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六）

十、红领巾

小学期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学生的大事。全班都带上红领巾了，而我因为年龄不够，不能加入。二哥每天带红领巾上学，而我呢？脖子上少了这个东西。这件事当时对我刺激很大。怪谁呢？怎么办呢？我想留级，而且是留两级。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留级。甚至不知道考试不及格可以留级。

虽然我的成绩不是优秀，但是，除了体育课不及格，其它课目都是良好。生活与以前唯一不同的是，每天盼着快点过，早一点达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年龄，早一点带上红领巾。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如今的孩子，每天会向家长提出许多要求，而家长们是惟命是从。我常常对孙女说：“爷爷小时候哪有什么愿望？一分钱一粒硬糖，两分钱一只甜大饼，三分钱一只葱油大饼或一碗甜豆浆，四分钱一根棒冰或一碗咸豆浆，五分钱一根油条，八分钱一根雪糕，一角钱一碗阳春面还是精白面粉的，两角钱一张电影票。可是，对我来说，全都是痴心妄想。你现在一年吃的冰激凌比爷爷一辈子吃的棒冰还要多。1967年爷爷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工作。次年夏天，为了自己打毛衣，我到天津街百货商店买毛线。大连夏天不太热，最高温度30-33℃的天气才一、两周。而且，如果是工作日，医院领导就安排车，下午一起到海边‘洗海澡’（游泳）。那天周日，气温超过30℃，我才吃了一生中第一根棒冰。”孙女说：“你没有钱，为什么不向奶奶要啊？”我笑了：“那时候，你奶奶只是我科室的同事。我的工资比她多呢。爷爷从小过惯了艰苦生活，后来二军大学员生活又不准吃零食。”孙女说：“爷爷真傻。”

现在的社会与那时候是大不一样。“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什么“月光族”、“啃老族”、“超前消费”、“挥金如土”……对我是那么地难以理解。有人说：“时代在前进。你还是老脑筋。”是呀，我们那时候，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当科学家、当先进、当模范，为国争光，为人民服务，而对自己的享受很少考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不用说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谋财害命、杀人越货。时代在怎么样前进呢？

国家的强盛靠什么？靠生产、靠科技，只有四个现代化才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倒卖的利润大大高于生产，教授的收入更是不及歌星的尾数。人造卫星可以把歌声带上太空，而歌声是不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以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现在是什么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春节前，我给谈祥柏老师拜年。电话中，我们有同感：现在，科学知识大幅贬值，短信娱乐泛滥成灾。上世纪八十年代“智商从娃娃抓起”；后来变成了“财商”，现在是“情商”。我孙女才十岁，什么情人节、包二奶、私生子、同居试婚离婚……都知道。你要问小学生：“长大干什么？”男孩大多数说：“当大老板。”女孩大多数说：“当明星。”

以前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只要祖国需要，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现在是：公务员招考日趋火热。不光是公务员工资待遇高，而且他们的司法待遇远非金钱能够度量，隐性福利更是“佛法无边”。

我足足盼了两年，终于带上了红领巾。这时，我接近小学毕业了。人活着，总是要有个盼头，接下来就是进一个怎么样的中学了。

十一、干妈之梦

初中时，我与二哥在文建中学（原名糖业中学）同级不同班。

这个学校是个完中，有初中和高中，在昼锦路上，1948年11月22日成立。后来，校名改为“文建中学”。浦东改革开放后，学校搬迁到浦东新区浦建路211弄9号。原址让给明德中学（前身是明德女中，位于糖业中学对面的小弄堂里）。

我们考进糖业中学时，已经公私合营，只是校名保留。原来的私方校长是副职，正职由党支部书记兼任。学校有三栋大楼：东堂、学习堂和十月堂。东堂主要是办公楼，供校部机关办公用，还有伙房。十月堂一、二层是大礼堂。下雨天，体育课在大礼堂上。平时，大礼堂二层是饭堂，供路途远的师（教职员工）生午餐之用。伙房还为带饭的师（教职员工）生免费蒸午饭。各教研组分散在三个大楼中。

我们这届初一有12个班，史无前例。二哥是6班1号，我是7班1号。整个年级，各班里的“大”学生很多。二哥说，他班上的女同学为了与姐姐争男朋友，喝蓝墨水“自杀”，真好玩。1班有个学生徐国光是我邻居，比我大4岁。10班有个女同学是我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李新。她后来在高中又与我同班，同学12年。

二哥的成绩始终优秀。我呢，一开始学习平平。

解放后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也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记得当时豫园周围一大片地区有两个“光荣妈妈”：一个是仁吉里4号送子的抗美援朝的光荣妈妈；一个是生九个儿子的母亲。我家本来就兄弟密集：大哥1943年9月生，属羊；二哥1944年9月生，属猴；我1945年12月生，属鸡；四弟1947年2月生，属猪；五弟1948年6月生，属鼠；六弟1949年10月生，属牛；七弟1950年11月生，属虎。接着，1954年1月又生八弟，属蛇；1955年3月生九弟，属羊。可谓“羊头羊尾巴”，一轮12年九个兄弟。其实，我母亲头胎男孩夭折，共生十子，可谓“一包籽（子）”。这都是想生个女孩惹的祸。全家连外婆12口，生活越来越艰难，只得绝育。

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哥穿新衣，二哥穿旧衣，我穿破衣。在学校里，我总是穿打补丁的衣裤。因为母亲上班，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洗衣服、袜子、手绢。冬天洗衣服是很难受的。水冷冰冻彻骨，补丁衣服厚重，肥皂质量低劣，先擦肥皂后用板刷刷，再用清水洗三遍。我人小力薄，衣服常常洗不干净。

我还要自己补衣服、补袜子、补鞋。我用袜板托一个袜底，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还会绣花、结毛衣、结线袜子。我补衣服的针脚均匀细密。谁知，这为以后当医生提供了有利因素。因为外科医生要结扎止血，要缝合，有各种缝线、各种打结法。

初中二时，我对数学突发兴趣，其他学科也开始天天向上。因为我数学成绩名列前茅，代数老师徐慧珠特别喜欢我。一个女教师教代数，本身就怪。尤其是，她是一个老姑娘，姐妹两人都终身未嫁。她姐姐住在福佑路丽水路口，开了一家专卖店。看我聪明天真又家庭贫寒、兄弟众多、衣服脏破，徐老师想认我做养子，领我去她家玩。

她家很大，在马当路上，也是石库门房子。屋内红木家具，很豪华。她买了许多好吃的零食，饭菜很丰盛。她还要送我新衣，我不敢收，说要回去问父母。我把养子之事告诉父母，结果挨了一顿臭骂。徐老师也只得作罢。养子之事告吹，于是，我接着在贫困线上挣扎了十多年。对于徐老师和我，这都是一场好梦，而事实却是冷酷无情的。

假如好梦变成事实，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是否会一帆风顺呢？不一定。也许我成“独子”不能当兵；文化大革命中，徐老师因家庭出身受到冲击，我能不受影响吗？也许……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推测，谁能说得清楚。

反正，干妈之梦破裂后，我在家中已被打入另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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