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歌
生命之歌
——纪念父亲
杨应民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非但没有因为岁月的渐行渐远而模糊，反而常常感觉他就在我的眼前，昨天和今天。但凡土生土长的五通桥人，年龄五十岁以上的，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原五通桥中学兼五通民办中学校长杨茂德这个名字。父亲把他的大半的生命历程，他的热情和爱，他的理想和追求，全部地奉献在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包括他的遗憾和悲凉。
渊源
一九二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三，父亲出生在成都。祖父名荣向，字秀春，是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教导师师长，国民党进川后为国民党四十五军一二八师师长，因此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应该是富足而安定的。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我的祖父，因为他对我父亲的一生，正反两方面都影响甚大。我的祖上，从清雍正二年湖广填四川入川，世世代代就是犍为县龙孔场的农民，耕读世家。到祖父一代，家境已经贫寒，不得已，做过五通桥金山小学教师的祖父，听说川军招兵，于是借钱上成都，考上了弁目养成营。没有任何背景，只是因为有文化，作战勇敢，且用兵有方，祖父逐渐军阶递升，直至混成旅旅长、师长，也因联军围攻杨森，时任骑兵团长的祖父，在别的队伍久攻未果的情况下临阵请命，率团攻下成都而作过成都城防司令。也许在祖父的血脉里，同时流淌着中国农民的忠厚、正直、仁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感，因此，他的戎马生涯留下了诸多的可圈可点的往事。听父亲讲，“九一八”事变以后，祖父激于义愤，是第一个通电全国，要求出川抗日的川军将领，为此，蒋介石通电嘉奖称“杨师长请缨杀敌，其志可嘉”。其后，红四方面军出川抗日，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命令川军步步设防，阻击红四方面军，祖父被派往广元一带设置防线。祖父所部假打枪真让路，使红军顺利出川。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金堂党史办在九十年代，曾经专人到犍为县政协了解我祖父的生平并与以证实。祖父作混成旅旅长时曾率部驻金堂剿匪，彻底剿灭了危害川北一方，号称三千武装的大土匪赖金亭。在金堂期间，力排众议，修建金堂中学和金兰小学，并题词“青年之路”落款“犍为杨秀春”立碑于金堂中学大门处，鼓励读书，奖掖优秀学生，考上成都高中的，给路费生活费，多余的还可供养家人，其善举至今传为佳话。金堂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曾经就读于该校，有文章“旅长杨秀春”记述此事，发表于《龙门阵》1993年3期和当年的《读者》杂志。军阀混战时期，叛变倒戈、卖友求荣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曾经用三十万大洋收买祖父，要他叛邓依刘，祖父收下大洋却按兵不动，让刘文辉吃了个哑巴亏。外号“水精猴子”的军长邓锡侯听说后大为感叹，称祖父为忠义之人，视为莫逆之交，认父亲为他的干儿子。1936年元月祖父病逝，享年五十一岁。在成都大慈寺灵堂上，当着来参加吊唁的省党政军大员，邓锡侯抚棺痛哭，将礼帽也掷于地上。同年十月，副师长率二十八军军乐团和手枪排护灵沿水路南下，接省政府通知，犍为党政军要员及各界到盐关码头迎灵，队伍从码头一直排到城内，绵延数里。停灵城隍庙，开七天七夜流水席，夜晚煤气灯把城西照如白昼，西门一带，人山人海。安葬那天，上万人齐集西门广场，追悼大会后，祖父灵柩落葬于犍为西门安乐窝墓园。墓碑正面镌刻“陆军中将杨荣向之墓”，蒋介石题词“正气长存”，军政部长何应欣、代理行政院长林森也分别题词，立碑于祖父墓前，人称“三通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皈依之路
祖父去世时，父亲十二岁，从小学起，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经常和同学们一道去街头巷尾宣传抗日。一九四四年进入四川大学后，更是结交了一批革命进步同学，其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经常以读书会的名义在父亲家里学习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中国的革命和前途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个学子最为关心的大事。在川大，以地下党负责人何富华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进步同学，掲开了成都学界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新的一页。父亲在他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我的政治历史概述》中，谈到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与组织和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斗争，诸如：一九四五年云南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发动四川大学学生声援西南联大的反内战，争和平，争民主的罢课示威运动；一九四六年的反迫害、争民主、争和平，营救革命同学李实育出狱运动；掩护地下党人何富华、达凤德避难；卖房产创办革命刊物《人民与时代》和《黎明歌曲集》；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竞选川大学生会主席成功，夺回学生会大印；以川大学生会名义联络和发动了成都市大中学校罢课示威，占领国民党省政府，反对伪国大、伪宪法，父亲担任游行示威总指挥。一九四七年的川大学生会与“学联”发起的，以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争和平为口号的助学运动；一九四八年成都“四九血案”，以学生代表身份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谈判，发动罢课示威运动并取得胜利。国民党在全四川报纸登报通缉父亲，他被国民党“特刑庭”传讯审问，后来到五通桥避难，在五通桥犍为一带积极开展地下斗争迎接解放，等等。应该说，父亲的历史是革命的历史。
关于父亲解放前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知之甚少，他也从来没有向子女提起过他那些革命经历。和他一起搞学生运动，搞地下斗争的同学，后来不少成为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或者名人，父亲即使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也从来不对子女谈这些，父亲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为这一点，父亲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解放前的革命历史在五通桥鲜为人知，文革中居然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从成都来五通桥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说他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那里面就是特务用的东西”。他被打倒除了是“反动学术权威”之外，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国民党的孝子贤孙”这两个罪名的推论来自于祖父，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国民党的师长，按那个时候的逻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推论“合乎逻辑”。父亲迟迟得不到解放，唯一原因便是父亲解放前的历史是个迷，五通桥中学专案组甚至不知道到哪里找何人调查证明父亲的历史。连专案组组长，和父亲共事多年的五通桥中学党支部书记沈德新对父亲的历史也不甚了了。多方调查无果，他们只能来找父亲。父亲写了“我的政治历史概述”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要求写出那些证明人和他们现在在那里，父亲写好后由我亲自送到专案组戴仁恕老师手里。沈和专案组的人，按父亲提供的名单，跑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我记得其中有何富华（其时已改名何静修，中共中央宣传部），达凤德（其时已改名达昭，贵阳工学院党委书记）。有了他们的证明，父亲得以解放。我问父亲，你的这些革命历史为什么从来不说，让他们长久的误解你？父亲说，我认为党会了解我的一切，自己为革命做的那些事情是用不着自己来说的。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间，作为领导干部，曾经有过多少次的“向党交心”，父亲从不讲自己对革命曾经所做过的，却总是虔诚地检查自己和党的要求的距离，这些“交心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父亲和党“离心离德”的罪证。
生命曾这样燃烧
在我最早的朦胧的记忆中，父亲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身上穿着四个兜的灰色干部服，腰上束皮带，别着一支手枪。正是解放初期，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父亲作土改工作队队长、牛华镇镇长、副区长，工作很忙很忙。那时我还很小，好多天都见不到父亲，父亲偶尔回来也总是匆匆而来，呆上一会儿和家里的大人们说说话又匆匆而去。每次他回来，最高兴的是我，总要扭着父亲要那把小手枪。每次他都会满足我，把手枪里的子弹退下来，然后把枪给我玩一会儿。和父亲总是离多聚少，解放初期那一段日子不必说，就是后来他到了学校工作以后也是这样。五二年底，私立学校改公立学校，父亲被任命为五通桥第二中学校长（即先前的私立通才中学，后来的五通桥中学），任命状为当时的省长李大章签发，母亲也同时被任命为五通桥第一中学校长（即先前的私立振华中学，后来的牛华中学）。父亲母亲也都同时定为国家干部正县级十七级，稍有不同的是，父亲是高完中校长，是省管十七级；母亲是初级中学校长，是地管十七级。牛华和五通桥相距不过二十里，在五十年代初，交通尚不发达，那个时候的人有个自行车骑就是超豪华了，所以父母实际上是两地分居。再加上他们都是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担负着改造私立学校为公立学校的重任，工作很忙，往往一个星期见上一面都难。我当时是随母亲在牛华，见父亲也就很少了。
但是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我最快乐的一刻，我们一家会去牛华对面的郊野上去野餐，去沙滩跑步，去河里游泳。父亲的自由泳、蛙泳游得很好，在他的影响下我八岁就会游泳，放学后还经常背着家里人和小伙伴一起下河游泳，这常常让母亲担心。五十年代的教育界是比较活跃的，经常举办舞会，礼拜天父亲到牛华，遇上有舞会总是和母亲一道去参加，有时也会带着我去。听长辈们说，解放前在成都杨家公馆里，父亲就经常举办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他的同学朋友，利用舞会作掩护，商量开展地下斗争的事情。父亲的舞跳得很好，他的歌也唱得很好，在牛华教育界的舞会上，教师们会邀请杨校长唱歌，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四川民歌“太阳出山”，“太阳出山罗喂，喜洋洋罗，郎罗……”父亲高亢嘹亮的歌声获得了满堂的掌声。这首“太阳出山”我在不同的聚会中多次听他唱过。我是听着父亲的歌声长大的，假期，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和我们几个子女一起唱歌，在夜晚的星空下，在地坝里，我们曾经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唱抗战歌曲或者民主革命时期的歌曲。他唱“茶馆小调”、唱“你这个坏东西”，抑扬顿挫，幽默、讽刺、风趣让我们捧腹大笑，我们也学着唱起来，那情景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记忆清晰，那些歌曲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也能够一字不漏地唱出来。
一九五五年暑期，为纪念抗战胜利十周年，五通桥教育界排练了话剧“凯旋”。首演的那天父亲带我去看，记得是在盐厂的礼堂，父亲扮演的是剧中的主角，一个伪军班长。剧情是：一队伪军随日本兵大扫荡，游击队作殊死抵抗，游击队长“小虎子”受伤被乡亲们救下，为了保护被俘的乡亲们，他挺身而出，痛骂敌人，被伪军班长开枪打死，随后当伪军班长得知打死的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后，痛悔交加，开枪自尽。父亲紧紧把握角色，开始的伪军班长，对群众凶狠无情，对日本鬼子小队长又奴颜婢膝，在“小虎子”痛骂日本兵小队长的时候，他又恶狠狠地对“小虎子”开了枪，得知打死的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时候，他痛心疾首，嚎啕大哭，对着鬼子小队长、面向苍天大声发问“为什么要我们自相残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在众乡亲的怒目之下，他悔恨难当，慢慢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开了枪，这时全场响起嘘唏声，我也流下了眼泪。父亲出色的表演使该剧一时名声大噪，连演数场，场场爆满。甚至“小虎子”也成了我的绰号，好多年后，我的一些同学还这样叫我。
父亲爱好广泛，才华横溢，他会拉小提琴、二胡，乒乓球也打得好。五十年代，学校体育活动开展得十分红火，父亲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跑步、考“劳卫制”达标，通过了三级“劳卫制”标准和射击三级运动员标准。这样一个校长不用说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在父亲的相册里，存有许多学生的照片，背面或者正面空白处都写着“送给敬爱的杨校长”。
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因为上学的关系，后来我也有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每天早晨醒来，天色未明，总看见父亲已经坐在桌前读书了，摊在桌上的书页，字里行间红笔水圈圈点点，或者写着心得体会。他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读英文版原著如《天方夜谭》、《莎士比亚》，读《普通一兵》，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有一个大书柜，里面排满了各种精装版的中文英文书籍：政治的、教育的、文学艺术的、历史的……这些书全都是他自费购买的，封面和封底都盖有“茂德书库”的印章。星期天他带着我上街，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新华书店看他要的新书到了没有，他开列有买书的清单，书店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要的书，到了也总会替他留着。对他最重要的书是马、恩、列、斯全集，他跟我说过，准备把这些革命导师的全集都全部买齐。有次去书店，我看他拿到手的精装列宁全集已经是第29集了。他曾经对我说：“我没有什么金钱财物遗产留给你，这些书就是我将来要留给你的遗产。”但是，文化大革命抄家，这些书尽行失散片页无存。父亲大学是学历史的，但是英语水平也很高，他的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对英语的学习，甚至在重病中躺在床上。他订有英语期刊，每天早晨坚持收听中央电台的英语广播。有一个时期，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他边听还边跟我讲电台英语广播的内容。遇到历史课或者英语课临时缺教师，他就会走上讲台拿起教鞭。
在乐山教育界和五通桥，父亲是一个公认的讲演家。他作报告基本不看甚至不用讲稿，讲话条理清晰，节奏张弛有度，逻辑性非常强，带着成都口腔的宏亮声音跌宕起伏，富于激情和鼓动性。几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学生遇到我还会感叹道：听杨校长的讲演真的是一种享受！我也曾经是五通桥中学的学生，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聆听过父亲的讲演，只要他走上台，操场上一千多学生便立刻安静下来，父亲的第一句，总是高亢响亮的“同学们！”，全场“唰”地立正，“请稍息”，父亲降低声调，平稳而柔和地吐出三个字，声音中立刻传递出长者的威严和慈爱。十分钟、二十分钟……父亲的声音在空气中荡漾，全场学生纹丝不动，鸦雀无声，仿佛都被父亲引领着走向了超自我的境界。五十年代，大凡五通桥市政府举办大型活动，或者重要的接待，都要请父亲来担任大会主持人或者贵宾招待会主持人。这或许是父亲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国民党作斗争，经常上台讲演练就的本领吧。
一片冰心
从一九五二年十月担任五通桥中学校长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父亲在五通桥中学整整工作了十年。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把一个只有初中的私立学校，改造成为拥有高、初中的高完中国立学校。五通桥第一次有了直接考入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生，这些学生以后许多都成为了专家教授，有的还到国外成就了一番事业。从一九六二年十月起，父亲兼任了五通桥民办中学的校长，具体主持民中的工作，这无异于又是一次新的创业。父亲接手的五通桥民办中学，办学条件极差，经费完全靠学生的学费和勤工俭学所得。学生或者是家庭出身不好公立中学不收的，或者是成绩差考不上公立中学的。民办学校的师资来源不能象公立学校一样享受国家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直接公派的待遇，而是基本自行招聘，名教师都在公立学校，没有人愿意到民办学校，民办中学师资力量的匮乏可见一斑，加上勤工俭学劳动课很多，学生学习时间远不能和公立中学相比，要保证教学质量如天方夜谭。显然，这样的学校在官方或者民间都是没有地位的，不是万不得已，没有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民办中学来上学，即使送来了也不报上大学的希望。三年过去了，一九六五年，五通桥民办中学竟然首次打破了“读民办中学考不上大学”的神话，两个班有近三十人考上大学，五通桥整个社会震动了，对五通民中刮目相看，不少家长来找父亲，希望把孩子送到民中来上学。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我只知道在这二十多年间，父亲是在身体严重透支，和背负着沉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工作的。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肺结核，一九五三年到学校不久，体检就发现他的左肺已经有一厘米的空洞。学校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他不能够放下工作去养病，仍然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学校的改造中。那个时候我不时看到母亲流眼泪，她对我说：“你爸爸又吐血了，叫他不要熬夜他总是不听。”在我们的面前，在同事们学生们面前，他若无其事谈笑风生，从来不谈他的病，从来不露出病态。他潜心研究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和马卡连科的教学法，最先引入重视学生心理素质的概念，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言教身教并重。在五通民中操场的一面高墙上，我看见父亲制定的“校训”，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一段话“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庸无为而羞愧，因为他把一生献给了最崇高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父亲也亲自为五通民中写了“校歌”。一九五八年党号召全民大战钢铁，学校也位列其中，地区文教局长杨万明来学校到处找不到他，结果发现他正在火红的高炉边和学生们一起光着膀子拉风箱，杨局长叮瞩他要注意身体，他一笑置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是那个时候著名口号，学生食堂饭桌上总是掉有不少的饭粒，学校大小会讲也不见多少改进，父亲巡视学生食堂，把学生掉在桌上地上的饭粒捡起来放进自己的嘴里吃掉，“杨校长捡饭吃”立刻传遍全校，从此学生饭桌上地上很少见到饭粒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体罚过学生，多年以后，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他的一个学生由衷地给我说起一件往事：这个学生那时候很顽皮，上课时看小人书被老师罚出教室，在校园里闲逛时遇到父亲，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在教室里上课，他回答是被罚出来的，父亲没有批评他，只是叫他马上回教室，并且目送他走进教室，他说他回过头看见父亲还一直站在那里，还慈祥地向他点了点头。多年以后，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也是他的学生，一个现在已经很有知名度的学者也告诉我一件往事：一九六四年，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和侯隽的事迹在全国宣传，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高潮，基于年轻人的热情，很多在校学生也报名要求上山下乡，有的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悄悄跑去报了名。这个学生也报了名，很快就要跟大队伍去农村了，父亲亲自赶到他的家里，说服他回学校继续学习。他很感慨地对我说：“要不是杨校长也没有我的今天。”我和他都知道，在那个“左”的年代，父亲这样做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是不轻的哦！多年来，父亲爱才、爱护学生宛若慈父的那些往事，他的学生和我相遇时往往会自然地说起，我想，他们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哀思吧。
在我从小的记忆里，现在想起来，父亲和学校老师们的关系是处得非常融洽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和那些教师就是朋友关系。星期天有时候会约在一起上街，或者去茶馆喝茶聊天，或者进进馆子轮流坐庄。他们之间好像有摆不玩的龙门阵，历史、人物、、社会时态、文化艺术等等，涉猎繁多，我虽然不到十岁，也会听得津津有味。不过父亲也不是毫无原则的好好先生，我也听说过他生气的时候：有个教师和一个工友发生了口角，这名教师挥手打了那个工友一巴掌，父亲听说后很生气，马上召开全校教师大会，会上厉声点名叫那个教师站起来，要他当着大家的面向工友道歉，并要求作深刻检查。父亲四处为五通民中延聘教师，不拘一格选良师，他只问学问，不管来历。这中间有的曾经做过国民党军官，有的受过处分，有的家庭出身不好，但这些人又都是饱学之士，在那个时候正处于社会最底层，生活都十分困难。父亲礼贤下士，亲自把他们一一请来，在那个“左”的年代，这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必须完全摒弃个人的得失。民办中学之所以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打了翻身仗，和这批教师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为这，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多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正被挂起，随时都会被拉出去批判斗争的非常时期，他仍然记挂他们，当听说有个教师全家已经快掲不开锅了，他立刻拿出自己的钱叫我马上送过去救急。
圣徒
父亲去世的时候年仅五十一岁，与其说是病死的，还不如说是累死的，不仅仅是因为身体的累，更重要的是心累，沉重的心累击垮了他。他曾经是那么的向往，曾经是那样的忠诚，曾经是一腔热血，曾经是锲而不舍的追求，但是现实残酷地戏弄了他，一张无形的网死死地束缚着他，使他无可动弹，让他的信念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而在别人那儿，这个东西却往往是唾手可得，反倒未必珍惜。
父亲渴望着加入共产党，不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而是白色恐怖还十分猖獗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父亲认定跟着共产党走的那一刻起，他便义无反顾地一往无前了。无论是大闹国民党省政府，还是一次次地组织罢课示威运动，无论是在国民党特刑庭上，还是在被国民党通缉的避难途中，无论是公开的斗争还是地下的斗争，父亲没有退缩过。他鲜明地表明人党的愿望，地下党负责人告诉他，由于斗争的需要，他还必须留在党外，他的“帽子太红”，还不适宜马上发展。解放了，父亲参加了地方工作，却又和熟悉他的革命同学们天各一方，他需要重新努力来加入他热爱的党。一九五0年，区委书记赵牛贵找父亲谈话了，明确土改后发展入党，赵后调离无果；一九五二年市委书记李志深找父亲谈话了，说去川南区思想改造学习回来发展入党，回来后李调地委了；一九五六年填入党志愿书了，五通桥中学党支部书记沈德新又调去北京学习，未能讨论；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在参加地委整风学习班时批准入党，参加宣誓，并代表新党员讲了话，后来不知何因，地委组织部长宁道贵指示暂缓过组织生活，入党志愿书交五通桥市委再讨论。一九五八年五通桥市委常委再次讨论并又一次通过了父亲的入党志愿书报地委，却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父亲属于省管十七级，那个时候入党需要地委批准）。按组织规定，停止一个预备党员过组织生活，应该给本人说明原因，但是一直没有人找过父亲解释。父亲该有多少话给党说哦！可是他知道党的纪律，党在考察他，他没有主动找上级党组织询问表白的权利。他只能是一次次地写“交心材料”，认真地检查自己的世界观和表达对党的不二忠诚。父亲好累，但是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表露一点点，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着。只有母亲知道这一切，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母亲不时心疼地对我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又失眠了！”过了好久好久，终于有点风吹过来，说是父亲在代表新党员讲话时犯了原则性错误，因为父亲在讲话中说了“共产党比我的亲生父亲还亲”，乐山的一俩个党员校长向地委反映：“杨茂德的父亲是军阀，怎么能把共产党和军阀相比，这是个立场问题。”在那个以阶级成分划线的年代，祖父成了父亲入党的一道很难逾越的门槛。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父亲本人的历史不为人知大约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入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其他人，也许早就放弃不作他想了，父亲没有，他孜孜以求，毫不动摇，以他病入膏肓、羸弱的躯体竭力地支撑着他的信念，虽然那个信念遥不可及，虽然那个信念已经成了他不堪的重负。父亲说：“从我年轻时候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刻起，我就认定了跟着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了冲击，各级党的负责人纷纷被拉下马来批斗关押，作共产党员不如作造反队员，有人在庆幸自己没有参加共产党，父亲却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父亲却说“衣带渐宽终不悔”，那时，他正身陷囹圄，被批判斗争达八十八次之多。一九七二年，父亲被解放了，但是情况并没有特别的好转，身居陋室，卧病在床，没有人代表组织来看过他，他被完全遗忘了。在这样的时刻父亲在想什么呢？他不只一次地说：“我是一名不在册的党员……”是的，没有人可以剥夺父亲的信念！没有人可以改变他按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决心！就在他病得最重的那段日子，有天晚上我回家，快到家门的时候，我听见屋里传出《国际歌》歌声，以为是收音机里放的，推开门进去，却看见是父亲在唱。他端坐床上，抗拒着衰弱，神情神往而专注，竭尽力气保持着声音的洪亮“……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九八四年，我的生母从美国回来我到北京接她，住在军事博物馆油画大师何孔德家里，时任副部级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的何静修专门来看我，说到父亲，惋惜不已。他说，一九六一年他曾经代表中央宣传部到四川，视察各大学政治思想工作情况，打电话让父亲上成都会面。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他们边走边聊，就像在大学时代一样亲密无间无话不谈，遗憾的是唯独父亲没有提到自己入党遇到的问题，他还以为父亲早就是党员了，也就没有问起。他说：“要是你爸爸当时给我说了这个事情，我打个电话给乐山地委讲一讲，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我最了解你爸爸的历史嘛！”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父亲曾经去成都和何静修见过面。我问父亲，你怎么没有把你未能入党的事情告诉何叔叔？父亲回答：“入党是对自己的考验，个人努力的结果，不应该利用关系来达到目的。”何静修又告诉我一件事，一九四八年因为他也被通缉，党安排他撤离，先去重庆，再去解放区，临行前托人给父亲留下话，叫父亲一个星期之内赶到重庆找他，并且留下了地址，父亲得到消息很迟，结果去晚了两天，他们已经走了。何静修说：“要是你爸爸早来两天，他后来的命运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第二天，何静修的夫人李孝碧阿姨打来电话，要我去他们家，她要看看我。我去了毛家湾他们的家，李阿姨看见我就落泪，说：“你父亲那个时候好活跃哦！可惜走得太早了，他为革命做了那么多工作……”李阿姨是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编辑，父亲川大同学。
魂兮，归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凌晨，父亲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在已经预感到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刻，父亲大声呼喊着母亲的名字，拼尽全力几乎是吼叫着说完了最后几句话：“生和死是自然规律，永别了！你要努力改造世界观，教育孩子们跟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到底，共产党万岁……”父亲昏厥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五通桥中学全校师生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
父亲的挚友，乐山地区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夏质彬带着他专门为父亲写的悼词赶来了。他对我们几个子女说：“你们的父亲人品是极高尚的，在干校关‘牛棚’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吃树上的橘子。你父亲一个人守果园，把掉到地上的柑橘一个个捡起来全部交上去，一个也不吃。”
父亲大学时代的同学张毅来了，他是听说父亲去世后专程赶来的。来到父亲墓碑前，他突然跪倒，失控似的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茂德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走了呀！我来晚了来晚了……”张毅是国家一级研究员，通晓七国语言的大学者，他家在农村，大学时候家里很穷，是父亲资助他读书，吃住都在杨家。他悲痛地对我们说：“没有你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年轻时代，父亲对贫困同学、对地下斗争慷慨解囊是出了名的，人称“小孟尝”。
一九八四年，父亲的老友，川大共同搞学运的同学牛更生（广州石油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朱华荣（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律师，曾在审判“四人帮”时中央指定的江青的辩护律师）、朱实（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记者）来了，在父亲墓碑前送上洁白的花环，，久久致哀。
一九九一年，何静修夫妇专程从北京来了。父亲坟前，两位老人泪流满面，虔诚地献上一束鲜花，点燃一柱香。峨眉山盐化集团款待何静修一行，并邀请了我们全家。席间，何静修不断地对大家谈起父亲，他说：“茂德是革命的孟尝君，他变卖家产支持革命，帮助穷困同学……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他！”
永远的伤痛
三十多年来，我曾经多少次地来到父亲的坟头，偶尔会看见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鲜花。每年的清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我总是思绪万千：这里埋葬着父亲的骨殖，埋葬着一个曾经激情澎湃热力四射的生命，也已埋葬着已经远逝的他的信念和理想。父亲的血液里，同样奔流着祖父至死不渝的忠诚与正义，我想，那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世代代高扬的民族的脊梁。父亲和祖父一样，都在五十一岁英年早逝，只不过祖父死得辉煌，父亲死得凄凉。在父亲身上有太多个也许了，可是他一生的选择依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依然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曾经聆听过父亲多少次谈信仰，可是父亲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那是如何样的烈焰大火，靠近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人们说“盖棺论定”，可是父亲，您留下的遗憾太厚太重，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瞑目？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