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八十年代（下）
八十年代初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人多以乞丐的形象频繁出入，但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的作用力农民的温饱很快得到解决。伴随着城市私有经济全面发展，农村人也开始了在城乡间卖米卖面卖鸡蛋卖山芋西瓜的奔波生涯，那时的乡间公路上每逢早晚绝对是一景，男女老少每人车后二个大筐满载进空载出，一群群挣钱后的人们追逐喧闹声不绝于耳。但随着城市自由市场的普及，附近农村的乡亲们也大都舍弃了这种累死人般的经营方式，改用马车和汽车把自家的土特产销往城市。与此同时贫困地区有商品意识的农民开始大批涌入城市，并在各行个业抢占商机，与同样尚遭城市人鄙视的个体户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先受益群体。八十年代也是各类骗子纷纷出笼并大行其道的年代，旧中国的残渣污垢在被压抑了数十年后再次泛滥成灾，资本的血腥和人性的鬼魅再次凸显其的残酷与疯狂。建国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们根深缔锢的资本意识复苏并迅速膨胀，在对商品经济茫然无知的工农大众面前，他们如枯木逢春左右逢源，在贪官和各项法律几乎是空白的社会形势中，他们运筹帷幄随心所欲，事实上这些人成为社会改革的真正摘桃人。而对商品经济市场一无所知还沉浸在工农领导一切的梦幻中的老百姓，在不知觉中以成前者任意摆弄的棋子。因此时至今日，在各行业占尽风骚的大多是“文革”中的不受欢迎的人们的后代，而真正在“文革”中威风八面的子弟则多沦为社会的“弱式群体”，不知这是历史的嘲弄还是人世间的再次轮回？就象以解放无产者为史命的持政党如今几成了有产者的卫护者，而真正的无产者日益被边缘化，这也许是历史给当代共产党人出的又一待解之题？
八十年代也是共产党的干部由过去的人民公仆演变成人民父母的转折，各行业的领导者由过去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变成住豪宅开豪车吃山珍理所当然；由过去的在工农面前谦恭勤政到要求下属对自己毕恭毕敬，而普通老百姓也开始丢弃掉自尊，悟清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共产党员曾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开始降低，甚至成了各类投机之人群的代名词，正如文革的“荒唐”人民相信，而如今社会的繁荣，人们反到无时不在质疑。
八十年代同样是思想最活跃，文化最多元，争鸣最强烈的年代，在受尽几十年文化禁锢和压抑后，整个知识界都似风凰涅槃。知识分子第一次扬眉吐气畅所欲言，各种书刊如雨后春笋，对文革的控诉对新生活的憧憬乃至对美对人性对爱的探讨都至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个百花其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复苏在八十年代达到了极致。也正因为此，在八十年代末面对改革中的种种弊端及贪官污吏的肆无忌惮，知识界是“八九学潮”的始作蛹者，他们开始的动机也是美好的。但学潮后来发展到被某些团体的政治诉求绑架，当学生游行中邓小平被讽为封建皇帝一般时性质就变了。在经过文革浩劫社会刚趋向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红旗纷纷坠地的国际形式下，依然健在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怎会轻易丢弃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信仰！社会要发展就难免有许多棘手问题，解决有许多途径，“文革”式的大辩论大字报大游行老百姓早以深恶痛绝，因此学潮不被工农和百姓支持宜很自然。由于学潮最后的解决方式不理想，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知识界的娱乐化庸俗化就一发不可收。
但随着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待遇与日俱升，文化成了执政者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工具，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行个业矛盾凸显，而百姓问责与质询日趋常态化尖锐化，执政者对文化的管控力度及对媒体的宣传深度都不敢掉以轻心，这就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再不敢轻涉“雷区”，为自保或言不由衷或另辟隙径。尤其是当下经济发展迅速贫富差距悬殊，大多处于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又怎会为弱式群体的利益而伤及自己的奶酪？更多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从商的道路，对政治民主避之唯恐不及，这固然造就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民主监督与民生保障地确是当今社会最大的“短板”，在这方面不管是执政者还是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都任重而道远。
2012年 7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