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人

1964年美国纽约市的一个晚上，一位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歹徒的袭击，当时她的38位邻居听到了呼叫声，但是在长达30分钟的时间内，竟无人上前实施救助，有的人甚至一直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却连报警的电话也没有打。

同样，相似的事情竟然也发生我们身边。4月1日，广州的白小姐在坐车回高岗时，由于路途遥远加上疲惫在公交车上睡着了，车上一位流氓竟然色胆包天地猥亵她，当她在睡梦中惊醒发现时，一边向车上人呼救一边奋力抓流氓时候，车上六十多位乘客不但不帮忙，还纷纷作躲开状。白小姐只好向司机求助，让他帮忙把流氓送到派出所，谁知司机也不理会她，看到她和流氓扭打在一起时，反而说不要吵啊，还以不知情为由让流氓溜之大吉。（南方电视台，4月2日）

据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在紧急情况下产生，人们产生如此冷漠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旁观者效应；二是助人者的主观原因。旁观者效应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旁观者人数越多，前去救助的人却越少，换句话说，由于旁人在场，个体会抑制自己的利他行为，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旁观者效应，有这样几个解释：一是责任分散，相互推诿；二是人们在行动之前会比没有其他人在场时，更加小心地评估自己的行为，往往参照他人的反应做出自己的反应，如果别人不采取利他行为时，自己也会产生不会救助别人的“社会抑制”的作用；三是对情况不明，判断模糊时也产生冷漠行为。

助人者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一是个人付出代价的权衡，就是人们在做救助行为之前，首先要估量一下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如感觉付出的代价越大，则越不可能实施对他人的救助；二是怕惹麻烦，危及自身。这在当下，是个别不讲理的人对实施救助者进行讹诈，让救助者苦不堪言造成的结果；三是救助者对求助者发出求助线索的感知，如果人们对求助者发出的求助线索无法接到时，也是不可能发生救助行为。

从上面提到的白小姐遭遇这个报道事件来看，首先受害者是位女士，女人天生就给人一种弱者的印象，何况遇到这种事情，她已经在车上与流氓扭打起来，说明确实遇到了麻烦；其次，在一个小小的客车里，六十多人不可能不会接受到白女士发出的求助信号。但是为什么我们车上六十多人，甚至连司机都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帮助白女士一把呢，反而选择了集体的沉默、逃避，结果让流氓得逞。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人集体良知的麻痹，爱心、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正是我们这些人作为“社会人”不愿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才无形中助长了不法分子的猖狂，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一种不脱底的安全感。试想，假如这位白女士是这个车上六十多人中某个人的女儿、老婆、对象、朋友、同学，你还会无动于衷吗？假如这位白女士换成是你自己，同样遭遇到这种情况，你难道不想让别人对你施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孟子曾经指出，我们人类与禽兽的区别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所以我们每个人除了每天要完成作为动物性存在需要吃饭、睡觉、娱乐等外，还要作为具备履行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社会人”的角色。否则我们与动物就没有区别，活着顶多算作一具披着人皮的走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讲究礼仪之邦的国家，有着“爱仁者，人恒爱之”的文化底蕴和深厚传统，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雷锋精神，教育引导大家要相互友爱、帮助、同情等等。所以，作为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人，一方面要敢于强烈谴责并勇敢地站出来制止违非作歹恶人的丑恶行径，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要反思检讨一下自己的自私行为，是否有一颗大爱的心。如果始终心怀一种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自私自利态度，那么有一天这个危险一旦降临到你头上时，那时你该怎么办呢？

马丁·尼莫拉曾经这样写道：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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