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治本与治标”
闲话“治本与治标”
陈宣章
治病有对因治疗与对症治疗之分。前者用药目的在于消除原发致病因子，彻底治愈疾病；后者用药目的在于消除疾病症状。前者在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均具有更重要意义，但两者之间往往无严格界限。从中医角度讲，称为治本与治标。治标与治本是辩证关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般来说，对因治疗比对症治疗更重要。治标为治本创造条件；治本是从源头上治理。治本是治标的根本所在，不治本光治标，治标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治标可以创造治本的条件，治本可以巩固治标的成果。所以要标本兼治、综合医治。
常人有几个误区：1。中医治本，见效慢；西医治标，见效快。其实，中医与西医都有治本与治标。一副中药中，君、臣、使、佐，功能各异，兼治本与治标。西医也注重治本，阑尾炎手术就是治本。2。急性病找西医，慢性病找中医。许多慢性病的病因已经研究清楚，西医治疗可靠；有些急性病被西医下结论为“不治之症”，反而被中医治愈。例如：小儿急性肺炎，已故老中医蒲辅周就有一手。许多被西医下结论为“不治之症”的小儿急性肺炎，蒲老只用几味常用中药就治愈了。我太太董桂英曾经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用高等数学分析研究蒲老治疗小儿急性肺炎的用药规律。3。中医是朴素辩证法，西医是机械唯物论。医学已经发展到分子医学的深度，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的功劳。中医有历史局限性，西医也是不断发展的。某些中医停留在“汤头歌”的水泡，显然是不行的；某些西医思想僵化，也是不行的。4。中医是整体观念，西医是“头痛治头，足痛治足”。中医调理强调整体，这是公认的。但是，中医治病有八纲辨证、五脏六腑，也有侧重。西医从左肩痛（专有名词“涉及痛”）想到心脏供血不足，从黑便想到上消化道出血，从鼻衄不止想到凝血功能障碍等等，都是整体观念。5。把医学与某些医生混为一谈。中医与西医都有庸医，他们不代表中医与西医的科学。即使是医疗界的某种风气，也不代表中医与西医的科学。
一个病人久治不愈有几种情况：诊断不正确、治疗不恰当、疾病较顽固、科学尚无奈。对于具体病例，则还有医德、医术、条件、心理等等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长期被诊断为“胃病”。当时还没有胃镜检查技术，仅凭症状收住院。那时候，入院有三大常规检查。除了轻度贫血，检验科一位老检验师工作很仔细，大便发现几个钩虫卵。这引起我的注意，于是作大便潜血试验阳性。我停止了“胃病”治疗，改为驱除钩虫治疗。服用驱钩虫药前三天，我给予无渣饮食；服用驱钩虫药后三天，病人留全部大便。我每天用生理盐水泡全部大便，轻轻把大便捏碎，成为悬混液，用纱布过滤，共找到32条钩虫。经检验科鉴定：均为十二指肠钩虫，2雌30雄。治疗后，病人临床症状消失，血色素恢复正常。按照临床治愈标准：“经彻底治疗后，2个月内不发生临床症状或体征，以及粪便检查无虫卵即为治愈。”我考虑到雄钩虫不产卵，给予复查大便潜血试验，2个月内均阴性，才放心地让他出院。从自然辩证法看问题：粪便检查无虫卵，不等于无寄生虫感染。粪便检查无虫卵还有一个问题：检查粪便的量很少，常常会假阴性。一个被误诊为“胃病”的病人，因为确诊而治愈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81年春节，我自己因胸痛住院。X线摄片诊断：左侧肺炎。经青霉素、链霉素治疗两周，无效。去大连医学院做X线断层摄片诊断：左肺癌，直径5。5厘米。我自己是医生，有三个问题值得怀疑：两周来一直午后低烧，五心烦热；左肺肿物四周有大片浸润；我在传染科工作十年，有明显的结核病接触史。我与管病房医生商量，决定：1。服用雷米封作诊断性治疗；2。每天查痰癌细胞、痰结核菌。我的观点：如果是肺癌，四周浸润范围这么大，难以解释。要确诊是癌，还是结核，必须有病理依据。结果，服用雷米封以后一周多，午后低烧，五心烦热消失；但是痰癌细胞、痰结核菌始终都是阴性。一天，那位已退休的老检验师来医院办事，我求她为我做痰结核菌检查，结果找到5号菌。于是我就转到406医院传染科治疗。经过常规抗痨加雷米封每天静脉注射，一个月后左肺肿物缩小为直径3。5厘米。根据球体积公式：V=（4/3）πR^3。治疗前后，肿物体积从496。6立方厘米缩小为179。5立方厘米。四周浸润明星减轻。经过继续治疗，后来于7月手术切除，病理证实为左肺结核球。当然，一开始就手术切除，也会被证实为左肺结核球。但是，手术范围都是结核浸润，手术就困难多了；现在，病灶大大缩小，局限，四周浸润基本消除，手术就简单得多。所以，没有正确的诊断，怎么会有正确的治疗？
有了正确的诊断，治疗也会不恰当。例如：发烧病人不一定要用退烧药；腹泻病人不一定要用止泻药；咳嗽病人不一定要用止咳药；感冒病人不一定要用抗菌素等等。各科都可能发生过度治疗问题。还有一些医德差的医生，希望病人好得慢一点。医学上还有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因为输血得丙型肝炎；因为药物过敏、输液反应等也可致死，还有各种治疗的并发症、后遗症等等。任何一种治疗措施，都要辩证地思维，都要恰如其分。例如：癌症手术需要“无瘤手术”，防止手术本身导致癌细胞种植与扩散。
疾病较顽固、科学尚无奈问题：许多疾病只能缓解其发展进程，无法根治；许多疾病尚无确实有效的治疗。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局限性。这就要医生们不断探索与研究。一个医生不能满足与治疗。这就是“医匠”与医学家的区别。我同学几次问我：“职称晋升最多需要两篇论文。你一年发表几篇论著，为什么？”我在1997年发表十篇论著，以前一共发表近百篇论文（其中90%以上是论著），就是为了探索与研究医学科学。
还有一个心理问题。病人不但是生物体，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了解不仅仅包括对疾病的生理（生物医学）解释，还包括了解病人（心理因素）、病人所处的环境（自然和社会因素）和帮助治疗疾病的医疗保健体系（社会体系）。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战士李维生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又因为输血得了传染性肝炎。内科医生、护士都害怕自己被传染，视之如魔。医患关系十分紧张，服务态度也随之极差。病人极度反感，故意把鼻血抹在医护人员的衣服、手上，甚至把鼻血摔在他们脸上。内科医生、护士极力要求把病人转到传染科；而传染科主任和一些医生、护士都害怕病人转入后不好管理。我想，病人的异常心理是输血得了传染性肝炎引起的，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医护人员。主要医护人员改变服务态度，病人会通情达理的。我就提出：病人放在内科，对其他病人不利，对医护人员健康不利，应该转到传染科；而且就转到我的病房。我亲自去接病人。入病房后，我发现他已经两个月未理发、洗澡，就亲自为他理发。病房没有洗澡堂，我亲自去开水房挑水为他洗澡。病人马上改变了态度，服从治疗，对其他医护人员也非常配合治疗。试想：一个与医护人员对着干的病人，怎么能治疗呢？虽然李维生后来还是去世了，但是，直到临死前，他始终服从治疗。在内科时，他曾经拒绝做骨穿检查，还殴打做骨穿检查的医生。在传染科，只要外院会诊医生提出做骨穿检查，以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他从来都配合。
一个医学生毕业五年，水平提高很多。但是，再过五年，就可能停滞不前。医生不应以医学为职业，而应以医学为事业。医生不应以医学为谋生，而不应以医学为生活第一需要，始终把病人需要作为自己生活的第一目标。我们的“医改”也应该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