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
/韦编三续
先天不足
我生于1963年正月，生下来时仅5斤多，身体很弱，那时生活差，母亲缺乏乳汁，也没有代乳品，越养越差，我的身体瘦得皮包骨似的。因此，抵抗力很差也就多病，主要是容易感冒。一次我得病后，请了铁佛公社光辉大队的隆瑞如、雄丰大队的乌能远两个乡村医生来诊治，他们都是父亲的同事，关系友好，几经周折，没能治好，病情越来越严重，又去乡场镇上找姓庞名德元的老师来诊治也没能即效。正没办法时，就请了澌滩一个姓张的法师来，听说他会上刀山，口衔耙齿，能降妖伏魔。他带来一方铜印，是作法的神器，他折腾一晚上后，没见我好转，就匆匆走了，至今那方印还留在我家，上面四个大篆字是“佛寿宝印”。反正就当我死了的，只鼻孔有点进出的气，爸爸也气得没事了一样，干脆就与几个医生一起打牌，等天亮后各自回家。母亲因身体虚弱，睡着了。
天亮后，医生都不好意思吃早饭，巴喜不得早点离开患家。隆瑞如医生临走时，心想不知死没死，再看一眼。没想到我这时呼吸平和，体温也下来了。弄醒后，也知道吃奶了。他们又留下来，用了一点中草药调养好了，我就这样躲过了人生第一劫。但因用多了链霉毒素等抗菌素，耳朵一直重听，牙齿黄不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因我没死，在我1岁多点时，上天安排老丈母娘在年已50开外，生第二胎12年之后，又为我生了个女人，取名梦花，是意外之喜之意吧。
杏子之难
我虽然瘦，本人还是很逗人喜欢的，大爷爷葛建仁对二爷爷（我爷爷名叫葛建兴）的第二子面下的长孙很是喜爱，经常从街上买些东西回来，有包子、核桃什么的。在我一岁多时一个秋天，有一次过我家门口时坐在一段木头上，就大叫：“光明子，你看这是啥子？”他从背兜里打开包烟叶的包帕，亮出几个熟透了杏子，稀粑，我当时高兴极了，抓过来就塞进口里，顿时，我两眼上眨，脸色发乌。
喜得当时学过几天医的爸爸在家，他听见大爷的叫声，急忙出来问：“咋的？”大爷爷说是吃了杏子，没吐出来核来。小儿的食道窄，卡住了，爸爸把我横放在木头上，在胸部按压了一阵，就缓过气来了，吐了几口鲜血，面色从发乌转为苍白。
但从此之后，我就是一直没肯吃饭喝水，吃多了就吐，人越来越瘦，有气无力，拖了近半年，仅仅见是一皮包骨，眼神也没了，四处求医也没见好转。有一天，常安哥见我那样，打趣说：“光明子还没得一只公鸡重”，就背起来在地坝里乱跑一阵，没想到杏子核通过幽门下到肠道去了，第二天也就能吃些饭了，过了几天，我大便中将那个杏核屙出来了。又过两三个月，人慢慢地恢复了原形。
因我难养，爷爷就把我的小名改成了麻狗子——狗也就低贱了，还带麻色，很不顺眼。
洪水之难
我家在一三合院的正厢偏左，一进三，拐右两间，拐左一间，左间后门有一三角形小区，傍岩下有一小水井，冬暖夏凉，取水也很方便。但后面就是一道4-5丈高的泡碴石山墙，因爷爷与保长葛永兴发生过冲突，保长用石头磊断我家的前门，还对着前门安了一支枪。从此，爷爷与奶奶花了近一个月，从后门山墙上凿了一条石梯路。
从前厢看，葛建财三爷一间，一进二，再向左是葛永祥叔，也就是大爷爷的小儿子一进二两间，再向左是葛永吉二爹一间，一排石梯上去，还有一间，再向左是葛永泰大爹三间，但上了一道坎修建的。从T字左腋直到那一竖——左厢门前形成一条阳沟。祖母老成一小人了，卷在一大堆衣服中，一年四季就没见换过衣裳，夏天我与同龄几个姐妹一起帮她抓虱子，然后放到门前那一条T字型阳沟里顺水向下流去。
话说1965年夏天，一场暴雨不期而至，从头晚下到第四天上午也没见歇下来，接着而来的是更可怕的洪水。
我家面临河边。上不到30米高，就到了河边第一道坎，一个大土坝里面，连着我家的三合院坎下，那是葛永和大爹家的房子，再上两米多高就到了院坝，也就是葛建礼爷、葛建体爷的房子。喜得当天爸爸在乡镇府得到天气预报，从乡卫生院回到老家，通知了大家并帮助抢险。
那齐头水不断上涨，200-300米宽的河面上全是家具，有连枝带叶的木头，还有死猪、死羊、死猫、死狗，汽油筒，柜子、椅子、箱子，房子的柱头、橼子，除了滩头，百物平过水面，次序纹丝不乱，就象部队检阅时形成的阅兵方阵，威严肃穆，凌然不可侵犯。
大家头戴竹笠，身披蓑衣，抢个有利地势，漂来物越近，就直接以手捞，堆在身后。大家先还在河边，抢呀抢，家具、木柴什么都捞，但刚丢到身后，水又上来了，伴随着一声声尖叫，急忙转身抓住山坡上的树枝、芭茅草向上爬。只要人上去了就行，抢到的浮柴、家具，马上又回到水中去了。浩瀚的河面，黑压压一片，巍然下移。大家虽有西具，但身子都湿透了，江大爹滑倒水里，漂走了，因杂物太多，还没漂多远，珍二娘就顺手伸去一根竹杆将他拉到岸边，只不过向下游移动了两三米。
水继续上涨，到了院坝下，大家却都没心思去抢柴了。人来人往，也不管是哪来的老乡，都回到家中，搬着自己的家具向后山爬去。后山坎上葛建财三爷爷的一个茅房猪圈，生得很是个地方，大家都把铺笼罩枕、锅碗瓢盆往猪圈及四周搬，我家后门那是条捷径，学安哥、通安哥、礼爷、体爷家都从我家或财爷家经过，简直忙得不行。
爷爷奶奶、爸爸母亲都停止抢浮柴，转而参加防涝抢险。我那时才2岁多，帮不上忙。当水进屋后，爸爸也搬了最后一趟，到猪圈边坐在棕杉上歇气。
后来，爸他说：“我当时心里总有点欠欠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想再回屋里去看一下，还有没有要搬的东西。”于是他返回后门，水已近门锁扣处了，一间、二间、三间，他经过厨房、烤火房再到卧室，但见床已浮起来，离开了原位斜在房中，见我爬在床边，伸手在水中捞漂浮的一个物件儿当玩具。爸心里一震，啥话没说，横起一把拦腰抱着我，就往后门外冲去，过门坎时，水已近上门枋，他吸一口气，钻水过门。三道门后，来到后门三角形小天井，游向石梯，再爬石梯上山，直上到猪圈边。母亲抱着我大哭起来，爸爸这时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呛了几口浑水，又受了冻，重感冒一次才罢。
多年后才听说，当年大雨，百年罕见，因来势太急，水高浪陡，F镇被洪水一卷而去，木结构的房屋荡然无存，死了很多人。后来在深溪子、杜家河边的沙堆中挖出几具尸体。隆表叔在龚家河边的沙滩里挖出一女尸，金戒指尤在手——同尸一起埋藏在偏坡上。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安息吧，无辜的生命。
栗板之难
我从小岭子小学转到五社祠堂——一间柴油机房腾出来做的教室里读初中。其下的谭家大院，村委曾把毛主席的灵堂设在那里。下几步石梯子，又是外婆家的四合大院，更大，前面一个通道再下几步石梯，两旁各一个二丈多高的石阙——不到一人高的底座，其上一根冲天圆石柱，我们两三个孩子才抱得住的，顶上有个四方斗棚，从远处看，倒立的四方斗棚上还有一个如塔一样的石笋。右侧稍后有个大石墓碑，其后有个象长方形的斗形石建筑，其中沉积着黑漆漆的半石棺灰泥。是古月舅舅祖先修建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老人们说里面没有藏死人。
祠堂学校旁边有几丛竹子。上劳动课时，就到院坝边打扫卫生，竹丛附近也在修理打扫的范围之内。我在外婆家扛来一把锄头，就用锄头铲杂草。不一会儿，我一锄头下去，发出“嚓”地一声，双手感到有个落空感，我撬起来一看，是个人头骨，我也没在意，刨了土过来掩了。同学们却说说笑笑地说“瓜骨颅是鬼的脑壳，晚上要来找你算帐哟”。
解放后，爷爷才30多岁就留守家中做“宅男”，只有奶奶与母亲去参加合作社集体劳动。母亲在生了三弟后，脚杆就痛得不行，所以我和二弟也经常在星期天帮着搞集体劳动——每天挣三、四分。或者在家帮爷爷烧火做饭，爷爷是不挑水的，我与二弟到斑竹园沟水井去抬水，有时在那个又陡又滑的急转弯的地方，水桶向我后边滑来，一桶水就全倒我身上，水倒地上，脚下也滑了，人和桶顺坡向沟里滑去，二弟肩上只留下一根竹杆，他回过头来叫：“哥哥，摔伤没有？”
有时也在沟里抓几只螃蟹，爷爷用油炸了，我们拉一会儿风箱，灶门前不断地冒出小脑袋来，但最多只能吃到一二根脚脚，爷爷就端去自己吃了。用婆的话说，爷爷是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不知挖瓜骨颅之后过了多久，一个星期天，我们又随母亲到上河去挖沙包平田。休息时，不知是谁说五保户葛建荣——荣老汉屋边树林里有栗板子。我和玉莲子、芹女子等急忙就跑过去摘。
荣老汉家左侧有一谷桩板田——已是割了谷子，水也放干了，但田底又较软的时候，满田的谷桩，其后傍山有一平台，与田一样长，不过三五丈宽，浓密的树林中有几棵栗板子树。
我和应和尚、建娃儿都爬上树去，双脚踩在树枝上，一手抓树杆，一手折带栗板子的树枝，很快就摘了一大堆，我正要下地来，准备干活去了，玉莲子叫我：“麻哥，你那边上还有一抓”。
我双脚在一树枝上往外移，同时手也抓住一树枝并远离树干移动，还没看到毛栗子，突然手上的树枝“嚓”地一声折了，我的上半身当即先向下而巅下地来，头撞到一堆乱石头上，再弹到了稀泥巴田里。
我躺在田中，正好脸朝天，后脑门压在稀泥田里。那些人都在大声喊叫，有说我拌倒了的，有向我母亲“谭二娘”汇报的，我心里很明白，但头不痛，身不痛，就是出不出气来，至少有三十多秒钟后，我才吸了一口气。那帮小伙伴、参加田间劳动的农民都来了，压伤口止血的，七手八脚抬我的，头后受伤那个长四五公分长的口子的位置正好压在软泥里，陷下去四五寸深，起到了压迫止血的作用，抬起我的头来时，已半窝窝血。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背回家。又找人叫来舅舅、龚朗如表叔，把我背送到T镇卫生院爸爸上班的地方，在路上我才觉得伤口疼痛，人软弱无力的。
T镇卫生院没办法，又送我到区卫生院去，一个左撇子乌文才的医生帮我送去照了片子，又进行伤口缝合，检查结果，颅骨也有点骨折，好在颅内没有出血。至今后脑勺有一五公分长的纵行疤痕。从那之后，我的书写、记忆、听力（听力下降可能还与大量用抗菌素有关）都明显减退了。但我还是比较聪明的，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后来推荐到中心小学，集中为A班时才排到二十名之后。
海安哥家汪本秀嫂子一见到我就取笑：“麻老弟，把栗板子给我吃个”。
结核病难
从学校出来那几年，身体还是很差，在G区卫生院工作又好高骛远，本学医的，却想搞文艺。一边抽烟，一边在煤油灯下摇头晃脑读书，沤心沥血创作。
烟也没什么好的，就是南雁、春城、红梅、斑马、碧鸡，差不多每天一包，虽才三、四角钱一包，一月也要十多元钱，我把那些烟盒收在一起，有半人高呢。直到1992年，父亲说，谁戒了烟，就给谁家买台缝纫机，我们几弟兄都开始戒烟，唯我坚持住了，结果父亲食言了。我又抽，直到1994年我觉得经常咳嗽，早晨咳黑痰，食欲不好，再次戒烟成功，就没再碰过烟草。后来把戒烟经验写成《轻轻松松地戒烟》在《大众健康报》、《巴中日报》、《通江报》上发表了。
话说1985年左右就患了病，还咳血，我坐在住宿楼的阳台上，有一口没一口的，喉头一痒，口中一腥，就吐出一口血来，鲜红。那天，阳台上下了一小潭雨，在水中漫开来，很快就将那水染红了。病情来势凶凶，挺吓人的。女朋友陈卓很关注，很在意，就请了几天假，她陪我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看。
好在从广纳区卫生院调县人民医院去当医务科长，后来当院长、副县长的段兴谱，他是七道河水库存的一个打石匠，考达县626医学院（达县卫生校特办的一个大专班），肯学习，对英语有极大的兴趣，经常发表一点小文章，大有能力，得到国家青年特殊贡献奖，钦佩他的人很多。我也是个医生，因为没有结核的典型症状，没能诊断出来。他一听我咯血，就考虑肺结核，去照了一张片，果然是肺结核伴咯血。
我知道肺结核常用链霉素，进住院部我就给医生说，我对链霉素过敏，医生就连皮试也没敢给我作。实质上是我对疼痛特别敏感，不敢也不想打针，医生用了些止血药和一线抗结核药，几天病情就稳定了。我要出院，但还不想回家。
我就住到师范校符道禹老师那里，记得那是夏天假期，他回南江去了，曾由他的学生介绍，常去他那里借书，认识了他。他是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个子不高，很结实，头发长，不修边幅，演讲口才很好，极具扇动性，经常写些较激进的文章和很含畜而又尖刻的诗。他住的地方可糟了，砖石结构，一层矮木房，青瓦屋架，内无装修吊顶，全是“蛛丝儿结满横梁”，墙壁脏得与牛圈差不多。后墙靠山，屋里几面墙都是书，后来，下雨将后山墙泡垮了，一巨石冲进屋来，墙上撞了个大洞，因而知名。县委领导知道后，才给这个高才生换了间房子，并且在巴中建市时，他调进了巴中日报社，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看了几天的书都是符老师给我介绍的《人间喜剧》、《简爱》、《大卫科波菲尔》，但没看进去多少，那些人名都记不住，就更不说那些情节了。我还是喜欢《老子》、《四书》、《庄子》、《孟子》、《鬼谷子》、《史记》等国文书籍。本可以还住些天，但我觉得住院费较贵，出院时，医生给我开了七十多元的抗结核药，我也没取，当然后来吃药全是自己出钱，才知道为我所在的医院节约是愚蠢的作法，广纳区医院不再给开免费药，也没报销过医药费。我为医院节约的结果，就是自己掏腰包。
俗话说：“好事成双，坏事连连”，人越困难越来灾事。那时是医院想方设法才买了一个小型发电机，先只是给病人作X光照片或作心电图才发电。后来条件好一点，晚上也发电到10：30点，给职工照明。医院也首次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晚饭后，职工及家属都集中到会议室看电视。医院领导也讲过，小发电机带不起，不准用电炉子烤火。可是，冬天不便烤火，我们私下还是买了个没有开关的电炉子。舅老倌下来看望我们，晚上同我睡。头晚上烤过了，却没有拨掉电源。第二天他起床较早，却一脚推到书桌底下。第二晚我们全部都去了电影院，中途电影院广播通知：“医院葛医生，家中着火了，请即回去”。我们一趟子跑回去，有人从门上窗户爬进去，已扑灭了火，书桌烧了一半截，柜子中她的衣服全烧了，其中最好看的一条绿色小皱连衣裙也烧了，心痛极了，没钱买还是最重要的。我俩在会上受了批评，缴了10元罚款才了事。
要是那时有充足的电源，烤电炉子就不违制度；要是那时有电视，我们不会去影院……“要是”多着呢，可历史就是历史，社会落后就是落后。
那时，我们确实是很正直的，单纯的。工作当年底，医院会计给我发了20元奖金，我说：“我又没作啥贡献，发什么奖金？”不去领。赵院长给我作工作，我没要，赵院长把钱交给工会主席张显忠给我送到科室来，他来给我讲：“本来是医院给职工发的一点福利，一般都说成是奖金。” 我听了他的话才接着。当时，张显忠也还是年轻人，长我几岁，未婚，肯学习肯上进，人品好，助人为乐，是我终生好友。后来他借到卫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继调中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再调检察院当了监察科长、工会主席。
赵院长是渠县人，达县卫校毕业分配到通江来工作时，不知道住旅馆（当然也可能是没钱），就将学校带回来的铺盖展开，在红军广场一带，当时是通江县最好的房子——红江旅馆门口屋檐下睡了一晚，第二天才到县人民政府卫生科（那时还未成立卫生局）去报到的。可见，那时代的人是多么纯正。
要说这次得病，人也成熟了很多，一是看着吐血，居然一点也不紧张，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感觉。二是看了几天书，觉得很值，特别是没了工作的压力，完全放松的感觉很好。三是更进一步加深了爱情，她一天陪我取药、买水果、弄饭，很忙，也没一句怨言。我的心情很好，反而是我每天给她讲笑话，逗得她和病房的其他病员大笑不止，其乐融融。到同时增强了抵抗力强，住院一周，回单位用药不到六个月就好了，复查几次，肺部病灶没了。
记得同时住院有位老人，姓赵，50多岁，较黑瘦，对人和气，乐观热情。他是通江到铁溪公路的见证人，是那条公路的第一个机动车驾驶员。70年代，因近城一段公路未通，从县城买的拖拉机走水路，船运长坪，再组装，并在那段繁忙的大炼钢铁的公路上运行，他感到很骄傲。
以后生活很累时，我就想：“生病真好。”
甲肝之难
工作忙，学习忙，工资低，生活差，这不，她先出现了厌食的症状，全身软弱无力。不象我生病，她照顾得很周到，而她得了病生活就没那么好了。赵副院长开了些中药，还是不见大效，巩膜发黄，因接着要过年，我就送她到她娘家去。那时很不好坐车，就直接从广纳镇、竹子坎到麻石镇再到云昙乡木顶寨村三社，从早上天亮就走到傍晚才到家。但说一路上她又没劲，又吃不到东西，真是一寸一步，拖上去的。结果当天晚上，我也开始出现了身软无力和厌油等症状，巩膜黄染——我也得了甲型肝炎。好在她的药带得多，当晚我也就跟着吃起来。
那时，我们的关系刚解冻，得到丈母娘的认可，但得到的还是骂：“工作这么久了没拿个钱给家里，还得这些怪病，反常哟，象过日子的吗？”
我很想回家。
过了几天，我接着回到老家，想得到父母的关爱，但也是如此，回到家中就有事做，我一直是家中的主劳，没说的，父亲回来也骂了我们一顿：“钱没挣个钱，还都得了病，营养品都买不起。”但他并没有拿一分钱给我买营养。
我好伤心呀——我卫校没毕业，父亲就断我了生活费，我到谢生义叔那里借了30元钱才读完了书，回来工作的第一个月将工资去还上的。那时工资每月才38.5元，转正后才41元。我还喜欢买书，哪来多余的钱呢，但我没忘记每月给母亲5元，父亲隔天叉五安排些事情来要我的钱，一是把老二葛亮分配给我帮他读师范，葛亮师范毕业后，正好老三葛兰惠、老四葛人中读初中，正好分配给我与葛亮照管零用钱。二是父亲想发家致富，在哪听说养良种鸡能赚钱，我就给他办，一次买鸡蛋30元，一次买鸡儿子花了70余元，他是不会给一分钱的。隆克贵借去200不肯还，后来迁毛浴居住搬家时，正好碰到，就把他的谷子卖了200元的，但钱又是父亲拿去了的。他病了，我送给他60元卖补品。我曾节约三年多，才以230元买了一个收录机，他借去听，后听说他把收录机拿去帮别人挡计划生育款，换出钱来卷到他的包里。我们抗战七年，直工作到结婚时，还没存一分钱，而收的礼金，却被他全部拿去了，连我与陈卓的好友送的礼金，我们还巴巴地记地本帐上，他却只给我们200元钱去达县买衣服。之后，还礼他却一分钱也不拿出来，全是我们逐步去还人情。
我们现在病了，有钱买营养品吗？
培养我们是为了给他挣钱吗？
在家干活还挨骂，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又回到医院去了。
由于厌食，很多东西都不想吃。市场匮乏，工资又少也买不起什么吃的，换句说，那时布要布票，粮要粮票，肉要肉票，抽烟要烟票，各种物资稀缺，我们就吃伙食团。拿着肉票，人不熟，挤不过人家，还买不到肉吃呢。毛家飞是单位的炊事员，但是个爱喝酒又好吃懒做的家伙，特别不讲卫生。有天，我和赵院长在一起吃他做馒头，赵院长发现馒头中有些黄线线，一拉，才是纱布线——原来是他的手指受伤后用雷费奴尔纱布包扎着，在和面时没取下来，揉几下就掉进面团中，揉散了。再辦开馒头一看，胶布缠着的纱布卷也在其中——我们本来胃口就不好，一下子弄得都吐起来。
虽是学了医，人在病中，思维怠惰，也有忘记规矩的时候。一天在医院伙食堂早餐，厨师端出一盘豆辨来，我当时就将自己的筷子去挑，被W医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学医不懂隔离分食？我们被羞得无地自容。其实用一双公用筷子就能解决的小事。
无知是一方面，人呀最好不得病，得了病找不到一点温暖才是最令人悲哀、心寒的。
坚持在家做饭吧。陈卓一边上班，下班回来还自己弄饭。她学妇产科的，那时计划生育工作还没分开，计划生育手术特别多，累了一天，回来做饭也特别困难，而且我们怎么也不想吃，没胃口。有个在重庆工作的通江人，私下要给陈卓医生300元，不作终止孕娠手术，只是开假证明就行。可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意外收入，但她坚决不干，仍然过着经常缺钱的生活。达县市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也是理所当然。
正好春天来了，有折耳根上市了，我们买了些来，胃口才大开，但还是缺营养，身体消瘦。加之不想和同事们在一起生活，就商量到二兄弟葛亮家去住一段时间。
那头天晚做馒头，碱重了，都成了黄馒头，下剩两个。傍晚向县城出发时，我想扔掉可惜，不如带上。
第二天早上从县城向沙溪去，听说二弟在新民乡五台山村小学，不知多远呢。刚到沙溪下车，问到新民乡的方向，老乡指着“河对岸那辆车就是向新民方向去的。”我们马上下车跑到河对岸，但汽车已走了，就没顾上吃早饭，只有走路罗。那时一般乡镇是没有通客车，而且一路上也没有碰到其他类型的车——自行车也没有。
路过盐井，只几间挨在一起修的房子，有一间商店，吃的只有一包猫屎果（油酥糖衣花生米），拿过来看时，只见其中有蛀虫子，但也没其他任何可以称为食品的东西，只好买下。
我们懒洋洋地走在一条未成型的村道上，边走边歇。
在饿极时，我抖掉虫屎，喝点山泉，就着猫屎果吃。她就吃她曾不想带的那两个“肝炎馒头”，还说很甜很香呢。
过新民街道，已是下午黄昏时候，粮站旁边有两溜房子，中间一条窄窄的人行道——那就是街道吧，进去不几一间，有个面馆，只能煮面，我们见屋子太黑太脏。她说再往前去看看，结果，前面几间都是民房，没有餐馆。我想到了该乡，五台山村可能也不远了，就继续往前走。
结果越走越远。走到后来，钻进了林子，“松下无童子，林深不知处”。连小路都没有了。
很远才有人家，问路也问不到。只能照大概方向去找。
前行，肚子饿得肚皮都巴背了。
天早已黑下来了，我们照着一处亮光较多的地方摸去，那里正好是学校。
葛亮去某家走人户去了。另一老师叫学生拿些柴进来，就在房中烤起火来，那火浪子扯到木楼板上，我吓得不住地退柴，生怕引起大火烧了学校。10点多钟，葛亮到一老师家吃酒回来了，但学校没有开生活，又跑到临近一老师家中煮饭。当晚吃的是铁罐饭，特别香，有盐菜炒腊肉，也特别香。
大概凌晨1点钟才睡觉，第二天睡到10点多钟。有些小学生来到我们屋子里帮我们打洗脸水，弄柴火，很客气地说话，见我们是城里来的，穿着打扮有点差距，都很羡慕。他们天真，纯朴，站成一排为我们唱歌，我很感动，还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们。之后有个姓张的小孩子还跟我通过几封信，寄来他的作品，请我帮他改改，鼓励鼓励。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去当兵了，并在部队通过深造，坚持写作，成了一个有名的作家。
回来不久，听说葛亮又调文胜乡教书，我们又去那里看他，葛亮找到一个磁带，放给我们听，是邓丽君的。天哪，“人间哪得一回闻”，我简直不敢相信有那么甜美的歌声，那么好的歌词，一听就全身酥软，一听就入迷，久醉其中。我基本上是天天反复听，真可以说是天籁之音，人间绝唱，就象一杯酒倒在一个泥人身上，最后只想揉呀揉，再和成一人。
校长怀疑我们去鼓动葛亮调走的，他们对我们很是热情，专门宴请我们。会计定要给我斟一杯酒，而且是中药酒，一是我那时基本上不饮酒，二是我还在病中，肝脏解酒功能很差，又是小作酒，浓度高，烈性强，没及进口就吐了——可能还得罪了他。
旁边有座山，有红军烈士的集坟，叫沙溪红军烈士陵园，我们去拜望了一次，有张琴秋设计的石雕，有魏传统的题辞，七千烈士的集坟，很是感动人。周围有很多大山，其中的植被非常好，有千年古木，百年老藤，还见到了珍贵的野生铁皮石斛。
那时，陈卓的病基本上好了，只有我症状还比较明显。有她的照顾，有邓丽君的歌，病情很快得到痊愈。
人渣之难
有晚我与陈卓溜马路回来，在医院门口打一两盘台球，有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小伙子也在打台球。突然，他对我大骂并用球杆打我，我边躲边直问他：“干什么？”因他完全无力自制，象个疯子，我们只好在本单位一同事的劝拦下，迅速离开了那里。后来同事问过那小子为什么？他说：“我的婚姻破裂了，看到别人婚姻幸福，心里就气大”，因而要打人。
曾听说有人无故打人，原因是“看那人不顺眼。”照他那么说，是“有故”的——打人的理由还很充分。
不久，我一家无缘无故糟到辱骂，我被乡卫生院、乡食品站三名党员……
（不堪回首——略）
车祸之难
转眼又是十年后的一个中秋，我借调卫生局工作近4年了——后来还一直借用着，中途曾调到通江县疾病控制中心和通江县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但直到2009年才正式回到农合中心上班。整个借调时间，不计闰月已达13年7个月，不知可否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傍晚，我带着儿子葛承翰，保姆小兰，坐车回铁佛镇。路过县工业局门口，刚好二弟媳也要回去，而且姪女因发烧正好输液结束，立即拔掉输液器，上车同行。我抱着姪女坐第一排，葛承翰坐我左边，再前面是司机座椅，二弟媳坐我们后边一排，保姆坐在4排之后。
到三合乡已是天麻麻黑了，在三合小学门口，有个大左转弯，刚好一盘子打过来，左侧公路边一盏灯突然亮起，直射过来，司机一慌神，向右一盘子，车子就向右路边冲下坎去了，当时我们只觉得速度快，还不知道车已没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前行了。
喜得山坡腰部横穿一水沟，车子斜插在水沟上，没翻过去，也没下冲到希望小学院内去，否则，全车人可能被压死。
全车人基本都是从前挡风玻璃处冲到车头前一小块地上。
全车人都没有说话的，好象第一个是我醒来，我挣扎着从人中坐起来，感觉全身无力，以双手撑地面，左手臂似乎向前折得超过了正常幅度，但我没有多想。我叫了几声葛承翰，没人答应，我半拖着身子，爬向前去就找到了他，把他拖了一下，他就从人们的四肢下爬起来，到左边一土包上去坐着了，叫着脚痛。姪女就在旁边，一动不动，我拖不动……。
我脸上流下了血来，把左眼模糊了，我擦了一下，又摸着她拉了一下，她仍未动。我虽全身不痛，但一点力也没有，又倒下去了。这时才意识到，出车祸了，但不清楚其严重性。过了一阵，有人说话了，也不断有些人站起来，有人叫“出车祸了”……有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来背我到公路了。我仍没有二弟媳的消息。
乡政府王本贵副乡长来了，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重点帮助，拦车将我们送通江县城。
那时没有手机，承翰在乡卫生院，当晚又送到铁佛去了。二弟媳倒在我坐的前排上，姪女横卧在我同排的右侧座位上，都昏迷不醒。我开始呼吸有点困难，叫不出声来，但心里很清楚，我感觉我的右手也不能动了，用左手托着右手去摸姪女的脉搏，脉搏还较平稳，我就放心了，路上摸过二三次。二弟媳始终没有动也没有声音。
车间巷道好象有个人躺在地上，肚子胀鼓鼓的，象个死猪，随车左右摇摆，一直也未出声。
到城里，县医院外一科全准备好了，杨述飞、陈俊等医生给我们进行了检查，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晚陈卓，葛亮、父亲、母亲也都赶赴县医院，并将葛承翰又送到了县医院与我住一个病房。
父亲母亲在铁佛炖的鸡没人吃一口。
后听说，二弟媳被送到上一楼的外二科，当晚作了脾脏切除、肝修补手术，还输了血，保姆坐在后边，只右褪连二杆处有个小伤口。姪女也住外二科，查知有颅底骨折。我的伤处最多，肋骨折5处，右锁骨胸锁关节脱臼，左肘反张，左眼睑缘划伤，多处软组织受伤，左门牙折断。关键是胸腔出血，有300余毫升积血。到第二日，肺部水肿加重，呼吸困难，要高浓度吸氧才能生存。右大脚趾疼痛难忍，之后七八年一直要人扯一扯，疼痛才减轻一点。
二弟媳是第二天下午才苏醒。
陈卓是忙完了下面忙上面，葛亮一直没能抽出几分钟到我病房来看看我。
黄建华局长及局里大部分人都来看过，人事股王军副股长还焙了鸡汤送来。
杜朝文、赵均平当晚抬我到照片室，我在单架上，两边一合拢，肺部受压，就象要停止呼吸一样难受。
我多处软组织伤，主管医生杨茂林连碘复都没空给我涂一点，第三天，他才来作了一点皮肤消毒。外面的人说：“全县医院只是围着你们葛家一屋人在转”。因为我们家加保姆共5人受伤，而且从总体上讲，伤势最重。
在住院后期，我病情稍微缓解后，了解到余某在服刑劳改时受了重伤，在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成活，很感人。我吊着绷带，写成《营救“穿胸杠”》一文发表在《巴中日报》和《通江报》上了。
……
都是伤感的、烦难的、血淋淋的事实，不想再回忆，以后我家就没有中秋这个节日了。
当然，我是知恩图报的人，我们永远记得并感谢当晚那些无名好人、无名英雄——有卫生局领导和员工，有乡政府的干部，有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有保险公司领导和员工，有驾驶员，有街道平民，有亲友，以及不论何时何地发出过同情之感叹的所有好人……他们及时的、无私无偿的帮助，为我们全体伤员节约了抢救生命的宝贵时间。
鼻中偏曲
姬昌的二弟封于西虢，三弟封于东虢，统称虢国，因而得姓，后改虢字为郭，其基因有优点，也有更多的缺点，性格都比较内向和古怪，自以为清高，皮肤粗糙，有家族性过敏性鼻炎，我从小身体不好，反复感冒，因此鼻甲肥大，鼻道狭窄易堵塞。耳道也有同样受到压迫，听力受影响，为重听。
话说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从身体稍胖就开始，经常头晕头痛，头面部发烧，一般在傍晚，逐步加重，折磨得我好苦哟。隔几天就一个周期，过几天又好些，常在麻将桌上，头晕得乱了方寸，常输。并且长期如此，记忆力明显下降，我刻苦读那些书几成白读。
呼吸恼火，我就经常使用滴鼻净，可暂改善症状，那时我是每次买50支一大盒，用半年左右，下乡要带，走亲戚家要带，不带就象要命一样。长期用药效果不太好，症状反而加重。一度时间发现每天三五次用风油精，可改善通气，也治愈了过敏性鼻炎，鼻塞还是不能根治，不可逆转。
我下定决心去治一下。在电视上看中央10台，有头晕头痛史的人，与上颌窦炎相似，他们把窦口开大点后，引流通畅了，炎症好了，症状也就消失了。我到华西医大检查，医生说是鼻中隔偏曲，CT见只有左侧上颌窦才有慢性炎症，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么折磨我，却只有那么点小病。
2011年我到华西医大作了等离子热溶术，烧去一层痂壳，以为好了，没到大半年，症状复初。
2012年7月初，我到省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一样。用了一些消炎药，先治疗一些时间，再择时手术。
与援通的李德炳老师联系，7月底又去省人民医院，安排在8月1日手术，我并且一再与李老师商量，要求将左侧上颌窦窦口开大一点。我报着巨大的希望，下定巨大的决心，克服对疼痛的敏感，勇敢地走向刑场——手术台。
手术室只我一个病人，后发现李老师在上一台手术后，就倒在手术室屋角里一堆绿色的手术布类中一把椅子上睡着了，他是逞我用术前针后半小时休息一会儿。有个说普通话的女医生是进修生，姓蒋，声音特别纤细温柔，很好听，但不认真听，常不知她说些什么，其他医生我都不认识。我用术前针后慢慢睡着了。
手术器械的种类比国民党监狱的刑具还多，手术比用刑还惨，只不过是慢慢地割，有目标地割——我一点也不害怕，因病痛折磨得我都小看它们了。
手术开始了……只是我没有吼起来：“来吧，我是共产党员。”
直到后来，我略清醒了一点，那是李老师用钳子在夹掉部分鼻中隔骨片，鼻中隔自然就伸直了，也就改善了两侧鼻副窦口压力，今后应该好转了。
卡嚓卡嚓地响，一阵一阵地痛——我坚持着。
我也感觉到李老师把左侧鼻副窦口给切了一点堵塞物（肥肉）。然后用纱条用力将鼻道填塞压实。送我出来时，我全然不能行走。年长的一老师穿着手术衣，从另一通道将我送回病房，以致于陈卓和她姐都不知道我已回病房，还站在手术室外等。
当晚，按照医嘱，陈卓用冰帕反复冷覆，开始还不怎么痛，5-7个小时后就痛得不得了啦，我坚持不用止痛药。眼睛充血发胀，额头奇痛。睡在床上似睡非睡，非睡似睡。晚上零时左右，静夜人静，疼痛更加厉害，我起来在走廓上来去度步。
惨绝人性，六神无主，坚持，也只有坚持。
直到第三天上午8时30分，才去拉掉右侧鼻孔的纱条，又坚持一天，到第四天去掉了左则鼻孔的纱条，我才算是又活出人来了。
几次因病住院，家属是特别辛苦的，跑上跑下，取药弄饭。
人体修理工作是件痛苦的事，但我主动要求入院的心情却是那么迫切。病床也紧张，其他病员没走，李老师就给我留下了床，通知我入院，不到一周，一房四床，换了一个遍。我在整理东西准备出院时，新病人又来了。
九九八十一难都过了，剩下只有“一生”了。
“一生”说短也短，说长就长，够我尽平生之力全神贯注地一直书写下去。
我曾经作《自画像》：
家传过敏鼻炎，从小鼻甲肥大
族有双脥汗味，一生臭气熏天
中隔偏曲，五官不正
倭背缩颈，五短身材
左眼小于右眼，看人大多不确
眼高目空一切，手低徒劳一生
右手低于左手，手长合并衣短
左胳曾经反张，右锁至今脱臼
右肩无锁骨易成滑肩，任事无担当难承栋梁
椎间盘（膨出）擅离职守，双下肢（疼痛）举步维艰
短脖不善长啸，糙额难展笑颜
心胸狭窄多疑，智量短浅少才
小事精明，斤斤计较
大事糊涂，酸酸若馊
老光眼现近视症，忌妒心呈狭隘病
古怪更兼暴脾气，自矜自伐难维人
口齿不清理不明，话不投机友不多
胸中无浩气，出语乏宏音
心比九天高，命比湘纸薄
通讯不设点子，散文缺乏丘豁
记性悟性有差，读书背书无益
曾经困穷知节俭，而今小富还吝啬
骄傲自大自满，直言稚语无忌
嗜兰如命见好就收未得好，读书万卷过目即忘无沉淀
……
可以续下去，但再续也没什么好话。都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不死就是福，或者还有更多之福？意外之福？
写作还是后来才给我带来荣誉的，当初得以出名还是车祸和被三名中共党员……。一夜间，到处都知道了葛伟及其一家人，单位及老家人，亲戚朋友都来看视慰问。奇怪的是，我虽被党员打伤，却坚定了我加入中共的决心，并于1995年4月15日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在我的鼓动下，三兄弟一姻弟，在读大学的儿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家人可以成立一支部了。老爸退休没事，就兼职葛家坨支部支书吧。
通过两次官司，我也学会了一些公文写作。也学到很多成语，包括官官相为、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腐败贪污、道貌岸然、落井下石、弱肉强食、强踩人头、尔虞我诈、因果报应……人生多些历练，是不是好事呢？
多舛的命运是人生宝贵的财富，但痛苦的历练，还是越少越好啊。
2013、9、18
通江县医疗保险局郭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巴中市散文协会理事，小说协会理事
地 址：四川省通江县诺江镇石牛嘴红峰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
作者简介
郭伟，男，四川省通江县铁佛镇小岭子村人，生于1963年1月6日，1981年毕业于达县卫生学校分配到广纳中心卫生院工作，现为西医主治医师，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调铁佛中心卫生院工作，1996年调县卫生局工作，同年上派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通江报》社学习1年，1997年毕业于四川省党校行政管理专业，2006年任县卫生局医政股副股长，2009年任县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任副主任，2013年5月，县农合中心合并于县医疗保险局。
本人先后发表消息、通讯、散文、小说、图片700余篇，其中在省以上刊物发表近200篇，医学管理论文20余篇。撰写《新农合运行应降低成本》发表于《中国卫生》2010年第8期；《明确定性分级，优化协议管理》发表于《中国卫生》2011年总311-85期；《农村合作医疗稽查方法探讨》发表于《中国卫生》2012年323-7期、《大众健康报》、《四川新闻网巴中频道》；《试论医疗行为保险》、《论社会办医的目标管理》等论文，标题曾译成英文打印在杂志封面上，作为重点导读对象，多次在《健康报》、《法律与医学》、《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中国卫生事业管理杂志》、《四川工人日报》、《精神文明报》、《川北经济报》、《巴中文学》、《巴中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曾获得县委宣传部授予的“优秀通讯员”称号。《飞越秦川》曾获四川省科委优秀通讯奖，多次获县卫生局重奖。2015年5月1日加入市作协，2015年12月1日加入四川省作协。2015年由四川省美术出版社出版个人散文专集《莳兰纠歧》。2016年5月，任巴中市散文协会理事、小说协会理事，2016年10月加入中国散文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