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挚重—写给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每年的4月25日，我都会在这一天祈祷：天空中有一颗星星在闪烁，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 79岁高龄的父亲，是在湖南附一医院的病床上悄然去了另一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与我唯一的姑父守候在旁，第第兴建离开父亲还不到半小时，他是见父亲的脚肿得不行，怕原来准备的鞋穿不进，情急中出去买鞋的。 那一天是，1997年4月25日，古历三月十九日中午，虽是晴天，但空气却是湿漉漉、潮乎乎的，心里都觉得要拧出水来。 那一年，父亲年事越高，我愈是战战栗栗，深深忧俱那一刻不知以何种方式到来，以致于有心力交瘁之感。特别是96年下半年起，父亲患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我往返郴州、长沙，医生说父亲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父亲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在他老人家清醒的时候，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曲，趁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想回北方的老家，连同母亲的骨灰盒一同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我们急急忙忙筹办此事，正准备启程的时候，父亲却离开了我们，这不能不是个遗憾。
我们在清点父亲的遗物时，父亲除了那套花了1.3万多元购买的商品房外，只剩有五千元存款和几套四季换洗的衣服和一个留有父亲笔迹自传体的小本子，小本子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参加革命工作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事情和心路旅程。从父亲自传中，我认识和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对党的事业和工作是如此执着和对亲人、家庭的宽厚仁慈。
父亲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河北清河县连庄镇垒桥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的父亲，为了生计给资本家当过学徒，拉过黄包车，闯过关东。到他参加革命前，六姊妹因病饿相继死去四个，只剩下我的父亲和姑姑。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在华北平原的时候，父亲拿起了枪，参加了革命，先后担任了民兵中队长、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九年随军南下，接管了澧县政府，并参加了湘西的剿匪斗争，先后担任湖南津市、澧常德行署工商、税务局长和省电业工业厅、冶金厅局长等职务。一九六二年调瑶岗仙钨矿，担任副矿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一直到1983年离休。1956年定工资级别是行政16级，副处职务，到离休时原封不动，官未升半级，工资未调一次。我曾为父亲一生的坎坷、贫穷、忠厚的近乎窝囊，而不得一展报负而耿耿于怀；为他的官越当越小而造物弄人的不公道而忿然不平，但现在随着父亲一生大幕落下时那种悲壮的告别而释然了。上苍毕竟是公平的，在“死”的这个铁律面前，凡人也如圣贤一样，臻于英魂之境——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其实我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小时候寄托在外婆家，到读书时才与父母相聚，小学毕业考上宜章一中，随后下放，参加工作后在瑶矿党委办曾与父亲在一个党小组四年，也就那么十一、二年的时间，但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一辈子也抹不去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小时候每次碰上父亲出差、学习回来，总是见他一前一后托着两个大大的包袱，那一定是带给全家用的、吃的东西。母亲称父亲为骆驼，要父亲别总这样把自己累着，父亲总是一笑了之，说这些东西便宜。其实，也真的便宜不到哪里去，比如说苹果吧，北方的苹果2角钱一斤，我们这里的2角2分钱1斤也买得到，可父亲却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做着。有人说，爱之至深有时可变为“智碍”，行为也随之而愚，我看父亲这言行还真应了这句话，可是又有谁能否认，正是为这“愚行”渗出的浓浓亲情所感动呢？事实上，父亲给我的，何止这物质上的浓浓亲情，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身教胜于言教的人生追求。
母亲是在父亲患老血栓住院时先他而去的，那次住院父亲一个半月的时间花了六千多元，这是父亲第一次花公家这么多钱，出院后的日子，我常听父亲念叨：钱花的太多了。医生说，父亲这辈子离不开药了，但直到他这次发病住院前，五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的药费从来就没有超过600元。95年，77岁高龄的父亲，想趁自己现在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看看，组织上准许我弟弟陪同，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矿里报销路费宿费才400多元，而光路上的长沙——北京清河县火车票、汽车票就要300多元。我说你们睡在那里，吃什么啊！弟弟告诉我。就睡在私人开的北方那种大地铺上，3元钱一个晚上，臭虫跳蚤咬得一身是砣；一天到晚就吃面条、馒头。我鄂然了。父亲啊，你可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享受厅局级的离休老干啊。你就是为公家节约，也不能如此地作践自己啊。父亲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只要在他清醒之时，他便一次又一次吵着要回家，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姐弟俩要体谅矿里的困难，不要为他的病花费太多的财力与精力。每当听到这些，我禁不住泪水涟涟。父亲啊，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总想着别人，唯独不想想自己。这就是我体现着生命积极本质意义的父亲。我为自己汗颜！也许这辈子女儿永远也达不到父亲您这种境界，但我一定努力地争取着。
初中毕业那年，我被保送到军管的安徽邮政学院学习，在和我初中的同学邓展辉去报到的路上，被人从车上喊了下来，从此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学院和县人武部派人政审时，矿里的人武部长说我父亲是走资派，舅舅是国民党员而被政审了下来。在我读高中后，母亲知道此事，要去找人武部长算账，被父亲拉住了，说那是以前的事了，谁也难免有错的时候，再说人家也不是有意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六七年，长沙“高司”与矿里造反派头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搞打砸抢，把我父亲抓去轮番审讯，一件雪白的衬衣被染的血迹斑斑。阴差阳错一个曾扇了我父亲两巴掌的人，后来与我父亲一起工作了四年，见到我父亲有些不好意思，父亲均宽厚地笑笑，要他不要背包袱，当这位同事病了，父亲去医院看他；见他工作出色、成绩显著，组织领导能力强，父亲在党委会上好几次提名要提拔他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这位同事逢人便说：这辈子在这世上，还没见过这么不计前嫌、心胸宽阔的好领导、好书记。父亲总是以他宽阔的胸怀，一次又一次原諒曾经是那样伤害他的人，而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索取。
往事如烟……六七年三月，学校搞什么打老家去，复课闹革命，我从宜章一中返回瑶岗仙矿。我是走资派的子女，上课进不了教室，十四岁的我，只好在家天天帮父亲抄检讨，检讨书少说也有一尺多厚。我写的字拿得出手，真的是得益于那时帮父亲抄检讨。父亲好几次对我说，他要把这些东西好好地保留着，有朝一日留给儿孙，蛮有味呢。可惜父亲的检讨现在一份也没有留下。一次父亲戴高帽子挂牌游斗回来，我与弟弟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参加了批斗会和游行，回到家我脸上挂不住，一古脑儿气向父亲洒去，父亲也不搭理我，只对我笑笑，把牌子从脖子上取下来，自言自语道：这东西好沉啊。又从头上取下帽子一边拍打一边扇凉，一边戏谑道：这东西还真不能搞烂了，下次批斗会还用得着啊。我唯有苦笑之。六七年十月的一天，父亲扛木头从山时回到家，脸色苍白、摇摇晃晃，我忙问父亲是不是病了，父亲对我说，今天我献了400cc血。我说您不要命了，这么重的劳动，您都五十多岁人了。父亲对我说，造反派要我去献血，我能不去么？再说那个工人井下塌方，急需要血，救命要紧啊，我是0型血，这年头，我不去献，谁去献啊。母亲在旁气得直跺脚。这就是我那个又愚又憨又傻的父亲。在我稍事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成为人妻人母后，我才真正理解我的父亲，我才真正走入父亲的内心世界。父亲以他的与世无争、甘于淡泊、不为名利左右的人生准则和那种豁达、开朗、乐观、仁慈的心胸，才使父亲经受一场又一场运动，躱过一场又一场灾难，逢凶化吉、大难不死，走到了今天。
在殡仪馆最后一次见到躺在铁匣子的父亲时，老人家面色红润而祥和，虽双目紧闭，嘴角眉梢都含着笑意，永远也拂不去的笑意。我相信，不管何人，在由生入死，出生入死的哪一临界点都是内心体验最真实的反映，它不存在一丝一毫矫揉造作。我无数次想象，探寻着微笑而去的父亲，在生死相伴的那一瞬间想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方能使他如此愉悦。
我想象着：当父亲在弥留状态中达到死亡极限时，他首先看到的也许就是他相濡以沫四十多年，又早他五年而去的母亲，父亲与母亲手牵手、高高兴兴地朝着他们归宿地走去；然后他一定是见到他的“隆儿”、“萍儿”(我的同父异母早他而去的哥哥姐姐)；接着是他的四个弟弟，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生前的二三好友……他们的面容是那么地熟悉，又似乎不是往昔的模样，一个个清新俊逸，衣袂飘举……
我想象着：父亲在那一瞬间忽然觉得自己离开地面升腾起来，他已不是那个心力衰竭的老人了，他觉得真气又回到体内，手足轻捷，耳聪目亮，在惊异中举目四顾，他仿佛看到一连串的图景在他眼前缓缓流过，仔细一看，那不正是自己一生的浓缩么：青年时代的金戈铁马，浴血奋战，身上竟没有留下一处弹痕；几十年如一日两袖清风为党的事业辛勤劳作、默默奉献、做着人民的公仆；晚年与母亲长相厮守，十多年如一日毫无怨言照顾着病重的母亲，一起散步、下棋、种花，与儿孙戏耍……虽不足铭诸青史，但亦未虚度，无愧我心。他终于感受到了上天对自己人生终极意义的肯定。这时，一派祥和亮丽的光辉将一切笼罩了，清风徐来，清音悦耳，欢愉之情溢于心中，笑意在父亲脸上凝结，永远留在儿女们心中……
父亲，您老人家好好地在天国里休息吧，愿您在那里永远幸福、快乐、开心。您永远是女儿心中、天空里的那颗星星，这一辈子我都能望见您，您也能看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