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六章》
父亲一生都是颇有规划的人，很少率性而为，即然想到要把全家迁至天津，之前几年一定有所铺垫。姑姑与姑父结婚不久就落户北京，三叔1954年结婚之后不久也到了北京石景山的首钢上班，而舅舅也是在1954年到了北京官厅水库工作。父亲生前未曾说过他们是如何落户北京的，但我相信依父亲在家中及这些人心中的份量，难免推波助澜。父亲工作的福兴缝纫社的工友都是枣强同乡，姑父也是其中之一，姑姑姑父的婚姻或许就是父亲牵线？三叔没父亲的首肯未必敢独自去北京闯；而舅舅在我母亲婚后一定也会得到过父亲的格外照顾，不可能不受父亲言行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对比自己大九岁的姐夫言听计从。
1956年天津各行个业开始公私合营，九月三舅爷的福兴缝纫社被合并到东昌橡胶厂，后改为大陆橡胶厂，文革时也曾一度叫工农兵胶鞋厂。1957年一月母亲即抱着仅四个月的我和10岁的大姐四岁的二哥随父亲来到天津，三间工房我们家占了一间，其它两间另外几个工友同住。奶奶故土难离说什么也不来，也别说十几间房，几百坪的大院子，还有枣树林和十几亩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个决心是真不容易下的。可父亲来意已决，无奈只好先让七岁的大哥陪奶奶，便带上我们一家与快临盆的二婶先行来津，二叔之前已到天津。秋后奶奶一看实在拗不过父亲，加上大哥已到上学年龄，也只好一同来到天津。后来奶奶与二叔二婶一同住在三舅爷在老城厢南马路原天津高法后的一个小院的南厢房，三舅爷一家则住在北厢房。
幼年时几乎每星期我都会去城里二叔二婶家看奶奶，从北门坐围城转的红牌蓝牌白牌有轨电车南门下，或进北门左拐户部街穿过老城厢公园再进城里二道街走着去。三舅爷三舅奶人特别好，每次去都给好吃的；还有二叔二婶知道我们家人口多生活困窘些，吃完饭总还要给一二毛钱让我和妹妹坐电车回家。有时就为了省那二分钱电车票钱，多晚我和妹妹也会自己走回家，穿行在曲曲弯弯黑乎乎又很狭窄的小巷里，妹妹每每怕的都不敢松开我的手。三舅奶奶慈祥的很，但也不知她是那地方人，，会把肉说成“漏”。三舅爷和三舅奶从来没烦过我们去，一吃饭就吃“漏”吃“漏”的不离嘴，我印象特别深。文革时我有一回看到她和三舅爷站在院门口的二把椅子上被造反派批斗，大热天的汗流夹背，还被铰了头发。也不知是被污辱后的心病还是真有病，老人好象1967或1968年就病故了，全家人为三舅奶带孝也是我少年时印象颇深的一件事。老人年龄应该不会很大，因为我的大表叔大表姑和我大姐几乎同龄,而小表姑小表叔比我还少几岁。
1969年二叔二婶分到黄河道血库后的房子，我和大表叔用平板车帮着拉家具，小表叔也就七八岁，蹬个三轮车比我们快了许多。当时周边多是坟地，周末去看奶奶时，许多建筑基坑里，人头骷髅随处可见，我们孩子甚至会当皮球踢。1970年年奶奶去世，卒年69岁。
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农村大炼钢铁闹浮夸风荒废了粮食生产，加上中苏交恶要还苏联援助中国各种基础项目的债务，甚至志愿军援朝的战争消耗，全中国都进入困难时期。网上说的全国饿死三千余万人应该就是那个时期既1960年前后。
我记得那几年每次吃饭父亲会用秤称，更不是馒头窝头什么的，而是高粱米麦麸豆腐渣菜叶罗卜英子等的混合物，根本成不了团，好象叫“拿糕”要到拨碗里吃，有时是先分堆后再称重，我们眼巴巴看着，父亲不发话谁也不敢动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还记得春夏仅管父亲下班很晚，还常要和几个同事去南郊的沟塘捕鱼或逮螃蟹，而秋冬则是去郊区的庄稼地里捡拾农民收获后拉下的红罗卜头，小山芋芽子来充实全家人的肚皮。家里至今有父亲过去刨挖山芋罗卜的三齿锄，成年后脑海中父亲风尘仆仆的用自行车驼着麻袋到家门口的影象依然很清晰。
2017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