，面目略显清瘦，穿着棉布长衫的男子。他正是永吉号杂货店的老板，王达宏昔日的同窗兼好友，现在担任永汉圩地下党交通员的刘灿辉。
刘灿辉一看见王达宏，眼睛一亮，紧紧握住他的手，一时舍不得松开。他飞快地朝街上扫了一眼，接过王达宏的皮箱，领着他走去了杂货店。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上了阁楼，王达宏扫视了一眼阁楼里摆放的杂乱的杂物。从前，他和刘灿辉几个朋友组织“大众建国会”时，经常在这个阁楼上开会，王达宏感到一阵亲切。他打量着昔日的战友和伙伴刘灿辉，问：“灿辉，快给我介绍一下永汉的情况吧！”
“东纵主力和你们撤离后，国民党出动了保安团、县警察队勾结地主恶霸、强迫东江复员人员‘自新’登记，搜捕我地下党员和曾经参加过农会、民兵组织的进步群众，企图扑灭东江纵队留下的革命火种。”刘灿辉紧锁着眉头说：“不仅东纵复员人员受尽了迫害，老百姓也被地主恶霸们百般勒索，一个个苦不堪言，早就盼望东纵老战友们早点打回来呢！”
“这帮反动派，总有一天要跟他们算账的。”王达宏有力地挥了一下拳头。
“你回来就好了，赶紧带着我们干吧！”刘灿辉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上级党组织前些天传来指示，说这两天你就要回永汉，通知我做好接应。明天，黄柏同志还要来永汉跟你见面，一起商量恢复武装斗争的计划……”
“黄柏是谁？” 王达宏问。
“黄柏同志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东纵北撤后，上级指定他负责领导增龙地区的武装斗争……”刘灿辉应了几句，简单介绍说。
“你就在阁楼上休息吧，最好别出去，国民党军巡逻很严，时不时地就突然来个搜查，我还得去应酬呢。”说完，刘灿辉就下阁楼去了。
第二天傍晚，黄柏果然如约来到了“永吉号”。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同志，也姓黄，叫黄干。他们俩之前都在参加广东区党委举办的恢复武装斗争学习班，学习班还没结束就赶过来和王达宏碰头，可见事情之紧迫。
黄柏皮肤微黑，瘦长脸，看上去很年轻，大概要比王达宏小十岁吧，也许是担任特派员职务的原因，给人的印象颇为老成。他是广东省宝安人，在东纵当过中队的副指导员、指导员兼中队长，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经验。性格也很爽朗，一见王达宏，就握住他的手说：“达宏同志，你可是大名鼎鼎啊，我在东纵时就听说过你不少传奇故事呢！”
王达宏一只手握着这位年纪比自己小的特派员，另一只手谦虚地摆了摆手：“黄柏同志，你过奖了。”
黄柏又把旁边的黄干、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模样很精干的青年给王达宏介绍了一下，便向他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
“……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斗争中发展武装队伍，壮大武装力量，斗争口号是‘反抗三征，维持治安’；军事斗争上，要以‘避免打硬仗，保存实力’为原则。特别强调，开展武装斗争，‘应首先着重在边境山区和主要交通线上的经营’，‘以东纵复员人员为基础，建立一个精干的主力，有制度、有训练，培养一批中下级干部和骨干，为将来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做准备。除了建立一批精干的主力之外，还要组建各种形式的武工队，利用山地优势，同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黄柏还代表上级党组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永汉地区群众基础较好，东纵北撤前的复员人员比较多，上级希望你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拉起一支队伍来，规模最好能有两个中队……达宏同志，有困难吗？”
“困难是有的，主要是武器问题。”王达宏坦率地说：“但，我会尽量想办法克服解决。”
第二天，黄柏就带着黄干离开了永汉圩。王达宏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他通过刘灿辉联络到了几个东纵的复员人员，其中的廖李科、王镜和王波等都是王达宏当年杀敌中队的下属，抗日战争时期就跟着他，是一起共过生死的战友。几个人一见面，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特别是年龄最小的廖李科，眼圈都红了，还没说话，眼泪便扑簌簌直往下掉。
廖李科跟王达宏是同村人，抗战一开始，就跟着他参加了杀敌中队，刚进队伍时，个头还没有一支枪高。几年过去了，不仅长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子，而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作战勇猛，深得王达宏欣赏。
站在旁边的王镜、王波也忍不住眼圈发红。他们俩也是王达宏平时最喜爱的战友，东纵北撤时，他俩奉命回老家隐蔽待命，不久，国民党挨村挨户“清缴”，逼迫原东纵战士登记“自新”，不从者一律抓走。王镜、王波只好从家里逃走，东躲西藏，为了谋生，他们俩在码头上干过苦力，但很快又被国民党军警找到了行踪，无奈只好躲进了深山，靠烧炭为生。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没有下过山，两个人忍饥挨饿，胡子拉碴，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跟乞丐差不多了。
面对几位老战友，王达宏也动了真感情。但他尽力克制着自己，亲昵地摸摸廖李科的头发：“都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不怕媳妇笑话？”
廖李科在亲如兄长的王达宏面前耍起了孩子脾气，撅着嘴巴说：“人家还没过门呢，哪来的媳妇？”
“反正都已经住进你家了，过不过门，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啊。”王达宏故意打趣地说。
原来，廖李科和村里一个叫王冬喜的姑娘从小就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两家的父母也彼此相知相识，决心成全这对好儿女，于是未等两人成婚，就让王冬喜住进了廖李科家，帮助照顾他生病的母亲。这对青年男女朝夕相处，也日渐情深意浓，互相爱慕。廖李科原来准备等抗日战争一胜利，就回家同王冬喜结婚的，可谁知道抗日的战火还未熄灭，国民党就挑起了内战，廖李科也奉命转移隐蔽，他和王冬喜的婚事也就拖延下来。
廖李科不好意思地看了王达宏一眼，说道：“你这一回来肯定要准备打仗，这事儿只怕还要往后拖呢。”
王达宏说：“这不碍事，等队伍都拉起来了，我一定会特批你两天假，让你回去完婚。”
廖李科一听，转过脸对王镜、王波说：“你们俩都听见了，这是他亲口说的，可不能反悔！”
王达宏把目光转向王镜、王波，见他俩衣衫破烂、骨瘦如柴的样子，伸出双臂轻轻拥抱着他们，轻声说：“兄弟，你们……受苦了！”
“这点苦算啥？再说，我们吃这么大的苦，不就是为了等你回来，领着我们再上战场吗？”
王达宏点了点头，举起拳头，捶打了一下两人的肩膀：“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达宏通过廖李科和王镜、王波，联络上了东纵北撤前分散潜伏的队员，又在寮田、低冚几个村动员了一批农会的青壮年骨干参加，一共有好几十号人。东纵北撤前，奉命隐蔽的队员有的把枪支藏起来了，有的索性处理掉了，这次重新拉队伍，除了少数人手里有枪，大都赤手空拳。
王达宏为了枪支的问题愁得饭都吃不下。一天，他找到刘灿辉，问他能不能帮忙找到买房的财主。刘灿辉一愣，马上明白过来：“怎么，你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买枪？”
他还要说什么，王达宏摆摆手，坚决地说：“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啦。”
不久，刘灿辉用王达宏卖掉房子的钱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廖李科和王镜等人又找回了部队北撤前埋在山上的的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7年2月的一天，王达宏将恢复联系的东纵复员人员和农会骨干们召集到了一起，在崇新小学成立了增（城）龙（门）从（化）博（罗）人民自卫队，由他担任队长。
崇新小学坐落在低冚村，与王达宏的家只隔着一堵墙。当初，袁鉴文领导的中共龙门县工委就是在这儿成立的。现在，崇新小学又成为了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带领龙门人民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王达宏决定将这“第一枪”对准国民党特务王雨梅。
这王雨梅原本是永汉圩上的一个二流子，赌博、抽大烟、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曾经当过几天税警，因贩卖军火差点儿被枪毙，在香港躲了两年，日本人投降后，王雨梅回到永汉圩，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统惠州站驻龙门永汉的特派员。东纵北撤后，王雨梅带着一帮特务专门抓捕东纵隐蔽人员和农会干部，经他之手被杀和投入监牢的不下十位数。廖李科和王镜、王波等隐蔽人员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王雨梅在永汉镇的新圩有一处宅院，是惠州军统站特地为他置办的，既是王雨梅和他母亲的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场所。
王雨梅的母亲是永汉圩出了名的媒婆，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吃香的喝辣的，还染上了一身的坏毛病，从她嘴里很难听到一句真话，不少人家都吃过她的亏，但你又不敢得罪她，否则，关于你的流言蜚语一夜之间就会传遍整个永汉圩，让你有口难辩，在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人们背后都称她“毒舌妇”，儿子又是个脚底板冒脓的坏蛋，这母子俩凑在一起，也真是坏到家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毒舌妇”对于王雨梅疯狂抓捕中共东纵人员和农会干部的行径，非但不阻止，还助纣为虐，利用四处窜访做媒的机会打探东纵人员行踪，并提供给他儿子。因此，她跟王雨梅一样，都是沾满了东纵人员鲜血的敌人。
行动之前，王达宏让刘灿辉仔细打听了王雨梅的行踪。王雨梅平时很少落屋，不是外出抓人，就是上龙城或者惠州，说是向军统站汇报工作，其实就是趁机会嫖赌逍遥去了。
这天晚上，在探听到王雨梅在家后，王达宏便带领廖李科、王镜和王波三个人，腰里别上短枪，直奔王雨梅家而去。
王雨梅家以前是一个商人的宅院，四周都是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还插满了玻璃碴子。好在几个人都身手不凡，轻而易举地搭人梯进了院子。根据刘灿辉提供的情报，王雨梅住在东房，他母亲住在西房，前耳房还住着一个守门看院、负责警戒的特务。
王达宏抄起手枪，蹑手蹑脚地带头向东房摸过去，廖李科、王镜、王波也紧握手枪，猫着腰紧随其后。他们没有进屋，而是撬掉插销，从窗口跳进东方的。可当他们进屋后，冲到房间中央的一张大床前，却发现床上空荡荡。廖李科伸手在被褥上摸了一下，还有一丝热气。看来，狡猾的王雨梅是听到动静刚刚逃走的。
廖李科问王达宏：“队长，怎么办？”
王镜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个狗特务！”
王波马上附和：“对，他母亲跟他一样坏，害死了我们不少人，今儿抓不到王雨梅，抓到他母亲也一样！”
王达宏觉得有道理，二话不说，带着几个人向西方摸去。
大概是他们进屋的动静惊醒了睡觉的王雨梅母亲，她急急忙忙地披上外衣，打开通向外面的一扇门溜去。最先冲进门的廖李科眼疾手快，没等王雨梅的母亲逃到院子外，抬手“啪”地就是一枪，只听见“哎哟”一声惨叫，王雨梅的母亲便栽倒在地上。王达宏跑到近前，把手指伸到那女人的鼻子下试了试，舒了口气：“断气了。”
王达宏没再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随手放到王雨梅的母亲身上，那张纸上写着五个大字“人民锄奸团”。
第二天，王达宏让自卫队员们在永汉圩街上贴出了处决王玉梅母亲的告示，并将其侦缉监视东纵复员人员和农会干部的罪行公之于众。消息一经传出，震慑了永汉一带的地主特务，王雨梅也吓得跑到惠州，不敢回到永汉圩了。
增龙从博人民自卫队成立后的“第一枪”就打出了声威，一些尚未联系上的东纵复员人员闻讯后纷纷集结到王达宏麾下，队伍一下子增加了三十多号人。
与此同时，黄柏、黄干在增城一带也建立起了一支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以小分队形式，不断地袭击敌人，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天，黄柏带着一队人马，匆匆来到王达宏自卫队的临时驻地。这是两支队伍建立后的第一次会合，王达宏喜出望外，指示炊事员准备饭菜，并特意吩咐炊事员找驻地的老乡买了两只鸡，说是要好好犒劳一下东纵复原自卫队的同志们。
吃过饭，黄柏就和王达宏关在屋子里谈起了工作。黄柏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新成立的这两支人民武装趁敌人还未反应过来，联合起来开展斗争，以“反恶政大同盟”的名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摧毁国民党的基层组乡镇织，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尽快建立以南昆山、罗浮山、桂山游击根据地。黄柏还顺便转达了新成立不久的中共江北地委对王达宏自卫队处决国民党特务王雨梅母亲这一行动的口头表扬，同时还商定了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两支队伍就丛临时驻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拉到从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从化石坑乡公所的地主民团，俘虏一名副队长及20余名民团团练，并缴获各类长短枪20多支和一批弹药。接着，又乘胜追击，解除了派北乡公所的反动武装，并打开灵山粮仓，全部分发给雁洋陂老区的群众。
时隔不到一个月之后，黄柏和王达宏再次联合行动，袭击了辖区实力最强、也是最反动的永汉警察所。这次战斗之前，王达宏让刘灿辉事先争取到了他一个在警察所当班长的远房亲戚作为内应，所以战斗几乎兵不血刃，一举拿下了永汉警察所，枪决了与特务王雨梅沆瀣一气、残害我东纵复员人员和农会干部的反动警察署长刘道芳，缴获机枪一挺、步枪30余支及一批弹药。
当晚，刘道芳被处决及永汉警察署被全歼的消息传出后，永汉老区群众和全镇居民们欢呼雀跃，一片沸腾，纷纷前来看望两支自卫队的队员。黄柏和王达宏抓住这一发动群众的大好时机，又指示队伍打开永汉圩边的隔历粮仓，开仓放粮。一时，抢运粮食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因人多门窄，王达宏只好命令队员们把仓墙拆除，揭掉屋顶，让分粮的人们长驱直入。
紧接着，黄柏和王达宏的自卫队又破了新区的振东粮仓。邻近的增城群众也闻声赶来参加了分粮大军，人们像赶集过节一样，拿着各种包袋、竹箩甚至水桶等能装东西的器具，像潮水一般涌来，公路、小道、山径，到处火光通明，运粮的队伍如同火龙飞舞，映红了周围的山峰和丛林……
有人被这壮观的场面惊喜地合不拢嘴来，感叹道：“当年的“红四师”在地派和龙城开仓放粮，也没有这么壮观哪！”
马上有人把话茬子接过去：“可不是嘛，现在的自卫队就是当年的红军呀。”
自卫队开仓放粮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私下里都传递着这样一句话：“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几天的时间里，就有几十名青年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参加了黄柏和王达宏的自卫队。
龙门的武装斗争局面一下子打开了。
原三支队二团老战士李钦池回忆道：“1946年冬恢复武装斗争之后，夏天就打了永汉警察所，包围六套房，缴了部分枪。转到1947年2月，就打了永汉镇大土甬村隔沥粮仓，开仓放粮。一天一夜，就把二十万斤粮食全部搬走，谁担着就是谁的，不要钱。”
原三支队副司令员王达宏的弟弟王达尊回忆：“1947年又恢复武装斗争了。1947年夏天，就近出去打了两仗。几万人开粮仓了，乌压压数不清的一大片，一两天时间就把几十万斤粮食搬空了，那个公路上看见都是担粮的，白天就是长龙一样，晚上火光冲天！”
作者简介：徐军，大学教师，中国铁道出版社《现代推销实务》教科书主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鲜早世界栏目首届最受听众和读者欢迎的十五位作家之一，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红军与龙门》等，在全国上百家报刊杂志和国家级网站上发表了上千篇作品，其中数上百篇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等各项征文大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