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宠物文化”
闲话“宠物文化”
陈宣章
“宠物”定义：出于非经济目的（一般是精神目的）而豢养的动植物。其实，这是狭义者。广义者，也可以是经济目的，也可以是非动植物（包括人），只要是“豢养”即可。
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有“豢养”的走狗，文的、武的都有。武的不用讲道理，乒乒乓乓就解决问题；文的则不然，哼哼哈哈制造一套理论，就像蚊子吸血前嗡嗡叫，好像说吸血有千百条“理由”。孔孟之道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应该确立。可是，孔子非要提倡“克己复礼”。周礼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好像成人穿婴儿的衣服一样十分可笑。孔子是殷商（华夏族）的贵族后裔，在家里是小老婆养的。父亲叔梁纥病逝后，孔子母子被逐出家门。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但是他的那一套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于是周游列国，贩卖他的理论，四处碰壁，狼狈不堪，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亡。
战国时期，各国都想富强起来统一中国。东周名义上是天子，诸侯国根本不买账。当时，哪个诸侯国重用法家变法改革，发展生产力，哪个诸侯国就称王称霸。孔子那套墨守成规的东西就像狗屎一样。但是，孔子想不到的是，死后竟然“飞黄腾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封建社会制度从秦始皇确立之后，两千年未变。但是，封建统治者急需一套“理论”把封建社会制度“固定”下来，不准反对。法家强调制度要随社会实践而变，就有点“危险”。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从董仲舒起，儒家发生了重大变化：
1。孔子是真心“复周礼”，而后来的儒家只是以“复周礼”为幌子，从来没有人提出废除郡县制，恢复周朝的分封制等待。
2。儒家把孔子神化，形成儒教，成为“国教”，从皇帝到朝臣都是理所当然的儒教徒。朝臣对于治国方略有意见分歧是常事，不但有阶级利益，还有集团利益。但是，不管是谁，都标榜自己是儒家。连王安石也披着儒家的外衣。
3。孔孟之道以“克己复礼”为宗旨，但是皇帝从来不用“克己”，想过什么就干什么。历史上最能纳谏的唐太宗也数次对魏征咬牙切齿，要杀魏征。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亲赋诗一首，且为之树碑。然而，太宗发现魏徵生前每有谏书，必留副本于家中，大怒，下令推倒魏徵墓的墓碑，下旨解除衡山公主下嫁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陈寅恪写道：“幸其事发觉于徵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太宗伐高句丽失利，想起魏徵，认为如魏徵在世必反对出征，特下令重新为魏徵树立墓碑。皇帝不用“克己”，出尔反尔是常事。
4。由于儒教、道教、佛教各有侧重，后来逐渐三教并立、三教合一，儒教也引进道教、佛教的部分内容。
5。从隋文帝提出科举制度，儒家经典成为文人学子换取官位的敲门砖。科举考试做文章，都是从儒家经典引申到治国之策（“策论”）。至于文章优劣，不在于文彩才华，而在于符合谁的利益。从此，儒家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宠物，孔孟之道就成为宠物文化。
孔子头上有三顶桂冠：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是四处碰壁的政治家；孔子是墨守成规的思想家。五四运动后，孔孟的徒子徒孙们只能抱着“教育家”的破帽子顽抗。所以，学问这个东西很特别，只要获得学问，不管是谁当政，都能卖钱，尤其是宠物文化。
《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提醒。但是，千百年来儒教与道教争宠，后来又插入第三者佛教。《西游记》中，站在佛教一边，佛祖诋毁儒教，孙悟空则把三清观的神像扔进茅坑，还让三清观的道士喝猴尿。
儒家中，最极左的数司马光。史书记载：“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祖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不但周礼不可变，甚至要倒退到原始社会“禹”的时代。在司马光眼中，凡是古的都是不能变的。如果这样，人类应该回到猿猴时代。正因为司马光的极左，被儒家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为什么司马光要如此起劲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因为当时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正实行变法。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司马光自持有学问，要当第一宠物，于是大唱反调。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新法。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王安石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可见，司马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新法促进生产，能提高中央财政资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这时候，他就不谈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王安石变法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同为影响世界经济史的巨大事件。一千年来，对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积极评价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最为关注。华莱士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3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解决了粮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讲，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而司马光的“宠物文化”只是换取皇室、豪强一根肉骨头的资本而已。201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