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岗轶事之二——文革之殇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9月，我考入宜章一中，欢欢喜喜地读了一个学期，寒假后返校，已是1967年三月，又一轮大串连开始，我们也学着大哥哥大姐姐的样子，自制了一面小红卫兵旗，准备徒步去韶山看看，那时红卫兵串联，到什么地方吃住都不要钱，有接待站，有介绍信就行，刚走到耒阳，在接待站住下来，就要我们回学校去，原来中央下了文件，全国各地已发现瘟疫，停止串联，我们只好回到学校，没几天，学校又宣布停课，返回原校待命，，这样我们只好重新回到瑶岗仙钨矿。
我是1967年三月的一个晚上8点多钟，坐瑶岗仙矿的一个大货车到家的 ，进屋时，当时母亲和杨姨就坐在桌前，不知在商讨着什么，我进屋，母亲只朝我点点头，继续着和杨姨交谈，原来父亲被矿里的“联总”(矿里的保皇派组织)，统一安排在招待所集中，弟弟去看父亲还没有回来，回家的喜悦一下子就掉在了冰窖里。
第二天去学校，瑶岗仙钨矿学校的初中部，设在瑶岗仙公社的一所中学里，在出矿区往宜的马路边的一个凹凹里，一栋房子孤零零地躺在那儿，摇摇欲坠，一下大雨不穿套鞋脚不知往那儿放，我们把它叫农民中学，左边是粮站，瑶矿的命脉之店，没有它，谁也别想活。我们在这读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不就是去看、贴大字报，但有书读比没书读好，我的弟弟学校早就不让他进教室了。
我一回到家没多久，瑶岗仙矿的文化大革命已是如火如荼，两派组织“联司”(矿里的造反派组织)和“联总”把矿里的领导，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踢我拉，有事没事用大字报互相对骂。那个时候，我与弟弟出门便遭人白眼，大喊打到我父亲口号彼此起伏，不少小孩子朝我们扔小石头和沙子，更有甚者，干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用一根绳子牵住两边的石头，常摔得我们鼻青脸肿。后来我们也学乖了，出门就带着一顶大大的斗笠，压得低低的，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们家里的窗户、门和床全部都贴满了大字报，放衣服和棉絮的柜子则被贴上了封条，家中的米油棉被，被静坐的造反派一次次借去，说是借，却从不见还，最后就变成了抢，连藏在瓦屋下房子顶里的米和被子也搜了去，家中只剩下一床四斤重、中间还有一个大窟窿的棉絮和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是我们住的房子都是平房，有三米多高，厨房的门上是横着的房梁，南北用三角形架顶，用瓦片盖着，最高处有一米高，人可躺着也可坐着，每一套房子连接处留五十多公分的洞，人可以互相走动，地与屋面约半米高，铺着木地板，在外可看到屋底下，是瑶矿最好的房子)。记得发生武斗的第二天，我与母亲就救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就是从厨房门上串上去，躲在屋顶与梁之间的空隙里，整整一天半的时间，那时有两个造反派拿着钢纤追他，反复询问我与母亲看没看见，要打烂他的狗头,要不是我们救他，必死无疑。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他走时作揖，千恩万谢，可自他走后快50年了，我再也没见着他，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他那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却永远地留在脑海里了。
1967年的瑶岗仙钨矿，是疯狂的一年，那一年，以张作栋为首的“联司”造反派，打压另一派组织“联总”，又纠集外地的造反派组织，有事没事地开批斗会，刷大字报，主宰着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把一个矿搞的乌烟瘴气。那时，瑶矿除医院，粮店、食堂等少数几个单位还上班外，山上的采矿、竖井，掘进和大岩门等六个工区、选矿车间和机械厂，没几个人上班了，学生也不上课了。更可笑的是，不是党员的张司令，却可以在全矿党员大会上，开除党委书记的党籍，矿里的中心枢纽机关已经瘫痪，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不是在挨斗，就是到山上劳动改造。我的父亲被造反派打倒后，几乎就没过几天好日子，批斗会上经常被拳打脚踢，连我的母亲也不能幸免，被人无端地打过两次，可她只是机关的一名普通的干部。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父亲每月的工资从97元降到15元，造反派还美其名曰地说，这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在瑶岗仙钨矿，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不是读书，也不是洗衣做饭，而是帮父亲抄检讨，贴“认罪书”。我回矿不到一个月，父亲就被造反派打倒在地，白天去山上扛木头，疲惫不堪的父亲，晚上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检讨，然后将写好的检讨书用毛笔抄成大字报。大字报用白纸，(白纸大约60公分宽，80公分长)腾抄都是我的任务，用自制的浆糊，然后晚上趁没有人的时侯，偷偷地将“认罪书”贴在检讨专栏里，这样的事我也不知做了多少回，反正就是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去贴，信纸的检讨书少说也有两尺厚，只可惜这样的检讨书一份也没留下来。有时我帮父亲抄检讨书也会发笑，因为他把自己骂的狗血淋头，那时就是这样，你把自己骂的越臭越好，这样就能过关。白天，父亲拿着信纸的检讨书交到革委会，去上山扛木头；晚上回来又写检讨，周而复始，一天又一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那时在瑶岗仙钨矿的任务还不止这些，我还要帮父亲做高帽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活儿，高帽子的材料，就是家中的旧报纸《参考消息》，先量一下父亲脑围的尺寸，再卷一个尖尖的三角顶，用浆糊糊一下，一顶帽子就出来了。只是高帽子不经用，一场批斗会下来，就烂了。我的父亲常常戴着高帽子去开批斗会时，问我与弟弟好不好看，弄得我姐弟俩哭笑不得。除了做高帽子，还要做挂在脖子上的牌子，写上我父亲的名字，然后用红墨水在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这就是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挂脖子上的绳子可不能用钢丝做，如果你要用了钢丝绳，造反派要是一高兴，你可惨了，往你的脖子一拉，你的脖子上就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血痕；牌子也不能太重了，太重了，脖子可受不了，有时游行一两个小时。我与我弟弟也常拉着陪，看批斗和游行，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1967年8月11日，瑶岗仙两派组织对骂升级，早上8点多钟，就有不少人聚集在矿本部，后来懒懒散散又来了不少人，陆陆续续地来了又散去。上午11点多钟，来了两卡车人，全副武装，带着枪支弹药，又迅速地占领了瑶矿前面的几个山头，每个山托架着机枪，后来才知道是瑶矿的造反派组织“联司”请来的郴州“湘江风雷”和株洲的“铁道游击队”等造反派组织，来瑶矿帮忙的。下午5点多钟，人越集越多，不少人还带着木棍，钢纤和扒子，双方在互相漫骂着，进驻的瑶矿部队，也到场劝阻，可是根本无济于事。到了晚上8点多钟，广播一遍又一遍喊着要大家散去，根本没有人听，到后来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还时不时地伴着枪响。也不知是什么武斗时候散了。后听人说，武斗很惨烈，伤了不少人。虽然武斗的现场，离我家不到150米，但母亲不准我姐弟俩去。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一声凄沥的枪响，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不到6点就起床了，我又耽心我的父亲不知怎么样了，我便背着我的母亲往武斗现场做去，走了不到100米，就看见武斗右侧坪上，躺着一个人，用白布盖着，旁边有一个人看着，那个人告诉我，这个人是“联总”外地的造反派，一枪打死了两个人，“联司”也死了一个人，他们把他抬到招待所，准备开追悼会。保皇派这个人就没有人管了。我那时的胆子也特别的大，我不顾他人的劝阻，掀开白布，看见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不认识他，一颗子弹从前胸打到后背，前胸的进口只有小拇指大，翻开后背却是一个碗口大的疤，我那时就子弹什么叫开花子弹。可怜啊，造反派死了个人，追悼会开的轰轰烈烈；保皇派死个人，却无人问津。后听人说，那人是个单身汉。
文化大革命中的瑶岗仙钨矿，也演译着人生百态，由于一个家庭有两派组织，夫妻进了一个门互不讲话，兄弟之间大打出手，还有的人反戈一击，本是同一派组织，又变成了生死对头，邻里之间都变得互不相识。武斗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回到了家中，一件白衬衫被染得血迹斑斑，父亲说，昨天晚上他去阻止武斗，被外地的造反派打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我的父亲,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他身陷穹境，还处处想着别人，任何时候他都能泰然处之，造反派要他写检讨他就写检讨，要开批斗会他上台就是，要他给坠井的工人输血他二话不说，他常常出差在外，一个人掏腰包，也常常去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人，看到工人武斗时他挺身去阻止，回到家跟没事一样。我那时想，父亲大慨是经历了那种生死相搏、金戈铁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运动，文革的一些灾难对他来说，真的算不了什么。不过，我当时还真的有些受不了，文革让我心力交瘁，我必竟才14岁多。但也就是那时起，我学会了坚强、宽容、忍辱负重,我变得成熟起来。记得有一次，母亲对我说:你爸参加过国民党呢，我们要不要……我说:那又如何，周总理不也是参加过国民党吗，现在还不是总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在瑶矿，我就是想，宜章一中能早点复课就好了，盼星星盼月亮，1968年3月，终于盼来了学校复课的通知，我的父亲也在那时“解放”了，(文革中走资派，只要革委会“解放”出来，才能恢复其工作)经过多方做工作,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终于回宜章一中读书，去完成我的初中学业。临上车前，我发誓：只要我从这里走出去，我就再也不会回瑶岗仙钨矿。
后记：
我最终还是没有承诺我的誓言，1968年我回宜读书后，初中毕业中间有个小插曲，后来就直接上了高中，1972年毕业后，下放到了五七干校，一年后转到亚热带作物实验站，下放两年半后，被推荐到郴州商业学校读书，毕业分配到宜章副食品公司。想到父母亲已年迈，身体又不好，父亲又常常出差，1977年11月，便回到了父母身边，分配到瑶岗仙钨矿党委办工作，与父亲在一个党小组整整四年，一心一意只为照顾我的父母亲。但后来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1981年8月底，我随先生调到银行工作，一直到退休。文革中，有几次读大学的机会，都因父亲的问题，政审都被刷下来，但我从来都不记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我能与我的父亲，走过那段不平凡日子，我很知足，父亲的优良品质，在潜移默化着我的一生，我很感激我的父亲，是他老人家教会我如何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