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悲歌——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爷爷奶奶和我

作者简介

王卫东,1957年农历正月28生人，祖籍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现居达拉特旗。少时在乡下干过别人没干过的活儿，吃过别人没吃过的苦；念书期间正当“文革”，断断续续读到初中，未毕业便辍学回乡劳动；后因“农转非”摇身一变成了城市“知青”，在达拉特旗张铁营子苗圃参加了那场“很有必要”的“上山下乡”运动；1975年在达拉特旗青达门当了一名人民公社的干部，从事农村青年工作，曾几次出席旗、盟、自治区团代会,并被入选内蒙古第六届团委委员，1980年调入达拉特旗团委工作；1983年随潮流考入伊克昭盟教育学院读了二年成人大专，取得了一张地方承认的专科文凭。毕业后借调到伊克昭电台当记者，后又调入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先后任综合秘书、副主任，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不到两年便当了一个兵头将尾的官。1992年，受“南巡”讲话的影响，达旗机构改革，一纸公文便诞生了一大批“总”字打头的公司，本人临危受命“下海”为政府创办实体。不料，生不逢时，加之“水性”不好，几经“扑腾”才捞住一根救命“稻草”。上岸后与政体失之交臂，只得脱离“体制”，继续在商海打拼，任过公司的总经理、集团公司的部长、副总、党委书记等职，现已退休。

无论从政从商，本人从不世俗、从不市侩、从不迎合，一生正直，以文为友，爱在文字间苦中作乐，尤以散文见长。在《中国散文网》及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数篇；曾策划主编《崛起与辉煌》一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 漠 悲 歌

一、两个寡妇一桩婚姻

公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二十八。那天风和日丽，正值日过午头。在毛乌素大漠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里，一声嘹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哇…哇…哇”地打破了这个沉寂已久的沙窝窝！我奶奶喜出望外大声吼道：“生了，生了，还是个吊蛋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在门外等候的我爷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爷爷盼孙心切，一个人蹲在门槛外“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听到我奶奶这一声嘶喊，放心地在鞋帮上磕磕旱烟袋，起身看他的那群牛去了。他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手背转一路走一路哼，哼着哼着就哼出了一首他最拿手的《下苏州》：

“一条扁担那软溜溜，担上黄米我下苏州呀么呼儿嘿，苏州爱我的软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呀么呼儿嘿”。

这个好消息马上传遍了巴嘎淖尔滩。

这个“吊蛋的”便是我。

我奶奶跑前拾后，打里照外，伺候着月子里的母亲和我。那时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天，天空阴云密布，洋洋洒洒飘着几朵雪花，屋里的土炕炉子不快，直往家里冒烟。我奶奶怕熏着我这个宝贝，拖着一双小脚独自爬到了我们家那个茅庵房子的屋顶上去捅烟囱。

屋顶是个拱棚形状，泥抹房顶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犹如一个溜冰场，我奶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不小心就像在高山上滑雪一样“呼啦啦”地滑落到了地面，好在那时的茅庵房子不高，但这一跤也跌得不轻，我奶奶的一只脚被跌崴了，而且脚尖朝后脚跟朝前了，疼得我奶奶呲牙咧嘴，她咬紧牙关喘着长气，未吭一声趴着挪回了那个小屋，焦急地等待着我爷爷回来。

本来那双可怜的小脚就够她痛苦的了，这回更是雪上加霜，一下子红肿得像个起了面的窝头。等我爷爷放牛回来，我奶奶二话没说伸出她那只被崴了的脚，“快，给我拧过来”。我爷爷使作浑身力气“咔嚓”，就将我奶奶的脚恢复了原位。

这就是我的奶奶！

我奶奶叫解忙则，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去世时留下三女两男五个孩子，我奶奶是老大。一个十三岁的娃娃与母亲相依为命拉扯这群孩子，我奶奶一个人照看四个。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全靠吞糠咽菜，孩子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她说：“家里没个吃的，妈妈就把粗糠炒熟在碓臼上捣，捣烂让孩燕儿们（陕北一带的人对孩子的称呼）吃。那个粗糠嚼在嘴里实在是咽不下去，饿得一个个‘哇哇’地嚎，嚎哇哭叫活不成人啊！”

我奶奶提起过去那段岁月总是长吁短叹，说她那个老妈：“一个妇道人家，拉扯的五个孩燕儿，没个吃上的、没个穿上的，社会上再没有比她更苦的人。”

她说，父亲死后不久，她的户家伯父解（hai）五方曾三进五出到他们家，劝说她妈妈改嫁。

解五方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拉扯这群孩燕儿不容易，找个人有个靠，给你帮衬一把，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况且你还年轻，总不能守一辈子活寡。”

她老妈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斩钉截铁地说：“兄弟，你的好意我领了。孩燕儿都是我生的我养的，我能生下，就能把他们养大，我就是讨吃要饭也不会连累你们。至于我，你也放心，我活着是解家的人，死了也是解家的鬼。寡妇门前是非多，兄弟你以后少来。”

我奶奶说：“我那个倔强的老妈一辈子没改嫁，把我们一个个拉扯成人，娶的娶，聘的聘，一个也没打了光棍，一个也没被饿死。她老人家活了九十一岁老死。死时，儿孙满堂，重孙还爬得一材盖（棺材）。”

我爷爷叫王存良，也是长子。他们弟兄三人，分别为：王存良、王应良和王应魁。

据我爷爷我奶奶讲，我们这门人家自我爷爷的爷爷起就子嗣不旺。我爷爷的爷爷叫王脑亥，育有两子，分别是王鸡换和王连秀，我们这门人家就是王连秀这个族系，他是我爷爷的父亲。可是没等我爷爷长大成人，他就撒手人寰，留下了孤儿寡母四个人，那年我爷爷还不满十岁，我爷爷的母亲才二十八岁。

我爷爷是长兄，小小年纪就撑起了这个濒临破碎的家。然而，祸不单行。我爷爷的父亲王连秀死后没几年，依稀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爷爷最小的弟弟王应魁，那年十二岁，被他的叔伯哥哥王常有领上到张家沟瓷窑买尿盆，回家的路上，路过超凯梁庙，王常有好奇，带孩子到庙里看神像。到了庙里，王常有开玩笑似的吓唬孩子说：“鬼、鬼、鬼，三条腿，掐了尾巴流黄水”。

王常有本意是开玩笑，可是在孩子的心中犹如扔了一颗重磅炸弹，脑袋“嗡”得像山崩地裂，顿时毛发倒竖，两腿发软，身上冒出一股冷汗。

晚上回到家里王应魁便昏迷不醒，一病不起，第二天早晨便呜呼哀哉！

我爷爷的老母亲怀着丧子之痛亲手安葬了她这个最心疼的小儿子，与她的俩个宝贝儿子相依为命，也是一生再未改嫁，活了八十三岁。

她死那年我十六岁。死的那天，我和我奶奶去草圐圙给牲畜铡草，家里就留有我的两个妹妹---王雁方、王艳萍和这个老奶奶。突然间两个小孩发现老奶奶躺在炕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把两个小孩子吓得赶快跑出去吼邻居。我们隔壁邻居何文明跑过来一看觉得事态严重，就跑来喊我奶奶，我和奶奶急马流星跑回去一看，已是奄奄一息。

从我记事起，我的这位老奶奶就已老态龙钟，体力活儿她已无能为力，但她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总在想方设法为她的儿孙们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记得她总是反复地做着同一件事：掏猪菜。胳膊上总是挎个筐子，行走在我们住的那个沙巴拉尔。

她一生默默无闻。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她一生没离开过我们住的那个沙巴拉尔，她走得最远的一次路程就是跟随儿子从“口里”走到了“口外”；从我们祖祖辈辈，不知生活了多少年多少代的陕北神木县的一个叫毛石拉沟的地方走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大漠的巴嘎淖尔滩，即现在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布连图村。在她的心目中神木县城是她知道的最大的世界，也是她最大的向往，可是她活了八十三年也不知道神木县城是个什么模样啊！

她临死时除了脑子有点糊涂外，身体还挺硬朗，一生没吃过药，没打过针，从没让儿子儿媳伺候过一天，死后人们说：“老婆儿人歇下好了，好回世呀”。她走时没给后人留下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人们连她姓氏名谁都不知道，她的儿孙也只知道她姓李！

我奶奶十五岁那年，我爷爷已经十九岁了。我爷爷这位寡妇老妈四处托人提亲,可是好一点的人家谁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父亲的寡妇家庭，最后还是我爷爷这位寡妇老妈亲自出马，跑到我奶奶家和我奶奶那个寡妇老妈商量。两个寡妇老婆同病相怜，都觉得门当户对，一家为儿，一家为女，也就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结婚那天，也没举行什么仪式，简单吃了一顿饭，我爷爷拉了一头毛驴就将我奶奶驮回来了。

走时，我奶奶打发不起身，说成甚也不愿意走。她那个老妈也是流着眼泪劝说女儿：“孩燕儿，儿大留下另，女大留下聘，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女孩燕儿迟早都是人家的人，谁让你转成女人了，女人就是这么个命，认命吧孩燕儿。”她越是这样开导，我奶奶越是放开声的嚎，边嚎边说：“不，我不走，我离不开妈妈。”

是啊，她离不开那个穷家，更离不开她那个寡妇老妈，她也不懂什么是结婚，结婚意味着什么。因为她还少不更事。

最后还是她那个老妈厉害，她将眼泪用衣袖一抹，心一狠对着我爷爷喊道：“大后生站下看了？过来，抱上走！”

有了丈母娘这句话，我爷爷跑过去一抱把我奶奶抱上就跑，任凭我奶奶怎么哭喊挣扎，我爷爷哪敢松手，抱在院外，驮在毛驴身上就跑。

我奶奶曾给我描述过她们那个洞房：我爷爷在陕北那个沟壑的崖根旁掏了一个洞，和老鼠打洞没啥区别。那个洞还没人高，人进去得低着头，人睡下，尿盆子就没个放的地方，因此，就在所谓的炕脚再挖一个小洞，尿的时候拿出来，尿完了再放进去。做饭没个地方，就在门外支个炉灶，寒来暑往，做饭、吃饭都得在门外，我爷爷借了人家一块烂门板，这就是他们结婚的全部礼物,也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我奶奶一下子到了这样一个陌生的贫穷的环境，和一个陌生的贫穷的男人住在一起，说成甚也不愿意回这个家，她确实离不开生她养她、和她相依为命的那个寡妇老妈。每次回婆家哭得送不回去，即使送回去了，嚎得又不让送的人走，她一个哭开，全家都开始嚎。

一说这些我奶奶好拿新旧社会做对比，她中年所处的那个时代虽然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人们还普遍受穷挨饿，但她已经很满足，她常说：“还是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社会好。”她常对人们说：“你们遇上好社会了，甚不甚婚姻自由，过不成能离了，我们那盏会儿，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给给人家，这辈子死活就是人家的人了，想也想不起还能离婚？！”

我奶奶和我爷爷结婚以后，不知生育了多少个儿女，然而由于生活窘迫，存活下来的只有我的姑姑王香则和我的父亲王子庶。为了这一双儿女，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他们遭受了人世间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生活的无情的摧残。

我爷爷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曾无数遍地向我讲述过他们这代人的悲惨命运，每一次讲述时爷爷奶奶眼里总是噙满了泪水，讲到悲痛处甚至失声痛哭，“活人难呢！”

我奶奶总是反反复复重复着这句话，她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要以为安上个人头就是人，人和人差得天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早已死了；人活一世三起三倒，谁也会有马高镫短的时候，得意的时候可不敢撑不住气；失意的时候也不要灰心丧气；甚会儿也要走得端、立得正；做人要做好事，可不敢苦害人，做好事是给后辈儿孙积德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云云。

这些生动的情景、苦涩的故事，富有哲理的言语，那些逝去多年但还在我的脑海里存活着的那些鲜活的生命，日日夜夜，以恍恍惚惚的方式不停地栖息在我的梦境中，以至于我情不能以。

后来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把这些零散的、残存在脑海里的记忆一一加以梳理，如果不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我愧对养我疼我亲我爱我一辈子的我的爷爷奶奶，愧对那些已经逝去久远的灵魂！

二、难以改变的命运

我爷爷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一九零五年，我奶奶生于宣统元年，即公元一九零九年，他们的有生之年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新旧社会，但不管什么朝代他们始终都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平头百姓，他们和普天下的所有穷苦人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庄户人。

土地是所有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然而在那个年代，土地都被少数人垄断，身无寸土的穷苦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只能给富人揽工受苦卖力气。

揽工受苦也有好多形式，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叫“长工”，即掌柜管吃管住，常年给主人家干活；

第二种叫“半种”，即掌柜只提供土地。耕畜、籽种、农具、人力等基本生产资料由“半种”者负责。秋天下来分“股子”，一般地主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归“半种”者。每年秋天庄稼一割倒，掌柜会打发人或亲自到地里数捆子，隔两捆拿一捆。

第三种叫“捉牛犋”，即掌柜提供土地、耕畜、籽种、农具等，受苦人只管干活儿，吃的不够可以向掌柜借，但春天借一石（一石三百斤），秋天要还一石五；粮食打下，先归还籽种和借的口粮，剩余部分对半分成。

为了生存，我爷爷我奶奶给人家揽长工、打短工、“捉牛犋”，什么都干，跟前方圆几十里有名有姓的富人我爷爷都伺候过，什么呼长财、杭侯和、张永厚、王跳则、王二存、何七虎•••••等等。在这些富人的眼里，我爷爷是数一数二的好受苦人。但不管给谁家受苦，一般来讲，第一年管饭没工钱。第二年以后还能挣到两吊铜钱。可是挣下这点钱，除纳税、出官项，不仅不够，还得倒贴，干了多少年，分文不获，还倒欠财主一笔债。

我爷爷十九岁那年与我奶奶成亲，家里穷得像讨吃子丢了棍要甚没甚。怎么办？还得向财主借“驴打滚”（ 即高利贷：借一还二）。

“揽工人儿难，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

按理说，辛辛苦苦受一年，临下工该结算工钱来养家糊口，可是财主算盘子一拨拉，还得倒欠账，而且一年比一年欠得多。

有一年，十冬腊月，寒风凛冽，全家人穿得还是“老虎下山那张皮”，冬夏一身衣，冬天的棉袄棉裤到了夏天把里面的毛或棉絮掏出去就成了夏天的单衣，而且还得千补万纳补丁摞补丁。我爷爷因为要出门受苦，还算不错穿一条露肉棉裤，上身披一件破夹袄，腰束一条烂麻绳。我奶奶在家里还是穿着那条被掏空的露肉短裤，坐在炕上用那团破被子来遮羞，不敢下地出门。

看着全家老小衣着褴褛，实在忍心不下。于是在下工时，尽管欠账，我爷爷又张口向财主借了几块钱，买了两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条裤子。

我奶奶十六岁那一年，穷得揭不开锅，我爷爷跑出去和当地的一家财主王跳则揽了三晌豌豆给人家锄。锄一天一人挣一升半谷子。当时那个地，草长得比豌豆还高，比豌豆也多，她一个小孩燕儿，又拖着一双小脚，一看见那个地浑身都在瑟瑟发抖，她实在没那个力气，锄不动啊。

有天，老天爷就像一个大蒸笼，太阳晒得她连气都喘不上不来，热晕得几乎虚脱，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坐在地里痴痴发呆。我爷爷一看不对劲，赶紧把我奶奶背上，找了一棵大树，放到树荫凉底下，正好树跟前有一泊子水，我奶奶也顾不了那个水干净不干净，趴下就喝，喝了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为挣那一升半谷子差点丢了一条命！

我爷爷把自己的“苦”当作一种资本，想“以苦为生”，用自己的劳动吃饭，只盼望“受一份苦，吃一份饭”，只求“苦”和“酬”的相等，来改变自己穷困潦倒的命运。然而他根本没弄明白，他也不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种“苦”和“酬”永远也不可能相等！尤其对于失地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揽工受苦穷困潦倒的命运！

我爷爷和中国其他农民一样，从古到今一直都是社会的“最底层”， 这种“最底层”的命运，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农民的社会地位自不必说，共产党执政以来，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代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一年四季辛勤劳作，但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劳动所得大部分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可以走出土地，但农民工在和市场打交道时，仍然显得势单力薄，处于弱势地位，还是难以走出“最底层”的命运。同其他阶层对比，农民的“受苦人”地位更加突出，至今没有大的改变。

何氏家族是陕北神木县北部有名的大财主，何七虎弟兄七人，他虽是老侯（年龄最小），但他是整个家族的头领。拥有的土地不知其数，从“口里”买到“口外”，一直从陕北神木县买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巴嘎淖尔滩和巴本袋。我爷爷是何家的主要伙计。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没遭过？受苦人一无所有，只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苦水！正因为这一点掌柜何七虎也看下了我爷爷这个好受苦人，对我们家比较开恩，想种多少种多少。

民国二十年代，何七虎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巴嘎淖尔滩（即现在的红庆河镇布连图村）买下了不知多少顷土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一次灾荒之后，牵着王氏家族的命运，拖儿带女，踏上了逃亡之路，从“口里”的世居之地走到“口外”的蒙地，在何家的土地上暂居下来，成了春种秋回的“跑青牛犋”，后来才逐步定居下来。

从我记事起我爷爷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那时是人民公社大集体，但他很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因为他给生产队牧养着一群牛，虽然这群牛属于集体财产，对他来说仍然把这群牛看做是自己的自留畜（那时国家允许农民自种少量的土体、自养一至两头牲畜、自植少量的树木，被统称为“三自留”）。

为了这群牛，他干起活儿来简直不要命，好像从不知道累一样。每当春季，别人还在午夜熟睡的时候，我爷爷却在庄稼地里挖壕子叠圪楞(一种阻拦牲畜践踏的办法)；他比任何人都起得早，回得晚，干得多；每当秋季，别人还在正午休息的时候，他起鸡叫睡半夜出去打草，从地里一背一背地往回背，为这些他心爱并辛苦了一辈子的这群牛安全过冬储备草料。我从没看见爷爷有午休的习惯，他唯一的嗜好是爱喝一壶浓茶和抽烟，每当他干活儿累了的时候就回家熬一壶茶，抽几锅老旱烟，只要有了这壶浓茶就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精神立抖，又有了使不完的力气！

以至于后来我爷爷不管去谁家，别人首先想到的是给王老汉熬一壶浓茶。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招待！

三、匪穴赎票

杭侯和是陕北比较有名的大财主。我爷爷说，他去杭侯和家“应聘”，主人家很大方地蒸了两大锅糜子面窝头，让前来“应聘”者吃，谁吃得多录用谁。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时，我爷爷正是能吃的时候。他一口气吃了八个半窝头，还觉得肚饱眼不饱。我爷爷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饱的一顿，杭侯和一眼就看中。因此，我爷爷给杭侯和做了好几年的长工。也是杭侯和比较器重的一个伙计。

当时活动于陕北神木一带的匪患主要是杨猴小这伙“抢头”。人们把杨猴小传得神乎其神，说杨猴小能飞檐走壁，练得一身轻功，跑马点椽头百发百中。当时这股“枪头”主要靠“绑票”为生，专拣大户人家打家劫舍，行话叫“请财神”。

当年陕北的人提起这股“抢头”吓得心惊胆颤，魂飞魄散。一听“抢头”来了，人们撒腿就跑，没个躲藏处，就像非洲草原上迁徙的角马，不管遇到多深的沟多深的渠都无所畏惧，纵身一跃。

有一回，我奶奶这位小脚女人跑不动，纵身一跃跳下了三丈多深的沟才免遭劫难。后来人们吓唬小孩说“不敢哭，再哭杨猴小来呀”，小孩儿哭声立止，吓得大气不敢出。

对杭侯和这位财神爷，杨猴小早就暗中派人踩好了“盘子”，这是“抢头”乐意要绑架的财神爷。

那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天，时令已到大小雪之间，正是杀猪卧羊的季节，杭侯和一家上下沉浸在一片欢乐和喜悦当中。那天阴云密布，死气沉沉，东南风一个劲儿地向西北吹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正在天空中孕育。

伙计们正忙乱准备杀猪，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爷爷跑出脑半梁一瞭，吓得撒腿就往回跑，向大伙喊道：“快跑！抢 头 来 啦！”

整个村庄狗吠鸡鸣。沉寂了一夜的村庄像决了堤的洪水，人们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朝着门前的沟渠没命地开始逃。

杭侯和还在被窝里，听见我爷爷嘶喊，提起裤子往上穿，跑到屋外一看，宅院四周已被“抢头”包围的水泄不通。

杭侯和、我爷爷还有几个家下人全被“俘虏”。

一个当家模样的人喊道：“谁是主事人？”

杭侯和也算一条汉子，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长官，我是。”

“你是杭侯和？”

“嗯。”

那个土匪头子对着一个匪兵喊道：“你来，辨认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彩票’？”

那个匪兵是个歪脖子，脑袋始终向右倾斜，嘴巴向上吊起，像一条被人驯服了的丧家犬，摇尾乞怜地跑过来：二当家的，没错，就是他。”

然后又对着众匪喊道：“好，好。杭掌柜看来也是个痛快人！家下人、受苦人没他们什么事，就让他们去吧。”

匪兵让出一条通道，除了杭侯和，其他人像开了圈门的羊群一拥而出，开始没命地逃。

杭侯和被五花大绑，派了几个匪兵在看管着。其余的人则把猪圈里正准备宰杀的那两头肥猪给杀了，在杭侯和家安营扎寨住了一天一夜。

酒足饭饱之后已是第二天的半前晌，“抢头”开始撤离，杭家能够拿走的东西被一抢而光。

杭家老小跑得无影无踪，一连四十多天没一个人敢回家。

我爷爷知道受苦人不是土匪要绑的人，回家走了几天就回来了，还有几个受苦人也陆续都回到了杭家，可是杭家除了几十只羊没被抢走，其他财物包括粮食都被抢了个净光。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伙计们都有点灰心丧气，说东的道西的，众说纷纭，有的说成啥也不干了非要回家。

我爷爷给大伙儿做工作，说：“杭掌柜平时对咱们也不赖，我们不是杭家的人，但也是吃得杭家的饭。人家遭了殃落了难，我们不能在人家伤疤上再撒一把盐。要走，我们也得等掌柜回来再走呀。”

在我爷爷的劝说下大伙儿还是不离不弃把杭家这个摊子给撑起来了。可是眼下要紧的是连肚子也填不饱，我爷爷自作主张说：“羊圈里不是还有几十只羊嘛。”就这样开始杀的吃羊，我爷爷说他一连吃了四十多天的肉。

土匪撤离后把杭侯和带上转到了一个叫二郎山的寨子梁(化名)住了下来，开始和杭侯和索要赎金，杭侯和满以为交上几百两赎金就可以放人，没想到这帮“抢头”狮子大开口，张口就要五千两，那得一百个元宝啊！那是杭家几代人的辛苦钱，吓得杭侯和倒吸一口凉气,说成什么也没敢答应。

对此，那个被称作“二当家的”恶狠狠地说：“看来杭掌柜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来人？”当家的一声令下，众匪徒将杭侯和架起就走。

几个匪徒把杭侯和架到一个若大的洞穴里，洞穴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屋里到处弥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股恶臭味。

地上放着一口巨大的铁锅，里面盛着一锅黑乎乎的粘液，散发出呛鼻的恶臭。窗棂上挂着一个皮制的灯笼，有几分古怪。

还是那个歪脖子狰狞着面目说：“你个老犊子顺溜点（老实点），爷爷是秧子房当家的，你晓不晓得？秧子房是过堂的地方，谁要是到了这里被爷爷上刑，不死也得掉几层皮。”

歪脖子抓起一把剪刀：“爷爷最喜欢剥人皮，从活人身上剥下一张整皮是我拿手的本事。”

这个家伙指着一个木头架子继续诈唬道：“剥皮时把人捆绑在这里，从脚跟开始一点一点往上剥，人被活活疼死吓死。看见没？窗户上吊的提亮子（灯笼），就是用人皮绷得，是我亲手剥的皮，亲手绷的，手艺怎么样呀？”

歪脖子又来到那口大锅前，用鞭杆敲击着锅沿，漫无表情地说：“这口黑锅是专门用来炸鸡子儿的，知道吗？炸鸡子儿就是把你架起来，脱掉裤子把滚烫的油浇在你那命根子上，活活疼死你！”

歪脖子说起几大刑法如数家珍，什么“熬鹰”、“喷花”、“背毛”、“挂甲”、“穿花”等等，听得杭侯和头皮紧绷，毛骨悚然，直吼：“长官,不要说了,我要尿尿。”

歪脖子继续诈唬道：“杭掌柜，是要钱还是要命？嗯？”

杭侯和也是个精明人，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想到自己几代人挣来的万贯家产，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他怎么也得活着回去，便满口应承道：“长官，你就饶了我吧，你说五千就五千，我就是卖房卖地砸锅卖铁我给你凑。只是我这盏会儿身不由己，我咋介给你凑钱呢？”

歪脖子两个绿豆大的小眼睛骨碌碌一转说道：“这个你不用愁，我有办法。”

第二天，歪脖子就打发两个匪兵带了帖子出发。

来到杭侯和家，杭家大门紧闭，屋里屋外一片狼藉。杭家大人小孩没一个，两个匪兵等了半天才好不容易等到我爷爷从地里回来。匪兵用飞镖把帖子往门框上一钉，叉着腰问我爷爷：“你是杭家什么人？”

我爷爷答道：“伙计。”

“杭家的人呢？”

“杭家的人躲抢头还没回来。”

“那就你了，杭家的人不在，伙计也能主事。杭家摊上大事儿了，杭掌柜被绑票我也挺同情。不过你们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是一条命。再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家有万贯，主事一人’，可不能不去赎呀。”

说完掉转头就走。

我爷爷大字不识一个，不知帖子上写的什么。匪兵走后，我爷爷把帖子拿下来找了个识字的人，只见帖子上写道：“限十天带五千两银子到二郎山寨子梁赎票，过期撕票。”

我爷爷听了后，脑袋“嗡嗡”直响，心“咚咚”地狂跳起来。这几日，掌柜的被绑架，杭家一家老小逃的逃，跑的跑，没一个人敢露头尖尖，家里就几个受苦人，这可怎么办？

着急的我爷爷用衣袖不住地擦着额头上的汗，蹲在地上双手拍打着脑袋：“老天爷呀！去哪闹五千两银子呀？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大伙儿看见我爷爷着急，把他扶起来说：“着急也没用，这些“抢头”只认钱不认人，没钱绝不会放人。”

我爷爷苦思冥想，一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他和伙计们商量说：“杭家的人一个也不在，我们也不能看着不管，我看这样，咱们都凑点钱，去见一趟掌柜，掌柜肯定有办法。”

大家一听说“凑钱”，脑袋搐成一颗疙旦，愁眉苦脸说：“我们都是穷光蛋，家里连锅也揭不开，去哪儿凑钱？”

我爷爷一听这话起火得咬牙切齿，声音提高了好几度喊道：“有个穷人家，没个穷村子，转、借、刁、抢也得凑，凑上百八十块，好去见掌柜。”

大伙儿都无奈地点点头。

我爷爷吩咐道：“如今儿就回去，投亲靠友能凑多少凑多少，驴打滚儿（高利贷）也行，只要掌柜的能回来，这些钱肯定能还上。掌柜的回不来，这个钱我来还。大伙儿快去快回，凑不上钱就滚回去。”

天开始下起了大雪，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雪，一下就是两天两夜，下得是沟满壕平。整个峁峁梁梁沟沟壑壑白茫茫一片，像一块没边没沿的白布苫住了整个陕北大地。

大伙儿走了两三天陆续都回来了，有的三块、有的五块，我爷爷出去还转借了几十块，一清点，正好凑够了一百块钱。他喜出望外，高兴得紧紧攥着这一百块钱，像似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第二天一早，我爷爷怀揣着这一百块钱立马步行上路。伙计们担心，这么大的雪天能行吗？我爷爷说：“雪再大，也得走，过了日子抢头撕了票咋办？”

天逐渐放晴了，然而雪后的天气更冷，凛冽的西北风吹到脸上像刀子在割，呼出的空气立刻就变成了白霜，眼睫毛和胡须挂满了冰凌。

越往山里走，雪越大，在膝盖深的雪路上，他不是在走，而是在爬、在滚、在趟、在钻。他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走停停，好在他对这条路比较熟悉，不然非掉沟里或滚到崖下不可。要是平时这条五十多里的路程，他半天就到了，可眼下这条路他足足走了一天多。

来到二郎山上的寨子梁已是黄昏时分。

这里是寨子梁的北坡，我爷爷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实在累得走不动了，在一个避风向阳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窑洞，拨开被大雪封闭的口子钻了进去，走了两天实在太累了，他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块儿羊大腿啃了几口，裹着身穿的大皮袄，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当他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他抓了两把雪擦了脸，又掏出羊骨头啃了几口，钻出窑洞，准备上路，忽听有人在哼着小曲儿：

“十八摸，摸到呀，大姐的沟里边， 好似洪泽湖水波连天，还有一座小金山， 哎哎哟，还有一座小金山。”

我爷爷心想：“抢头”。

从山坡上下来一胖一瘦两个人，唱曲儿的是个瘦子，脸二指宽，两个眼睛几乎挤到了一块儿；胖子个头挺高，大脑袋糟糠鼻子水泡眼。

瘦子还很客气地问道：“小兄弟，你上山是烧香问卦，还是办事？”

我爷爷答道：“办事。”

瘦子继续追问：“办甚事？”

我爷爷照着匪兵的说法：“赎票。”

“赎票？赎甚票？”一下子把我爷爷给问了个愣怔，结结巴巴答不上来。

瘦子很有耐心地解释道：“小兄弟看来不懂行规，‘票’就是人，人就是‘票’。‘洋票’是外国人，‘彩票’是富人，‘土票’是穷人，‘花票’是女人，‘快票’就是不过夜的黄花闺女，哈哈哈。连这也不晓得，还赎票呢？哼哼！”

我爷爷恍然大悟，急忙回答：“那就是彩票。”

“谁了？”瘦子继续追问。

“杭侯和。”

“嗯。”

“带钱没有？”

“带了。”

瘦子对胖子说：“怎么样，当家的真是神了，他说昨黑夜做了个好梦，今天一准有人来送钱，你看，说来就来了。去，把眼蒙上。”

胖子从兜里掏出一块黑布，把我爷爷的眼睛蒙上，一股难闻的脚汗味直刺鼻腔，恶心的差点吐了出来。

瘦子又命令：“原地转三圈。”

我爷爷被带到“抢头”的驻地。胖子给他解开脸上的黑布，眼前一片漆黑，但一股难闻的蛤蟆烟味呛得他咳嗽起来，半天才看清洞内的布局。

这是一个有着几间房子大的山洞，四周点着十几盏昏暗的油灯，门的左右两侧是两排大炕，洞的中间烧着一个用铁皮制作的大火炉子，铁皮烧得通红。窑掌空出一块很大的地方，放着一张宽大的椅子，上面铺着一张狐皮，两边点着两根蜡烛。狐皮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瘦猴瘦猴的，白净脸，小眼睛，留着两撇小黑胡，脑袋前半部分剃得青皮光亮，后半部分留着长发至耳垂，身穿黑绸绵袍，外罩一件狐皮背心，手里捏着一把扇子在不停地摆弄着。

我爷爷心想，这个人好面熟，他左思右想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大抢头”杨猴小吗？他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两个眼珠时不时地瞟一眼，但他也不敢问。

后来证实这个人就是“大抢头”杨猴小。

但我爷爷怎么看，这个杨猴小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凶神恶煞，倒像神木城里的说书先生。

据我考证，杨猴小大名为杨耀峰，因人长得又小又瘦，所以老百姓称杨猴小。这个匪徒祖籍河北，是个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从小习武，横行乡里，没人敢惹。

民国年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土匪四起，杨猴小也拉起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招降纳叛，劫掠村庄，日益壮大，匪众数千人，流窜于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陕北一带数年，民怨沸腾，苦不堪言。有首信天游唱道：

十月里来天气寒，杨猴小队伍下了山，断的老百姓钻老山，咱们的红军来到了，人人都喜欢。

杨猴小胆大包天，官府、军队、洋人均不在眼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猴小曾被孙殿英、宋哲元收编过，但不久又复叛为匪，在绥西包头、达拉特旗等富庶地区安营扎寨。

后经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严厉清剿，稍有好转。但其后经日本人唆使，又重新猖獗起来。

宋哲元是冯玉祥手下有名的铁腕将军。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晋行署主任并兼任河北省主席，曾命令部下领兵围剿杨猴小匪部，抓一个杀一个，格杀勿论。

在宋哲元部队的严密围剿之下，杨猴小匪部闻风丧胆，土崩瓦解，四散逃窜，杨猴小本人据说在陕北靖边龙眼瀑布一带从马上跌到山下摔死。

这是后话。

胖子和瘦子把我爷爷带到狐皮椅子前说：“大当家的，你真是孔明在世，我们一到后梁的坡底下，就看见这小子，他说他带钱了。”

大当家的问：“钱呢？”

我爷爷赶快解开皮袄，从里面掏出一个布兜子，刚要递过去，心想，不成。说道：“钱在这，我得见见我的掌柜。”

大当家的哈哈大笑,一口河北口音说道：“这小子人小鬼大，心眼还不少哩。只要你小子把钱交了，掌柜肯定能见。”

瘦子一把从我爷爷手里夺下布兜子递给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掂了掂沉甸甸的，问道：“一百块？”

我爷爷赶紧回答：“对、对、对。”

“不是说好五千，怎么才一百？耍我呢！”大当家的脸色陡然晴转多云，一脸不高兴，恨恨地将钱袋子扔到了地圪佬（墙角）。

我爷爷心想这下坏醋了，赶忙解释道：“不敢，不敢，这还是我们几个伙计东挪西借凑来的，这不是赎金，这是孝敬长官您的，你看这大雪天，想卖地卖房，也没人来买，况且杭家的人跑得跑逃得逃一个也不在，我们也做不了主，求长官先把人放了，掌柜回去凑够了钱，我保证送来。”

大当家的“嘎嘎”地笑了起来，脸色多云转晴，说道：“你小子真是个孩子，哪有先放人后给钱的？你小子要是跑了，我上哪找你。”

他端起一个小紫砂壶对着嘴喝了一口说：“你是杭掌柜的伙计你了解他吗？我知道，杭掌柜是几代财主的富裕人家，平时你别看他不显山不露水，那是圪龊老财（吝啬、抠门），一年光租子就收入几百石，他在神木县城还有当铺，不知赚了多少黑心钱，五千两银子对他来说，九牛一毛。卖房卖地纯粹扯淡，他唬你行，唬不了我。”说完发出一阵淫笑。

大当家的把我爷爷给说懵了。我爷爷只知道受苦，哪知道掌柜的在县城还有产业。他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大当家的，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想救掌柜，我是个受苦人，真的没钱，我要有钱我就拿了。”

说着，我爷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十岁没了大（父亲），是我的寡妇老妈把我拉扯大，长这么大，我还没跪过我妈妈，今天为了掌柜给您跪了，请大当家的放人，我一辈子记你的大恩大德。”说着给大当家的磕了三个响头。

大当家的说：“你小子算条汉子。可干我们这行，有自己的规矩，不能绑空票，一求情就放人，那我们早就散伙了，还干什么绺子！说白了，我们只认钱，不领情，有钱放人，没钱撕票！”

我爷爷心想，今天救不出掌柜，但一定要保住掌柜的性命，不能让“抢头”撕票。于是我爷爷恳求道：“大当家的，我猴孩燕儿不懂事，求长官能不能再给我宽限十天时间，我保证把钱送来。”

大当家的略一沉思，眼珠子一转说：“你小子心眼够多的。你怎么能保证十天把钱送来？”

我爷爷说：“只要你能让我见掌柜的一面，我自有办法，十天送不到钱，你连我撕了。”

大当家的追问：“说话算数？”

我爷爷回答的铿锵有力：“算数。”

大当家的说：“你小子还挺仗义的，是个好才地。中国人自古讲‘忠义’二字，你敢闯我的寨门来救你的掌柜，说明你心地善良，知恩图报，有胆有识，很讲义气。看在你对掌柜的忠诚执著，我今天破破例，从今天算起再宽限你十天。好了，你去见掌柜的。”

大当家的吩咐那两个胖子和瘦子：“领他见面。”

胖子和瘦子把我爷爷领到一处破窑洞前，打开一扇铁门，一把就把我爷爷推了进去。

洞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杭侯和在里面却看得很清楚。一看是我爷爷来了，杭侯和跑过来一把把我爷爷的手拉住，两行热泪扑簌簌就下来了，哽咽地说：“存良，你咋介来嘞？”

我爷爷说：“咱们说正事，人家就给我一个时辰。”

我爷爷把以上情况大体说了一下，劝说道：“掌柜，钱没了，咱们还能挣，人没了，要钱有甚用，赶快想办法凑这五千两银子，要不然你的命就没嘞。我给人家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才答应再给我宽限十天。”

杭侯和唉声叹气半天，给我爷爷安顿如此如此…….最后说：“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你快去快来。”

从窑洞里出来，我爷爷感觉如释重负，浑身上下突然像卸掉了千斤重担，走起路来感觉轻松有力。他和那两个胖子瘦子打了招呼，胖子和瘦子把我爷爷的眼睛又蒙上，亲自送到山下，并嘱咐了一番。

我爷爷直奔杭候和的老家。

回到杭家，他没见任何人，拿了一张锹，就跑到门前山水渠圪佬一个破窑洞的地下开始掏，不一会儿，一个陶瓷大瓮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我爷爷高兴得一把扳开盖在瓮沿上的一块青石板，满满一瓮白花花银灿灿的元宝展现在了他的眼前。这是我爷爷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多的钱，他拿起这个摸摸，捏起那个瞧瞧，心里有一股无以言状的、不知是自卑还是喜悦、是嫉妒还是羡慕的滋味。这时我爷爷才明白，大当家的说的也对。

他赶快照掌柜的吩咐，数了一百个元宝装在一个褡裢里，然后把那块儿青石板盖上恢复了原样。

次日清晨，天色朦朦亮，我爷爷拉了一头骡子出发。骡子的脊梁上驮着一个用牛毛织成的褡裢，褡裢里装着一百个元宝。

他尽量避开村子，沿着荒岭和山峁走。

傍晚时分，经过一天的翻山越岭，来到了一片杏树林间。

片刻从林间的隐蔽处冒出四五个人影，他们有的戴棉帽，有的戴羊羔子皮帽，也有戴狐皮帽子的，还有的用黑巾裹头，有的留着长头发，穿着黑色灰色的裤袄。

匪兵喊道：“弟兄们，上亮子（点灯）。”看来这些都是接应的“抢头”，他们点亮狼油火把，顿时黑烟缭绕，火光通明。这是我爷爷走时胖子瘦子安顿好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爷爷怕有什么闪失，走时候说好由“抢头”派人在半道接应。

有个土匪喽喽大喊：“从哪儿来？”

我爷爷回答：“从大路上来。”

又问：“到哪儿去？”

答：“到山上去。”

再问：“你上山是拜佛还是烧香？”

答：“烧香。”

这是接应的暗号。

暗号对上了，那个喽喽说：“得罪你了，山上有规矩，我还得把你的眼睛蒙住。”接应的胡子马上递过来一块黑布，把我爷爷的眼睛蒙上了。

经过半天的土路颠簸，来到了二郎山寨子梁门前，取下黑布，我爷爷环顾四周，看见的是满天的星斗和满院的灯笼火把。

那个土匪喽喽冲把门的崽子吼道：“老子回来啦，开门！”

寨门吱呀一声打开，我爷爷拉着驮赎金的骡子踏进山寨。

那个土匪喽喽对着一个脸上有一道伤疤的很壮实的汉子喊道：“大烟通，财神的大项（全部赎金），好好看着。这位老弟是赎票的，不能怠慢，我和弟兄们啃富（吃饭）去了。”

大烟通秃脑袋，国字型的脸上长着一对绿豆般的小眼睛。他看看我爷爷又看看那匹驮赎金的枣红骡子说：“小子，你的这匹骡子长得挺不错，褡裢里装的是老头子还是大耳朵（银元或元宝）？” 他命两个崽子，把褡裢卸下抬到后窑去。

我爷爷说：“不行，咱们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大烟通说：“小犊子，这是爷爷的地盘，哪有你放屁的眼儿，你想放片（死），自己过土方（选死法），爷爷我伺候你。”操起二龙吐须马鞭就要抽打我爷爷。

说时迟那时快，这时候胖子和瘦子过来说：“唉，弟兄不得无礼，当家的说了，不能怠慢客人，他是来赎票的，不是咱们的人票，要好好款待人家。”

大烟通悻悻地看着胖子和瘦子，很不情愿地放下了手中的鞭子。胖子对着我爷爷说：“兄弟辛苦了，咱们一块啃富（吃饭）去。”

我爷爷哪有吃饭的心思。

胖子吃完，把我爷爷领上说：“先到红帐先生那里登记交钱。”

胖子和瘦子把我爷爷交来赎金的事给大当家的一五一十作了汇报。

大当家的高兴得得意洋洋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杭侯和是有名的圪龊老财，这点钱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不过那小子（指我爷爷）也算一条好汉，要不是那小子给我磕那三个响头，我就撕票了。我知道他一个穷小子去哪闹钱，掌柜的肯定有办法，他想见掌柜正中我意，你看，这不钱就来了嘛！”

胖子和瘦子齐声恭维道：“大当家的真是神了！”然后转身又问道：“那人咋办？”大当家的说：“人家说话算数，我们也不能失信。放人！”

胖子和瘦子从大当家的那里出来，把我爷爷领到那个破窑洞前，给看管的人安顿了几句说：“可以走了。”

我爷爷把杭掌柜一抱抱在骡子身上，迅速离开了匪窝。

四、躲“抢头”

何七虎家财万贯，自然树大招风，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抵御土匪抢头的侵扰，他成立了大概有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这么一支“自卫队。”

何七虎这位财神爷当然也成了这股“抢头”要“请”的对象，但何七虎有一套对付土匪的办法，除了有自己的“自卫队”外，他还发明了一种“地窨子”来抵御土匪的骚扰。

所谓的“地窨子”就是在那深沟的半崖上打一个大洞，洞里边生活资料应有尽有，有碾子有磨有水井。进洞时在门洞口架个梯子，人进去把梯子一撤，下面的人上不来，上面的人下不去，像防空洞差不多，里边至少备有十天半月的口粮。怕氧气不足，也为了站岗放哨，洞里与外界设有若干个“猫眼”。一旦土匪来了，附近所有老百姓就像耗子遇见了猫一样全部钻了洞。

一次，“抢头”来了在洞外围了七天七夜，想把这位财神爷“请”出来，土匪耍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反而还丢了一条性命。敌人顺着“猫眼”喊话：“何掌柜，出来好商量，我们不会害你，包你全家没事，不多要，给500个大洋我们就走。”

何七虎也是一条硬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想杀想剮随你的便！”其实何七虎在每个“猫眼”都有一支枪在把守，说着说着就向“抢头”开了一枪，这一枪让这位喊话的土匪立刻脑袋开了花，里面的人听得非常的清楚，外面的土匪嚎成一片，“哥呀，我回去咋给娘交代呀！”

这股“抢头”一计不成又使一计，气急败坏地又使出了狠招——“熏”。土匪不知从哪里弄来狗粪，把狗粪和辣椒面搅拌在一起点着，顺着“猫眼”掉下来熏，可是没等放下来人们就用镰刀割断了绳索，早被老百姓踩灭了。就这样围困了七天七夜后土匪不得不开始撤退，但从此与何家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何七虎这一枪放的算闯下了大祸，土匪头目立即召集人马商量对策。过了不长时间，就对何家居住地——敖包焉来了次大扫荡。这次是一点消息也没打听见，“抢头”来了个突然袭击，多数人没有来得及躲藏。

这股土匪都是骑得高头大马，等人们看见，已经呱马扬鞭，一炮黄尘来到了何家的脑畔梁（住房对面的山梁），人们来不及躲藏，四撒五野跑成一片，大人叫，小孩儿哭，鸡飞狗跳。脑袋上面子弹在“嗖、嗖”地飞！何七虎也顾不了老婆娃娃，只顾自己逃命，跑到一个沟畔纵身一跃，几丈深的沟就跳下去了，躲了起来。

何七虎老婆也是个小脚女人，又有小孩拖累，哪能跑得动啊，被逮了个正着。这次被逮着的还有我爷爷以及何七虎的侄儿何胎气。

何七虎跳下沟以后藏在个隐蔽处。“抢头”没逮着何七虎就下令开始搜查，一个匪兵顺着何七虎跳下去的地方，端着个枪到沟底到处找。

何七虎在暗处，他在明处，当靠近何七虎时，何七虎双手抱起一颗石头照着这个匪兵的脑袋狠劲地砸下去，当场要了命，何七虎顺着沟继续跑，躲过一劫。

何七虎幸免于难，可何七虎老婆却丢了一条性命。

当匪徒们知道那个弟兄遇害后，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到了何七虎老婆的身上，这些惨绝人寰的畜生使尽了所有能使的招数，活活将何七虎老婆整死。

当匪徒们撤离以后人们陆续回到家里，发现何七虎老婆衣不遮体，遍体伤痕。两个乳房上钉着两根钢针，挂着两个铃铛。据说土匪逮着女肉票后，将其脱得一丝不挂，在乳房上钉两根钢针，强迫其擀面条，称其为“响铃面”，以其取乐。

何七虎的长子何银买还不到三岁，爬在妈妈的肚皮上，嘴里还含着妈妈的乳头……

何家大人娃娃、左邻右舍看到这一幕，悲伤地嚎啕大哭，何七虎捶胸顿足，仰天长啸：“老天爷呀，你睁大眼看看，这是个什么世道啊！阿弥陀佛，造孽啊造孽！”

何胎气被逮着以后作为“肉票”，“抢头”向何家索要钱财，可是何家是有名的细球鬼，“背上元宝跳河——宁舍命不舍钱”。

“ 抢头”给何家捎话“让亲人限期来赎票，否则就要撕票”。

可是何家说成甚也不给钱，气急败坏的土匪开始给何胎气上刑，刽子手们手里捏着一把刀，把何胎气五花大绑吊起来，然后开始割脸上的肉，割得一条一条的连下来，行话叫“肉帘子”，割完脸上的肉以后又把何胎气手脚砍掉，把肩胛骨用刀子捅开两个窟窿，绳索套进去拴在马鞍子上打马扬鞭活活拉死。

我奶奶听到枪响，抱起我姑姑没命的往沟里逃，顺着沟拼命地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藏身的地方——一个废弃的煤窑。

我奶奶顺着煤窑的巷道猫着腰就往里钻，好不容易摸黑钻到一个掌子面，没想到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乡亲。由于人多地方小，加之巷道深，通风不畅，孩子们被憋活得“哇哇”地嚎。大人怕孩子哭声引来土匪，就把孩子的嘴捂住，生怕有一点点的响动。

就这样在这个黑不隆洞的煤窑里躲藏了两天两夜，孩子们饿得连哭的力气也没了。好在煤窑的窑顶不住地往下滴水，大人小孩饿得实在不行就趴下喝上几口。我奶奶说：“怎么也得出去看看风声，弄点吃的，我们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呀！”

可是我奶奶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大家嚷嚷，都认为我奶奶说得对，但没一个人敢出去，我奶奶说：“‘枪头’是要钱，又不是要命，我们都是一群穷光蛋，人家要你能做甚？我们宁可让土匪逮住打死，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当饿死鬼，你们不敢出去，那我去！”

就这样我奶奶把我姑姑丢给了一起逃难的姊妹，独自一人跌跌撞撞钻出煤窑顺着沟跑出去探听风声。那时正是半夜时分，“枪头”们睡得正香，我奶奶觉着没什么动静，猫着腰径直跑回家里。还好，自己那个破屋还在，家里的东西还在。我奶奶翻箱倒柜，看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她记得她走时给我爷爷在后锅里留了几块窝头，她揭开锅盖一看，早就没了。她估计肯定是我爷爷回来吃了，这下也让她放心了。她翻了半天也找不到什么能吃的东西，突然想起窖里还有一口袋山药（土豆），她喜出望外，把山药窖刨开，装了半袋子山药背上就跑。

鸡叫时分我奶奶又折回到了煤窑。

大伙儿听见我奶奶回来，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了救星。大伙儿把我奶奶围住问长问短，我奶奶说：“有甚好问的，赶快笼火烧山药呀！”大伙儿这才手忙脚乱开始捡柴禾。我奶奶打发几个后生到窑门口笼了一堆火，把那袋子山药烧上。

又熬过了一天，还是我奶奶跑出去打听到土匪已经走了，高兴得我奶奶跑回煤窑叫大伙儿出来，大人小孩才放心地钻出了窑洞回到家里。后来人们说：“要不是这个老婆胆大心细背了半袋子山药，我们这些人不死也得剥一层皮。”

五、逃难“艳遇”

我爷爷就没那么幸运了，土匪来的那天我爷爷正好不在家，在回家的半道上就被土匪逮着，逮住我爷爷以后主要是拷问掌柜何七虎藏在哪里？我爷爷说“不知道”。

确实我爷爷也是不知道，当时都是各自逃生，谁能知道何七虎逃到了哪里？可是土匪们不死心，以为我爷爷是何家的主要伙计，肯定知道何七虎的下落，就开始严刑拷打，把我爷爷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派了两个打手用水蘸麻绳抽打我爷爷，打得我爷爷是呲牙咧嘴，皮开肉绽，青一块，紫一块。

土匪则炖了一锅羊肉，上肉之前围坐在一起，不知从哪了弄了一坛烧酒，边喝酒边神侃，一个喽喽吼道：“大眼珠子，再给弟兄们来一段荤的，解解馋！”

那个大眼珠子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不耐烦地说：“讲啥？不讲不讲。”“不讲喝酒！” 众匪兵起哄地吼道。

大眼珠子又说道：“讲是有代价的，你们想听一人先喝一碗。”众匪兵齐声吼道：“行。”端起碗对着嘴一饮而尽。

大眼珠子自我吹嘘道：“嗨！老子在东北那疙瘩不是个吹，谁不知道俺大眼珠子，老子泡过的女人你见都没见过。”

一个匪兵眼睛一翻说道：“嗨，别吹死牛了，不就是几个娘们嘛。”

大眼珠子继续吹嘘道：“哼，娘们？娘们跟娘们就是不一样。老子泡过的娘们有小日本的，朝鲜的，俄罗斯的，你见过吗？”

众匪兵一听来了劲，吼道：“外国的娘们有啥不一样？”

大眼珠子得意洋洋地继续吹嘘：“外国的娘们就是不一样，浑身雪白细嫩，一点儿不像咱们乡下娘们儿个个皮糙肉厚，黑不溜秋。不但白嫩，还知道怎样伺候男人，能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大眼珠子讲得津津乐道，唾液横飞，众匪兵听得津津有味，咧嘴傻笑。缠着大眼珠子：“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儿？”

大眼珠子酒劲上来了正在兴头上，说：“你们想听再喝一碗。”众匪兵又齐声吼道：“喝。”端起酒碗咕噜咕噜又灌了半碗。

大眼珠子唾沫横飞继续讲道：“这窑子嘛，也分三六九等，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众匪兵齐声问道：“啥窑子最贵？”

大眼珠子答道：“最贵的数日本窑子。”他说：“日本窑子贵是贵了点，但值！窑姐洗涮的挺干净，打扮得也挺漂亮。如果不是过夜，窑姐们做完就起来，穿上和服跪在‘榻榻米’上和你唠嗑，绝不会让你再搂再抱。一般两个小时，除非你小子功夫好，没完没了坚挺在上面不下来。”

众匪兵哈哈哈一阵大笑，端起碗，“来来来，弟兄们干了！”一个匪兵吼道。

“数啥窑子最便宜？”那个匪兵继续追问。

大眼珠子继续吹：“最便宜的就是朝鲜窑子，妓女都是从朝鲜半岛逃荒过来的，价钱低，客流好。尽管朝鲜女人也很爱干净，但染病的还是很多的。朝鲜窑子一般都是光棍逛得多，有点身份，讲究一点的，都怕‘丢份’、‘掉价’，不去！或者去了也说没去！

俄罗斯窑子最不景气，价格比日本窑子低，和我们的高档窑子差不多。关键是尺寸不配套，俄罗斯人人高马大，我们同胞差不多是‘蹬梯子上去、打触溜滑(东北俗语：滑梯)下来’。窑姐不洗不涮的，在床上‘大’字叉开，言语不通也没什么交流——您随便。碰上有其他爱好的，她在底下抽烟喝酒都不耽误，反正你在上面也盖不住她。俄罗斯人一般都有腋臭，味道很难闻。遇到瘾头大的，勾起她的火来，想走都没门儿，很恐怖的。就是一个好——个保个的‘咂’(东北土话，‘乳房’)大!”

大眼珠子讲得眉飞色舞，众匪兵听得发出一阵一阵的淫笑。

那两个打手早就停下手中的鞭子凑红火去了，把我爷爷吊在房梁上实在受不了，他看见匪徒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呲牙咧嘴，醉眼朦胧。心想机会来了，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对着土匪大吼：“我要巴屎（大便）。”

“抢头”们听得正在兴头上，被我爷爷这一嗓子搅乱了阵营。一个喽喽吼道：“小圪泡，你找死呀！”，过来抬起脚冲着我爷爷的屁股就是两脚。

“ 抢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拿不定主意，一位当家摸样的人发了话，“放下来吧，你看着点”。那个踢我爷爷屁股的家伙把我爷爷双手捆住栓了一根绳索，就像牵着一条狗一样牵着我爷爷出去方便。

那天夜里乌云遮天，漆黑一片。房子周围正好有一片竹芨林，长得有一人多高。

其实我爷爷哪有便意，他是想借机逃跑。他在竹笈林佯装蹲下，乘那个匪兵不注意，我爷爷运足浑身力气“嗖”得一下，用力挣脱了那根绳索，跑了。

那个匪兵向家里吼：“跑……了、跑……了”！家里那群匪徒喝得已经东倒西歪正准备吃羊肉，听见喊我爷爷跑了，放下饭碗就出去追。

那个当家的骂那个匪兵：“我日你妈的，连圪人也照不住，饭桶！”“啪啪”就是两个耳光，厉声斥责道“朝哪儿跑了？还不赶快追。”

那个匪兵扬了扬手，这群人开始搜寻。

其实我爷爷根本就没跑远，他藏在附近的竹芨林静观动静，等匪徒们搜索得走远了，听不见动静，我爷爷才顺着竹芨林猫着腰向匪徒们搜索的反方向，真的跑了。

我爷爷顺着竹芨林猫着腰继续跑，因为是当地人，对地形熟悉，他跑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才直起腰放心地喘了一口粗气，把栓他那根绳索解开来，坐下来静静地抽了一锅老旱烟。

心想：不知老婆孩子怎么样？一想到我奶奶和他可爱的女儿，我爷爷浑身充满了求生的力量，他把旱烟锅在鞋底上磕磕站起来直奔自己那个破窑洞。

他敲敲门，家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一把推开那扇破门，家里漆黑一片。他找来自制的硫磺棍子点着看了一眼，家里什么都没动，只是自己的老婆孩子不在了，他知道肯定跑出躲“抢头”走了，这也让他放心了许多。看来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活着，只是不知道我奶奶现在躲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肚子饿了，他揭开锅盖看看有什么能吃的，还好，后大锅还有几块窝头，显然，是我奶奶留给他的。我爷爷抓起窝头狼吞虎咽似的吃了饭，趴到水瓮上舀了半瓢凉水咕噜咕噜就灌了下去，然后拉开门赶快就跑，天亮之前他还必须找到自己的藏身之处。

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不远处土匪驻扎的院落里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并不时传来马子的响鼻声，看来“抢头”还在。他一刻也没敢怠慢，朝自家门前的那条沟跳下去，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时，村子里不时传来鸡儿的叫声，黎明马上就要来临。

他顺着沟继续走，天快亮时，突然在自己的前面看见隐隐约约有个人影，这时那个人也看见了我爷爷，显得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爷爷走上前一看，这个人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肥大的羊皮袍子，脚蹬一双皮靴，皮靴的鞋尖向上卷翘，腰里还系着一根布腰带。一看这身装扮就知道是从“口外”草地上过来的。

这个人走上前来，喔哩哇啦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可是我爷爷连一句也没听懂，但从几个手势和肢体动作，我爷爷知道了大半。

他手舞足蹈比划着，意思是说他拉着三匹马，可能是想去神木城卖掉，走到半道遇着了“抢头”，把他的马子全部抢走了。现在就他一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从这个人的形态可以看出，他显得非常的焦躁和惊恐。遇着我爷爷后他又像看见了救星，脸上又显现出了惊喜的神色，拉住我爷爷的手，在祈求我爷爷救救他。

眼看着太阳快要出山，远处村子里不时传来人吼马叫的声音，看来“抢头”又要行动了。他也没仔细想，拉起这个人的手拽着就跑。

我爷爷知道这里也有个煤窑，就径直钻了进去躲藏起来。

可是这个煤窑不是我奶奶她们躲藏的那个。进去后，窑里空无一人。我爷爷找了一块儿比较平坦的地方，示意就在这儿蹲着吧。

两个人圪蹴在这里。我爷爷掏出自己的旱烟袋点燃抽了一锅烟，然后递给这位陌生人，他示意不会。

不知是这个人有意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还是出于煤窑冬暖夏凉的缘故，这个人很自然地就将自己的毡帽摘掉，借助从窑里透进来的一束光亮，我爷爷很清楚地看见这位陌生人梳着两条发辫很细很长，从两耳垂直于胸前。

石破天惊！

我爷爷睁大眼睛，惊讶地问：“你是……？”

她也明白了我爷爷的意思，冲着我爷爷嫣然一笑，然后低倒头。

原来她是女扮男装！

这一幕让我爷爷想起了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件事：有次“抢头”进村，他们的邻居老婆被逮着，几十个匪徒像一群发情的馋猫发出一阵阵淫威的嘶鸣，他们将这位妇女身上所有的衣服剥光正准备奸淫，一位“长官”厉声喊道：“都他妈的滚一边儿去，老子好长时间都没沾腥了。”众匪兵恨恨退下。

那位“长官”独占花魁百般蹂躏。等候在外面的那群匪徒早已亟不可待，等长官出来以后如饿虎扑食一般，一个个将魔爪伸向了这位孤寂无助的村妇。

等匪徒们一个个离去之后，这位可怜的妇人遍体鳞伤，疼痛难忍，无法挪动。婆婆躲“抢头”回来看见儿媳妇奄奄一息的样子，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阿弥陀佛”。一位老婆婆听说后拿了个烂鞋底子跑来，把鞋底子放到炉子上烤热，在村妇的小肚子上熨，说这样能将男人那些液体排泄出去。同时也能起到消炎和镇痛的作用。

我爷爷暗自庆幸。

这位女子之所以能逃脱匪徒的魔掌，幸亏她女扮男装！

她有点害羞似的低着头，两只手不住地玩弄着自己的那两根发辫。

我爷爷才开始细细的端详，原来这个人就是不一样，细皮嫩肉的，两个颧骨明显的有点高，很明显，草地上的人常年在野外放牧，紫外线的照射使她的脸颊显得有点黑里透红。但由于体力劳动较少，因此她还保持着少女般的体型，那件又肥又大的袍子罩在她身上，使她显得越发的娇小，越发的年轻。少女般的矜持、腼腆、羞涩，使她看起来像个刚沐浴过的少妇一样，滑润细嫩的面孔上容光焕发，始终荡漾着诱人的笑意。

她把那件肥大的衣服脱了下来。铺在了面前那块比较平缓的下面是随时可以燃烧的太阳石上面，她小心翼翼地坐到那件袍子上面，示意我爷爷也挨她坐下。

他遽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

我爷爷把他的旱烟袋收起，小心翼翼地挨着她坐下。她顺从地依偎着他，就像磁场的异极相吸一样，一切来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和谐!又是那么的唐突!

他一把搂住她，霎时，一股电流在体内燃烧，他觉得他似乎搂着的是一团棉、一团絮、一团空濛濛暖烘烘的云。

那个漆黑的窑洞造就了如此美妙的触觉！

他把脸埋在她圆滚滚的颈项和肩膀之间。她的头发、她的肌肤、她的唇香、加上太阳石、泥土和汗水的气味，混合成一种沉醉的芬芳。

她伸出自己的左手，从自己胸前右边伸过去，将自己贴身的那件夹袄的一排纽扣嘣嘣嘣地一一解开……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窑洞里她的手开始给他的手导航。

他的手宛如一叶扁舟在黑黝黝的惊涛骇浪中游遍她全部的领海。山峦起伏，波谷荡漾，从太阳石的巷道深处传来阵阵颤动，好像地球在他的脚下要飘然离去。但他又战战兢兢地发现：有大漠拨地而起的沙山；有沙海一掬清澈的甘泉；有原野茂密生长的草滩；有山涧飞奔流淌的小溪。

这里没有一句语言交流的词汇。

这里是最混纯的洪荒状态，两只早已孕育成熟的小白兔，一只还未羽化成蝶的蛹。一切都是原生的状态，发自原生的本能……

她本能的呻吟声从太阳石的巷道深处漂浮上来。

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真实的产生。

有位贤哲达人曾说过，黑暗真是一个奇妙的境界；黑暗中的声音最真切；黑暗中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不是伪装害怕阳光，而是真实害怕阳光。多么特殊的状态！

这是一片洪荒的原野，他在这一片荒原上摸爬滚打；这是一片沸腾的火山，既壮观又使他恐惧；这是一块久旱干渴的沙漠，它拼命地要吸干他身上所有的水分；这是大漠上的一汪清泉；这是一汪清泉中的绿洲；这是绿洲中的神秘花园；这是一个最古老神秘的话题，而这个最古老神秘的话题又是最新鲜的，最为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他从那片滚烫的沙漠里爬出来，他好像身上所有的水分都已吸干，以致他几乎虚脱，喉咙眼儿有一束火苗直往上窜，幸亏那个少妇还怀揣着一壶水，她递给他大口大口地灌下去，感觉舒服了好多。

几天来“抢头”的严刑拷打、逃窜、饥饿、恐惧、疼痛，让这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突然感到很劳累很劳累，疲倦感不断向他袭来，很快他就呼呼地大睡过去。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半前晌，饥饿感一阵紧似一阵地向他袭来，幸亏那位少妇还藏有一点干粮，几块干烙饼和几把炒米，她拿出来示意他吃。他和那位少妇推搡了半天，但饥饿感还是迫使他把少妇的干烙饼啃了几口。如果说是我爷爷救了那位少妇，倒不如说是那位少妇也救了我爷爷。不是少妇的那几块干烙饼，很难想象我爷爷怎么才能在那个漆黑的窑洞里熬过两天两夜。

第三天，“抢头”开始撤退，这对孤魂野鬼走出那个窑洞。我爷爷把那个少妇送到通往毛乌素大漠那边的一条大路上，打发她上路走了。

这段“风流韵事”，我爷爷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却对他最心爱的小孙子讲了他这段“隐私”。

他说自从送走这个女人以后，两人再没见面。后来，我爷爷也从“口里”走到了“口外”，在毛乌素那片大漠安了家，但他始终没打听见让他魂牵梦绕的那个女人。

他老人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仙逝后的几十年，我这个不孝孙子，却用这样一种方式，而且还添油加醋，想象了不少合理的情节和细节描写，运用文学语言把您这段“隐私”给公开了。

六、心中那轮明月

民国年间，在中国陕北敖包焉的一条沟壑，我爷爷一双黝黑的大手，捧着“神瓶”，在一个龙泉眼下接“神水”，之后用红布将其包裹，挂于颈上，身后是俯跪祈雨的几十条汉子。

这群陕北汉子，头戴柳帽，手拿柳条，赤身裸体，齐唰唰跪倒在敖包焉何家黑龙爷庙前，“叫雨师”扯开嗓子向神告白：

“进的六月，滴雨未下，红日暴晒，云丝不见，山头冒烟，树梢着火，青苗干枯，生灵涂炭”云云。

礼毕，四壮汉抬起神楼。楼状如轿，柳梢遮饰；众人紧随其后，“叫雨师”手持粗长柳条殿后，有掉队者，光脊梁上登时就会冒出几条血印。

出得庙门，神楼信马由缰，逢山爬坡，遇沟跳崖，全无惧色。沿途见庙磕头，遇佛烧香，短者十里八里，长者三五十里，所过之处尘土飞扬，黄风斗阵，似战场，如搏杀，不见人影，惟闻歌声。其领歌曰：

“五谷田苗晒坏了呀下海雨哟！”“清风细雨洒青苗呀，下海雨哟……”众和：“救——万民！”其声惨烈悲壮，如嚎似哭，令人不忍猝闻。

这是陕北农民祈雨仪式。

尽管这群赤身裸体的汉子是那样的虔诚，可老天爷还是滴雨不降。

陕北黄土高原本来是个旱灾频发的地区，有十年九旱之说。爷爷奶奶清楚地记得，民国十七年陕西全省无县不旱。灾情于民国十七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有资料显示：“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的对象，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井离乡，出外逃荒。

那一年，我爷爷正好承包了何二的三垧地，说下包一年给人家缴八石糜子，我爷爷奶奶满心欢喜，描田野，绘大地，迎着春分播种，顶着烈日耕耘，一个心眼为着五谷丰登！

然而，天不随愿，通年滴雨不下，颗粒未收，赔了个净光。

聘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男子汉大丈夫说出去的话也得算数。给人家何二交不上租子，没办法，我爷爷和他连襟借了一领大皮袄，又和邻居借了几块木板，才把何二这疙瘩账了清。

我爷爷弟兄俩人，他为长。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我爷爷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

在民国二十年代的某一个时辰，弟兄俩人拖儿带女，携妻拎母，逃离王家先人不知居住了多少年多少代的那片沟壑，一路北进，在毛乌素大漠的巴嘎淖滩驻足。继续给何七虎“捉牛犋”。

我爷爷我奶奶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陕北那个大山，决定要走“口外”的那天，俩个人不知是兴奋还是惆怅一晚上没睡觉。

我奶奶说：“羊马年，好种田，今年正好是羊年，肯定风调雨顺年景错不了。”

我爷爷说：“听说巴嘎淖尔滩沙蒿长得有半人高，只要把沙蒿掏掉就能种糜子，能吃三年好庄禾。”

“嗯,我们再养点牛羊，用不了几年就能过上好日子。不过我听说，‘口外’沙梁地不和咱们口里的硬梁地一样，不耐旱。”我奶奶有点担心。

我爷爷说：“不咋，凭我们俩的苦水怎么也能把账还上，灰死（最差）也能落个饱肚子。”

俩口子在畅想着未来的美好。

到了巴嘎淖尔一看果然如此，比人们传说的还要好。有名的巴嘎淖尔像一轮明月镶嵌在大漠的深处，成群的飞鸟遮天蔽日，在这里繁衍生息，淖尔的前半部是嘎劳图和石拉驹两片草滩，长满了马莲、寸草，紧挨草原便是他们打算居住的地方，属于典型的沙巴拉尔地貌，梁壕相间，梁上沙蒿长得有半人高,黑压压一大片一大片，低洼处都是竹芨林（芨芨草）、寸草滩，牛进去都看不见，不知名的小水塘不知有多少，和“口里”那个黄土高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爷爷喜出望外，他每天晚上最多睡三个时辰，半夜起来就到地里掏沙蒿，打算把沙蒿掏掉开荒种糜子。到了五月份我爷爷把所有的地都开垦出来了。

“芒种糜子急种谷。”我爷爷打算在“芒种”前后把糜子安种进去。

可是老天爷偏偏不随你的愿，眼看就要到“芒种”了，太阳还是红杠杠的，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着急的我爷爷我奶奶给老天爷跪下磕头许愿，说下到五月十三给老天爷“领牲”（向神灵、天地爷宰牲献祭的一种祭拜形式，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爷爷奶奶满以为有了他们这份虔诚，老天爷一定会天降甘霖。尽管没下雨，我爷爷还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始摇耧下种，把糜子籽种全部干种进去了。

只要有点墒情，糜子就能发芽。

我爷爷押了一宝。

俗话说：“大旱小旱，不过五月十三。”因为这一天是关老爷的磨刀日子，一般来讲，老天爷多少总会下一点。到了五月十三那天，我爷爷我奶奶仰天长看，一眼在瞭着天上能生出一丝云彩，可是老天依旧还是那么蓝！

一个农民对雨的眷恋和期盼，永远都是那么的虔诚，那么的依赖，那么的无可奈何！因为在我们那个十年九旱的毛乌素大漠, 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无论下雨还是下雪，总是看见爷爷奶奶，脸上都会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会陷入愁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

尽管老天爷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我爷爷还是非常虔诚地要兑现他对老天爷的承诺，他给老天爷上香、跪拜、敬纸，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老天爷：“赶快下点雨吧，地里的籽种还干放着了，救万民呀……”

然后，他朝住太阳磕了三头。站起，从自己羊圈里挑选了一只最好最大的绵羯子（阉割的公绵羊）拉出来，把羊摁住，准备了一盆清水，一条干净的白布。把羊的四肢及肚皮用那盆清水清洗干净，把羊的耳朵划破取了一点血，用黄表蘸血向苍天烧掉，然后又把那盆清水浇到羊的身上，松绑。

我爷爷一眼盯着那只羊，只见那只羊一抖擞，头猛力一甩……我爷爷高兴得对我奶奶说：“老天爷领了牲了。”

我奶奶也是喜上眉梢肯定地说：“这回好了，不出三天老天爷会有动静的。”

可是左等三天右等三天，等了一个多月也没见老天爷下一点雨。

农谚说：“大暑小暑，灌死老鼠。”可是直到“大暑”老天爷也没下几点雨。着急的我爷爷每天跑到地里，用手顺垄垄抛土看糜子发芽没有，可是糜子籽种还原封不动地躺在地里，只在低洼处零零星星上来一部分，而且七零八落，缺苗断垄。

庄户人不用问，一家做甚都做甚。到该锄地的时候，别人家都开始松土除草，我爷爷已气得一蹶不振，想彻底放弃。

我奶奶也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劝说我爷爷：“天旱不误锄田，雨涝不误浇园。天是旱，但锄头上也有水了，不管咋说，捉住苗的地方咋也得锄锄。”她把护膝往腿上一绑，扛了一把锄头，下地给那些七零八落的糜子松土锄草。她说：“立秋糜子四指高，抽穂拔节溜人腰。指不定还能将扔进去的籽种收回来。”

她的所有希望都在那两铧子地里……

快到秋收的时候，或一日，天空飘来几朵乌云，不一会儿黑云翻滚，霍拉拉几声炸雷，天空立刻撕开几道白隙，顷刻间冰雹像羊粪珠子洒向地面，直下得漫山遍野白哗哗一片。

我奶奶费尽心机锄搂出来的几苗糜子被打得像个猫尾巴。快要成熟了的黄灿灿的糜子撒落一地。

收获的希望彻底破灭！

她感到锥心的疼痛无比的绝望！

她双膝跪地，面向苍天，两行热泪。“老天爷啊，你咋就不长眼睛，你让我们咋活呀！”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是啊！老天爷就这么不公，那年遭受雹灾的没几家。应了古人那句话：“风吹一大片，雨打一道线。”灾难就这样偏偏降临到我爷爷我奶奶的头上。

我奶奶觉得可惜，每天拿个簸箕，手里捏一把笤帚，到地里扫那些被冰雹打落了的黄灿灿的糜子。

爷爷奶奶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显得是那么的单薄，那么的渺小，那么的束手无策！

然而，不管遇到什么灾害他们都得默默地承受着，他们不会为此而将自己的劳动束之高阁；第二年他们还得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就像磨道的一头驴，围着磨盘不停地转圈圈。还得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一无休无止无始无终的春种夏耘。

因为他别无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农民！

这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这就是那个黑脊背！

我爷爷这位铁打的汉子眉头搐成一颗疙旦，何家的租子交不上还能缓一缓，眼下一家人就要断顿，这可咋办？！

我奶奶把老天对他的惩罚全部归咎于自身，喋喋不休地唠叨：“我说五月十三你给老天爷领上个过命牲（宰杀了），你还舍不得，把你大大放了，这下把老天爷爷惹恼了吧，报应啊！”

要是在平时，我爷爷早就火冒三丈，但这一回却出奇的平静，他也疑疑惑惑，是不是由于自己的不够虔诚，才导致了这场灾难？

他低着头闷闷不乐地抽着老旱烟，嘴里只嘟囔了一句：“快不要鬼嚼舍练哏了。”(意即瞎说)。

他大躺了一天，晚上睡下突然对我奶奶说：“我还得回‘口里’。”

我奶奶问：“咋介想起回‘口里’？”

我爷爷解释道：“这巴嘎淖尔滩人烟稀少，咱们又东认不得西，西认不得东，少亲无故，借都没个借处？不走就是个死。”

我爷爷深知一个男人的责任重大。

我奶奶也清楚，家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

我爷爷一晚上没合眼。他把从小给人家揽过工的富人像筛子一样过了一遍……

临走时他给我奶奶留下八个字：“长短活着，等我回来！”

陕北已到了深秋季节，粮归仓，草入垛。

我爷爷“拜访”的第一家当然是何七虎，他把他的遭遇如实向掌柜的做了汇报，何七虎关心的是他的租子和借出去的粮食，他哪管我爷爷此行的目的。我爷爷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只得到何七虎一句话：“今年交不上租子我也不能把你打成粮食，明年不说你也得还呀吧。”我爷爷满口承诺。这让我爷爷确实减轻了不少负担。

然后他一家一家的过，人家都说，现在是农闲季节，哪有营生？最后我爷爷还是跑到神木城南的麻家塔，找到王二存家，给人家诉了半天苦，最后王二存也是出于同情才答应给我爷爷寻一份营生，让我爷爷到东梁的地里挖壕子叠圪楞。

我爷爷到东梁一看少说也有十几里的壕子，他心里估摸咋也得两石粮食，他欢喜不已，回去就和王二存搞究。王二存不紧不慢说道：“存良，我这个圪楞叠也行，不叠也行，就是个拦挡牲口的作用。两石？一石也不可能，你想做就八斗草麦，咱也不用搞究，一口价，这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别人我连这点也不给。”

无奈……

我爷爷思谋了半天。我奶奶手捏一把笤帚，跪到地里捡拾糜子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他心一横：“干！”

他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就像台挖掘机，起早贪黑，没明没夜地干。他一共挖了十几里的壕子，一边挖一边叠，没用多长时间就完工了。结束后王二存给了八斗草麦。

为了及早运回家里，我爷爷用二斗草麦倒了一头毛驴，驮了剩下的六斗草麦急匆匆从麻家塔启程赶往巴嘎淖尔的家。

可是，没想到饥年牲口乏，它也不堪重负啊，走了不到三里路，毛驴便“扑通”一声卧倒不起来了。

这可急坏了我爷爷，家里一家老小都在眼巴巴地指望着这点救命粮啊！求生的欲望和意志成了我爷爷唯一赢得生存的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我爷爷将驴背上的六斗草麦卸下一分为二，毛驴驮三斗，他背三斗。毛驴咋走他咋走，毛驴不歇人不歇，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把背卸下来，坐下抽一锅老旱烟，然后起身再走。饿了就跑到别人家，和人家死皮赖脸要一碗饭，把他背得草麦给人家留下一碗；困了，就到那些废弃的窑洞或烂房圪洞迷糊一会儿。就这样，他从麻家塔到巴嘎淖尔，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真不知他老人家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汗水！

俗话说“路长不捎书”，可当时我爷爷瘦骨嶙峋，身负与自己体重相等的重量，徒步走了几百里路！

他那瘦弱稚嫩的肩膀扛起的岂止是六斗草麦？！

他扛起的是全家人的生命！

他扛起的是苦难生活的重担！

他是世界上最宽广最坚强的脊梁！

这一史诗般的伟大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

如果不是男子汉沉甸甸的那份责任；

如果不是大丈夫顶天立地的那份担当；

如果不是那份永不泯灭的希望；

如果不是那轮悬挂在心中的明月；

如果……每一种假设都有可能……

走到家门前，我爷爷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以为家里的老娘，妻子、孩子都饿死了，他站在那个茅庵草舍前不敢进门，立起耳朵，屏声静气在观察动静，没想到家里还有人，他喜出望外，一把推开门，抱住老妈不知是喜、是悲、是苦、是甜、是委屈、是劳累、还是心中的那份惊喜……

这位坚强的汉子在亲人面前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任凭眼泪“哗哗哗”地往下流！

“我盘算你们都不活着啦！”

在我们那个沙巴拉尔，女人就是男人的月亮。

在浩浩瀚瀚的毛乌素大漠，月亮至上，它照亮大漠每个孤寂的村庄。不管男人身在天涯，那轮明月永远悬挂在他的心里！就像村边家乡那条通格朗河滔滔而去，不管遇到高山还是大漠，终归要流向巴嘎淖尔一样。男人心里有了那轮明月，她就成了哥哥的牵魂线，他就妹妹心中期盼的那块白羊肚子手巾，他是她一生的依托，她是他停泊的港湾；男人心里有了那轮明月，这个家族就有希望，就不会倒下，生命就不会终结，而且会伴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七、三石绵蓬与四条人命

到了民国三十六年，旱灾又一次降临黄土高原，波及毛乌素大漠。旱灾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再一次背井离乡，出外逃荒。后来我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其中写道：“…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捩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春，整个西北地区尸骨遍野，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

老年人说“人吃人，狗吃狗，野雀老鸹吃石头”，这句话应验了。

还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在收生哩”。

到了六月中旬，老天爷终于给毛乌素这片干渴的大漠下了一场饱墒雨，虽然错过了摇楼安种的季节，但这片大漠却奇迹般地长起成片成片的绵蓬、沙蓬等草。这是唯一能在大漠里生长的几种沙生植物，如果不是这片大漠，仍在“口里”的“黄土高坡”，我爷爷我奶奶恐怕也难逃这场厄运！

到了秋天，我爷爷我奶奶凭借这身使不完的力气和苦水，搂了十石绵蓬，用以度荒，让他们终于熬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我爷爷的叔伯哥哥王常有一家却在这场灾难中丢了四条人命。

那时王常有一家也从“口里”逃了上来，在距巴嘎淖尔四十多里的纳林希里给陈家“捉牛犋”。那年秋天王常有的老妈在纳林希里被活活饿死。临死时王常有的老妈给儿子安顿：“老命，把孩燕儿送人吧，女孩燕儿迟早也是人家的人，减粮不如减口，给给人家幸许还能捡一条命。”

就这样王常有做了一个生离死别的决定，“童姻女儿”。王常有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那时已嫁给了宋有栓，身边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王常有四处打听，八方捎话，有人愿意领养自己的女儿做童姻媳妇儿，一分钱都不要，给女儿有口饭吃就行。后来被神木县刘家石畔姓武的人家领走做“童养媳”。

走那天，王常有指着这位陌生人对女儿说“这个叔叔家有好多吃的了，你跟上去哇，叔叔给你吃馍馍。”

孩子在这个陌生人怀里拼命挣扎，嚎啕大哭，“我不吃，我不吃，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孩子的妈妈，王常有老婆怕看到这一幕生离死别的揪心场面，早早儿就躲到邻居家里，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泪如雨下，捶胸顿足，孩子必定是娘的心头肉啊，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将自己的骨肉亲手送人呀！

“大老（父亲）我不走，我不走。”孩子伸出双手苦苦哀求，可是这条汉子面对孩子近乎绝望的哀求铁石心肠，他给孩子解释：“大老养活不了你，咱们家没吃的呀！”孩子说：“大老，我甚也不吃，就喝水行不！？”

孩子走后，王常有这条硬汉在炕上躺了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他不敢出门，不敢见人。他无颜面对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一双双谴责愤怒的眼睛！他在心里谴责、忏悔、祈祷，我躯躯七尺男儿，却保护不了一个还不到六岁的孩子！这个世道怎么了呀！

确实是啊，王常有，他现在已无任何保护孩子的能力，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悔恨的泪水直往肚里流！

这一走，生死不知，一生再没见面！

直到公元一九六八年，我父亲王子庶回神木老坟祭奠那些逝去的亡灵，顺便打听这个女子的下落，才知道武家领养回去不久也被活活饿死了。

这年秋天，我爷爷给王常有捎话，让他来巴嘎淖尔滩搂草籽，因为纳林希里是硬梁，不长这些沙生植物。不知是话没捎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王常有始终没来。

到了冬天，王常有却领着全家四口人搬到了我爷爷家。

王常有说:“窝不累窝是好窝，户不累户是好户”。言下之意是，赖也得赖在你王存良家！

我奶奶说：“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好求人，不管咋说，救人要紧，天无绝人之路，能吃几天算几天，该吃稠的，咱们改成喝稀的。”就这样我奶奶每天熬两锅绵蓬糊糊供两家人糊口度日。

到第二年的春天，巴嘎淖尔滩被饿死的牛羊不知其数，这些死牛、死羊、死猫、死狗都成了这些饥民的上等好餐，只要看见死了牲口，不管是谁家的，被这些饥民一抢而空。

那年冬天，王常有的父亲王鸡换说要到他“捉牛犋”的纳林希里陈家去，看能不能借点粮食，走时拉了我爷爷的一头毛驴。刚走不久，老天爷翻脸不认人，狂吼怒呼，霎时风生沙起，沙借风威，风借沙势，刮得一炮黄尘，昏天黑地，直刮了一天一夜。

王鸡换走后的第三天，我爷爷那头毛驴突然回来了，然而人却不见，我爷爷感到事情不妙，四处打听王鸡换的下落。有人到巴嘎淖尔滩里头看牲口，说巴嘎淖尔滩死了一个人，我爷爷听到这一消息，叫上他弟弟王应良大步流星就往巴嘎淖尔滩里跑。一看，果然是王鸡换。

王鸡换卷缩着身子，被冻成了硬棍，腰里还栓着牵毛驴的那根缰绳。

显然，王鸡换是迷失了方向，本来应走纳林希里，却背道而驰走到了巴嘎淖尔滩，他可能觉得方向不对就原地不动圪蹴在那儿，夹饿带冻，死了。

那头毛驴也是通过苦苦挣扎才挣脱了缰绳逃了一条活命。

我爷爷和他弟弟两个人满含眼泪，两腿瑟瑟发抖，一边掉眼泪，一边捡牛粪。弟兄俩个双手颤巍巍地将这位苦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抬起来放到了那堆牛粪上，点燃。“冻死鬼，不要怕，烤烤火吧。” 我爷爷嘴里念念有词，就这样了结了这位苦命人的一生。

到了第二年夏天，夏粮快熟的时候，王常有饿得站立不稳，身体开始浮肿。一天，王常有出去乞讨，路过邻村一块庄稼地，见人家豌豆结了夹夹，就跑进去摘得吃了几个，不料却被主人发现，二话没说就把王常有痛打一顿。回来王常有长呼叹气，再没起来。

临死那几天指着我奶奶幸存活下来的一只公鸡说：“你二娘（我爷爷排行老二），把那只公鸡杀得吃了吧！”

可那只公鸡是我奶奶专门留下的种鸡，是用来繁殖后代的呀！

死那天，王常有怀里还抱着一个奶罐，不知是哪位好心人给了一点鲜奶，但他已无任何吞咽的能力。

我奶奶后来说：“后悔呀，哪如把那只公鸡给杀得吃了。那时候人年轻，醒不得，也舍不得。”

她说，人到死的时候，那种求生无望的眼神，那种乞求无助的可怜的表情，让人想起就不寒而栗。她还说：“唉，那时候死得人多，活着的人也几乎都苶（nie）了。”

让我爷爷奶奶后悔了一辈子的一件事，是这年他给别人借了三石绵蓬（一种沙生植物，学名：软毛虫实。籽实可以食用）。那是我爷爷的连襟高文成，也是没办法跑到我爷爷家，好话说了个万万千，也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点洋烟（罂粟），给我爷爷抽上，苦苦哀求，说成甚也得给他借几石绵蓬，我爷爷也是没办法，出于救人的目的，就答应给高文成借了三石绵蓬。

不料，冬天，王常有一家搬到了我爷爷家来度荒，一下填了四五口人，日子显得捉襟见肘。高文成一家安全地活下来了。然而就因为这三石绵蓬却丢了王常有一家四条人命啊！

我爷爷提起这件事就后悔不已。他说：“如果不给高文成借那三石绵蓬，也许王常有一家死不了那么多人。”

王常有父子死后，家里就丢下王常有的老婆和王常有唯一的一根苗¬——儿子王凤岐，王凤岐当时才四岁。这对孤儿寡母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也只有我爷爷。

我爷爷和我奶奶商量，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总的找个人家有个依靠。后来经我爷爷说合，王常有的遗孀嫁给了我们邻村的一个邻居，这对孤儿寡母才得以幸存下来。

后来王凤岐携母迁居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道劳定居，育有三女一男。

八、恩将仇报遭陷害

陕北的匪患四起以及历经多次旱灾的劫难，我爷爷和我奶奶随着数以万计的逃亡大军，踏上了“西口”之路，在现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巴嘎淖尔滩有了立足之地，生活过的一年比一年强，除了能自给自足外，还有了一点点积蓄。某年的冬天，他用几斗糜子倒了一头母牛，打算用来发家致富。

我爷爷的迅速崛起，也引起当地一些人的嫉妒和眼红。以刘某八为首，张某恩、张某十一、李某旺等参与的一帮有钱有势的人，却在暗中苦苦寻求着驱赶王存良离开巴嘎淖尔滩的“苦肉计”。

刘某八对那几个人煽动说：“王存良把巴嘎淖尔滩的沙蒿快掏完呀，沙蒿没了我们人咋住，牲口吃甚呀？”

张某恩也附和道：“就是，王存良，沙蒿掏得垛下几垛，糜麻五谷打下几十石，洋烟（罂粟）割了几大碗，还买牛买马，他凭什么呀？神木上来个穷小子，现在快比我们强了，再不给他点厉害，他能把我们放在眼里？”

“那你们说咋办”？刘某八依枕燃灯正吞云吐雾吸溜着洋烟（罂粟）嗫嚅道。

有人质疑说：“王存良住得是何七虎的地，种得也是何七虎的地”？

刘某八不容质疑地说：“何七虎也是买得巴嘎淖尔的地，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坐地户”，他一个“外来户”还不服我们管了？还反了？”

“那咋办？”几个人把目光投向了刘某八。

刘某八是巴嘎淖尔滩有名的大财主刘某鼠的儿子，又担任着“自卫队”的排长， 可称得上是独霸一方的诸侯。

刘某八手握烟枪，抽着大烟，手下在给打着烟炮，吸溜一口大烟喝一口浓茶，两个鼻窟窿冒出两股白烟。刘某八得意地向那几个弟兄炫耀说：“饭后一锅烟，赛如活神仙啊。哈哈，哈哈”。

众人附和道，“大哥在巴嘎淖尔滩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你说咋办就咋办”。

刘某八过足了烟瘾坐了起来：“据听说，王存良在‘口里’给杭侯和揽工时，曾给大“抢头”杨猴小送过一褡裢元宝，你们说，这算不算‘通匪’？”刘某八问众人。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意见不一。

“如果不把王存良撵起，一旦被上面知道，那我们就是‘庇护罪’啊。轻者坐牢，重者就得脑袋搬家了。”刘某八进一步威胁道。

众人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刘某八。

事不凑巧，一天，何七虎的“半种”伙计张某乐在巴嘎淖尔滩偷了人家三头牛，要卖到包头。赶着三头牛走到东胜的杨七寨子，被当地官府扣押，经审问属贼赃，随即把张某乐扣押了起来，并通知札萨克旗（即现在的伊金霍洛旗）来人处理。刘某八等人作为保人将张某乐保了出来。

回到巴嘎淖尔，张某八这伙人可是大有文章可做了。

刘八某的嫡系张某恩对张某乐说“你偷牛的事实不容置疑，但你要开脱罪责，就得说是有人指使你干的。你把王存良咬下，就说王存良是坐地分赃，破了伙顶（破案），破不了伙分，要说的有时间、有地点，记住！”

张某乐是个外村人，还是我爷爷介绍才给何家做的“半种”伙计，这个人和我爷爷一样爱抽两口洋烟，两个人臭味相投，经常在一起吸溜两口。一天，张某乐向我爷爷提出给他二斗糜子，我爷爷说：“我也今年不宽套（充裕）。”拒绝了张某乐的要求，因此张某乐怀恨在心，恩将仇报。

张某恩对他这么一说，张某乐还有点摇摆不定，疑疑惑惑反问道：“王存良穷得有甚了，能补起这疙旦赃了？”张某恩说：“你这个人也是大闺女要饭——死心眼儿，王存良是何七虎的伙计，何家的地都是王存良给看管着，王存良补不起还有何家了吧。”张某乐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这群王八蛋的用意。

经张某恩这么一授意、一点拨，张某乐如法炮制，一口咬定，他偷牛的事是王存良和他伙干的，主谋就是我爷爷。

这一桩栽赃陷害的闹剧立刻在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上演得轰轰烈烈。

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可我爷爷我奶奶黑摸不知。

一天，我们的邻居杨猫娃老汉来到我爷爷家，老人家以为真的是我爷爷做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提醒我爷爷说：“咱们村出事呀。”还说：“张某恩、米某则、李某旺丢的那三头牛寻见了，是张某乐偷走的。”

老汉长呼叹气地又说：“唉，估计不是张某乐一个人，还有人了。”我奶奶好奇地接着追问：“还有谁了？”杨猫娃老汉到此打住，再没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唉，出不了三天你知道呀。”

老汉走后，我爷爷和我奶奶纳闷。我奶奶说：“这个老汉咋说这么个话，出甚事呀？”

不得其解。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所有的人家都沉浸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的吃喝。

二十八日一大早，我爷爷奶奶还在熟睡，突然听见有人拿枪托子戳门，怒汹汹地吼道：“王存良起来！”几枪托子把门砸开闯进来一伙人，说我爷爷偷了人。不容分说，将我爷爷五花大绑，一绳子捆起来带上走了。

全家人一下像掉到了万丈深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的那位老奶奶，我爷爷的老母亲嚎啕大哭：“儿啊，你咋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呀，我们穷不怕，就怕人家戳我们的脊梁骨啊！” 老奶奶信以为真。

当天，刘某八等人把我爷爷带到他们家，开始审问。“王存良！张某乐说，他偷牛是你出的主意，你指使他干的，破了伙顶，破不了伙分，你是坐地分赃，是不是？”

我爷爷是一条硬汉，他坚信一点，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他斩钉截铁地反问道：“张某乐偷牛我还不知道，我怎么会破了伙顶，破不了伙分呢？”

刘某八说：“王存良，我再问你，你过去给杨猴小送过一褡裢元宝，是不是事实？”

我爷爷说：“送过，是事实。”

刘某八继续诈唬道：“你知道不？这叫‘通匪’罪，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我当时只知道救命，如果不是那一褡裢元宝，杭侯和早就没命了，什么‘通匪’不‘通匪’我不晓得”，我爷爷继续抗辩。

当时民国时期实行保甲长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国民政府曾颁布过一项保甲方案，即《联保连坐法》，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十家连带坐罪。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

刘某八可谓是煞费苦心，搬出了这一杀手锏。

“你只要承认了伙同张某乐偷牛的事，我包你浑身无罪，如果你死不承认，可别怪我刘某八告你‘通匪’嗷！”

我爷爷毫不让步，“刘八某你也听着，你不要把事做绝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王存良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想杀想剮随便，有就是有，没就是没，老子不可能昧着良心做事，把没的说成有的。”

我爷爷这番铿锵有力的对答，让刘某八恼羞成怒，眼睛瞪得就像两颗牛蛋，手里捏着几张纸，手抖得纸“哗啦啦”地直响，指着我爷爷吼道：“王存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如今，铁证如山，人赃俱在，你还嘴硬！来人，给我吊起来，打！”

那群地痞流氓不容分说，把我爷爷双手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好一顿毒打，水蘸麻绳像雨点般一样落在了我爷爷的身上。

我爷爷是个暴脾气，话不顶对一说二打三翻眼，火气上来天王老子他也不放在眼里。此时吊在房梁上的我爷爷，朝住刘某八怒吼道：“刘某八，我日你那个先人。杨猴小把老子逮住那么拷打，老子也没说何七虎半个“不”字！你刘某八顶个球，想害老子，求门儿也没！”

我爷爷打死也不承认。

刘某八看下没办法，一计不成又使一计。

张某恩识得一匹好字，刘某八指使张某恩假捏了一份口供，把我爷爷从房梁上放下来，众人将我爷爷摁住，张某恩一口将我爷爷的中指咬破，在这份假口供上摁下了血红的手印。

可怜我爷爷大字不识一个，不知人家究竟写了些什么？但肯定的一点是写我爷爷承认了他偷牛的事呀，就这样他稀里糊涂被迫当了一回“杨白老”！

有了这份“血书”， 刘某八如获至宝，得意洋洋地手拿这份“血书”朝我爷爷抖动，说：“王存良，这可是白纸黑字，说在纸上，说不在纸下啊”。

我爷爷已被打成半死不活，有气无力地还在挣扎、抗辩：“刘某八，你黑笔刺人，良心让狗吃了……”

“你还嘴硬，看我明天咋收拾你！”刘某八恶狠狠地摔下这么一句话，扬长而去。

我奶奶以为把我爷爷整拾死了，第二天只身跑到刘某八家想看个究竟。一进门，看见我爷爷还活着，喜出望外，心里不住地念叨：“阿弥陀佛……！”

刘某八看见我奶奶来了，故意提高嗓门对我奶奶说：“王存良婆姨，王存良伙同张某乐偷了人家三头牛，你知道不”？

我奶奶不紧不慢地说：“王存良偷人又没和我说过，我咋能知道？”

刘某八拿出那份“血书”朝住我奶奶抖了抖说：“这是王存良的口供，铁证如山。”

我奶奶当时在事中，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疑疑惑惑反问刘某八：“那这疙瘩事该咋办呢？”

刘某八把胸脯子一拍说：“好办，好办，你回去给这圪肚（群）儿人好好儿做得吃上一顿，咱们了妥这疙瘩事。”

我奶奶以为有刘某八这句话这回可是没事了。赶紧跑回去就给杀猪宰羊，并打发人跑到邻居孟寨子家用两口袋山药倒了一疙瘩洋烟。不大一会儿功夫，刘某八领着这帮人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跑来了。

一进门脱鞋上炕。

我奶奶跑前拾后，就给熬茶倒水递洋烟。这群地痞流氓喝酒吃肉抽大烟，高兴得猜拳行令，好不快活。

酒足饭饱之后，刘某八却翻脸不认人，从兜里掏出那份“血书” ，又对着我奶奶说：“这是王存良的口供，现在唯一的出路是赶快补赃，不然的话，吃不了可得兜着走 ，后果你个人考虑。”

我奶奶反问刘某八：“他叔叔，你不是说吃上一顿没事了？”

刘某八恶狠狠地说：“头发长，见识短，这么大的事吃上一顿就没事了？我是说我和上面说说，省得王存良受那牢狱之苦。吃了人家的赃，你给人家补上，天经地义，够你便宜的了。”

刘八某的意思很明显，做了坏事还得让我奶奶感激他。

这时我奶奶还被蒙在鼓里，以为我爷爷真的偷了人家的牛了，央告道：“他叔叔，你看我们这个家穷得有甚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让那个死老汉倒腾的买了牲口了，家里就剩下几斗糜子，一家老小就指望这点粮食呀。”

刘某八恶狠狠地说：“你过了过不了，我管不了，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是补还是不补？”

我奶奶说：“好汉做事好汉当，王存良要真的偷下人，别说补，明天把他拉出去枪崩也是罪有应得。”

“好。够话。”

刘某八下令：“搬。”

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粮食和那头刚买回来的母牛被一抢而光。只有几口袋山药在窖里，当时没被发现。

我的那位老奶奶抱住刘某八的腿祈求祷告道：“老命，你看在我这个孤儿寡母的份上，”指着还不满两岁的我的父亲，“给这个孩燕儿留上一条活命啊！”

刘某八一脚将我的那位老奶奶踢开，翻身上马，绝尘而去。

那年是小月过年，当天正是大年二十九，夜幕降临，万家灯火，喜气洋洋。

然而我奶奶面对一贫如洗，一片狼藉的这个家，心缩成一团，感到锥心的疼痛。眼泪早已干枯，心里仿佛有样东西在撕裂。婆婆媳妇儿俩个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孤寂无助的两位小脚女人俯跪在地，祈求神灵保佑，念了一晚上“阿弥陀佛”，磕了一晚上头。这是她仅存的一点点精神依托。

翌日早上，大年初一,一丝淡淡的曦光驱走夜的黑暗，将光明洒向人间，我爷爷被释放回到家里。

我奶奶左思右想觉得这个事情好不对劲，有蹊跷。

她去邻居家借了几颗鸡蛋，给我爷爷煮了几颗荷包蛋，安抚我爷爷：“吃吧，别饿死，饿死了那些人会说你是畏罪自杀，你得好好活着，而且你必须堂堂正正地活着，你活着就是我们翻案最好的证据。”

我奶奶一边给我爷爷做饭，一边脱下我爷爷那身被打成像棉花絮一样的烂皮袄，熬了一锅糜草水，在给我爷爷洗伤，看着我爷爷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累累伤痕，止不住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掉！

“王存良？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张某乐伙偷来啦？如果是真的，就要敢做敢当，慢不说补脏，就是拉出去枪崩，咱眼也不眨。如果不是，咱也不能就让人家这么不明不白地欺负！”我奶奶说得咬牙切齿，掷地有声。

我爷爷反问我奶奶：“别人不清楚我，你还不知道我是个甚人，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我奶奶竖起大拇指说：“有骨气！”

“那你为甚给人家往下写那一堆？”我奶奶继续追问我爷爷。

我爷爷说：“嗨，那是我写的？我双手写不了个八字，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奶奶把手一挥：“那好。接下来，你听我的。”

两天没有动静。

第三天，刘某八的嫡系张某喜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到我爷爷家，骑在马背上一指头儿指住我爷爷恶狠狠地说：“王存良，你知道不？把你放回来，是让你赶快补赃。”

我爷爷不无好气地反问道：“家里的东西都让你们抢光了，我拿甚补？”

张某喜继续威逼我爷爷：“拿甚补是你的事，得你想办法，听说你窖里还不是有几口袋山药嘛，今天你必须送过去，剩下的赃限你在三天之内全部补清。”张某喜在上演一出“黄世仁逼债。”

这时，只见我奶奶摇摇晃晃一个箭步上前，把张某喜的马笼头一把拽住：“张叔，话没根不好听，盐从哪里咸，醋从哪了酸，都是有源头的。冤有头，债有主。王存良偷下人也是有起因的。”

“有甚起因了？你说。”张某喜得意洋洋地歪着脑袋追问。

我奶奶话锋一转对着张某喜突然冒出一句：“他偷人还是你给出的主意呀。”张某喜一听这个话脸色大变，赶忙指着我奶奶说：“你这个孩燕儿，吃饭得吃米了，说话得说理了。说出去的话可得给话做主了，你咋胡说开了？”

我奶奶不紧不慢地说：“张叔，我一点也没胡说。我虽然是个女道人家，可咱都是庄户人，说话一犁一耙。你不记得了？十月初三那天你来我们家，坐在炕上，我给你熬得喝了茶，你和王存良啦话，你说，巴嘎淖尔滩的牛多得数也数不清，存良你要有胆量偷上三头卖圪。跌破了伙顶，跌不破咱伙分。今天，你装好人，王存良却背着一面黑锅，倾家荡产，喊冤叫屈在替你还赃。人皮好穿，贼皮可不是人穿的呀，你要是有点良心，还是个男人，今儿你也站出来，咱们伙顶。”

张某喜强打精神，假装镇定地说：“这个孩燕儿，你说得好像有板有眼，戏演得不错啊，你说的这些话有甚证据和证人？”

我奶奶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对答如流：“张叔，这些见不得人的事，还能有证据证人？你兴得要证据证人，那张某乐说王存良偷了牛谁是证人？证据在哪儿？”

张某喜辩解道：“王存良偷牛，白纸黑字，都是承认了的事呀，还要甚证据？”

我奶奶说：“张某乐咬下王存良偷牛那是你们合套好的栽赃陷害，白纸黑字那是屈打成招。今天我把你也吊在房梁上水蘸麻绳打得死去活来，你是要命还是要脏？”

我奶奶这一反问把张某喜问得就像牛嚼蔓菁噎在了喉咙眼儿，噎得像红脸关公半天泛不上一句话来。必定这桩冤案是他们合套好的，所以张某喜心里也没底。

这时候，左邻右舍都跑来想一探究竟。我奶奶对着众人的面把以上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道：“咱们当面锣，对面鼓，把话都说清楚。今儿有这么多的人可以作证。”

我奶奶这一计，使这件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某喜梦也没梦见我奶奶会来这一手，突如其来的反咬一口让张某喜措手不及，无地自容，不知该咋样回答，结结巴巴甩下一句话：“好狗不跟鸡斗，好男不跟女斗。和这些婆姨孩燕儿说不清楚。”调转马头想一跑了之。

我奶奶使劲拽住马笼头不放，说：“飞起要落，张开要合，王存良这会儿还背着一面黑锅，咋办？原打算今天我去找刘某八算账，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没想到你亲自上门来，你休想走，除非刘某八、张某恩来了，咱们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你想在，我还不留呢。”

张某喜看下这个事情是泥沼地里耍猴——越陷越深，真的被这个老婆反咬一口，他也苦无证据无法说清，想借此了结这个事情，便给我奶奶说下一大堆好话，说：“这个事情自这儿打住吧，以后再不纠缠，贼赃也不用补了，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行不行？”

我奶奶大获全胜！

当天夜里，我奶奶对我爷爷说，“这些人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你跑吧，你去找解五方”。

解五方是我奶奶的户家伯父，当时在区公所担差。

不出我奶奶所料，没过几天，杨某宽甲长就上了门，说：“王存良，你哪来哪去，巴嘎淖尔你住不成，必须尽快搬走。”

我爷爷毫无办法，就按我奶奶说的就往神木老家跑。找到解五方把这桩冤案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一遍。

解五方听了后，气得脸色铁青，斩钉截铁地说：“你回去给那些人捎个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谁敢再欺负你王存良，我解五方一步一个银元，你把人给我打发回来。”

我爷爷感激涕零，一肚子的冤屈终于有人给说了一句撑腰做主的话。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朝住太阳硬硬地磕了三个响头。

张某喜跑回去给刘某八汇报：“粪叉子掏屁股遇上硬手了，王存良老婆可不是非凡之人，我可不是那老婆的对手，再闹我也得进去。”

我爷爷从神木跑回来把解五方的话有意的放出去了。但凡从“口里”上来的人都知道，解五方虽然官职不大，但谁也知道这个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因此这伙地痞流氓权衡再三，再没敢纠缠我爷爷。

这件事情就这样水消沉底不了了之。

以后我奶奶常说：“贼咬一口骨软三分！”

时间到了公元一九五一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曾经称霸一方，威风凛凛的刘某八被定成了“恶霸地主”，成了人民的管制对象。

在轰轰烈烈的“运动”感召之下，这些曾经陷害我爷爷的地痞流氓纷纷主动登门，给我爷爷赔礼道歉说好话，过去抢走我爷爷的那些东西也一一予以退赔。

刘某八亲自上门道歉：“他叔叔，我那时候年少轻狂，做了对不住你的事，我真是猪狗不如，后悔得我肠子都霉青了！如今儿还得请兄弟海涵！”刘某八咬文嚼字在试探我爷爷的态度，并顺手牵来一匹马驹，想送给我爷爷。

后来这匹马驹成了巴嘎淖尔滩一匹有名的“走马”（骑乘用的马，走的是对侧步，每侧两条腿同时同步起落交替前行，骑者永远处于悬空状态，跑起来平稳舒适），“合作化”运动这匹“走马”也入了社，成了大队那些干部的坐骑，有一回大队干部孟世则骑着这匹马到杭锦旗办事，一天跑了200多里路，天快黑跑回来，跳下马背，这匹我爷爷还没舍得怎么骑，他老人家心爱了一辈子的一匹好“走马”，“扑通”一声，大躺在地，立马就断了气。

我爷爷把孟世则好一顿臭骂。

赶死我爷爷只要提起这匹马，就骂孟世则“硬让那个晃脑小子骑得绝死。”这是后话。

刘某八给我爷爷赔了一匹马。

张某十一给了我爷爷一间房。

李某旺给了一碗洋烟……

面对着这群仇人，我爷爷怒发冲冠，恨得牙花子咬得“咯吧吧”地响。

我爷爷指着刘某八说：“当初你把老子一格栏(棍子)治成个直拍儿(意即一穷二白)，害得老子回神木讨吃要饭二年，现在王存良还是堂堂正正的王存良。王存良穷是穷，但穷得直骨（骨气），老子不稀罕你那点烂东西。当初你把老子吊在房梁上，水蘸麻绳打了半天，老子今天还你两担杖（扁担）就算了妥这疙瘩事？！”

说着说着我爷爷火冒三丈，顺手拉起一根担杖就要朝刘某八的脑袋上砸去。

我奶奶见势不妙，一步上前阻止住了我爷爷，厉声斥道：“住手，你这是做甚呀，驴脾气。”

从我爷爷手中把那根担杖夺下。

我奶奶态度反而很温和笑吟吟地对着刘某八说：“他叔叔（指刘某八）也是老狗记起陈年事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谁还记它呢。这盏会儿是遇上世道变了呀，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还能瞭到有个天睁眼、龙咳嗽的时候，后路是黑的呀。当初他叔叔要是知道还有今天，你也不会祸害我们。来，来，来，回家，回家喝茶。”

我奶奶热情而富有讽刺意味的一番话，说得刘某八抬不起头来，脸红一阵紫一阵，恨不得能有个地缝立刻钻进去，哪有心思回家喝茶。

我奶奶又劝说我爷爷：“算了，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话说开，水改开，打倒不如降降来。他叔叔亲自把马给你送到门上，拉回去也不好看，没古人有古话了，‘借人一牛，还人一马’。当初人家拉咱一条牛，今天人家还咱一匹马，两平，算了，这码事自这打住，一笔勾销。以后我们不告、不申诉、不批斗，邻居还是好邻居。”

我奶奶面对刘某八：“他叔叔，你看行不行？”

我奶奶就这样擅自做主，几句话就将背在身上十几年的冤枉一笔勾销。她常说，人和人活了，阎王和鬼活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谁没个马高蹬短的时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我爷爷我奶奶，再没提这件事，对刘某八这伙人从没动过一指头儿。

刘某八连忙给我奶奶使劲地点点头，抢着说“行行行。别看他婶子是个婆姨，肚量大着哩！你的大恩大德，我姓刘的永远忘不了。”

我奶奶哈哈哈一阵冷笑，说道：“哎呀，我是个婆姨女子，头发长见识短，说话说不在个字眼（理）儿上。不像他叔叔，说一不二，一声喝到底，鞍前马后贩夫走卒还围得一大群。不要世道变，周而方圆谁敢说你刘某八的不是？”

刘某八被我奶奶挖苦得一句话都泛不上来。

我奶奶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他叔叔你记着，以后做人做事可得留点儿余地，给人留条出路，就等于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刘某八脑袋颠得像个捣蒜锤。

九、重返西口路

我爷爷我奶奶逃荒要饭，从“口里”逃到“口外”，在毛乌素大漠有了立足之地，生活有了一点点起色。然而，刘某八一伙将我爷爷我奶奶几年的打拼一抢而光，他又成了穷光蛋。在巴嘎淖尔这个少亲无故的地方，即使杨某宽不撵，他也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唯一的出路，还得返回神木老家。他老人家又一次踏上了重返“西口”之路。

我爷爷将他的老妈托付给了他的弟弟王应良，独自一人先回神木老家打探营生，能否找到一条活路。老婆孩子暂时还留在巴嘎淖尔等候我爷爷的消息。

刘某八这伙人编造了一大堆理由，说：“有贼汉就有贼婆。男人不在，女人也不能留。巴嘎淖尔滩有的是牲口，如果让王存良婆姨住下，这些牲口迟早都是往外倒腾，还不如及早撵起，免除后患。”

因此，打发杨某宽甲长一天来撵一回。

我奶奶毫无办法，加之家里被洗劫一空，穷得揭不开锅，就领着几个孩子，跑到巴本岱她妹妹的家里暂时躲藏起来，顺便给妹妹家锄谷子来糊口度日。

那时已是骄阳似火的六月，一日，我爷爷终于捎来了话，让我奶奶回神木老家，继续给老何家揽工。

我父亲当时还是个刚断奶的毛蛋蛋，我奶奶还有一个刚生下不到一岁的二女儿（十四岁时夭折）。听到我爷爷的捎话，我奶奶又领着几个孩子返回到巴嘎淖尔那个伤心的地方，她计划把儿子留给她的那个寡妇老妈，两个女儿她带上上路。

临别时，面对着老妈担忧的面孔，我奶奶说：“妈妈不要担心，他是我的儿死不了！”

我奶奶这个小脚女人，平时站立都很困难，面对着几百里的漫漫“西口”路，对现代人来说只需几个小时的车程，可对这个小脚女人，无疑是一次生命极限的挑战，其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可是再大的困难也没有吓倒这位坚强的女人。她拉起一根棍，背上背着我小姑，手里拉着我大姑，告别了她那个寡妇老妈，说：“走，天无绝人之路，能走多少算多少，走到哪儿算哪儿”！

就这样，我奶奶带着两个女儿上了路。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毛乌素大漠气温常常在三十度以上，天热得像桑拿一般， 身上每个毛孔都在渗汗。我奶奶喘着粗气，心脏在骤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背上的孩子像铁搭一般沉重，而她的躯体，感觉却像浮尘一样随时都可能飘浮起来。

在这荒山野岭，无处寻觅吃的东西。走时，家里带的干粮已所剩无几，如果再找不到吃的东西就可能葬身于这荒野之中。无奈，她只好硬着头皮，低牙下口到人家家里要一口饭吃，其狼狈如同流落街头失魂落魄的乞丐。

一次，她走入一户人家，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说时迟那时快，噌一口就将我奶奶的那条烂裤子撕开了一个豁口。好在手里攥着一根拐杖，没受大伤。后来我奶奶养过牛，养过驴，养过猪，养过猫……唯独不养狗，她说：“狗眼看人低，不养。”

她这一路走来，最苦的还是两个孩子，那时候我小姑还不满一岁，由于长途跋涉，吃不上睡不着，着急上火，奶水根本不够吃，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我奶奶把孩子抱在怀里，把那个干瘪的奶头填到孩子的嘴里，孩子吮吸几口就吐出来不停地哭，走到谁家她赶快和人家要一碗米糊糊或面糊糊给孩子吃一口，她常常感叹道：“这辈子我也领不完人家的情，如果不是这些好心人，我们娘三个早就喂狼了。”

漫漫“西口”路本来就荒僻，一个女人出没于其间的旷野，真像游荡的孤魂。她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哪怕能有个人陪自己说说话，给自己一点安慰和体贴也是最大的幸福。然而一路走来陪伴她的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当她快到蒙政会（后来改名新街）时，一条大河拦在她的面前，一看河水猛涨，她试了试有齐腰深。她翘首以盼，盼望能出现个人，帮她渡过河。然而她苦苦等了半天，连个鬼魂灵儿也没看见。无奈之下，她把我姑姑拉起来铤而走险，走到河中心，一个大浪过来，我姑姑马趴一跤，我奶奶手疾眼快一把把孩子拉起来，好在呛了两口水并无大碍，母子三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时间在飞速地滑过，路却走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吃力。最后的几十里山路简直成了她不可逾越的雄关险隘。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我奶奶看见那个陡坡腿就发抖，她实在是趴不上去，趴上去又下不来。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两只手着地，就像一只猴子，四个蹄蹄一点点往上挪，遇着下坡就屁股着地也是一点一点往下溜。

这些困难都好克服，最大的障碍还是她的那双脚，脚疼得她实在无法忍受，晚上住到人家，两只脚就像针扎、调脓一样，“轰轰轰”疼得一晚上睡不成觉。但在人家面前她又不敢把裹脚布缠开，疼死也得强忍着。

有天早晨起来，一看裹脚布上一滩血迹，她才知道自己的脚早就起泡溃烂了，就这样她也没敢歇一天，而且也没个歇处，拄着那根拐杖，拖着一双烂脚继续走，她坚定一个信念，走一里少一里，挪一步少一步。

当穿越毛乌素大漠走入陕北黄土高原，她觉得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走投无路。故乡的一切都让她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在这个创造了她生命的地方，会包容她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她觉得即使生命消失了，能和故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她的一个夙愿。

就这样母子老小三个女人一路乞讨一路走，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终于回到陕北神木自己那个土窑洞。

当她踏入自己那个烂窑洞，感到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身体瘫软得像一摊烂泥，吸一口气都觉得特别艰难，她以为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毛乌素那个大漠里背沙蒿，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超负荷的长途跋涉身体透支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这段悲壮的具有史诗般的旅程，就像我爷爷“捉牛犋”的那张犁，犁开了毛乌素这片大漠一波接一波的无始无终的沙浪；犁开了黄土高原这片大山一峰接一峰的无穷无尽的山峦；犁开了人生这一代接一代的无边无际的苦难！！

写到此处，我早已情不能以，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悲伤的情绪立刻笼罩了整个房间，泪水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以致看不清键盘上的二十六个字母，半天打不出一个字来！

我仿佛看到眼前是我奶奶举步维艰、艰难跋涉的一幅幅画面，凄惨得令人发抖!

我仿佛看到眼前是我奶奶沿路乞讨、可怜兮兮失魂落魄的形象，可怜得令人窒息！

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坛陈年的二锅头，喝一口，就像喝进一堆火，在瞬间燃着了胸膛，堵得我连气都上不来！

我知道“走西口”就是一首通体透明的悲壮的史诗，如一轮圆月，用自己清冷冷的光芒映照着心上牵肠挂肚的那个人，远在毛乌素大漠那头我父亲的那双可怜兮兮的眼睛，让牵挂的人心如净水、通体澄澈。

这是我奶奶这段悲壮旅程的唯一动力和信念，也是我奶奶求生的唯一召唤和希望，不管面前的道路多么坎坷，多么遥远，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愉悦总是向她飞奔而来，仿佛陕北那个山山峁峁、沟沟壑壑就会变得触手可及。

十、抢亲风波

在陕北神木的老家住了一年多，思儿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我奶奶的心灵。

“前半夜想儿睡不着觉，后半夜想儿泪圪蛋蛋抛；想儿想得迷了窍，抱柴禾跌进那山药窖……”

“心上难活对谁说，半夜抱住格枕头哭；瞭见格山来，瞭不见人，泪蛋蛋儿抛在沙蒿蒿林……”

我奶奶每天晚上坐在那盏油灯下，或手纳鞋底，边纳边唱，或劳作于田间地头浅吟低唱，来宣泄她心中的苦闷和对儿子的眷恋之情。那歌声如泣如诉，藕断丝连，漫过高山、漫过沙漠、漫过草原、漫向了巴嘎淖尔滩。想到小儿子在遥远的大漠，我奶奶心头泛起犹如壶口瀑布一般惊天动地的情愫。

我知道这是生命在燃烧，是母爱在释放！

我仿佛在歌声中看到我奶奶的无奈、看到怜悯、看到凄凉、看到无穷的思念，如黄河之水一般地涌来。多少年奔波流离的亲情在歌声中相聚；多少次望穿秋水的眼睛在歌声中复明；多少颗躁动不安的心在歌声中变得平静。因为在遥远的大漠那一头，有梦中那盏无法释怀的心灯，恨不得马上启程，一日就可以回还。

可是，那时候我姑姑已许配给了何家，我奶奶把这个想法说给何家，亲家何台则说成甚也不同意，他们担心我爷爷我奶奶回到巴嘎淖尔滩，他这个儿媳妇可能就成了镜中的花，水中的月，害怕这桩婚姻“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说成甚也不让我爷爷我奶奶走。说如果非走的话也行，让我奶奶把女儿留下，现在就把头梳起，把两个小孩儿的婚事给办了。

我姑姑那年才十来岁，远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我爷爷我奶奶哪舍得呀，死活不同意。为此两亲家僵持不下，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一天，我爷爷我奶奶也没管何家同意不同意，一家四口乘坐我爷爷的连襟高文成的顺路马车就启程上路走了。

我奶奶怀里抱着我小姑坐在二饼子车里心急火燎正在赶路。

忽见身后尘土飞扬，我奶奶手搭凉扁，定睛细看，只见一干人马马蹄声疾雨般追上来，打头的是一位翩翩少年，近前才看清正是我奶奶未过门的女婿何明珠。

原来是何家打听见我爷爷我奶奶一家已启程走了，派了几名骑手顺屁股就追。

何明珠抢先跳下马，一扑上前抱住我姑姑就从车上往下拉。

我姑姑被这突如其来的莽撞举动吓得嚎啕大哭，揪住何明珠的领口就哭就打就抓，立时何明珠的脸上冒出几道血痕。

我奶奶着了急也不知从哪来的勇气，把怀里抱着的孩子扔到车里，“蹭”地跳下马车一步上前把何明珠的领口提住说：“我把何谁这个老子，你这是抢人来啦，老娘我也不活了……”头一低就往何明珠怀里撞。

我爷爷一看这态势才定懂过来是怎么回事，急忙跑上前去冲着何明珠的屁股两脚就将这个未过门的女婿杵倒在地。

这时何满红等后续“部队”也赶到了。众人一看这架势，忙着上前来帮何明珠枪夺我姑姑，我姑姑吓得躲在我奶奶的身后嚎啕大哭。

我爷爷一看何家人多势众，看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顺手从车上拉起一根绞锥棒（车上带的工具，用来捆绑固定物品）。一边是何家抢婚的一干人马，一边是势单力薄的我爷爷我奶奶。

我爷爷手握绞锥口出狂言：“不怕死的上来！”一场械斗一触即发。

我奶奶知道我爷爷那个暴脾气，火气上来真敢一棒下去闹出人命，她对着我爷爷立喊三声：“王存良！不要命了！躲开！”

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小脚上穿得那对鞋一把脱下，扯开裹脚布，连鞋带裹脚布就朝这群“抢婚部队”到处乱扔，手里的裹脚布有好几尺长，迎风飞舞，吓得何家一帮人“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丢下我姑姑没命的往开逃。

那时候人们最忌讳的就是女人的鞋或裹脚布，一旦要被打着，这个人就算晦气上了身，“炉坑生豆芽扎下灰（晦）根了”，这辈子就算彻底完蛋。因此谁也怕我奶奶这一手，躲得十里十里。

可怜何家一大帮五八尺男子汉却输给了我奶奶这个小脚女人！

这时侯，顺大路来了一个过路人，一看这个场面，问了下情况，那个人对何家一帮人说：“你们不要胡闹，孩燕儿们当初订婚有个三媒六证了吧，媒人是谁了？你们和媒人说，有甚事坐下来商量，何必动五（武）动六的，伤了和气，以后你们亲家再咋交往？”

何家众人都说：“这个他叔叔说的挺对。介绍人有两三个了，一个是何五、一个是何七。”

我奶奶斩钉截铁地顶撞道：“哼，你们还不如说成你们一户家都是介绍人，连我这个老婆子都抢回格看给你们哪家做小（小老婆）？”

何满红等慢慢凑上前来说：“亲家不能那么说，不管咋介，咱们先回去，回去好商量。”口气软了许多。

我奶奶说：“我王存良老婆孩燕儿从‘口外’几百里讨吃要饭回到‘口里’，满指望在你家何家门上有口饭吃，没想到全家人给你家老何家满满儿受了一年，要甚没甚，回去我吃甚呀，喝甚呀？”

何满红说：“不怕不怕，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喝的，保证饿不起你。”

我奶奶说得很干脆：“行行行，好话，谁让我回，把吃喝支垫上，我回。”

何满红等众人都说：“行行行，不管咋介，回去商量。”

就这样我爷爷我奶奶被何家一大帮人从半道截住堵了回来。

何家怕我爷爷我奶奶偷跑了，专门派何明珠的继母每天寸步不离照看着。

同时，何家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准备“吃酒”娶媳妇儿的事宴。

我奶奶看下不答应这门婚事何家是不会轻易让他们走的，但女儿实在太小了，他们不能把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拱手相让给何家，丢下自己的亲骨肉一走了之啊！她思前想后，心里纠结得就像掏空了五脏六腑，肚里空荡荡的。

有天夜里，我奶奶突发奇想对我爷爷说：“看来我们好走是走不了啦，要走非得和何家操一诞不行。”我爷爷问我奶奶：“咋操？”

她把她那一套突发奇想说给我爷爷，这叫“一剪、二跑、三送”的“三步走”战略。

一剪：那时娶儿聘妇讲究梳头，只要把头一梳，大姑娘立马就变成了小媳妇儿。我姑姑那时梳得一对大辫子。一天夜里我奶奶找来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把我姑姑一头乌发给剪成了一个秃脑袋，活像一个小尼姑。

第二天，何明珠的继母一看傻了眼，双手拍着大腿：“这个事宴咋办呀！亲家你咋想出这么个苦伶仃办法！”

完婚的希望彻底破灭！

我奶奶的这一招也惊动了何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大家都跑来看稀奇。借此机会，我奶奶理直气壮地说：“今天你们老何家从老至小都在场，我把丑话说在先，是你老何家一户家把我们从半路上堵回来，我们亲家又白明黑夜照看着我，怕王存良跑了。从今天起，王存良婆姨孩燕儿一家四口你让走，我也不走了，全交给你姓何的，今后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得拿你何家说话。”

何台则是当时何家的当家人，我奶奶特意朝何台则强调了一句，“千口吃饭，主事一人，亲家你听见了吧？”何台则点点头。

二跑：当天夜里，何明珠的继母还站在门外一步不离地照看着，我奶奶一家也在家里看着门外的她，当时是冬天，冻得哪能站住，乘何明珠继母回家暖和，我奶奶打发我爷爷说：“你赶快跑吧，剩下的事情有我了。”

我爷爷偷悄悄地“脚底抹麻油——溜之大吉”。

何家谁也没料到我奶奶又出了这么个狠招。

第二天一早，何明珠的嫂嫂何文明老婆过来一看我爷爷不在，就问我奶奶：“婶婶，我叔叔哪了？”

我奶奶不无好气地说：“我正要问你呢，你叔叔不是你们照着了？夜来黑夜走了到这盏会儿还没回家，是不是你们把他作兴死了（害死）？”

这下又惊动了何家上上下下，何家派出所有人马到处找。

何台则跑来问我奶奶：“王存良昨天黑夜不是还在吗？”

“是啊，昨天黑夜睡到半夜，他说出去解手，我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害得我找了好半夜，这不，到现在也没找见。亲家？不是你们何家的人把他给填了枯井了吧？”当时何家确实有一口十几丈深的吃水井。

我奶奶这句话把何台则吓得冒出一身冷汗，他在心里盘算，真的要跳了井那可鼻子比脸大了，做下没的了！直吼：“啊呀呀，亲家，你看阳婆（太阳）红杠杠的，咱可不敢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奶奶紧追不让，“那王存良哪了，我可有话在先，王存良一家四口都交给你何家了，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得负责呀！”

我奶奶把这件事越闹越大，我奶奶说：“山水(洪水)越大越好看，我看你家姓何的咋收场？”

何台则看下这件事难以了结，就派出人找当地比较有威望的方红则来说合这件事。

方红则来了以后，问清了情况，指着何台则就骂：“这都是你出的鬼点子，王存良能走到的地方，你何台子也能走到了吧？媳妇儿甚会儿也是你的媳妇儿，放下有理的事不做，专做这么些屙球事（没理的事），你把人家从半道上堵回来咋介呀（干什么）？”

一气骂得何台则哑口无言。

方红则又质问何台则：“王存良哪了？”何台则支支吾吾说不来。

我奶奶接着说：“让他填了枯井了，要不就是他煮得吃了。”

方红则又对何台则说：“你看，王存良你也找不见，跟谁说这疙瘩事？要说得跟长球吊蛋的说了哇，和这些婆姨孩燕儿能说成甚？”

这时藏在何家对面庙里的我奶奶娘家侄儿、兄弟等一帮人也在观察何家的动静，听方红则这么一说，有人偷悄悄跑来给我奶奶出主意：“你勤和狗日的操（对着干），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看他何家咋办？”

我奶奶很平静地说：“事留下说得完，没留下打着完，人家既然请来方红则，他总得说个子丑寅卯。”

三送：何台则看下我奶奶是有意闹事，不好了结，给方红则说了半天好话，又请方红则吃了一顿好饭。

方红则说：“你要听我的，就得按我说的办。”

何台则说：“行行行，请你来，就为了说事，你说咋办就咋办。”

方红则说：“向（偏向）人向不过理。何台则，你这个事做得不对，你把人家咋断回来再咋送回去，路途中的吃喝满支满垫，口粮装上，肉拿上往回送。人呢，谁也不能留。”

我奶奶借此机会质问：“你叔叔，送不送不当紧，人活一世，吃穿二字，走在哪了还不是白天黑夜？老何家给我有吃有喝就行了，想走我还有两条腿。当下王存良是死是活我还不机眯（不知道），他姓何的必须给我寻出个明黑来。”

方红则反过来又做我奶奶的工作：“唉，他婶子，事留下说着完，没留下打着完。人家何家再不纠缠，咱也就不计较了，至于王存良去了哪里，你心里清楚。人家老何家不留人（意即不完婚）这疙瘩事就算了。”

我奶奶说：“打架盼人拉，嚷架盼人劝。你叔叔既然是个说事的，我听你的。眼下谁往回送我？”方红则说：“让你女婿何明珠送。”

何台则也是看下婚事办不成才放了话。只要我奶奶再不向他要人，说什么也行。

我奶奶的这个“三步走”战略，其实没用吹灰之力便实现了。

第二天，何明珠赶着一挂骡子车，把我奶奶亲自送到“口外”的巴嘎淖尔。

其实我爷爷也没跑远，在邻居家躲了几天，我奶奶离开何家后，在邻居家和我爷爷“会合”，又一次踏上了“西口”之路，奔着梦中那盏心灯，一路凯歌…….

回到巴嘎淖尔滩，还没来得及回自家那个茅庵草舍看一眼，直奔老妈那个熟悉的家。走到门前，我奶奶放慢脚步，立起耳朵，屏声静气，观察动静，她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啊！

那个年代，消息闭塞，交通不便，我奶奶走了一年多没打听到亲人一点信息，不知亲人是死是活，是好是赖。

她观察到屋里还有响动，一把推开了那扇盼望已久的破门。屋里黑乎乎的看不清人的脸庞，只看见一个小孩在那面土炕上玩耍。

我奶奶痴呆呆地睁大眼睛看着对面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子，两行泪水划过那张布满思念的面颊，缓缓的来到炕楞边坐到孩子面前，眼里充满恓惶的目光。她抬起那双受苦人粗糙的大手，颤抖着轻轻地抚摩着孩子那张稚嫩的脸庞，哽咽地久久不能自语。

孩子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眼睛直勾勾的一动不动，在孩子的脑海里，妈妈从前的那个音容笑貌被一点点的激活，他看到妈妈眼里透露出来的那些疲惫、劳累和思念的表情，他的嘴角在一阵阵的抽搐，扑进妈妈的怀里，哽咽地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母子俩个抱头痛哭。

我的那位老姐婆（太姥姥），我奶奶的那位老妈，看到此情此景，伤感的也在不住地抽泣，一年多啊，她也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骨肉啊！

当天夜里，爷爷奶奶就寝于老妈家里，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奶奶把我父亲那一身烂衣裳脱下给捉虱子。

这才看清楚孩子穿得其实不叫衣服，是一身烂口袋片子！

那也是我老舅，我奶奶的弟弟，弟媳在那个昏暗的油灯下，男人在用毛不屌一捻一捻捻出来的毛绳，再一针一线经纬交织千针万线串起来的疼爱！

不是舍不得，也不是偏心，实在是太穷了！

他们拿不出一块像样的布头，大人娃娃没有一件半新的衣服，他们走后的几百天里，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父亲能活下来已是最大的奢求！

掰开那堆烂口袋片子，虱子熙熙攘攘，依依恋恋。可想而知，在我父亲身上那个温暖的环境里，虱子们生活的好不惬意，好不快活。

我奶奶把这个稳暖舒适的生活环境一破坏，虱子们没命地逃跑，四处躲藏，靠人捉已无法清除干净，我奶奶干脆拿到屋外，脚手并用分别捏住衣服的两头，右手拿一根棍敲打，虱子掉得“扑啦啦”。

这是苦和难!

这是贫和穷!

这是脏和丑!

这是悲和哀！

这是只有在贫瘠的环境里才能生长起来的生灵！

这是只能在穷苦人身体上才能养育出来的生命！

十一、冤魂附体鬼为神

我爷爷奶奶历经陕北的匪患没被“抢头”整死；陕北几次大旱，被迫无奈踏上了漫漫“西口”之路，也没被老天饿死；刘某八张某乐想尽千方百计嫁祸于人，想置人于死地而未被屈服。

然而，这位铁打的汉子和坚强的女人却被死去的那些屈死冤魂缠身而不能自拔。

从“口里”上来刚刚站稳脚步，我爷爷却被十二岁死去的那个三弟王应魁“盯上”，我爷爷三天两头就病，这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爷爷奶奶那时候年轻，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你越不信，他越打搅你，今天让你病，立刻大汗淋漓，要么头疼肚疼不能动弹；要么通传下马不由自主。

我奶奶没办法到处求神问卦，人家都说是你们家家神打搅，要出神。

我爷爷半信半疑，说纯粹是屁流狐子猫鬼神。只要这么一骂，我爷爷立刻就病。

我奶奶出于无奈，就赶快给上香，跪下磕头祷告，再看我爷爷口中念念有词，浑身抖成一轮，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然后就开始“通传”。

“通传”我理解就是“通知”、“传达”的意思， 是一个建立于凡人与神鬼之间互通信息的一个桥梁，其负责的是上传下达，通过一个特定的人把神的旨意带给凡人，然后把凡人的要求传达给天神，即人鬼对话。

有一回，我二老姨，即我奶奶的妹妹来我奶奶家串门。晚上睡下，我爷爷又开始“通传”，我二老姨不相信，以为是猫鬼神打搅，就把我爷爷的一只脚填进尿盆里，以此来羞辱。没想到睡到半夜，我老姨肚疼的直吼，跑到院外去方便，圪蹴下肚疼的顺势跌倒，自己身上粘了一身粪便。我爷爷“通传”下来恶狠狠地骂我二老姨，“你拿尿洗我，我拿屎糊你”。

我爷爷一生还是民国初年男人那身装扮，头发前半部分剃得净光，后半部分留成长发至耳垂，嘴上留着两根八字胡须，至死也未改变这个发型。神一上他的身，头发像飞舞着的沙蓬，声调似唱似说，说他“既不是仙，也不是鬼，他就是十二岁那年死去的屈死冤魂王应魁。”

我父亲刚生下不久，有一天孩子正在酣睡，突然“哇”得吼了一声，就过凉了（窒息），不会说话，不会哭，脸成了白皮，只出的一口游丝一样的气。我爷爷奶奶嚎成一哇声。

要知道，我爷爷我奶奶像捉龙捉虎一样，才有了我父亲这苗根啊，我姑姑是老大，我姑姑后头我奶奶一连生了几个孩子，由于生活的窘迫全部夭折。

看到此情此景，我爷爷我奶奶赶快上香磕头，无济于事。没办法我爷爷骑了头毛驴就往住在纳林希里的他舅舅李鸡丑家里跑。

李鸡丑是个乡村郎中，不仅通晓中医，还会坎卦算命，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我爷爷我奶奶对老人家十分敬重。

李鸡丑掐指一算说：“这是你的儿，镢铆也打不死，放心，还是你家家神的问题”。老人家并建议：“是神是鬼，设坛操练吧。”让我爷爷我奶奶给这位大神许愿，如果真是王家的家神，在坛上相见，现在立马把孩子放了。然后老人家掏出几根银针，“蹭蹭”插入我父亲的头颅，手起针入，我父亲“哇哇”地哭出了声，至今我父亲的头上还留有当时针灸的那个疤痕，

李鸡丑老汉选了个良辰吉日。

那天，跟前的邻居都跑来看喜洋景儿，里里外外挤满了看红火热闹的人。

李鸡丑老汉写了一个神案挂在下炕的墙上，炕尽头放一个贡桌，桌子上面放一升插香米，用麻纸糊了一个纸钱圪肚，绑在一根棍上。如果是神，纸钱圪肚会举过头顶，如果是鬼，纸钱圪肚最多举到胸围。

操练的程序大概是：

第一练：油炸锅里捞铜钱；

第二练：铁链烧红身上缠；

第三练：烧红的铁铧子脚上穿；

第四练：烙铁烧红舌头舔。

坐坛的是我奶奶。

把这些所有的道具准备好，只见李鸡丑老汉开始做法功、念咒语，意在把神拢到我奶奶身上。

过去虽说神打搅，每次都是在我爷爷身上，后来我奶奶给我们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反正人家让坐她就坐呗。

所谓的“坛”，也就是在地下摆放一张桌子，让我奶奶坐在这个桌子上，双手握着那根纸钱圪肚。

只见李鸡丑老汉手里摇着铜铃，嘴里念念有词，词曲就像陕北歌王王向荣的《请神》差不多：

左参神是右参神，早参君王是晚参兵。

早参神神受香烟，晚参神神受金灯。

早受香烟晚受灯，顶金盔是穿金甲，

披衣换甲来下马……

上八洞是下八的洞，我上八洞头上来请神。

玉皇大帝请着你，太上老君请着你，

王母娘娘请着你，九天仙女请着你，

四眼天神请着你，托塔天王请着你，

二十八宿请着你，五方五道早到来。……

请下你是安下你，我请神神升座位，

你再大的是在上面座，再小的在下边坐，

不大不小你中间坐，有马的你坐着马，

无马的你坐上轿，无马无轿的请到五方坛上来就坐。

……

不一会儿，我奶奶说“她那两只拿纸钱圪肚的手突然一失惊就不由她了，然后整个脑袋和身子也不由她，说了些啥，做了些啥她全然不知。

看红火的人却看得一目了然，目瞪口呆。人们都说“李神倌怎么耍，我奶奶怎么耍，”与李神倌相比，毫不逊色。耍完，李神倌说“起坛”。我奶奶照着那升插香米一扔，端端正正就将纸钱圪肚插到了那升米上，大概距离有三四米，人们觉得非常神奇。

第二天，这位大神又被“请”到了我奶奶的身上，先下来光哭，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李鸡丑老汉拿出照妖镜让众人看，我爷爷看见先来的是只非常剽悍的公绵羊，然后是这位大神死前的形象，仍然穿着那身烂皮袄，我爷爷一看说“是了，是了，就是老三”。之后才是那位威风凌凌的大神，只见火焰天神身穿金钾，头顶金盔，骑马登云，好不威风。

我奶奶哭了一气后开始诉苦一般的叙述，其腔调就像著名歌星萨顶顶演唱的《万物生》差不多，叙述时手里攥着的那根纸钱圪肚举得好高。

云里云，云外云，云头上跑马我为神……

娘怀儿十月生，三天头上起坐土，七天头上起奶名，起下奶名爹娘叫，起下官名世人叫，一口一声叫出我，官名就叫王应魁。

十二岁那一年，朝凯梁庙上去耍玩，红龙爷看下我，一把揪住不放过，回来疾病缠上我，丢下肉体离开娘，死时身穿烂衣裳，一块烂席把我裹，头迎东脚迎西，尸骨羊肠化了灰。

朝凯梁、红龙庙，提茶倒水我把庙门，一把把了三年整，一道文书往下行，天龙大王把我请，白云山上修道行，五台山上练法功，十二年后我成了名，玉皇大帝赐我‘火焰天神’……

乱坟滩里我点兵，点起三百六十人，三百六十马，共计七百二十人和马，马和人……

说完，只见我奶奶将手里握得那根纸钱圪肚，手一扬一扔又端端正正地就插到了那升插香米上，就像一名技艺娴熟的神箭手。

李神倌说：“这是位真神，法功还厉害着了”。

然后让我奶奶走下神坛，李神倌又将这位大神拢到我爷爷身上，继续操练。

第一练：油炸锅里捞铜钱。他在小锅里倒了半锅油，烧至100度，把过去清朝年间使用过的铜钱放入锅里，李神倌用手捞一个，我爷爷也往出捞一个；

第二练：铁链烧红身上缠。李神倌把一瓶烧酒倒入盆里点燃，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根铁链放进去，烧得达到一定温度，上身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往自己身上缠，我爷爷照着做，火苗在身上乱窜。

第三练：烧红的铁铧子脚上穿。李神倌把准备好的两个犁铧子扔进炉子里烧红，赤脚穿在自己的脚上，我爷爷照做不误。

第四练：烙铁烧红舌头舔。李神倌烧了两把烙铁一人拿一把，李神倌咋舔，我爷爷咋舔，只听见屋里舔烙铁发出的“丝啦啦”声，一时间屋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被舔得烙铁冒出一股股白烟。

经这四个回合的操练，李神倌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吼：“真神，真神！”。

经过征求这位火焰天神的意见，我爷爷正式成为这位火焰天神的“马童”。

从此以后安然无恙。

我爷爷是个瞎笨汉，对这套神术一窍不通，后来跟上李神倌学了一段时间，同时也学到了一手针灸拔火罐等部分中医技能。

从此以后，我爷爷我奶奶被这位家神征服得服服帖帖。我奶奶常说“神也好鬼也罢，看不见捉不住。信神信鬼，信病啊！”

我奶奶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信奉得是“白猫黑猫”的理论。

有一回，我三娘娘，即我爷爷的弟媳、王应良的老婆，可能患有妇科病，下身血流不止。着急的我三爷爷王应良和他的几个儿子到处求医问药，请了当地的一名医生前来把脉问诊，这位医生给开了一副中药——藏红花。

本来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良药，喝下去不仅没有起到止血的作用，反而血流得更加旺盛。不一会儿，我三娘娘便昏迷不醒，不省人事了。

无奈之下，我三爷爷王应良突然想起我们家的家神——火焰天神，赶紧打发儿子去找我爷爷。

我爷爷未到门前，就听见全家人已嚎成一片。

我爷爷一进门上手一摸早已没了气息，上手一揣还有点微弱的脉搏。

我爷爷说：“赶快上香。”

我三爷爷王应良跪下就给磕头，求火焰天神救命要紧。

香还未燃着，火焰天神便来了。一上我爷爷的身，一指头儿指住那个医生就骂：“你还是个医生？你知道藏红花是作甚用的？我日你那个祖宗的。”两个眼睛瞪成个铜铃，伸出拳头就要打。那个医生一看这架势，吓得撒腿就跑。

那个医生走后，只见我爷爷厉声喊道：“快拿黄表来！”

众人赶快把黄表铺开放到我爷爷面前。我爷爷伸出手掌，一口将自己的食指咬破，在黄表上划了一道符，说道：“把这道符喝进去，我保你黑枣儿红瓤。”

众人手忙脚乱赶快把这道符化了，把燃化了的黄表纸灰面子和水兑起让病人喝。可是，那时病人早已牙关紧闭，哪能喝进去！没办法众人找了几根筷子，把牙关拿筷子撬开灌了进去。

不一会儿，我三娘娘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两声微弱的响动，众人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至此，我三娘娘这个病再没犯。活了八十多岁老死。

至此，火焰天神，在我们王氏家族名声大振，从老至小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位灵神神顶礼膜拜。

我奶奶常说“自从顶起火焰天神，我们家族大人小孩儿再没头疼，一年比一年强，一顺百顺，只要你心中有他老人家，不管遇到多么为难的事，你心里一念叨，马上应验，这叫‘心动神知’。”

必定跳神下马需两个人共同完成，一个是马童，一个是侍从，马童是灵魂附体的对象，侍从是助手，神请来之后，由侍从负责与神灵沟通，回答人们的问题。

我奶奶就是我爷爷的侍从。我爷爷自从火焰天神附体后其巫术也是越来越高，有一回我们的邻居何银买，即何七虎长子，三岁上他妈被土匪害死，他还在奶头上叼着的那位。

何银买老婆在大集体劳动，突然间跌倒不省人事了，人们上手一摸，嘴里没了气，吓得人们手忙脚乱不知怎么办，众人忙着抬回家里，准备后事。

何银买不死心，赶快跑来请我爷爷去看有救没救。我奶奶立马上香祷告求火焰天神指点迷津。

只见我爷爷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头也不抬，微睁双眼，身体哆哆嗦嗦：“火焰天神我下来仔细观察，哪家哪户请我东家。地上小凳二尺半，先让我坐下好好儿解解乏呀！哎嗨哎嗨呀。”

何银买赶紧磕头央吿道：“老婆锄地，突然跌倒，牙关紧咬，双眼不睁，求你老人家赶快救人！”

这位大神漫不经心：“火焰天神我喝酒像喝水，喝上九缸都不醉。今天来时走得急，主家你给我熬壶茶，清醒清醒我再把神功发。”

在一旁观看的人们赶忙给倒了一碗茶水递了过去，只见我爷爷头一低，嘴一抽，一碗水就喝了进去。

喝完这碗水，只听火焰天神摇头晃脑的唱道：“叫马童，你听我言，这小子搅得我不得安，害得我还得去阴曹地府走一遍”说着立喊三声“起马”。

我奶奶赶紧从水瓮舀了一瓢水向门外倒掉，意即饮马，我爷爷头一抖，清醒过来。

没一袋烟的功夫，火焰天神回来了。我爷爷又开始哆哆嗦嗦，似唱似说道：“阎王爷真胡闹，错把生来当死要，我一看生死薄上不是她，立喊三声你胡闹、胡闹、胡闹，才把这个孩燕儿放了。”我爷爷眼睛睁成个铜铃，“赶快准备烧酒、黄表！”

何银买全家很虔诚地点香磕头，香烟缭绕中，我爷爷左手摇铜铃，右手握皮鞭，围着何银买老婆转圈圈，伴着有节奏的铃声唱了起来，屋子里顿时回绕着一种诡异的气氛。

“天摧摧，地摧摧，金童玉女扶同归。不收别人魂，不讨别人魄，只收（某某）魂魄回，三魂归作一路返，七魄归作一路回，急急如律令……”

唱过之后，便拿出几张黄表纸，在油灯上点燃，嘴含烧酒，一口一口往点着的黄表纸上喷，冒起阵阵火焰。

再看我爷爷又朝何银买老婆头上喷了口烧酒，举起燃烧着的黄表纸在她的身上绕了好几圈。

我爷爷浑身摇晃着做着一些诡异的动作，众人眼睛都瞪的跟灯泡似的盯着我爷爷。只见我爷爷唱了一阵后，又开始炕上地下满地的跳，半睁半闭着眼睛，一手抄起供桌上的白酒瓶子，一扬脖就喝了个干净，然后开始满地转圈，一边转一边摇晃着脑袋，看着很是诡异。

现在想想，还真是神了，要知道当时农村的酒都是自酿的纯高梁酒，六十多度。来上一口，从嗓子眼烫到胃里，喝下去就象吞了一团火。而我爷爷当时那一口喝下足有八两烧酒之后，却没有一点酒醉的意思。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何银买老婆逐渐苏醒，何家大人小孩儿无不感激涕零。

通过以上几件事情，我爷爷和这位灵神神，被人们传的神乎其神。周围十里八乡，谁家只要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驱邪避鬼、降妖降物、施符镇物、开坟揭墓、保锁圆锁、丢牲失窃等小病大灾都要找我爷爷，一时间我爷爷的“业务”还挺繁忙，应接不暇。“文革”期间那么多的“牛鬼蛇神”被拉出去批斗，唯独我爷爷任何人没敢提半个字，虽然提倡“破四旧，立四新”，但人们有个头疼脑热、病病痛痛还是找我爷爷，我爷爷不得已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从未间断。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我爷爷“摇头下马”，对这一现象我也不得其解，因为平时我爷爷和所有人一样，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庄户人。我曾无数次地充当过我爷爷的“秘书”，照猫画虎，为我爷爷写过无数道“符”。除了针灸拔罐外，其它巫术我爷爷必须“请教”火焰天神，这位大神也是脾气暴躁，一旦神灵附体，让人看着都害怕，因为我爷爷手里拿一把菜刀，赤身裸体在身上乱砍，这叫“斩马童”，我爷爷身上的血痕一道一道，事后我曾问过我爷爷，“疼不疼”？他说“不疼”。我从未看见流血，过两天好的无影无踪。

我爷爷上了岁数后，每次下来我奶奶都要给说好话，说“你老人家慢点，你的马童人老受不了”。经我奶奶这么一说，好像动作柔和了好多。

神通人性。平时每次不管谁求，都是我奶奶上香祷告才能“请”来。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位大神“不请自到”。

那是我的那位老奶奶去世的当天晚上，我爷爷和他的弟弟及儿孙们都来在我爷爷家商量后事，我爷爷坐在下炕，坐着坐着脸色开始发黑，再看身子哆哆嗦嗦，火焰天神来了，一下来就哭就说，说他的老妈妈二十八岁守寡，如何如何受苦受难。云云。惹得一家人都抹眼泪。

后来我爷爷随着我父亲进了城，离开了家乡那个沙巴拉尔，来请教我爷爷看病的人几乎绝迹，但我奶奶初一、十五总要“敬贡”。我们家大人小孩儿有个病病痛痛我奶奶总在暗地里祷告一番。

我妻子生我的长女时难产，在医院生了三天三夜还生不下，着急得我跑去和我奶奶说该咋办？我奶奶也着急呀，立马跪下求火焰天神给指个明黑。

不一会儿，我爷爷开始抖抖达达，火焰天神真的来了。一下来我爷爷两个眼睛瞪得老大，盯住我骂了个七开，说：“你小子从来不相信我，哼！我看你是三尺高的人，五尺大的头，人不大，头倒不小”？

那个怒劲，我看见真有点害怕，好像急等要上来打我似的。我奶奶在一旁给打圆场，说：“相信，相信，你老人家，哪敢不相信，他们孩燕儿小，不懂，我们全家全凭你老人家保佑了，以后他们慢慢敬贡你。”

我奶奶给说了一顿好话，火焰天神还是恶狠狠地甩下一句话：“没事，不到时辰。起马！”。我奶奶赶紧舀了一瓢凉水朝门外倒掉。

以上是我亲历亲为的几件事。

“家有一坛神，祖祖辈辈不安宁”。这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神的生命却是无限的。马童一旦去世后，它又要寻找采纳新的马童。我爷爷于1983年去世，死后这位大神转移到了我的本家弟弟王志荣身上。

我之所以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或神灵的存在，而是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爷爷身上的事情，是为了忠实于生活，反映一个真实存在的我爷爷。

毕竟这一现象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而且古已有之，战国时期就有“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后来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活动演变到民间也蜕变成“跳神下马”， 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巫文化或“萨满”文化。

在那个缺医少药，科技还很不发达的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挽救过无数鲜活的生命，至于如何解释这种文化，究竟存在不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也许现在科技还没达到那个水平无法解释，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十二、死对生的折磨

正月里来正月正，锣鼓唢呐一哇哇地声，红火日闹庆翻身，扭秧歌扭烂脚后跟。

这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这年的春天与往年不同，因为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刚过完春节，正月十五又来了，所有翻身的农民都参加到红火日闹的队伍中，到处是喜庆和欢乐的场面，扭秧歌、踩高跷，好像要把这个沉寂已久的沙窝窝抬了起来。

我爷爷我奶奶还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当中，然而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刚刚燃起的一点点生活热情一下子由沸点降到了冰点，犹如天堂进入地狱一般。

那是我的小姑，我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王英子，按我奶奶的说法是“精得出啦啦（聪明伶俐），长得可国香（漂亮美丽）了。她曾给我描述过她的大概轮廓：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媚眼含羞合，丹唇逐笑开，确有几分林黛玉的姿色。

看来她眉宇之间有种超越了她年龄的惊人的美丽，亮得让人觉得刺目的一双漂亮到心悸的大眼睛，异常的灵动有神

她梳着一对美丽的发辫，亭亭玉立，人见人爱，当时求婚者络绎不绝。

那年她十四岁。这样一位花季少女却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一天半前晌，孩子突然得了个肚疼的毛病，疼得一阵比一阵厉害，在炕上满炕打滚儿。

我爷爷一辈子不知道给人家解除了多少病痛，不知给多少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幸福，多少生的希望在他手上诞生；多少死亡的灵魂经他的手而安然入土。

然而面对自己亲骨肉痛苦地嚎叫，眼睁睁看着就要在人世间消亡，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却显得束手无策！

着急的我爷爷我奶奶俯跪在地向列祖列尊祷告，求火焰天神保佑，然而再高明的神灵也难祛实病啊，那位灵神神——火焰天神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仰天长啸独自悲。

我爷爷撒腿就往纳林希里他舅舅李鸡丑家里跑。来回五六十里的路程，来到李鸡丑家里，事不凑巧，李鸡丑出门在外。

我爷爷心急如焚。

没办法第二天一早跑回来，孩子早已撒手人寰。

从得病到死仅仅十几个小时。

我爷爷进门看到的场景是，我奶奶死死地抱着孩子不放，欲哭无泪，嘴角在不断地抽搐，面如死灰，急得像个木偶人人，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她还顽强地在给孩子洗脸，手拿梳子在不住地梳着孩子那两根发辫……

我爷爷一看急得当场昏死过去。

跟前的邻居惊闻噩耗，早已纷纷跑来，攒下一屋。众人手忙脚乱，有的掐人中，有的掐虎口，我爷爷才慢慢缓过一口气来。

我们每个人都曾面对过“死亡”。那些逝去的生命，都成为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思念。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不接受，谁都无法阻挡生命的进程，它的不可预知和太多的不确定，让谁都无法预料一首鲜活的命运交响曲会在什么时候嘎然而止。

我奶奶的心里像熬了一锅黄连水，一股无可名状的苦涩在心里沸腾。呆呆地坐在那里，怀里还在死死地抱着孩子，生怕被什么人再把孩子抢走似的；眼里的泪水早已哭干，现在是每个毛孔都在无声的哭泣。豁然间一种缥缈的幻灭性的悲哀，好像在很远的一瞬间抓住了她的心灵，发疯似的狂嚎起来。

再坚强的女人面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能不掀起像黄河一样的波涛一泻而下吗！我奶奶像念一篇祭文一样边哭边说，在场的所有人也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以泪洗面啊。

孩燕儿呀，你咋介就这么悄悄儿的走了。你咋介走得那么急忙，你咋介走得是那样的坚决，妈妈哭天喊地咋介就留不住你呀，为了你她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你咋介连妈看都不看一眼，那个为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泣的人，你替她想过没？

你知道不，老命？是谁，最先把你迎在这个世上？是谁摸着你的脸蛋蛋，笑得合不拢嘴、说不出话？是谁，总在你的身后，寸步不离地照看着你，一把尿一把屎把你拉扯大呀？这个人，老命你知道不？你舍得不？如果知道，你咋介就这样作践自己呀？你知道没了你，妈活的还有甚意思，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老命啊，这个人，你真的知道不？你咋能撇下妈不管呢？………

是啊！那个为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着的人，那个为儿女们痛苦而痛苦着的人，你懂吗？当你决绝的离去，你给她诠释了人生最悲惨的一面！

哀莫大于心死，当眼角再也淌不下泪水，当心灵再也没有感知，活着，其实就是折磨，是死的人对生的人的残忍的折磨！

你早逝的年华，是对母爱最大的亵渎，你就这样，了无牵挂的走了，留给她一生的哀默，此生你欠了谁，此生你负了谁？此生，谁会一直为你落泪？那个为你哭泣的人，你真的懂吗？

也许是心灵的感应，也许是神灵的安排。在出殡火化的那一天，这位花季少女的遗体被放置在一堆柴草旁，晚上还有几个邻居在那儿照看着，突然间跑来一只野狗，围着遗体旋转，人们驱赶几次也驱赶不走，乘人不备就把我小姑那条大辫子一口咬住，那几个邻居手持棍棒吆喝驱赶，然而这只野狗却咬住死死不放，硬把这条发辫给拽了下来，咬下发辫便逃之夭夭。

人们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有人说这是神灵的安排，有人说这是英子给我奶奶留下的想头，云云。

因此谁也没敢把这条发辫毁掉，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然而，这条发辫却像魔爪一样揪着我奶奶那颗无法愈合的心，成了我奶奶始终无法走出的一块沼泽。

我奶奶一看见这条发辫便痛哭不止，精神几乎崩溃。她每天拿着这条发辫站在门前那个沙包上，脸不洗，头不梳，逢人便问，“你看见我们的英子了吗？” “你看见我们的英子了吗？她梳得两个长辫辫？”瞭见人家年龄相仿的女孩就高兴地就吼道：“英子回来了，英子回来了!”

有时候她还反复吟唱道：

“十月的沙蓬不长根，英子走了影无踪。苦豆子长在沙坡坡，尘世上的苦命人少有我。”

她的声音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烫人的液体，悲哭之声斥人耳鼓。那声音是物质的，是充满画面感的，惹得村子里的婆姨女子们常常一个劲地抹眼泪。后来没办法，我爷爷从我奶奶手里夺下了那条发辫毁了！

其实我小姑得的并不是什么大病，我们揣测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对现代医学来说只是个小手术。可是在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穷苦人得了病只得用命来抗着！

我奶奶常说：“受苦人活得就像牛牛圪虫，土牛木马，命不值钱啊”！

十三、改变命运的抉择

我奶奶出生于一九零九年，是个典型的“小脚女人”。

她曾无数次地向我讲述过缠脚的苦痛。她回忆道：她是从五六岁时开始缠的脚，母亲先将她的脚擦洗干净，把明矾抹在脚上，怕裹足后皮肉发炎。

然后，她妈妈用一只手把她的脚的前后两端抓住，向脚心用力弯曲，一只手则用裹脚布前后、左右、上下将脚裹得严严实实。

妈妈怕她疼得受不了偷撕裹脚布，就用麻绳子将裹好的脚布密密缝绞起来，再用小小的麻布袜套将脚套起来。脚套要紧，有时套不上去，就用一根棍子撬着硬套上去。

她说你们不知道那个疼，那真是万剑钻心，每次裹脚疼得她几乎要昏厥过去。母亲是过来人，当然知道裹脚的疼痛。其实她的心里也在滴血，可是有甚办法呢，那个年代就这么个规矩，她不得不咬牙下这个狠心。

每次缠脚她哭嚎不止，妈妈就骂她：“不包脚，以后人家谁要你！”。任凭她怎样哭喊，她的那个老妈也没发点慈悲，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将女儿养育成人的一道必经之路。

我奶奶说，裹脚最疼的是在夜间。白天疼主要是挤压的疼，夜里疼是万剑穿心得疼，真是生不如死。

她说，这辈子她也没忘了那个疼，她记得她躺在炕上一边嚎，一边蹬，直把炕皮蹬烂，毛毡蹬破。

民间有两句谚语：“小脚摇一摇，眼泪几大瓢”，“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是真实的写照。

我奶奶说，每条裹脚布大约三寸宽六尺长，女孩裹脚要两副裹脚布替换。裹脚要经过三年时间，小脚才能基本定型。三年后，为了防止人长脚也长，还要继续裹脚，但不放明矾了，也不用再套袜套了。到了20岁以后，脚就定型再也不长了。

我那时候不懂经常问我奶奶：“这会儿为甚不把裹脚布扔了呢？”她说：“老命，你不知道，脚是不长了还得裹，一来不裹走路疼得厉害，二来小脚变形残疾，血脉不畅，冬天冷得不行，裹脚要裹一辈子。”所以民间还流传一句话：“缠脚顶苦最苦恼，从小苦起苦到老！”

我曾多次目睹过我奶奶的那双小脚，只见脚骨整体向下弯曲，没有脚板，只有脚趾和脚跟，四根趾骨向拇趾骨弯曲嵌靠，使拇趾成为一个尖头。整体脚骨伤残呈直角三角形，其惨其状目不忍睹。

缠脚是当时女性美的标志，不缠脚成了耻辱。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马娘娘，就是因为有一双天然大脚而受尽嘲笑。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少数富裕人家的女子缠了脚后一般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只在家里做一些针头线脑的营生。但大多数穷人的小脚女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们付出的艰辛，要远远超过一个天足的女人。

我奶奶为了生存，拖着一双小脚“走西口”大逃亡，到了巴嘎淖尔滩被贼咬一口，不得不“重返西口路”，这一悲壮的旅程想起就令人发怵！

不管是旧社会给掌柜揽工受苦，还是以后在生产队大集体时期的劳动，我奶奶绝不差一个天足的女人。她站立不稳都是跪着在下地干活儿，怕磨破裤子，一般都在膝盖部位自制一块“护膝”裹在腿部，双脚一跪，锄地、割地都是如此。

脚疼是她一生的苦痛。

虽然裹脚布束缚住了她的双脚，却始终没有束缚住她想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

我经常讲，我奶奶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如果没有她老人家，我们这个家族就不可能走出那个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少年的那个沙巴拉尔，今天的我肯定还和我的祖辈一样，还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她大字不识一个，但人生的道理却悟得相当透彻。她常说，没文化犹如土牛木马，牛牛圪虫，识文断字才能知书达礼，才能出人头地。

解放过来时，我父亲已经十五岁了，而且已和我母亲成了婚，早过了上学的年龄，可我奶奶突发奇想，毅然决然要将我父亲送到学校。

一天，我奶奶对我爷爷说：“唉，听说通格朗办起了学校，让丙子（我父亲的小名）念书吧”？她在征求我爷爷的意见。

我爷爷可能想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听我奶奶这么一说暴跳如雷，“嗨，亏你想得出这馊主意，念书走了，家里的地、牛咋办呀”？

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已是地里的好把式了。

我奶奶进一步解释道：地里的营生，咱俩个多做点，况且这不是还有媳妇儿丙子婆姨（我母亲）了”。

“受苦人念得个甚书，会受苦就行了！”我爷爷不无好气地拒绝了我奶奶。

我奶奶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她紧追不让，继续劝说我爷爷：“王存良？你不记得啦？张某乐、刘某八是怎么害你的？不就是因为你双手写不了一个‘八’字吗？人家写了一堆，你连个屁也认不得，还给人家摁手印，害得我们回神木讨吃要饭二年！”

在我奶奶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她认为“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她常说“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相的运数，没文化不识字人家要你能做甚？”

这就是我的祖辈，我的奶奶！

她单薄廋小，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薄的泥土之色，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在她儿女命运的安排上，却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坚决，那样的毫无商量！

因为父亲的念书，我爷爷没少和我奶奶闹矛盾。刚刚“翻身”的爷爷，从地主老财手里分得了土地，还有自己养育起来的十几头牛，需要劳力啊！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怎么能让他念书呢？我爷爷想不通。

但奶奶的执意不肯，也令我爷爷毫无办法。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政府在我们邻村通格朗办了一所学校，其实也不叫学校，就是借用一间农舍，教村子里的孩子认几个字，老师是我们邻村的麻瑞征。就这样我奶奶将我父亲送到了这所学校。

由于我父亲年龄比较大，一进学校就读二年级，这年冬天总共念了四十天，这叫“冬书”，实际就是“半耕半读”。第二年冬天我父亲又去念“冬书”；第三年是四年级念了两个学期，小学毕业考高小。我父亲四年级实际念了不到两年书，考高小竟然考了第一名！

这个成绩令我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到处给人家夸我父亲如何如何……当然也增加了我奶奶继续供我父亲念书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五四年学校搬到了巴本袋，我父亲继续到巴本袋读高小。那时学校实行的是五分制，三分就算及格，我父亲每次考试，除图画外，其余各门功课门门都是五分。由于学习好，表现好，在班里一直都是班主席。

一九五五年高小毕业考伊克昭盟中学，如果考上，就得去东胜念书。这回我爷爷说成甚也不同意。

我爷爷说：“庄户人识上几个字，能认得个儿(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我奶奶也是考虑了综合因素，考虑我父亲年龄确实大了；考虑我母亲总不能就这样长期两地分居；考虑家里也确实需要劳动力，等等。因此也就没再过分地和我爷爷争执，顺从了我爷爷的意见， 我父亲辍学回家务了农。

我爷爷是个十分勤劳的农民，他十来岁就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没明没夜地干，干了四十多年，也没干出个什么名堂来，年年如此还是个少吃没喝穷光蛋。共产党来了闹土改，我爷爷一下子分了耕地、草场，又加上自己亲手务艺起来的牛、马、驴、骡、羊，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一九五二年“土改”，分到土地的那一天，他一个通宵没睡着，第二天，他到供销社卖了几斤羊毛，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回来毕恭毕敬地贴在神龛子右边的墙上。在他看来，靠这些土地和牲畜，就有了发财的资本，眼下最缺的就是劳动力。这是我爷爷不让我父亲上学的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又听说要“办社”（指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他好几天都想不通，他认为自古以来，安牛种地都是各干各的，什么“互助合作”，都是乱弹琴，他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才好不容易分了点田，地还没做热，又要归公了，你们谁想入入圪，反正我不入。”

我父亲辍学回家正赶上“办社”，他被选为农业社的经济保管。工作队做不通我爷爷的工作，就反过来做我父亲的工作。说“过去我们单干了几辈子，发财没有？还不是‘讨吃子盼来年，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烂皮袄’，入了社，人多力量大，哪能搞不好。”

我爷爷最主要的还是舍不得他那十五头牛，怕入了社吃亏。工作队又说：“你一个贫农，会吃甚亏，共产党就是维护贫农的呀。”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爷爷只能半推半就，勉强同意。生产队给记了一笔账，父母亲离异时，给我妈分了五头牛，实际上也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只不过在农业社的账簿上多了一个“苏外女”的名字。

后来农业社为了照顾我爷爷的情绪，这群牛一直由我爷爷放养，生产队每年给我爷爷记三千六百分工。

我父亲回到家里，情绪一直很低落。一是他还想继续念书；二是他不想见我母亲，那时候的他对我母亲采取的是“不回家、不见面、不说话”的“三不政策”。

然而，现实击碎了他所有的梦想，他不得不弯下腰，低倒头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他和所有的农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

一九五六年的正月，生产队要到达拉特旗的大树湾调玉米籽种，选调我们家的马车，并由我父亲赶车。走时在麻家油坊装了一车麻籽，从我们老家到大树湾也就四百多里的路程，可我父亲赶着这挂马车来回走了十九天，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

在大树湾卸下麻籽，折回来在树林召装了一车玉米籽种，并在树林召吃了一顿让他终生难忘的美餐——馒头。回家后我父亲给我奶奶形容那馒头：“就像气吹出来似的。”没想到十五年后，我父亲被调到了达拉特旗工作，树林召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那时候我父亲梦也没梦见他会参加工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祖祖辈辈以苦为生的受苦人，哪敢有那些奢求！然而幸运女神真的就眷顾了这个穷小子。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初夏，一天，我父亲和其他社员一起给生产队锄麻子，队长张富贵急急忙忙跑来对我父亲说：“乡政府叫你了。”

我父亲不知什么事情，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是喜是悲是福是祸，反正组织上叫，绝不敢有半点怠慢，他把锄头扔给了姐夫宋有栓，调转头就跑。

到了乡政府才知道是信用社要人。信用社主任武文光让我父亲当会计，当时就让我父亲去接账，和前任办理移接交手续。

手续办完，武文光又让我父亲跟随他下乡放贷收存款，一连跑了十几天，我父亲才回到家里，我爷爷奶奶才知道了这件事情，全家人那个高兴劲儿自不必说。

在信用社干了三个月，给我父亲发了五块钱的工资。之后被选调到大红圪堵乡政府当了一名文书。我父亲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每月工资十五元。按今天飞涨的物价来换算，实在少得可怜， 然而在那个年代，十五元，能买一石五的糜子，一年就是十八石，等于我爷爷受几年的苦啊！乡邻们知道都羡慕不已，直夸奖我父亲：“那小子从小就不一样，人逢理至，官苗苗啊！”也说“这是王家祖上的德行，本人的福分。”

其实他们哪知道要不是我奶奶执意坚持让我父亲念书，人家谁会看上我父亲，我父亲还不是和普天下所有的农民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庄户人。

我奶奶这个小脚女人改变了我父亲一生的命运！

从此，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一九六一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紧张，部队缺干部，上级决定要从地方选调一批干部补充部队。我父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看中，选调到伊克昭军分区学习，后又下派到连队体验战士生活，一年后被分配到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工作，成了共和国的一名军官；

一九七一年调到达拉特旗人民武装部任科长；一九八零年转业到达拉特旗二轻局任局长；现在我父亲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我父亲与我继母结合后，生了三个女儿，我们兄妹四个加上我的两个女儿都上过大学。

我的大妹王雁方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现在是新西兰籍华人，曾先后旅居于新西兰、美国，毕生致力于基督教的研究与传播；

二妹王艳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北京，自己创业；三妹王彦君毕业于伊克昭盟教育学院，现就职于鄂尔多斯市食品药品技术监督管理局；

我们姊妹四个，数我的学历最低，我初中辍学回家，后来参加工作，也是鬼使神差，工作八年以后居然随潮流考上了伊克昭盟教育学院，念了两年成人大专，取得了一张地方承认的文凭。毕业后在仕途上一路顺风顺水，没两年便当了一个兵头将尾的官。

我的俩个女儿一气呵成，直念到研究生毕业，都取得了硕士学位。

大女儿王妮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后又考取了美国UTPB大学，教育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已拿到美国绿卡，就职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并在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兼修教育学博士学位。

二女儿王玥在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本硕连读考取了中国公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就职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是共和国的一名女警官。

有人戏称我们家是“大学生专业户”，这话一点不假。并不是我们王家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典型的基因遗传，这个基因只不过比别人多了一分的认真、刻苦和勤劳。从我的父辈开始作文就特别优秀，我父亲的作文每次都是五分，被当做范文。到我的女儿这一代仍然作文做的特别优秀，也是被当做范文来点评，在学校的大喇叭上不断播放。

我常想，要不是我奶奶执意要让我父亲念书，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这个家族！

十四、智闯批斗会

解放以后，我爷爷曾经的掌柜之一——何氏家族统统被划成“地主”或“富农”成分，属于“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五类分子”。

而我们家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按理说应该是“革命”的先锋。但从一九五一年的“减租反霸”、 “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土地改革”、 “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工作队、造反派、革委会多次派人到我们家做我爷爷和奶奶的工作，说：“你们苦大仇深，应该积极地站到革命一边，投身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动员我爷爷奶奶去诉苦，去批斗过去那些剥削他们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包括刘某八、何七虎。

可我奶奶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人和人活，鬼和鬼交，谁也有个马高蹬短的时候，我们绝不做那些落井下石的事。”

她老人家经常给我们安顿：“千万不能参加那些批斗会，更不敢打人嘲（骂）人苦害人。”她说：“打人一拳，怀揣十年，告人一状，至死不忘，苦害人的事坚决不做”。

我奶奶每次讲的时候总是说得那么干脆、利索、坚决。

记得“文化大革命”那阵子，我家邻居何文明，即何台则的大儿子，我姑父的哥哥，经常被拉出去批斗。

何文明是“富农”成份，为了拷问家里还藏有多少颗元宝，“造反派”们用尽了各种刑法，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一条腿留下了终生残疾，成了名符其实的“瘸子”，一生没离开那根拐杖。

一日，我奶奶听说何文明茶饭不思，想“自绝于人民。”

当时，我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忍无可忍，说：“毛主席还说要文斗，不让武斗，这群晃脑小子，把他大大往死整拾呀，那她祖娘娘看看这群小子是不是吃人呀！”说着说着就从家里提了个筐子，拿了几个窝窝头只身来到批斗会现场，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她要干什么。

我奶奶往何文明身边一站，指着何文明厉声斥道：“富农分子何文明你给我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茶饭不思，想自绝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给我吃饭，再老老实实认罪。”我奶奶说着就从筐子里拿出了那几个窝窝头。

那时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也不知我奶奶从哪里学了这么一句毛主席语录“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果然这句话非常奏效，马上有人上来替何文明松了绑。造反派们眼睁睁看着何文明在吃饭。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我奶奶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里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慢儿吃，操心噎死了，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富农分子斗了。”

然后，我奶奶话锋一转又对“造反派”们说：“孩燕儿们，毛主席还说要文斗，不让武斗，你们可得逞住点儿气，操心整拾死。我可知道了，何文明也没大的罪过，就是他老子给挣下个富农成份。这个人三打也打不出个响屁来，哪时想不转做下个没的，可是鼻子比脸大了。自古以来，欠账还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命们操心吃不了兜着走。”

经我奶奶这么一诈唬，造反派的头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无语，愣怔了半天。有些人对这件事也看不惯，乘此机会说：“王老婆儿说得对的。”至此以后，对何文明的毒打减轻了许多。

其实，我奶奶对何文明家里藏有几颗元宝是清楚的，因为何文明的弟弟是我的姑父，是我奶奶的女婿，弟兄俩个在分家时每家分了三颗元宝，我奶奶担心何文明把这个家底给“交代”出去。

临走前，我奶奶又走到何文明身边厉声斥道 ：“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不许胡说八道。”我奶奶乘人不注意又给何文明使了个眼色，背后的潜台词是“打死也不敢承认。”

我奶奶的这一举动让“造反派”们很是不满，但也抓不着把柄，后来有人扬言，想给我奶奶扣一顶“保皇派”的帽子（其实他们连什么是皇上也闹不清），要批斗我奶奶。

对此，我奶奶镇定自若，因为这群造反派都是我奶奶看着长大的孩子，谁有几斤几两，我奶奶心里最清楚，他们哪是我奶奶的对手。

我奶奶冷笑一面说：“哼，敢动祖娘娘的人还没养下！想等（比）脚板子大小，来！祖娘娘杨猴小、刘某八也没怕过，还怕你们这群黄嘴叉窝猴小子！”我奶奶把这些话一往出放，奇迹般地震慑住了这群“晃脑小子”，化险为夷，谁也没敢动老太太一指头儿。

那些荒唐的日子，荒唐的故事，后来成了我奶奶的笑谈。她经常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她说她去批斗会现场有四个目的，一是怕何文明真的受不了“自绝于人民”；二是怕何文明真的把那几颗元宝给“交代”出去；三是想去诈唬诈唬这群猴小子；四是人家老是说我们家不积极，当老好人，所以也想借此表现表现。

十五、一双儿女两种命运

我姑姑王香则是何文明的弟媳妇儿，我姑夫何明珠同样与他哥哥一样被划成了富农成份，但是何明珠这个人是个死善无囊、从不惹人、指东不敢到西，三打也打不出个响屁来这么个老受孙。生产队所有的苦活儿累活儿都是何明珠的，而且从来不吭一声。长期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何明珠浑身都是病，睡觉哼哼呀呀能叫唤一晚上，所有的关节都变了形、都在疼痛。

他的这种“积极的表现”和任劳任怨也博得了群众的好评。到文化大革命，何明珠“富农分子”的帽子早已被摘掉，成了“摘帽子富农”所以从没受过批斗，更没挨过打。

但我姑姑就不同，仍然戴着“富农分子”这顶帽子。

其实，我姑姑和我父亲一样，出身应该是贫农，根红苗正。不同的一点就是在我奶奶“重返西口路”时，何家抢婚未成，制造了一场风波。后来在解放前夕，我爷爷我奶奶仍不食言，把闺女嫁给了何明珠。

何明珠这门人家，从他父亲何台则开始就已开始走向没落，解放前几年，何文明、何明珠弟兄俩个分家并没得到多少东西，剥削量并不大。但就因嫁了何明珠，这个根红苗正，穷苦人出身的我姑姑王香则却被“富农分子”这顶帽子压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我姑姑没有得到公民的一点点权利。文化大革命也和其他地、富、反、坏、右一样，成天被拉出去批斗。

我姑姑也是个善人，一听见批斗吓得魂都飞了。第一次上批斗会，哭哭啼啼来找我奶奶。我奶奶说：“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又没剥削过人，你这个“富农”就是嫁了何明珠的缘故，有甚怕的？人家让你去你就去，顶天儿你就是个陪桩，他们把你咋不了。”

我姑姑还是心里不踏实，唯唯诺诺，哭哭啼啼不敢去。我奶奶很生气地说：“你明天只管大胆地往台上站，老娘我也去，我看谁敢把你吃了。”

第二天，批斗会在我们大队部所在地布连图二队召开，我奶奶骑了一头毛驴早早儿就来到了大队部，坐在了批斗会现场最前面最显眼的地方。

一会儿，批斗会开始，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弯着腰，被人吆喝着站在了批斗会前面的台子上。我姑姑也低着头，双手笔直地垂着。

我奶奶在台下，漠然地昂着头，盯着面前的这个批斗台子。

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领着开始呼口号。呼完口号，就有人上台进行揭发批判，历数“地、富、反、坏、右”的种种“罪行”。

当有人上台揭发我姑姑的“罪行”时，那个人动手动脚，手上去压我姑姑的头，指着我姑姑叫喊：“富农分子王香则，你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

突然，我奶奶站了起来，冲着那个人喊道：“唉，后生，你说话可得说个有的，她有甚罪？你不知道，你大（爸）最清楚，你干脆回去问问你大，再上来揭发也不迟，别影响了会场秩序。”

那个人看了看我奶奶，悻悻然坐下来，虽然不高兴，但也不敢叫喊了。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我奶奶一双儿女，命运却截然相反。同是一母所生，我父亲根红苗正，是彻彻底底的贫农，并参加了“革命”，成了“吃皇粮”的干部；

我姑姑就因为嫁了何明珠，成了富农，属于人民管制的对象，政治上受了半辈子迫害，生活上也是一辈子穷困潦倒，命运多舛。

我奶奶经常对我们说：“那时候为了巴结人家富人，所以把女子就问（说）给了何家。”并经常告诫我们：“找对象不要看穷富，主要看人，人有出跳比甚都好。”

我姑姑的命运成了我奶奶一生的牵挂。

我姑姑和我奶奶同在一个生产队，住的就像前后邻居。住在一起有住在一起的好处，也有住在一起的烦恼,我姑姑的一举一动我奶奶抬头不见低头见。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看着自己的儿女遭罪，我奶奶能不颇烦吗？她能不管吗？她常说：“老王家不知哪辈子欠了何家的债，还了几辈子也还不清。”

的确是这样，我爷爷我奶奶从成家起就给老何家揽工受苦直到解放，为了巴结富人，还把我姑姑嫁给了何家。解放以后，我姑姑一辈子穷困潦倒，我奶奶拉扯了一辈子，没甚给甚，遇到什么难为之事都得我爷爷我奶奶给做主撑腰想办法。到了何明珠的后代这一辈，我和我父亲还是照样在拉扯，直到现在。

我姑姑一辈子也是生育了一儿一女，女儿叫何长俊。从小我姑姑对她也是供书念字，读了四年书辍学。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找了一个姓郝的人家。婚后俩个人的小日子虽然清贫，但恩恩爱爱，甜甜蜜蜜，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几年，我这个表姐嫌人家穷，死活不和人家过，到处胡跑乱逛。为此我奶奶不知把她这个外孙女训过多少次，记得我奶奶常说：“穷没根，富没种，人有出跳比甚都强。你家老何家过去可也有钱来啦，这会儿咋介就穷了？我看人家郝家女婿能说会道挺好的后生，哪阵儿不如你？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你以为你是九天仙女？”说得我表姐脸红一阵、紫一阵，无以对答。

有一次，我父亲回家，专门把这个外甥叫来，我父亲也是大动干戈，那个脾气上来，急等上去给几个耳光，何长俊哪敢给我父亲顶嘴，让我父亲训得嚎啕大哭。经过这一番折腾，何长俊再也不敢胡跑乱逛了，一心一意回去和女婿过日子，成全了一家人家。

儿子叫何耀伟，是我姑姑磕了一万个头才求得的这么一子，那时我姑姑生了女儿以后就不生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可急坏了我姑姑俩口子。

我奶奶求我们家的家神——“火焰天神”给出了个主意，“火焰天神”让我姑姑每天晚上星全的时候，朝住北斗星磕一百头，连续磕一百天，送子娘娘会给你送一子。

果然，我姑姑连续磕了一百天以后，有了身孕，一家人乐得耀武扬威。因此，生下以后给起名“耀伟”。

我姑姑我姑夫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看能不能出人头地，耀武扬威地活两天。

那时候穷，但再穷死也不能穷孩子，因此对儿子百依百顺，娇生惯养。

到该上学的年龄，我姑夫倾其所有也要供孩子上学。

我记得有一年，有点粮食全部供何耀伟上学了，老俩口家里揭不开锅，没个吃上的，就到场面(堆草的地方)打得吃草籽，也顾不来能吃不能吃，连草带籽磨成面蒸得吃窝头，结果吃得差点要了何明珠一条命。

那天，何明珠大便便不下来，脸被憋得通红，痛得何明珠妈妈老子直吼。我姑姑没办法就用棍子从屁眼儿里往出掏，一个瞎笨汉哪会掏，眼看何明珠就要断气，急得我姑姑央告邻居找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还是赤脚医生救了何明珠一命。赤脚医生来了以后就给何明珠上手从屁眼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往出抠，终于，夹掏带灌通了。

何耀伟初中毕业后，高考制度取消，不得不回家务农。那时我父亲在达拉特旗武装部工作，手里还有一点权力，也认识几个人。

我姑姑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受苦受难已成定局，但在她儿女命运的安排上我父亲想尽千方百计要拉扯一把，改变一下何家的命运。

当何耀伟回家务农的时候，我父亲就把这个外甥的安排提到了议事日程。经我父亲多方联系，托人找关系，先在达拉特旗的罕台国营煤矿给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不久就被正式安排在达拉特旗国营酒厂，并落了城市户口，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工人。

要知道，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安排个正式工，下个城市户，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无法企及的一件大事、好事。

为了安排何耀伟，我父亲也是绞尽脑汁，不知托了多少关系，给人家说了多少好话，走了多少“后门”，最后还是以我父亲“儿子”的名义才下了户，并将何耀伟改名为“王何耀”。

不知是何家祖上没那个德行，还是本人没那个福分。何耀伟被安排工作了四十天，却得了个“抑郁型精神分裂症”。听到这一消息，看到这一惨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

最大痛苦的当数何耀伟的父母，我的姑姑、姑夫。当听到儿子得了病，我姑姑只知道嚎，见人就哭诉；我姑夫何明珠也是泪水涟涟，长吁短叹。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关系，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能力能为儿子治病。他们唯一能做到的除了眼泪还是眼泪。

我姑姑只要见了我们家任何一个人，一见面抱住就嚎，她只能用眼泪来祈求我们的可怜，而且唯一能拯救她儿子的也只有我父亲和我。

那时候我在达拉特旗团委工作，我只好给人家领导说好话请假，领上何耀伟到处找精神病院，先后在呼市、包头、东胜的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屋漏偏逢连阴雨。不知什么缘故，何耀伟对精神病院这个环境过敏，浑身起鸡皮疙瘩，瘙痒得住不成，大夫说成啥也不要，让回家吃药维持。何耀伟也是说成甚也不住，非要离开那个环境。就这样断断续续治疗了几年也不大见效。医生说，这种病彻底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一辈子就是靠服药来维持。

从此，何耀伟成了终生服药的病人、废人。照顾何耀伟也就成了我父亲和我的终生的无法推卸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奶奶赶死也放心不下的一块心病。

何耀伟从一九七五年十八岁得病到二零一五年去世，活了五十八岁。整整四十年一刻也没脱离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一般的镇静剂对他来说无济于事，吃的全都是氯氮平之类的剧毒药物，而且长期服药已产生了巨大的抗药性，吃药剂量不知翻了几十倍仍然无法睡眠。期间出现过多次病危，每次病危都是我们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记得有一次，何耀伟回伊旗老家住在父母那里养病，我姑姑捎来话说何耀伟离家出走不知下落。

我父亲听后就往老家跑，在巴嘎淖尔我父亲找了几天终于在那个沙巴拉尔找见，当时的情况已是奄奄一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口水流的老来长，除了还有一口游丝气，已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我父亲找来他吃的那些剧毒药物，又找来几根柳棍，撬开牙关往里灌，就这样又一次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随着我父亲年龄的增长，何耀伟的照顾逐步“移交”给了我和我的妻子。何耀伟的饮食起居、大小事情就成了我这个表哥和表嫂难以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就像我的老人一样，没什么给买什么，要什么给什么，每隔几天我们俩就得去看一次，生怕有个什么闪失或失误。

何耀伟也是不管什么事，有点点事就给我妻子打电话，即使哪个家具掉了一颗螺丝钉也要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给他修理或更换。有时候出去了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开上车找见了再拉得送回去。

我妻子刘花对我这个表弟说实话比照顾自己的亲兄弟还殷勤，除了生活上这些琐碎的事情以外，每个月还要亲自给他打一针长效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有一次，我妻子去看望他，一进门看到的情景是：何耀伟卷缩着在门后的圪佬里卧着，把我妻子吓了一大跳。一看地下满地是水，自来水还在“哗哗”地流淌着。我妻子推了一把不会动，喊叫了半天也不答应，以为死了，上手一摸还有点气息，赶紧跑出去叫了两个人把何耀伟从水坑里拉出来，放到太阳下晒着。晒着晒着何耀伟又活了。

原来是何耀伟病犯了，自己下地拧开水龙头喝水，不料栽倒在地再也没爬起来。要不是我妻子赶得巧，估计何耀伟早就没命了。

近几年随着生活的好转，我给这个病人买了一个车库，把车库改造了一下，水、电、暖全部接通，让他住了进去。我又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交涉，申请了“低保”，办理了“残疾”，住进了政府分配的“廉租房”。后来，何耀伟生活自理不了，我又将这个病人送进了养老院，每月一千多元的生活费我在给支付着。这是我姑姑我姑夫这个家族当时唯一一个还活着的后代。

到了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凌晨五点，养老院突然来电，说何耀伟不行了，让我赶快去。我急忙火燎穿上衣服正准备走，养老院又来电话说已经断气了。我和妻子两人开车急忙赶过去，何耀伟直挺挺躺在床上，两眼紧闭，嘴大张着，没有了一丝气息。我妻子上街买了一枚银元，给放到嘴里，用手使劲地揉搓何耀伟的下颚，希望能将长着的大嘴合上，可是揉搓了半天也没能合上，最后只好把他的头颅扶起来在下颚处垫了东西才合上。我们夫妻俩赶快给何耀伟准备了后事，因为事先没有任何预兆，所以什么东西都得上街现买。按照我们当地的礼俗，该准备的我都给他买了，衣服从里至外都是新的，我俩亲手给他穿上。然后叫了一辆殡葬车拉倒火葬场火化，并花了四千元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骨灰盒，葬于他父母的脚下。因为何耀伟无妻无后无亲戚朋友，所以也没举行什么隆重的葬礼，整个过程只有我们夫妻俩。就这样结束了何耀伟五十八年坎坷病痛的一生。

何耀伟一辈子没婚没嫁，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二十多岁时我父亲曾给张罗找了一个对象，但没想到那个对象也是个精神病人，并伴有心脏病，婚后俩个人一吵架，受了气，受点刺激，俩个人全都疯疯癫癫，我们由照顾一个病人照顾成了两个。生活了一年多后，俩人提出分手。后来听说没过多久，那个媳妇儿由于心脏病复发病死于山西。

对于儿子何耀伟，我姑姑我姑夫，不抱任何希望。他连他自己都顾不了，岂能谈得上赡养父母，养老送终？

随着我姑姑我姑夫年龄的增长，养老送终这个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我父亲说：“儿子指不上女儿养。”

那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我那个表姐姐、表姐夫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老家种地，我姐夫跑出来做点小买卖，吃住在我家，我给跑的联系货源、联系车辆，我姐夫贩运倒卖点瓷盆子烂罐，挣了点小钱，也尝到了甜头。

后来我说：“姐夫，你干脆搬来达旗住吧，就是出去受苦也比你在农村种那两铧子地强。”

我姐姐、姐夫听到这个话喜上眉梢，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父亲说“拉扯你们可以，但有个前提条件，你们必须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

我姐夫满口承应，我姐姐更是无话可说。就这样，我那个表姐姐、表姐夫于改革开放后的不久，从伊旗搬到了达旗，从农村住进了城市，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树林召镇。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

果然如此，我姐姐、姐夫一家四口来到达旗后，我给我姐夫找了一份固定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我姐姐也是省吃俭用，勤劳致富，没几年功夫，就买了房。

那时，我姑姑、姑夫还在老家农村。但由于年事已高，无力耕种。加之，儿女都不在身边，无人照料。经我表姐、表姐夫的同意，在我们的帮助下也搬到了达旗，与女儿女婿住在了一起。我姐夫把他买的那座房的凉房简单收拾了一下，我姑姑、姑夫两位老人住了进去。

农村人一下子进了城有好多不适应。首先不适应的是坐不住，坐下没事干反而难受。我姑姑、我姑夫一贯劳动出身，哪能坐得住，当然也出于生活所需。

老俩口除了给女儿女婿做点家务以外，一有空便四处捡垃圾，是树林召镇出了名的两位捡破烂老人，在这个不大的小城，人们随处可见两位拾荒老人捡破烂的情形。老人吃的、住的、穿的，在这个小城找不出第二人。好多路人看见以为这是两个乞丐，好多邻居看见可怜，给吃的、给穿的。对此我父亲实在看不惯，还专门把他这个外甥女儿叫来批评了一次。

然而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表姐与我父亲几乎断绝了往来。

时间到了农历二零零零年的十一月份，定于十一月十八日我姐夫要给他那个宝贝儿子完婚，结果婚事没办成却变成了一场丧事。

那几天，我姐姐忙得不亦乐乎，到处跑得请人送请柬，在穿越马路时不幸被一辆大车撞了个正着，当场死亡，时年四十九岁。

我帮助我姐夫把后事给办了。

后来我和我父亲帮助我姐夫和肇事车主商量赔偿问题，商量不倒。经交警队调解，一共给赔偿了五万多元，其中有父母的赡养费二万多元。

我和我父亲主张这个钱属于谁的给给谁。我姐夫对这个钱想全部要，但我和我父亲坚决不同意。在我们的坚持之下，最终我姐夫还是同意了，只提出来把那点零头给他，整给我姑姑姑夫二万元。

我姑姑一辈子没好活过一天，被她那个疯儿子何耀伟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的打击和岁月的无情摧残写满了她那张原本俊俏的脸，满头黑发变得花白。一辈子柔弱的我姑姑原本指望她这个女儿为她养老送终，然而现实又一次击碎了她所有的希望。

听到女儿走了的消息，一下子仅存的一点点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不管女儿对她如何，必定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她能不痛心吗？她低倒头就往南墙上撞，“我咋介就不死呀？阿弥陀佛……”两个苦命老人 “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送走女儿以后，老俩口暂时还居住在女婿家里，俩个老人把满腔的悲伤压在心底，以拼命的“捡”，来换取那一点点可怜的收入，他们想为女婿、外孙减轻点负担，生怕别人说长道短，嫌弃自己。

因此，俩个老人起早贪黑还是没命地“捡”，所以看上去实在是脏，手是黑的，脸是灰的，衣是破的。每当捡破烂换回钱的时候，也许是老俩口最高兴的时候。即使这样，他们也舍不得买一根纸烟抽，还是拿出他那个旱烟袋，坐在台阶上，吧嗒吧嗒地吸几口。

有一回，我与妻子去看望他们，外面阳光明媚，到了他们那个家真成了“凉房”，觉得黑乎乎，冷飕飕的，屋里没有一丝光线，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两个老人蜷缩在那个冰冷的屋里，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用电、舍不得烧炭……因为他们所有的生活来源全部靠“捡”，穿的是捡的，用的是捡的，烧的是捡的，甚至吃的也是捡的……就因为捡、捡、捡，又“捡”出了一条人命！

那是在女儿走后还不到一年的一天，那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八月三十日，我姑夫何明珠与往常一样穿梭于大街小巷、灰堆、垃圾场，当他在穿越马路捡炭的时候，还是撞死他女儿的那条该死的210国道，又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农用车撞到，当场昏迷不醒，司机还算可以，知道自己撞了人，停住车就往医院送，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和他女儿的命运一模一样。

我和我父亲、我姐夫简单地给办了个后事，把老人家安顿在了姑子梁公墓。

经我父亲和我与交警队多次交涉，最终和肇事车主达成协议，以赔偿二万元了结了这个案子。就这样何明珠结束了自己苦命的一生，最后以一条命换了二万元，为那个他牵系了一辈子的疯儿子留了一笔生活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我姑姑就这么命苦，所有亲人都一个个离她而去，她成了一个孤寂无助、孤苦伶仃的孤寡老人。

我父亲看见可怜，就将他这个唯一的姐姐接过来，与他住在了一起，准备为她颐养天年，养老送终。

我父亲把我姑姑接过来之后，也彻底结束了她捡破烂的生涯，给她从里至外洗了澡、换了一身衣服，穿得出产新（崭新）。

可能也是老天有意，就在我姑夫走后不到四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在这个本就支离破碎的家庭！

二零零一年农历腊月十五的那天，我姑姑那个疯儿子何耀伟来我父亲家看他妈，临走时非要拉他妈去他那里住几天，我父亲对我姑姑说：“你要想去就去。”就这样我姑姑去了儿子那个破屋。

那时，她儿子有两间房子，晚上睡觉时，让他妈住另一个屋。临睡时怕他妈冻着，给他妈生了一炉子火。没想到这炉子火不知什么原因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充斥着整个房间。

第二天早晨，何耀伟起来等了半天不见母亲，推开门一看，老人早就没了气。这一噩耗传来，我撒腿就跑，去了一看哪有抢救的余地！

那年她七十七岁。

我和我父亲没有任何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她老人家准备后事。

我姑姑、我姑夫一辈子就生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人，到现在已经走了三口，唯一还活着的就是那个疯了一辈子的儿子何耀伟。

死后人们说：“甚人有甚人的死法，老婆儿老汉知道自己没人赡养，所以人家死时不牵累任何一个人。”

是啊，可惜的是他们的死亡太残忍了！如果不出现这些意外，估计他们还能多活几年。

何家在解放前是威震一方的大户人家，但何明珠他们这门人家自何明珠的父亲何台则开始就走向了没落。何明珠三岁时生母去世，与我姑姑成婚以后，父亲何台则也相继离去。

临死时，何台则给何文明和何明珠弟兄两个分家产，每人只分了三颗元宝。到文化大革命，我奶奶“智闯批斗会”，生怕何文明把那三颗元宝给“交代”出去。我姑夫何明珠分的那三颗元宝虽然没被“文革”抄走，但也没济成事。

解放以后，一颗元宝回炉制成几对手镯，带在了女人们的手腕上；一颗被我三爷爷动员做思想工作上缴给了国家。

那时我三爷爷（即我爷爷的弟弟）王应良，由于苦大仇深，根红苗正，被选举为我们村的村长，“文革”期间是大队革委会主任。

我三爷爷可能也是受上面任务的逼迫，才在他这个侄女女婿身上打了主意。这颗元宝也成了何明珠被摘“帽子”的重要依据。

留下一颗，“文革”期间怕被抄家，就寄放在我父亲那里，我父亲给保管了十来年。“文革”结束后，我父亲也是多心就物归原主了。我姑夫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基下挖了一个洞藏起来，并把这个地方告诉给了儿子何耀伟。

何耀伟得了病以后疯疯癫癫回去就和父母要这颗元宝，父母亲不给。有天晚上趁父母亲熟睡，何耀伟起来找了一把铁锹就掏，天亮以后带着元宝就上路走了，准备来达旗。走在半道，在老家白侯留车马大店住了一晚，元宝丢了。

何家祖上就留下这点财产被挥霍殆尽。应验了我奶奶常说的那句话“高楼有塌了，穷人有发了。”

到了何耀伟这一代，无子无嗣，何家这门香火彻底熄灭。

十六、婚姻“冷暴力”

我爷爷奶奶精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婚姻问题上秉承封建社会的礼教，崇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俩人的结合就是一出悲剧。

我爷爷是个暴脾气，我奶奶是个女强人，俩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打打闹闹一辈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庭暴力”。

我奶奶多次讲过，“暴力”不是一般的“暴力”，但“暴力”过后伤害的总是我奶奶，但我奶奶说打死她也没说过一句熊话。

有次打架怕有人来拉，我爷爷把门顶住，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屋里两个人打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我奶奶一头长发被揪住耗得一绺一绺。

我父亲说，他一看见父母亲吵架吓得魂飞魄散，手提两个鞋拔子没命地跑，跑出去叫人来拉架。

如果说我爷爷和我奶奶是典型的“家庭暴力”，那么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则是典型的“冷暴力”。

我父母亲的婚姻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父亲三岁的时候，也是我爷爷奶奶的父母之命，三岁时就给我父母亲定了“娃娃亲”。

到了我父亲十五岁的时候，出现了上篇我小姑突然离去的那一幕，当时给我父亲举办婚礼也是考虑了我奶奶的心情。因为我奶奶始终难以接受女儿离去这一事实，始终无法走出那个阴霾。

好多好心人劝说我爷爷：“赶快给丙子（我父亲的小名）圆房（结婚）吧，有个媳妇儿在跟前活绕上，也许你婆姨能好一点”。

就这样，在那年的腊月，我爷爷奶奶择了个良辰吉日，擅自做主为我的父母亲举行了婚礼，那年我父亲十五岁，我母亲十四岁。

对于儿女们的婚姻大事，我爷爷我奶奶心想怎么也得办得体面点。因为现在的生活毕竟比过去好多了，自己也就这么一个儿子， 再也不能重蹈自己的老路，用一个毛驴就把老婆驮回来了。

因此我爷爷我奶奶精心准备了一番。他准备了两辆娶亲用的骡子车，七大姑八大姨、三姑舅二两姨、娘舅姐家自不必说，还有跟前的邻居都请上。

我爷爷把自己的那个茅庵草舍也打扫了一遍，贴上了对联和窗花，一派喜庆的气氛。

第二天娶亲队伍回来后，举行“站大小”仪式， 我爷爷在房子的正面墙上挂了一块红布，红布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画像，院子里铺了几块毡，到处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们。所有嫡亲按辈分和亲疏远近迎面站到毛主席画像下面，代东端一个盘子，我爷爷端一杯酒，代东喊道：“新郎新娘站好，先向毛主席鞠躬！”

我父亲我母亲面对主席画像，恭恭敬敬给他老人家鞠了三躬。刚刚翻身的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那种崇敬之情是发自内心由衷地表达。

“站大小”完毕入洞房。

洞房是我爷爷在他那个正房的西面用草坯砌得墙，盖了一座坐西向东的房子，里外用泥巴一抹，权且当做新房。

按规矩新郎要抱着新娘入洞房，可是我父亲怕抱我妈，乘人不备早就逃跑了。我妈站在那里很尴尬，后来人们借助耍笑把我父亲推回来，推到我母亲跟前，夹推带搡把俩个人推回了洞房。

晚上，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引孙子”。爱开玩笑的人们准备了一根椽子，意即“毛驴”，将皮袄毛朝外搭在上面，意即“鞍子”，后面再绑一把扫帚由专人来操作，表示“驴尾巴”。

“引孙子”的人毫无疑问是我奶奶。

一切准备停当，可是新郎又不见了！着急的我奶奶打发人四处寻找，在一户邻居家找到。可我父亲人回来了，心却不进那个家。 我奶奶苦口婆心给说好话：“孩燕儿可不敢，这是古人留遗下的，让人家笑话呀。”勉勉强强将我父亲的工作做通，众人将我父亲推入洞房。

“引孙子”仪式正式开始，只见几个人将我奶奶抬着骑在那根早已预备好的椽子上，喊一声“得儿——驾！”这毛驴就在院子里蹦跶起来，俩个抬椽子的人故意上下左右晃动，把我奶奶颠簸的直喊：“妈妈呀，停住吧，停住吧。”众人笑得前仰后合。转了几圈后把我奶奶抬到洞房门口停下，众人高喊着让我奶奶说，我奶奶说：“说哇么，怕甚了，把东西拿来。”众人才手忙脚乱有的找红枣，有的找糖块。只见我奶奶镇定自若，胸有成竹，把洞房门拉开个缝隙，滔滔不绝说道：

白女子，黑小子，跟上娘娘吃果子。养小子，穿蓝衫，戴顶子，手拿书本子；养女子，穿花袄，戴卡子，手拿剜花小剪子……

说完，我奶奶将手里的红枣、糖果顺着门缝扔进去。

“洞房花烛夜”是人生一大喜事。可对我父亲来说，这洞房就像个囚笼，洞房里住得也不是人，而是一只狼。

当人们耍笑完毕，余兴未尽地散去时，我奶奶还是不放心，拉开门缝看了一眼，她看到的是，偌大的一个房子，两卷铺盖却孤零零地一个前炕，一个后炕，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奶奶着急，推开门回去把两卷铺盖拉到一块并排铺下，可人一走，又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婚后不久，我父亲在我奶奶的执意支持下就念书走了，干脆住在学校很少回家。

现代人谈恋爱卿卿我我，搂搂抱抱。那时年轻人可以说无恋可谈，无爱可言，多数都是先结婚后恋爱。

但我父母亲这场婚姻等于两个陌生人住了一个屋，就像动物园的笼子里关了两只猴，一只公猴，一只母猴。两个人最多只看对方一眼，毫无语言交流。

着急的我爷爷奶奶爬在窗户上“听门”，听屋里有什么动静，甚至趴在窗户上把窗户纸用口水蘸湿捅破看有什么行动，然而所看到的一幕依然如故——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什么叫结婚？两个娃娃根本不懂。对我父亲来说等于我们家“娶”回来一个“长工”，对我母亲来说和给别人揽工受苦没什么区别，当时在他们意识形态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夫妻或家庭的概念。

相爱本来是俩个人的一门艺术，爱就得沟通，有交流才有了解，有了解才有更深的爱。可两个小孩儿哪知道这些道理，这一“沉默”长达八年之久，犹如八年“抗战”。

我母亲说她是多么地期望我们俩能吵上一架或打上一架，也许通过打打闹闹能排泄心中的那份怨恨，然而就连这么点最正常的、再常规不过的权利她也没得到。

这一“冷战”其实比起“家庭暴力”更具有杀伤力，更具有危害性。

我母亲曾无数次地苦恼，对她的知己委婉地透露过她还是“处女”。一些好心的婆姨劝我妈，“唉，丙子婆姨，你看不开，王丙子现在是公家的人了（那时我父亲已参加工作），一眼看下过不成，你不要蔫（傻）等了。”也有人说：“现在是新社会，公家也提倡婚姻自由，过不成就离了算了。”

我母亲心里忐忑不安，犹如“十五只桶吊水七上八下，”一时难以定夺。

她把一腔的怨恨发泄到劳动上，她发疯似地劳作，以此来驱赶青春期躁动不安的那颗心。

她白天下地干活儿就像一个壮实的男人，夜晚坐在那盏孤寂的油灯下给全家人拆洗、缝补，农村里的所有活计在她的手里犹如一个娴熟的表演家。

自从我母亲过了门，我们家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爷爷从陕北神木的“口里”上来穷得身无片甲，到现在我爷爷已经有了十几头牛，好几匹马，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富足有余。

看着村里成双入对的年轻人，我妈心里那个难受劲犹如死牢里圈了一个囚犯，失去了所有生的希望。一首流传民间的《光棍哭妻》，成了我妈心里吟颂的名曲：

“二月里来龙抬头，你看人家有老婆的抖不抖，顿顿吃饭有人吼呀，有人铺被抱呀么抱枕头，光不溜秋小俩口……”

歌声哀婉凄苦，似哭像嚎，常常招惹得我妈泪水涟涟。

即使这样我母亲仍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她想竭尽全力来维护这段婚姻，来维持这个家庭。

因此，父亲是母亲一生的牵念。对他的爱是她痛苦中的精神慰藉；是她劳作中的永恒希望。她希望父亲能回心转意；她希望父亲能够有所担当；她希望父亲能成为自己真正的男人！

然而，在母亲的生命中,父亲就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星宿，一种永远的奢求！母亲的期望一次次地化为泡影，一次次地成了水中的月，镜中的花。他就像一个似近似远，似远又近的目标。她多么期望亲近得可以毫无顾忌地向自己心仪的男人展露自己内心所有的皱褶，倾吐其所有的心声。然而他又遥远地即使近在咫尺也无法将其读懂，将其穷尽！

要知道我母亲那时才是个十几岁的花季少女，哪个少女不怀春？

不管她是高贵还是卑贱，不管她是漂亮还是丑陋，不管她是才女还是一个文盲，总归她是个女人，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个渴望爱与被爱的女人！

她多么地期望父亲能挨得她更近，她低着头就能听到他的喘息声，她抬起头就能看见父亲那双眼睛，伸出手就能摸到父亲那个高大的身躯；她多么地期望父亲能够亲吻她，拥抱她，抚摸她！

这一刻的目眩神迷激发了她本能中那神秘的活力，激情排山倒海般地向她涌来。然而午夜低徊，那些由幻想化成的甜蜜常常惊扰得她怀想那些心酸的日子，转瞬醒来，碾子还是那个碾子，磨还是那个磨，老屋依旧，情难依旧。

尽管父亲对她那么冷漠，但她还是从未放弃过，她要从他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一次次地让父亲走进她的身边，走进她的那个内心世界，最终想让这段不幸的婚姻结出果实，她想通过孩子来维系这段婚姻，维系这个家庭。

也许是人的本能，也许是……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情欲是人的自然本能，具有原始的特性。情欲是能动的，躁动不安的，本质上讲是不安于现状的。”

于是乎，便有了我……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古人讲“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呀！我母亲终于意识到，在我父亲的生命里，她就是一个过客。

现在虽然有了孩子，他也始终没有表露出有一点爱的迹象或行动，不管我母亲怎样的努力，怎样的逾越，怎样的想走近他，靠近他，因为没有爱，注定不会发生什么，我母亲最终还是选择“离开”。

那是公元一九五九年的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那天，太阳被横七竖八一朵朵的乌云遮掩着，时而露出圆圆的血红的苦脸，像哭红了双眼的少妇，在天际间游走。大地一片寂静。天空不时飞来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

那年我刚过两周岁。

我父亲是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政府的一名干部。

在巴嘎淖尔那片旷野，一个少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步履蹒跚地行进在去往乡政府的那条土路上，在她的眼里，天是那苦雨天，风是那顶头风，路是那泥泞路！她走一步掉一滴泪，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八年啊，八年的苦苦等待，却等来了这么个结果！

八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一齐向她袭来，伤心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扑啦啦”地往下掉。背上的我哪知道当时我母亲的心情，可能是长时间的束缚或许是饥饿的正常生理反应，也在“嗷嗷”地大哭，这段四十里的路程我们娘俩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来到了乡政府，见到了让她魂牵梦绕，柔肠百结，苦苦等待了八年的那个人——我的父亲。

我母亲把我从背上放下来，指着我父亲说：“这是你大（爸爸），去，寻你大圪。”可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哪知道我还有大？可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没有父亲这一概念。我父亲试图想抱抱我，可我见了父亲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躲还来不及，直往我妈的怀里钻。

沉默，久久的沉默！

我母亲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俩人心知肚明，无需更多的语言。

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物坐在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然后面对我的父母征求意见：“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就这样，乡政府给开了一张《离婚证明书》。

那时我们家已有十五头牛，给我母亲分了五头，孩子随母带走。

我母亲她苦苦等待，孜孜追求，想得到丈夫的身体和心灵的慰藉。这些最基本的权利我母亲用了八年的时间也没有获得，最后只得到这一张毫无价值的白纸和几个黑字！

“心已死，泪也干，不堪回首魂亦牵。梦惊醒，不了情，往事如烟挥不去。亦虚亦实，亦爱亦恨，叶落无声花自残。只道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却无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她怀揣这张包含她八年心酸的“纸”又回到了让他苦苦等了八年的那个老屋,那个没有爱情让人窒息的空壳！

我奶奶知道办了离婚手续，着急的直骂我父亲：“我把王谁那个老子，造孽呀，早知道有今天，我那会儿就不该让他走啊(指我父亲工作)！”

然而，生米做成了熟饭，一切都已晚矣！

我奶奶对我妈说：“新社会讲究婚姻自由，妈也不敢过分劝你们。丙子婆姨，主意得个儿(自己)拿了，你可得好好把主意打好，婚姻是关系一辈子的事情，也是两好搁一好的事情，妈妈把你们硬揪扯在一起，俩个人好咋也好说，不好了把你一辈子害嘞。如果你打好主意非走不行，妈也不能把你拽住。不管咋介，你在这个家过了八年，我们母子没红过脸，以后你走嘞，还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家，你想甚会儿回来你就勤回来，妈还是你的妈，你就是妈的亲闺女……”

我奶奶这一席话说得我妈抱住我奶奶痛哭流涕，我妈妈把一肚子的苦水向我奶奶倒了出来：“妈……不到万不得已，谁好走这步路呀！我还年轻，我总不能一辈子守活寡，你看看王丙子是个过日子的人吗？通年三百六十天不回家，从来不看一眼老婆孩燕儿，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腾开地方让人家找好的圪。至于我们母子，妈还是妈，我不管以后找好找赖，走远走近，走在谁家，你还是我妈。”

我奶奶说：“你在这个家可也受（劳动）来嘞，就家里这些东西你看下甚、爱个甚，你就拿上个甚。”

我妈说：“家里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拿，孩燕儿是我生的，我得带着。”

我奶奶，这位说大事了小事，吹情说理，精明一世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在我的问题上，她哪舍得让我妈带走呀！对我妈妈这点唯一的要求，我奶奶打心眼里很不情愿，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

我奶奶坚持，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带走，孩子不能带。

我妈妈坚持，家里的东西什么也不要，只要孩子。

我奶奶坚持，孩子姓王，理应由王家来带。

我妈妈坚持，孩子是自己所生，理应由妈妈来带。

后来还是我父亲回来调解了结了此事。

我父亲做我奶奶的思想工作，说：“妈，咱们还是按人家公家的裁决执行，公家已经判给了母亲，你就让人家带走，况且孩燕儿还小，还是个吃奶的毛蛋蛋，你把人家从奶头上揪下来不是要人家的命吗？以后你想得不行，你可以去看，麻绳草绳有断了，肉绳断不了。孩燕儿不管走到哪了，走到谁家，他也是姓王的一根苗，等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只要我王丙子过的比人家好，孩燕儿自然会回来的。”

最后我奶奶还是尊重了我父亲的意见，勉强同意将孩子带走。

后来我母亲改嫁到了距我们家三十多里的纳林希里公社黑炭淖尔大队，找了一个姓郝的人家，名二和。他成了我的继父。

从此，我母亲让我改名换姓，随继父姓了“郝”，继父给我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明才”。

十七、我的灰色童年

母亲嫁给继父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因为当时正处于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加之继父原本就一个人，家底十分瘠薄。

我过了一段吃不饱、穿不暖、穷极无助的日子。

到了五、六岁我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从我记事起，我做的主要是这么几件事情：看孩子、做饭、喂猪、放羊、放毛驴、挖野菜，我什么都干，什么都会干。这一切的一切，在我心灵留下了一段这辈子永远也抹不掉的深深的烙印……

我母亲嫁了继父之后，一连生了两男四女六个孩子，加上我共七个，我是老大，自然是这群孩子的“孩儿王”，自然要去承担大人的责任。

那时候的农村，孩子多，父母天天出去劳动，哪能顾来照看孩子？多数都是娃娃看娃娃，娃娃哄娃娃。我比弟弟大三岁，弟弟与我形影不离，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在黑炭淖尔那片旷野，人们随处可以看见没有板凳高的一大一小两个小孩儿，大的一只手托着小的后脑勺，行进在那片旷野，或挽猪菜、或放毛驴、或玩耍。那就是我和弟弟郝栓则。

我那个弟弟视我为母一样，一看不见我就哇哇地嚎。我们弟兄俩个真是难分难离，难以割舍啊！我记得弟弟还不会走的时候，妈妈怕我看不了跌到地下，就在下炕钉一根橛子，用一根绳索把弟弟拴住，弟弟饿了，我给喂饭，弟弟屙下尿下，我到院子外铲一锹土，拿一把笤帚把那些粪便一一擦掉。

那时候的人务艺小孩儿就像喂猫喂狗差不多，不要被饿死、病死就行。

在我的记忆当中，伴随我童年的就两个字——“饿”和“脏”。

因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老百姓吃粮按定量，到食堂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证，大部分人都吃不饱，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家里每个月总有几天揭不开锅的时候。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每当遇到这种锅底朝天的情况，母亲就拿个碗到邻居家挨家挨户地去借，可那时候哪家也不宽套啊，遇到村里断顿无粮，母亲就无能无力，只能眼瞅着锅碗瓢盆发呆。

每当我看到母亲发呆的时候，我就会一声不吭地提个篮子跑到那片旷野挖野菜，挖上一篮子野菜高兴地交给母亲，母亲直夸我“懂事”，然后母亲把这一篮子野菜放到锅里“野菜和水煮”，最多撒点玉米面或绵蓬面，连现在的猪饲料都不如！

“不怕贼来，怕戚来”，这是当时大人的真实想法，然而在我们孩子心里，天天盼着戚人来，因为戚人来了能有一块糖吃，也就一块！

那时候谁走亲家，总要先到供销社，哪怕绕道也得去供销社一趟，算计着这家人家有几个孩子就买几块糖。我爱人经常给我讲一个故事，她继父的弟弟来她们家，一个孩子给一块糖，然而对他的亲侄儿却多给了几块，对此她是终生难忘。同样的孩子咋就这么不平等！

凡是亲人到家，我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做一顿好吃的，但我记得最好的也就吃一顿麻糊糊蘸糕或吃一顿饸饹。而且还是三锅两灶，只给客人做两碗，其他人照样该吃啥还吃啥，客人在吃饭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坐在下炕嘴馋得在流口水，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客人的那只碗，翘首以待，心想着你能不能少吃一点，给我们留一口。

有时候母亲觉得我们坐在那儿不好看，就把我们一群孩子打发到外面去玩耍，等客人们吃饱喝足后才让我们回来。如有剩饭，母亲才会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可是每次慌慌张张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令我大失所望。

邻居孟老婆儿、孟老汉当时给生产队牧着一坡羊，看见几个孩子可怜，每次挤奶的时候就给我半罐罐奶子，大概也就最多半斤，可我总是舍不得吃，不敢偷吃半口，总是原封不动地留着等妈妈中午回来分配。

农村孩子除生活困苦外，还有无休止的劳作。乡间一年四季总有许多做不完的营生。

“有钱的娃娃会说话，没钱的娃娃力气大。”那时的我，农村什么活儿也难不倒。

夏天，出去掏猪菜，上午一筐，下午一筐，完不成任务不回家。

冬天，鸡儿一叫便床出去捡粪，大清早出去就盼着能遇着几个牲口，一旦遇见就跟在牲口的屁股后头，看哪个牛、哪个马翘尾巴，一眼在瞅着牛屁股或马屁股，一拉下便赶快用两只小手捡起来放到自己的筐子里，双手沾满了粪便的粘液，冻得十个指头僵硬得伸不直，有时候捡满一筐人小提不动，就放在地下，一步一步往回拉。

村里遇见谁家春种秋收还有没做完的营生，邻居们都会主动去帮忙。我继父的弟弟郝在和也给生产队放着一坡羊，一到秋天，我继父就打发我到郝在和家住下替人家放羊，把大人顶出来收秋。

每天出去放羊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饮羊。每次羊喝水都要跑到乌兰淖尔水库，因为乌兰淖尔滩住着一个弱智的疯子，人们称其为“灰拦住儿”，传说“灰拦住儿”是怎么怎么地害人，怎么怎么地疯打人，大人经常拿“灰拦住儿”来吓唬小孩儿，再能哭的小孩儿一听说“灰拦住儿”哭声立止。

每天我都是把羊拦住不敢让去那个水库喝水，可是渴疯了的几百只羊哪听你的话，只要到了喝水的时间，任凭你怎么拦都无济于事，四撒五野跑成一片，我只好硬着头皮跟随羊群到乌兰淖尔水库，生怕丢了羊，吃了人家的庄稼。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认真，即使牧牛牧羊，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让这些不会说话的牲灵吃得肚皮滚瓜溜圆，膘肥体壮。郝在和两口子经常夸我：“人家明才那个孩燕儿，做营生就像大人，作甚也做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

有一年，我妈喂了一头母猪，临产前，我妈给我安顿注意母猪下儿子。大人布置下的任务我是一刻也不敢怠慢，时刻在操心着母猪有什么变化。那天母猪真的要产仔了，我一步也不敢离开，母猪产一个，我用两只小手往家里抱一个，浑身沾满了猪儿子身上刚生下来的那层粘液，等我妈中午回来十几个猪儿子满地乱跑，喜得我母亲用她那双粗糙的大手抚摸我的头，逢人便夸，“我那个儿子可是顶上事了”云云。

母亲对我们一群孩子管教也是比较严格的，只要大人在，我们一群孩子哪敢乱跳，到吃饭时间一群孩子就像连队的战士，在下炕坐一溜，在等待大人给分配饭碗。

孩子有什么委屈，哪敢向父母说，大人的一句话就像圣旨。记得有一次，晚上睡到半夜，我突然感觉肚子疼要拉。外面漆黑，小孩子害怕，可是我不敢叫我妈，就这样我不得不壮着胆子鼓起勇气走向那个黑暗的世界。

然而，我却转了向，怎么摸索也找不到那个门，连地也没下了就拉到了炕上。吓得我不知该怎么办， 蜷缩在被圪筒里苦思冥想。

第二天早晨，我不敢挪开那个地方，我妈感觉到我的异样，一把把我拉开来，原形毕露，那一顿臭骂，至今记忆犹新。

那个漫长的年代，虽然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农村普遍贫穷，乡村的孩子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吃不饱，穿不暖是普遍现象。

由于贫穷而不卫生、不文明等等习惯俯拾皆是。我的童年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显得更加突出一些，与其他孩子相比，少了一些快乐，多了一些劳作；少了一些童趣，多了一些责任；少了一些知识，多了一些愚昧；少了一些卫生，多了一些肮脏……

在我的记忆中打小就没记得洗过澡、洗过脸，家里从来没有过香皂、肥皂、脸盆之类的东西，我只记得我的两只脚和两只手脏得就像农村油坊里榨过油剩下的那堆麻生渣子差不多。乡下人将手脚上的这些肮脏的东西称其为麻生痂子，麻生痂子用指甲抠得一块一块儿地掉。

当然，我的童年就更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所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也就是那堆烂皮袄烂皮裤，而且都是千补万纳。寄生在穷苦人身上的那些虱子到处乱窜，大人亲小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抱住小孩子的头给捉虱子，和毛猴子相互梳理毛发没什么区别。逮着虱子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使劲挤压，虱子便会发出一声像爆米花一样的“砰”的爆炸声，每听到一次爆炸声便结束一个生命。

虱子的卵——虮子白花花地满头都是，对这些幼小的生命大人没办法逮着，就采取“冻”和“梳”的办法解决。

所谓的“冻”，就是到了冬天，晚上孩子睡下以后，把那堆烂皮袄烂皮裤拿到屋外，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一晚上全部干掉，第二天孩子起床大人拿回来在火炉子上烤一烤给孩子穿上。

所谓的“梳”，就是把篦梳的空隙距离用线绑得再密一些，大人蘸上自己的口水一梳子一梳子从头发里往出捋。对付布衣服上的虮子还可用牙咬或碗碾压，压得“咯吧吧”地贼响。

一到了夏天，是我们这些穷苦孩子最快活的季节，“光屁股追狼——胆大不失羞”，赤身裸体到处乱跑。

由于常年不洗不穿鞋，脚底已长出厚厚一层茧，一点也不怕被什么东西扎着，有时候一群孩子聚在一起“讨吃子扭秧歌——穷乐活”，比赛看谁赤脚能从蒺藜林里跑出来，我就学会了一套走蒺藜地的本领，只要跑得快，尽量让脚尖着地，这样接触面积就小，所以被扎着的机会也小，我曾多次得过这种比赛的“冠军”。这就是我童年的玩法，除此之外就是捉迷藏，最多再拉个猪牙叉（猪下颚），这也是农村穷苦孩子最好的玩具。

那个年代作为父母普遍难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吃饱穿暖，更谈不上供书念字，这是那个年代的悲哀！

也是那个时代给所有的父母和所有的儿女欠下的一份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了的社会歉疚！

十八、我那苦命的老妈

我母亲，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也没念过一天书，在她的生命里，儿女就是她生存的意义。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三弟，那年已是三岁，突然得病夭折。我继父把那个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身下给铺了一把干草，准备送出去，我妈那个撕心裂肺的嚎啊，让人揪心让人疼。

之后一年多的天气里，我母亲疯疯癫癫，差点得了精神病。

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天晚上我母亲盘腿坐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这群孩子缝补衣裳的情景，她卷起自己的裤腿，在自己的腿肚子上搓麻绳，搓好几根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双鞋底，一针一线地纳，中指带个顶针，使劲顶过来，再用牙齿咬住针尖把麻绳子带过来，缠在手上揪紧。每扎几下，用自己的头皮当磨石，手拿钢针在自己的头皮上铛一铛，麻绳子被拉得“兹拉、兹拉”地响，还哼哼呀呀地误不住浅吟低唱：

拿起圪针来缝了一根线，泪蛋蛋遮住看不见；天连水来水连天，人想人啊没深浅。

是啊！“泪蛋蛋本是肚肚里的油，心里头难活眼里流”。我听着妈妈的歌，仿佛进入了一个澄明的世界，我分明觉得我妈就是一个田间诗人。她在怀念那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那个还不懂人事的短命儿子；她在追忆自己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流血流汗、苦苦劳作的辛酸。她在苦难中咀嚼苦难；在歌声中宣泄愤懑；在劳作中延续生命！

现在想起来，那声音那情景宛如在我眼前摊开的是法国卢浮宫那一幅幅逼真的油画，凸显出很强的质感，犹如山野里的一缕清风，带着土声，带着水声，更带着心声，一声一声都敲打在我的心底深处，医治了我一如现代都市人在压抑、紧张、激烈、迷茫的氛围中腰缠万贯的那种浮躁。

我觉得我的内心已经被儿时那段苦难的悲伤盛满，被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的亲人们为之而奋斗的一件件往事而盛满！以致于我的心间充满了无限的悲哀，萦绕于怀，久久不能散去。

使我永不能忘记的还是我的母亲活着的时候永无休止的劳作，好像劳作是她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她感到她是活着以及活着的一些意义，是天经地义的一种应该。

她每天随着农业社的劳动大军，早出晚归去挣那十分工，劳动间歇期间，别人在休息玩耍，而我妈妈不是挽猪菜，就是做针线，收工回家还要顺路拾粪捡柴禾，半夜鸡叫不是起来捡粪，就是在自己那个二分自留地里务艺那几苗西葫芦南瓜。

然而，永无休止的劳作，换来的仍然是永无休止的饥饿。等我们一个个长大能独立生活了，她老人家却一天天地老去，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到了公元一九九二年，生活逐步好了起来，我们姊妹几个都已成家，本来应该享享清福了，然而病魔却像幽灵一样悄悄的来到了她的身上。

我弟弟郝栓则给我打电话说妈妈病倒了，我二话没说借了个车就往黑炭淖尔妈妈那个家里跑。

我把我妈接上来达旗，这可能是我母亲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也是第一次上我的门。一路上经过一个地方我就给我妈介绍这是什么什么地方，当过了阿镇走在210那条柏油马路时，我母亲突然问我媳妇，“明才（我妈改嫁后给我起的名字）婆姨，那路咋介是黑的？”

我的心里说不出来是一股什么滋味，自责、怜悯、懊悔一齐向我涌来，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呀，我没领上我妈出过一次远门！我那苦命的老母亲，一生只知道劳动，在她的视眼里，黑炭淖尔、纳林希里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她真的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大！

我故作轻松地说：“妈，你没听古人说‘后路是黑的呀’,这就是那个黑路，是柏油马路！”

那时我在达旗工作，我的爱人在医院，来达旗看病有这个便利条件，没想到的是，经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诊断确诊为“肺包虫囊肿”晚期，这是牧人肺部较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人畜共患。通过X光片看，两片肺叶全是囊肿，而且即将破裂。

后来我又领上我妈到呼市内蒙古医院复查，诊断结果与达旗医院一模一样，大夫说成啥也不敢手术，劝我们“回去吧，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尽孝吧。”

这个结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我母亲。我的眼里蓄满了泪水，但是不敢流出来呀，我怕这泪水泡灭了我妈寄托在我身上的全部希望，我怕这泪水击垮了她仅存的一点精神支柱。我宁愿让母亲在麻木和糊涂中平平静静地度过有限的几天生命，这样也许她会安详一点、舒心一点、快乐一点、幸福一点。

我对我妈说：“妈，大夫说了，你这个病没事，回去吃点药，好好保养保养，慢慢会好起来的。”我给我母亲撒了一个天大的“谎”！

回到我的家里，我母亲精神好像立马好了起来，又有了往日的笑容，又忙忙碌碌为我做饭洗衣服。我说：“妈，你歇着，我来做，劳累过度病会犯的。”

我妈说：“没那么值贵，命长着呢。我们这代人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坐下反而难受。”

这就是真正无私的、不遗余力的母爱。一辈子为了儿女，牵肠挂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似乎那就是母亲生命的全部内容。只要她有那个精力，她绝不愿拖累儿女，再也不愿给儿女增添一丁点的麻烦。

可是病魔在慢慢地侵蚀着我母亲的肌体，人生的遭际、岁月的风霜和病魔的缠绕无情地夺去了她青春的容颜，她一天天走向衰老，走向死亡。作为儿子我却无力挽救母亲的生命，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痛心的事了！

我不死心。听别人说呼市有个气功大师能保治百病，我领着母亲住在呼和浩特半个多月，求这位大师救老人家一命。我知道这些都是在尽心，得上这种不治之症，恐怕神仙也难救他老人家的命啊！

农历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我母亲在黑炭淖尔那个她为之奋斗了一生、劳作了一生，现在还仍不富裕的地方，离开了她牵肠挂肚的儿女们，那年她才五十五岁啊！

苦日子过完了，妈妈却病了；好日子开始了，妈妈却走了，这就是我苦命的老妈！

妈妈健在时，我远游了，我回来时，妈妈却远走了，这就是你不孝的儿子！

料理完我妈妈的丧事之后，我弟弟告诉我，妈妈临终时留下的一桩心愿。临终的前几天，我妈妈已感觉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对着我弟弟妹妹们有气无力地说：“人迟早都是要死的，不死有甚用？妈这辈子也没甚放不下的了，就有一件事妈不放心，香莲她还没头主着了（没对象），你们姊妹几个帮衬一把，以后给成个家，看你大哥能不能给寻个营生，拉扯上一把。”

是啊！我们姊妹几个那时都已娶的娶、聘的聘，就丢下我那个小妹郝香莲，那年才十九岁，还没成家。作为儿子，作为老大，我责无旁贷，遵照我妈的遗愿，将小妹接到了达旗，给找了一份工作，就像我的女儿一样与我住在一起，并帮助找了对象成了家。我算了却了我妈的一桩心愿。

我从九岁离开妈妈，每年不是妈妈来看我，就是我去找妈妈，每年总要见上一面，每次见面我妈妈总是抱住我泪水涟涟。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个贫瘠的家乡，但我每年总要回去看望我的妈妈，每次回去我妈妈提前几天就站在房后那个高圪肚肚上瞭我。就像恭候一个贵客，迎接一个外宾，一见到我栖惶的泪水总是抑制不住，在“唰唰”地流啊，我不知道我妈妈为了我这个儿子，受了多少气，流了多少泪！

可是，现在我再也看不到那个站在高圪肚肚上瞭我的、老远就张望着我的母亲了！我接到我妈病故的消息，骑了个摩托车就往黑炭淖尔家里跑。回家的路还是那段路，但我觉得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漫长，那样的难行！

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热切的呼唤和关切的问候，我的心孤零零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我多么希望母亲还能站在那个高圪肚肚上迎候我、问候我，拍去我身上的风尘，摘下我背上的行囊，我知道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到的至高礼遇了，再也不会有什么礼遇能与此媲美。

失去母亲的痛和内心的拷问，沉重得就像一座永远搬不走的大山压在我的心头。我跪在母亲的棂前，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母亲牵挂了我一辈子，为我不知流了多少泪水，而她老人家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却没见上儿子一面！

十九、毛驴换孙子

父母亲的离婚和我的离开，对我奶奶来说是个无情的打击，特别是我的离开，犹如在她的身上剜了一块肉，着实想坏了我的奶奶。

那时候允许农民在不影响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情况下，耕种少量的自留地，栽种少量的自留树，饲养少量的自留畜，统称为“三自留。”

我爷爷不知从哪儿买了一头毛驴，算作我们家的“自留畜”。这头乳白色的毛驴，就成了我奶奶的两只脚。她虽然是个农村小脚老太太，但骑骡子扬马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我奶奶把这头毛驴训练的相当乖，拉车、推磨、滚碾子、样样在行。她把鞍韂往驴背上一搭，把捆肚子一扣，左脚踩着镫翻身就上了驴背。不管去哪儿这头白毛驴就成了她的坐骑。

我奶奶到黑炭淖尔我妈家看我，必须越过家乡那条小河——通格朗河。

毛驴是种非常胆小的动物，尤其冬天过河走冰滩，那是说成啥也不敢过。我奶奶又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只要她想了孙子，不管遇到什么天气，再恶劣的气候，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了她前行的脚步。

冬天，毛驴不敢过河，我奶奶就叫几个人，前拉后推把毛驴推上冰滩，推过河。有时候没人帮忙，她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用衣服装沙子，把沙子撒在冰面上，撒出一条土路，牵着驴过去。

有一年春天，正着快开河的时候，冰层已经酥软，我奶奶牵着驴过河，冰层“轰隆嗵”就塌陷了，人和驴全部泡在刺骨冰冷的水里，就这样也未能阻挡她的行程，从河里爬出来继续前行。

就这样，我奶奶或步行或骑这头白毛驴隔三差五来找我母亲，先开始是借口来看孙子，后来就软磨硬泡，往回要我。这个过程持续了六年。

那时候我妈把一腔怨恨全部发泄到我奶奶的身上。我奶奶来看我，我妈坚决不同意，只要瞭见我奶奶那个身影，或者打听到我奶奶要来的消息，我妈早早儿就把我藏了起来，或打发到邻居家里，绝不让奶奶孙子见面。

我奶奶为此白跑过不知多少趟，也没看见她日思夜想的那个小孙孙！

我奶奶那个失望，像从高山峡谷拽落一样，一落千丈，心情失落到了极点。

然而，苦心人天不负，我奶奶的诚心终于感动了我妈，就像“愚公移山”终于感动了上帝一样，搬走了门前王屋与太行两座大山，我与奶奶的见面变成了一条坦途！

我奶奶苦口婆心在做我妈的思想工作，说：“孩燕儿到了该念书的年龄了，再穷也得供孩燕儿念书。你正在拉坡窝（孩燕儿多）。我呢，就这么个小孙子，供书念字的事我来管，也能减轻你俩口子的负担。”

“孩燕儿不管走到哪里，他也是你的儿子；不管姓谁，他也是王家的一条根。你呢，现在也有了栓栓（指我弟弟），你还年轻，以后还要生，让孩燕儿回到我们王家也是名正言顺，你就当聘了一个闺女，以后不管姓王的姓郝的都是你的血脉，都是你的家，麻绳草绳有断了，肉绳断不了。你想孩燕儿了，你们年轻能走动，你就当住娘家一样常回来看看，我也打发孩燕儿常去看你。”

期间，我记得我父亲也来过两次。那时我父亲已是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的一名军官，我记得我父亲穿着一身绿色军装，帽子上别着红五星，身上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来了我妈家坐在炕上在摆弄他那支枪，我看着我父亲那身装扮和他那个神情色彩，在我的心里无疑是难以企及的高大形象。

也就是这次我才意识到他是我的父亲，在我的意识里才有了“父亲”这一神圣的概念。

期间，我的继父也曾到阿镇找过我父亲两次，两位“父亲”谈论的中心话题还是我的上学问题和“回归”问题。

我妈的家距离纳林希里公立学校仅一里之遥，到我该上学的时候，生产队也办起了一所学校（其实只是个识字班），不知怎么我就跑到那所学校听老师讲课，放学回家时坐在继父的二饼子牛车上，我拿着一截粉笔在车牙箱上胡写乱画。可第二天就再没到那个学校去。

此事传到我奶奶的耳朵里，我奶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她再也坐不住了。我奶奶又一次来找继父、找母亲，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艰难的“双边谈判”。其实早在一年前，我奶奶就和我继父达成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协议：

那时我母亲家里穷，大小牲口没一个，我奶奶为了我，不惜舍弃她那头“坐骑”，毅然决然地将这头毛驴送给了我继父。

当时，这头毛驴刚生下一个小驴驹，母子难分。我奶奶说：“大小驴你都拉上，断奶后你把小毛驴还给我，大毛驴你务艺圪。”

这对毛驴被继父拉回来后，我与这对毛驴母子的命运便联系在了一起，它成了我难以离弃的“朋友”，我每天牵着它出没于黑炭淖尔那片旷野，看管其吃喝玩乐。我又多了一项任务。

至今我仍记得非常清楚，一年后我和奶奶拉着小毛驴回家的那一幕：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奶奶来到母亲家，提前与我“套近乎”、“拉关系”。她给我拿来好吃的，给我讲上学的好处，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想。”“明天你跟奶奶走，咱们去学校念书好不好？”。我说“好。”“明天走时栓栓肯定要哭，不让你走你咋办呀？”奶奶试探着问我，提前给我打上了“预防针”。我说：“我偷得跑，跑到那个沙蒿林林藏下等你。”就这样，我和奶奶约定好了“走”得办法。

奶奶的叮咛我牢记在心，第二天上午是我和妈妈、弟弟分别的日子，也是那对毛驴母子分别的时间。我早早儿就跑到门前的沙蒿林林藏下，我看见我妈妈背着我弟弟早已泣不成声向房后走去，我弟弟爬在母亲的背上更是哭得撕心裂肺……我听见弟弟边哭边吼：“我要哥哥，我要哥哥……”

被奶奶强拉硬拽着的那头刚刚断奶的小毛驴，也是“嗷嗷”地哭叫唤个不停，一步三回头地望着生他养他的母亲。就这样我和那头小毛驴告别了母亲、告别了黑炭淖尔这片熟悉的家乡。

而只有九岁的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藏在沙蒿林林“看见村村看不见人，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我能做的就是不敢抬起头来再看一眼妈妈和弟弟，生怕被妈妈和弟弟看见难以别离啊！

就这样我在前面牵着这头刚刚断奶的小毛驴，我奶奶拄着一根棍在后面赶着这头小毛驴，奶奶孙子两个人一老一小、一前一后地走着。

离开我妈家不到三里路，那头小毛驴说成啥也不走了，折回头瞭着我妈家的方向还在“嗷嗷”地叫唤，拼命地挣扎，想挣脱牵它的那根缰绳，回到它妈妈的身旁。

毛驴不走我在使劲地拽，僵持之中，这头小毛驴挣脱了缰绳折回头就跑了。

这回傻了眼，我在屁股后头拼命地追。那时，猴小子跑开来也不比毛驴慢，我把这头小毛驴拦挡在了邬家圪肚一户人家的驴圈里，逮住了这头小毛驴。

奶奶孙子继续前行。

我奶奶那双小脚走不动，我说奶奶你骑在毛驴身上我牵着走，我把我奶奶扶在驴背上。

其实，那头小毛驴太小也驮不动我奶奶，只能骑一阵走一阵。就这样，我牵着那头小毛驴，连奶奶家也没去，直接去了离奶奶家较近的通格朗学校。

当然，我又随生父姓了王。

我奶奶又恢复了我原来的姓名：“王进考”。

我当时也理解不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慢慢明白可能是借用古代“进京赶考”、“以文取仕”这一科举制度，寓意她这个小孙孙将来能有所出息。“文革”期间，我父亲又给我改了名，改为“王卫东”，意即保卫毛泽东，带有强烈的、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

“回归”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奶奶让我叫“老老”（陕北神木和内蒙古伊旗一带的人对父亲的称呼），我父亲让我叫他“爸爸”，不管叫什么，我是拗口的实在叫不出来，不管我奶奶怎么劝说我，我就是不叫。

后来还是我父亲想了个办法，让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

我父亲还是坐在炕上摆弄他那支枪，以此来吸引我和我的表弟何耀伟，两个娃娃好奇心强，就凑到我父亲跟前看怎么摆弄枪。

我父亲顺势就与我们两个小孩儿套近乎，拿出一张“全家照”,让我们两个小孩儿来辨认，看谁说的又快又对，我们两个小孩儿抢着回答，当问到我父亲自己时，我的表弟当然对我父亲不陌生，抢着说：“这是舅舅。”我呢则嗫嚅道：“老老。”

这是我出生十年以来第一次这样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

二十、难以抹去的自卑

我们连奶奶家也没回，直接去了学校，那时我奶奶的想法是怕我妈反悔，往回要我。所以她认为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就成了学校的人，即使我妈反悔，学校是不会让我走的，事先我奶奶已和学校打好了招呼。

到了通格朗学校接待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刘勤学。他对我非常关照，那时因为学校离家远，好多同学都是寄宿念书，我也不列外。

我记得，我们五六个孩子住一个屋，那时的学校住宿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学校清一色的土房土炕，每个学生铺一根沙毡，盖一床烂棉被，这个时候我还从没见过褥子。每个学生也都是清一色的灰头土脸。

刘老师把我安排和同学们住了下来。

我奶奶紧“谈判”慢“谈判”，最终还是耽误了我一个月的学习时间，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一年级的拼音已全部学完，已开始学“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了。

为了弥补我的拼音，刘老师手把手给我补课。但必定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对于拼音我还是吃了不少“夹生饭”，至今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un/ong、in/ing等韵母，直到现在我在电脑上用拼音打字也是出于完全自学。记得第一次考试我只考了二十分，面对这个分数，我嚎啕大哭。

后来，由于学校房子紧张，同时也便于补课，刘老师干脆把我安排与他住在了一起。

第二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居然名列前茅，并坐上了班干部第一把“交椅”。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在这个偏远山村的学校也是刮得如火如荼，学校基本不怎么上课，随之而来的是每天的批判大会，我记得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老汉，听说是“国民党的特务”，这个“特务”就成了我们学校“革命”的对象，每天呼口号，开批判会。

有天早上，上课的时间一到，学校通知，开现场批判大会，把学校所有的师生组织起来拉到了乡村一颗大树周围，我一看才明白，那棵大树上吊着一个人，定睛细看就是我们学校“革命”的那个“国民党特务”，只见这个“特务”身上穿得还是那身白茬子烂皮袄、烂皮裤，脖颈上勒着一根绳索，牢牢地吊在树杈上，舌头像夏天的狗伸的老来长。

好多女同学看到这个场面吓得哇哇直吼，老师赶紧整顿队伍，把学生按年级排好队，围绕这颗大树围成一个大圆圈，开始呼口号“打倒XXX”、“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

那时真说不清“文化课”和“批判会”哪个是学校的正业哪个是学校的副业。

后来，我们大队也办起了一所民办学校。为了就近上学，我被转到这所学校。可是我每天翻沙越岭跑到那个学校，几个年级的几个学生搅和在一起，耍上半天就跑回来了，至今我也记不起谁是我的老师，给我们教了一些什么课程。

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残局，当时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居然把我转到了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城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所在地阿勒腾锡热镇（简称“阿镇”）的一所完小去上学。

这一次“转学”对我来说不仅没有起到学习的效果，反而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让我一生都难以抹去的自卑！

我父亲的本意是好的，他想让我转到城市好一点的学校能够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那年我十二岁，走时我奶奶给我背了两碗吃米，步行上路，从我们老家到阿镇直线距离一百里，我爷爷给我指了一个方向，让我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就能走到阿镇。

我整整走了一天，走的是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两腿酸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终于走到了太阳升起的那个地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阿镇，在我小孩儿的眼里，我第一次见到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远远望去，雾霭像水波一样在这座城市中荡漾，那一排排、一座座锃明瓦亮的房屋和我们乡下那个茅庵草舍相比，我们那个房子连人家城市人的厕所都不如，走在阿镇的街道上，虽然当时都是石子儿路，但比我们住得那个沙窝窝好走了不知多少倍！

后来，像这样的步行我经历了好多次，有时一天到达，有时就得路上住一晚。记得有一次，离阿镇还有十多里路程，太阳已经落山，我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我说：“叔叔，婶婶，我在你们家住一晚行吗？”

那家人家一看我是个小孩子，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我。晚上人家吃饭，让我也和他们一起吃。

第二天天一亮，我将奶奶给我背得吃米，给人家放下，我又上路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情世故真好，因为没有旅店、食堂、饭馆，人们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你张开口，大多数人家是不会拒绝你的。在这里我真要特别感谢那家不知姓名的好人！

到了阿镇我找到继母，把我领回家里。

我父母亲是住在当年的王爷府，这座建筑可能是阿镇地区最具富丽堂皇的“豪宅”。四合头大院，金砖漫地，雕梁画柱；正面是起脊瓦房，当时是城关镇政府的办公场所；两边是一溜平房，亭台楼阁与之连接，我父母就住在那个平房内。

我这个乡下猴小子好像一下子从“地狱”进入了“天堂”，处处显得与我们乡村那个沙巴拉尔格格不入，无论生活环境、学习环境，还是人情事理都极不适应。

我父亲给我在那个完小报了名。

然而城市的那个学校也不是一块净土，其混乱局面绝不亚于乡村那个学校，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师把我领到一个教室指了一个座位，再也没管，也没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或安顿几句什么话，几十双陌生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

在那个学校学了两个学期，几乎是背了两个学期的毛主席语录。

在那个学校我就没记得谁是我的老师，到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只记得课堂上每天都是自习，那个乱哄哄的局面，同学们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好像从来就没有老师来讲过课。只记得每个同学都要背毛主席语录，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录也背会了几十条，至今那些名言警句我还能脱口而出。

在城里住了半年，那群耀武扬威的城市孩子，他们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我的一种自卑和城乡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

我这个乡村出身的农村穷小子，在那群城市孩子的眼里，木讷、善良、无知、贫穷、落后、肮脏，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心里，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不愿接纳你。我从“一班之长”变成了受人排斥的对象。

在那个混乱的、无人管理的学校，那些“灰皮二流子”想欺负谁就欺负谁，让我这辈子难以忘记的是，我们班里的那几个“混混”，每天无事生非，不是给这个起“外号”，就是给那个编故事，闹得全班鸡犬不宁。想背毛主席语录的同学也只能在下课以后回到家里当家庭作业在背，课堂上不是玩耍就是打架，哪有书声朗朗的学习气氛。

一天，突然在课堂上有个“混混”神秘兮兮地大声宣布：“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今天我看见一个流氓从女厕所出来，你们猜是谁？”那个“混混”宣布得还很神秘，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交头接耳。突然冒出一句：“王卫东呀！”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似听到了一声沉重的闷雷，片刻我的所有感官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我站起来极力在抗辩，然而人家人多势众，我必定势单力薄，我这张笨嘴哪能说过城里那些“混混”的巧舌，同学们当时就像惊起一片飞鸟一样“轰”得吼成一哇声，那群“灰皮二流子”更是“得志猖狂”：“羞、羞、羞！” “流氓，流氓！”

哲人说“谎言重复三遍都成了真理”。

就这样，这个“罪名”戴在了我的头上，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无颜面对那一双双童真的眼睛。

在我看来，这条“罪名”就是一个天大的耻辱！我的尊严受到了极大地伤害！我的心在无声的哭泣！

自此，自卑像一条小溪在我的心底涓涓流淌，我总是感觉到在别人的光芒下，觉得自己暗淡无光。

我没敢对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以及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讲这件事，我在心里默默承受了一切，直到今天我才敢在这篇文章里披露这件事情，它在我心里压了整整几十年。

那个给我捏造“罪名”的同学，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叫陶小虎，这是我在这个城市的这所完小里唯一能记住名字的直到现在还没忘记的一个人！

我在诅咒这座城市！

这座“天堂”般的城市一下子让我进入了“地狱”，我恨不得当时就逃离那个学校，回到我奶奶的身旁，巴嘎淖尔那片旷野才是我这个穷小子真正的天堂！好不容易熬到放假，我头也不回一奔子就跑回到了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

秋天升五年级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在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工作，武装部喂着一群兵马，夏天就在我们住的那个巴嘎淖尔滩里放养，牧马人正好是我继母的户家哥哥雷起贵。

我父亲让雷起贵回来时顺道把我接上来阿镇继续读书。

雷起贵来那天，我奶奶给我收拾东西，让我随雷起贵走，我说成什么也不走，我奶奶催促的越紧我哭得越厉害，这也是我记得的仅有的一次大哭，比我在通格朗刚入学时考试考了二十分那次哭得还要伤心。

我奶奶也被蒙在鼓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我为甚不去，我只管哭，不告诉她。

其实内里的隐情谁也不知道，只有我心里最明白，但我害怕说出去让人家笑话，因为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呀！

我心里已经打好了主意，宁愿在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和我爷爷奶奶吞糠咽菜唾牛屁眼儿，我也不愿到那个“天堂”让人戳脊梁骨！

我奶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对雷起贵说：“你走吧，回去给子庶说给，孩燕儿不想念就算了。”

我毫无理由地无声地抗议算逃离了那个魔窖！

我的执拗，我的逃离，我的辍学，在我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看来是这个孩子不想读书了。

雷起贵走后，迎接我的是我奶奶喋喋不休的唠叨和以后父亲轻淡却意重深长的几封来信。

父亲说我如果不愿意到阿镇念书，就在附近也要把初中读完，并给我在纳林希里学校找了一个老师，让这个老师去说服我，并帮助报个名。

我奶奶也给我讲读书的道理和好处。

其实，他们哪知道，我并不是不想念书，我对知识的渴望犹如自己的生命，以致后来参加工作直到现在我始终未敢放弃孜孜不倦的自学。当时我是真的不愿意再到阿镇那个让人伤心的城市！

后来我遵照父亲的安排，到纳林希里中学找到刘山海老师报了名，我又戏剧性地回到我的家乡，我母亲住得那个地方——纳林希里，又一次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

在纳林希里中学“混”了两年。七年级毕业时又赶上“复班”，所有年级不准升级，这回我下决心回家务农了。

那时父亲在城里工作，乡下只有爷爷、奶奶和我。因为爷爷奶奶岁数都大了，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儿，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家庭柴米油盐的那个十分工。

这回是我给奶奶做思想工作，我说：“奶奶，再念还是七年级，公家都让复班，七年级那点东西我都学会了。”

其实，我是给奶奶撒谎。我的初中两年还是处于文革当中，虽然恢复了教学，但由于吃了不少“夹生饭”，基础太差，数理化几乎一窍不通。我给奶奶说：“再念上多少年也不顶事，人家公家不招生，念在多会儿还得回来受苦，还不如及早回来替你们做点营生”。

确是如此，那时国家已取消了高考制度，农村青年唯一的一条出路也被堵死了，于是我便辍了学，直到现在我连个初中的《毕业证》都没有！

那年我十六岁。

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的不幸和某种幸福的辛酸，因为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要的作业，也没有父母为儿女升学的忧愁。伴我少年的全过程除了批判会、最高指示、游行串连，就是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头街道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或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战斗队到乡村“破四旧、立四新”，“九大”召开的前前后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游行和庆祝的场面。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

这些在孩子看来都是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了今天，回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让人觉得那时人们那种激情澎湃的精神可敬可贺可怜可悲！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也是唯一的精神支柱，人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种精神上的富有必然意味着物质上永远的贫穷和饥饿。

不管如何革命，乡村还必须种地，也只能种地，革命“革”不下粮食，也填不饱肚子。

二十一、黄板凳的眼泪

我读了七年书，其实满打满算不足五年，中间还出现过“断层”。按说小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念书学习，但农村孩子念书是捎带，重点还是无休止的劳作。奶奶说，“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虽然没有人强迫我去劳作，但我看见奶奶双膝跪地劳作的场景，我暗下决心要为奶奶挣回那个十分工，我年龄虽小，但个大力不亏，乡间的农活儿从来难不倒我。

我从十二岁开始就给生产队劳动。现在我都没忘记当时那个瞌睡，小孩子爱睡觉天经地义。可是农民的孩子有觉不能睡啊！因为一到牛行地转，春暖花开的时候，鸡儿一叫，必须起床耕作，太阳上来一杆子高必须卸牛，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我这个人不管干什么就怕落在别人后头，让人家说长道短，因此，即使再瞌睡，只要听见鸡儿一叫，我便麻利起床，然后到生产队的饲养院，赶上分配给我的牛犋，到指定地点开始犁地。我这个人干啥都认真，犁地也是犁得最好的，犁敞壕笔直，队长检查后批评别人：“你们连人家猴小子都不如，你看看人家王进考犁出来的地没有一道夹生圪梁。”我的极度的辛劳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我感到无比的荣耀！送粪的时候我一个小孩子一人赶两挂牛车，装卸都是自己，和那些大后生们一样样地干，他们送一趟我也送一趟。

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寂静的旷野，每天清晨，漫山遍野到处是农人们天籁般的歌声和耕地送粪的吆喝声。唱得最好的当数当时我们队的光棍汉张七则。

人们说张七则，别看人长得丑差，但唱起歌来那嗓音尖映映、脆生生特别好听，是标准的原生态，不比现在的阿宝差。

那时候不准唱“哥哥长妹妹短”这些“酸曲儿”，说这些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张七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才不管那些，任凭自己随心所欲地自编自唱：

“深不过的黄土高不过的天，最难不过的就是那光棍汉”。

他那浑厚高亢的男高音漫山遍野飘荡的都是悲怆的曲调和顿挫分明的哽咽，犹如扭秧歌的鼓点，一声一声都敲打在人的心底深处。

后来，我离开家乡，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山曲儿”，就会想起张七则那金子般的声音，我仿佛又回到了故乡那个沙巴拉尔，看到了故乡亲人们手扶犁把耕作的情景，

耕得辛劳！

耕得艰难！

也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艰辛劳作的一幅幅珍贵的画面！

到了夏秋季节，我随生产队的劳动大军，锄地、割地、打草、赶车、扬场、打连枷。

劳动间隙，老婆女子做针线，我们这些猴小子有的是力气，歇工不歇力，坐下不是扳手腕，就是站起来摔跤，要不就是打牌说笑，好不自在，好不快活。

虽然劳动苦一点，但人和人都一律平等，谁比谁都好不在哪了，也差不在哪了，倡导的都是平均主义。吃粮靠集体，花钱靠救济（那时必定是社会主义，国家怕饿死人，每年都给下拨一定数量的救灾款、救济粮），吃得是一样的粮，干得是同样的活儿，毫无私心杂念，一个心思挣那十分工，所以“一窝狐狸不嫌臊”。

我的自卑感一扫而光。

对我们这种快活，这种劳动，我爷爷我奶奶看不惯。我爷爷常骂：“你看看那群晃脑小子天天给他大大（父亲）胀晦气！”后来有人给编了一首顺口溜，说那时的大集体劳动是“出工一大群，干活一窝蜂，草苗分不清，记工一拉平，分配搞平均。”

我奶奶也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样下去不喝西北风，也得吃绵篷。”

我爷爷我奶奶的话一语中的，当时的生产队就是这样，“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能说的多，实干的少。这也正是当时农业社管理的一大弊病。

我亲身经历了家乡毛乌素大漠的兴衰变迁，我为这片土地流过泪、流过汗、有过苦、有过甜。见证过它的繁荣，也见证过它的衰败。记得东达的老板赵永亮曾说过这样一段民谣：“五十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六十年代乱垦滥伐滥开荒；七十年代沙进人退无躲藏；八十年代人沙对峙不相让；九十年代沙退人进大变样。”

确是这样，解放前巴嘎淖尔是典型的牧地，一望无垠的绿野。这里缺少的是树木，不缺的是大面积的寸草滩、竹笈林、马莲壕、沙蒿梁、柳巴拉尔，是毛乌素大漠的典型地貌。几条名不见经传的湖泊环绕家乡，巴嘎淖尔、七凯淖尔、黑炭淖尔、乌兰淖尔点缀其间，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的草原绿波荡漾。蓝天、白云、飞鸟、绿草、炊烟、牛羊，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绿色画廊。

最有名的还数巴嘎淖尔，那时的巴嘎淖尔就像一面镜子镶嵌在大漠的深处，成群的飞鸟盘旋于上空，在这里安营扎寨。一到夏天，人们自制一个划子，划到淖尔里的夹心岛捡拾鸟蛋；每年秋季庄稼成熟的时候，害怕大雁糟害庄稼，生产队都要安排几名猴小子照雁，在庄稼地畔搭一个茅庵草舍，照大雁小子自制一根响鞭，看见成片的大雁落下，就放几声响鞭，便会惊起一片飞雁；

黄羊成群结队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天在这片草原自由行走，一到冬天就成了黄羊的祭日。因为冬天黄羊喝不上水，给人们创造了捕捉的极好机会，有人想了一个苦伶仃方子，在淖尔的冰面上凿开一个冰窟窿，用沙子铺出一条土路，饥渴难耐的黄羊看见有水就会不顾一切地跑去饮水，人们等候在那里把退路堵住，所有的黄羊束手就擒。就这样，没几年功夫，那群黄羊便已绝迹！

巴嘎淖尔的南边就是有名的石拉驹和嘎劳图这两片草原，大得一眼望不到边，每年一到夏季，马莲长得有半人高，满山遍野盛开着马兰花。马兰花下面溪水潺潺，寸草茂密，人踩上去犹如走上地毯一般。

这是老天爷赐给牧人的一块天然牧场。

草原四周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长满了沙蒿、沙柳、红柳等灌木，当地人将这一地貌称之为“柳巴拉尔”或“沙巴拉尔”，四周的荒凉，更衬托出了这片草原诱人的娇美，成群成群的马、牛、羊不知其数，犹如珍珠一般撒落在这片草原。

这片草原曾给我带来过牧牛的无限乐趣，也给我带来过捡牛粪的快乐辛劳。

当时，我们大队是全旗有名的牧业先进村，牛羊不知其数。全大队究竟有多少“野牛”，没有确切数字，实际就是我们家养的那种黄牛，因常年钻在这片“沙巴拉尔”里很少见人，野性十足。要想逮住任何一头“野牛”，必须骑一匹快马用套马杆才能套住。这是全旗乃至全盟唯一“野牛”出没的村庄。

后来成百上千逃荒避难的陕北人向北迁徙，涌向了人烟稀少的这片草原。多年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个位于巴嘎淖尔滩的村庄、金子般的草原和瘠薄的大漠不堪重负，滋养爷爷奶奶和那些逃荒避难“走西口”人的草原日渐沙化。

一九五七年牧业合作化，我爷爷凭借这片草原务艺起来的那十几头牛也入了社。

生产队为了照顾我爷爷的不满情绪，这群牛一直由我爷爷放养，就在这片草原上，我自然成了我爷爷放牛的好帮手。

那时的放牛其实是一件很轻松的活儿，夏天因农业社要种口粮田，所以放牛的作用就是不要让牛践踏了庄稼。秋收之后，所有牛群全部撒野。草原上有着丰富的水草，无需看管，只需半月二十天到草原上清点一下牛的数量。

我在这片草原放牛、捡粪、嬉戏、玩耍好不自在。我感觉这里才是我的自由自在的“天堂”，和阿镇那个“地狱”相比，这里没有嘲笑、没有歧视、没有伤心、没有泪流、更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

每天早晨太阳一露头，我便和奶奶到牛圈把一个个鼓胀的乳房，用双手挤的松软下来，然后我就随牛群出发，在这片草原和我的伙伴在玩耍。

有时候几个猴小子玩儿着玩儿着就玩恼了，玩恼了就开始打，打胜了欢呼雀跃；打败了一个人就在草原上疯跑一气，跑到马兰花盛开的地方，独自伤心一阵，有时也掉眼泪，但过一会儿就忘了，忘了就又高兴起来，对着茫茫的草原开始“哇哇哇”地吼，“蹦蹦蹦”地跳。吼完了、跳完了就跑到家乡那条通格朗河或沙丘下面那些水泊子里扎猛子（玩水），玩累了，从水泊子里钻出来，对着水泊子撒一泡长长的尿。饿了，该回家的时候，就坐在牛背上，一边走一边唱从大人嘴里学来的“山曲儿”。“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还有我的那群牛跟着我。

每个牛群为了保持后代的优良，都要百里挑一选拔一头好公牛。我家那头公牛不知爷爷从哪里弄到手的，个头不算高，但腰身挺长，毛色为黄褐色，爷爷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黄板凳。

黄板凳的性格非常倔僵，早晨圈门一打开，它今天想到哪片草原，别的牛休想违抗，哪个胆敢不听，就用武力征服。我曾用放牛棍驱赶它朝另一片草原走，即使把放牛棍打折也无济于事，只能信马由缰。

每到七八月份发情期，这时黄板凳吃得膘肥体壮，它显得特别的急躁不安、心神不定，经常独自跑向别的牛群寻找快活。牧人们将此现象称之为“跑山”。一到这一季节，人是无法阻拦的。这一“跑”少则半月二十天，多则一月四十天。发情期结束，它自然回到属于它的牛群。

每头公牛都有自己的一群妻妾儿孙，谁胆敢冒昧侵犯，决不会有好下场。

有一天，我的牛群突然跑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可能也是“跑山”的缘故，黄板凳发现后怒目圆睁，瞋目而视，两只前蹄刨着脚下的泥土，怒吼着向那位不速之客发起了猛攻。几个回合下来，那位不速之客已体力不支，被黄板凳狠狠地顶倒在地，爬起来夹嚎带跑，屁股上还冒出一股稀屎。

公牛之间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这也是动物王国优胜劣汰的法则，成者王侯，败者寇！谁厉害谁就可能成为头牛，谁就拥有配偶。

娃娃好奇心强，我经常利用公牛这一特性比赛谁的公牛厉害，我曾多次当过这种“斗牛士”，黄板凳为我争光，也令我骄傲！

有一次黄板凳与红秃圪旦相遇，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得难解难分，不分上下。黄板凳长着一对包心心角，秃脑袋对着包心心角，两个牛的力量相遇，“啪”的一下，红秃圪旦把黄板凳的一只角硬给撑断，朝天飞起有几米高，黄板凳大声嚎叫跑开了。至此，黄板凳成了独角牛，与红秃圪旦结下了断角之仇。黄板凳只要看见红秃圪旦绝不会轻易放走，两头公牛瞭见就吼，遇着就打。

黄板凳对它的子孙爱护有加，对它的伴侣呵护备至。牛群里不管哪头牛生病或其它原因走不了，黄板凳围着它不愿离去，它的子孙或伴侣只要有一个死去，以后不管过了多长时间，只要到了那个地方，闻见那股气味，黄板凳一声嚎叫，其它牛都会自发地跑来嚎叫一番。这是它们祭奠亡灵的一种方式，那种场面非常悲壮。

有一年，我爷爷突然决定要阉割黄板凳，阉割那天爷爷叫了十来个后生，用绳子把黄板凳四个蹄子套住勒倒，然后用木头杠子把牛压住，硬是活生生把两个睾丸给割了下来，然后用烧红的烙铁把伤口一烫。

阉割那天黄板凳疼得哞哞直叫，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阉割后站起来浑身颤抖，两步并作三步摇摇晃晃地挪到属于它的那片草原，疼得卧下再也不敢起来。

可怜我的黄板凳再也没有了那股倔僵的雄劲。

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公牛在一个牛群最多三年，否则就要近亲繁殖。

至此黄板凳变成了人们使役的犍牛，默默地为人们耕着地、拉着车……

那时候的人们少吃无燃，梁上的沙蒿已被掏完，嘎劳图这片草原就成了农家的燃料来源，因嘎劳图草原长着成片成片的马莲。这是一种粗纤维植物，夏天牲口从来不愿啃食；冬季，马莲死掉泛黄便成了牛马的极好饲草。所以这片草原聚集了南来北往，四面八方的牲畜，因此也就成了我们捡牛粪的极好场所，我再也不用像在我妈家跟在牛屁股马屁股后面，看哪个牛那个马翘尾巴。

每年冬季我都要赶着黄板凳，拉着二饼子车，慢悠悠地开进那片草原捡牛粪，以解决爷爷奶奶一家人全年的燃料。

二饼子车是用木头制作，两个车轱辘像烧饼一样，没有轴承，匠人们打几根铁键嵌入车轴内，车辕上挂个油葫芦，走个一里半里我趴下钻到车底用油刷子给车轴刷一次油，有时候车轱辘与车轴因为是木头制作会松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几个猴小子就每人撒一泡尿，和一堆尿泥，堆积在车轱辘的松动处继续行走。这种工具拉起来非常笨重吃力，这是那个年代唯一的运输工具。

好在黄板凳是不遗余力的，但我性子急，手里拿一根棍子老是抽打牛屁股。但黄板凳心里有它的总主意，路，还得慢慢走！

每次到嘎劳图滩捡粪，鸡儿叫就得起程，阳婆露头差不多就到了目的地。运气好能碰到一个卧牛的场子，很快就能捡满一车粪，下午半后晌就能回到家里。有时运气不好，还得爬夜。最使我难以忘却的是在那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几个猴小子行走在那个寂静的旷野，恐惧与寂寞缠绕着我们，心里感到空落落得无助，好在还有黄板凳的陪伴，二饼子牛车“哐啷、哐啷”的声音，昭示着天幕下面还有几个生灵的存在。为了驱赶寂寞与恐惧，几个猴小子在那寂静的旷野可嗓子喊两声：

“嘎劳图滩数谁好，兰花妹妹二蛋嫂。”

嘎劳图草原南楞畔的台地上住着一户人家，看管着我们大队不知其数的那些“野牛”，方圆十几里也就这么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育有三男四女，一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后又一水水儿娶回三个漂亮媳妇儿。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某家的女子不用看，放马汉攒下一圪旦，房后尿成冰圪旦，烟灰磕下二斗半。”

那时候草原的四周建有好多牧牛牧马的临时房子，以便牧人在夏天倒场放牧时居住。放牧的汉子耐不住寂寞，经常跑到这户人家串个门、聊个天。

有年夏天，生产队分配我们几个猴小子，由大我们几岁的王某雄带队，住在这户人家捡粪，晌午时分，我们的二饼子牛车终于到了这户人家。

这家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腾出一间房把我们临时安排住了下来。

这户人家还有一个最小的闺女未出嫁，看见某雄哥喜出望外，跑前拾后帮我们收拾家，时不时还瞟一眼某雄哥。

我一看，这个闺女长得还蛮有几分姿色，柳叶眉、杏壳嘴、高鼻梁、花眼皮，正值妙龄十七八，出落得活脱脱就像嘎劳图滩盛开的一朵兰花花。

某雄哥也是一表人才，高挑的个头，浓眉大眼，瓜子脸，薄嘴唇，一看就是个能说会道的好后生。

第二天，我们便到草原上捡牛粪。

夏天，天气闷热，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热得要命。

于是乎，在主人的提议下，晚上睡觉我们就搬到了房对面的沙坡坡上，那家人全家一不滩滩，我们捡牛粪猴小子一不滩滩。

当天晚上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劳作了一天的主人早已进入梦乡，可捡牛粪的猴小子们连一点睡意都没有。

这时候只见某雄哥偷悄悄地弯着腰，红赤条条就跑到了主人家那一不滩滩……

万籁静寂的原野，一轮明月斜挂中天好像笑弯了腰，满天星星仿佛在不停地眨巴着眼。

正值青春萌动期的一群捡牛粪猴小子屏声静气、立起耳朵想听出点什么动静来，但什么也没听见。只听见池塘里的青蛙在不停地歌唱，漫山遍野的知了在使劲地欢呼！

那时候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看不上戏，听不上歌，更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情事。

第二天我们照常到草原上捡牛粪，只是今天又多了一个话题，某雄哥的偷情，成了我们这群半大猴小子们耍戏的话题。这种无拘无束的快乐驱赶着捡粪的辛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心灵上的慰藉。

集体组织的捡粪有限，个人行为居多。少吃无燃的农民冬季农闲必须备足一年的燃料，因此一到冬季，捡牛粪就成了我们这些半大猴小子的主业。我记得那家人家喂着一条大黑狗，我们每次路过这里时只要听到二饼子牛车“哐啷、哐啷”的声音，那条狗便会一奔子跑下来追赶我们。人们说，“大村子娃娃，孤村子狗”，寓意其厉害。又一年，我们几个猴小子，由我的姑夫何明珠带队住在嘎劳图滩捡粪，这回我们没在那家人家居住，而是住在一个倒场放牧的烂房子里。有天，我姑父的鞋开了几个窟窿，打发我们几个猴小子到那家人家去借一个锥子钉鞋，走时我们几个就害怕那条狗，快到那家人家时，果然那条狗吼叫着扑上来了，我们几个边走边打，快到家门口时，主人出来把那条狗压住，我们三个人一前一后就往家里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个当儿，那条狗猛然窜起来，一口就将我拉倒，我的屁股蛋子立时就被开了几个窟窿，鲜血直冒。那家大人也着了怕，赶快从狗身上剪了一撮毛，让我把裤子褪下，然后把狗毛燃着贴在伤口处。女主人问我疼不疼？那能不疼吗！但我当时已吓得脸色煞白，还没从惊恐状态下走出来，我说“不疼”。就这样我拖着一个伤屁股，没耽误一天捡粪。

那时的农民生活极其艰苦，我们所有捡粪的猴小子穿得最好的也就是那一身烂皮袄烂皮裤，每人戴一顶皮帽子。这身装束哪能抵得住十冬腊月的寒风凛冽，每年冬天总有那么几个伙伴的手脚或耳朵被冻伤，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的一个小伙伴耳朵被冻得就像现在冰箱里储存的猪耳朵。被冻坏了耳朵皮骨两离，黄水装了一大包被冻成冰块，上手碰一下耳朵就会掉下来。

我奶奶每次走时总是给我带一点干粮，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点干粮哪能止住我的饿啊，每次捡满一车粪往回赶时，“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黄板凳步伐极快。而我却被饥饿折磨的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时我就拽着车牙箱跟着黄板凳的节拍信马由缰。

现在想起小时候受得这些苦、遭的这些罪，让人唏嘘不已。然而即使我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农民的生活依然没有一点点改变，而且更加糟糕。“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了作为一个农民的不易，也铸就了我以后人生路上吃苦耐劳争强好胜的品性。

到“文革”后期，在那个“以粮为纲”、“备战备荒”的年代，那片曾经水草丰美、风光旖旎的牧人天堂、牲灵乐园也遭了殃，人们又一次展开了大规模的垦荒。

黄板凳拉着笨重的铁犁，把不知曾给它带来多少欢乐的那片草原翻了个底朝天，善良无知的人们用铁齿耙把草根捡出去，种上了庄稼。我爷爷奶奶看着不无感叹：“农业社的气数尽了！”

三年过去，草没有了，庄稼也没有了，滚滚黄沙席卷而来，牛缺草料，人缺粮，老鼠满滩乱窜饿得慌。

有一年，父母亲从城里回乡下与爷爷奶奶、姑姑们一起过年。

年三十那天，风生沙起，沙借风势，风借沙威，刮得遮天蔽日，昏天黑地，仅离我家一里之遥的姑姑、姑夫到我家的途中被沙尘暴刮得迷失了方向，害得我们找了好半天。

那时我父亲在武装部工作，回来过年时脊背上背着一根半自动步枪，我父亲就上了我们家的房顶，朝天鸣了几枪，以便听到枪响让我姑姑辨别方向。

外面北风呼啸，家里一炮黄尘。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个个就像从地里钻出来的“土神爷”。

我们大队不知其数的野牛一年没一年多，每年一到春季，人困牛乏，草原上到处是乏得站不起来的野牛，看见人惊恐万状，但已无任何站立奔跑的能力，被活活饿死。

我和爷爷放养的那群牛也是同样的命运，每年春天牛乏得站不起来，我叫上几个后生才能把牛抬起来站一会儿，晚上睡觉之前牛还在圈里卧着，第二天早晨一看已大躺在地断了气，肚子鼓涨得就像气吹起来一样。

初生的牛犊，没有奶吃，跟在我和奶奶的屁股后面“哞哞”地叫唤，不住地碰撞我的躯体。我奶奶看见实在可怜，就把人吃的山药烧上几颗嚼烂喂牛犊，可是没过几天，牛犊也是同样的命运。

黄板凳也没逃脱这场厄运，那年黄板凳饿得骨瘦如柴，四肢无力，卧在我家门前再也没有站立起来。看着一个个即将死去的我的“伙伴”，我心如刀绞，想给我的这些不会说话的牲灵吃一口，可是跑上半天也弄不来一点点草料啊！

黄板凳临去的那几天，卧下眼泪就像渗漏的水管嘀嗒嘀嗒流个不停，地下湿透了两片土地。

可怜无助的黄板凳，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它眷恋这片土地，眷恋这片草原啊！

二十二、察汗淖尔的悲情

一九七二年，是我读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寄宿在纳林希里学校，一日三餐几乎就是瞪眼稀粥和菜饭，同学们盼不得放学，一到星期六下午，我们一个村的几个同学手提鞋卜子没命的往家里逃，可是跑回家里，奶奶也端挑不上来什么好吃的，只是能饱饱地吃一顿绵蓬或蹬香窝窝。环境的恶化加连年的干旱，当年的生产队连年亏损，几乎颗粒无收，农民苦不堪言。国家怕饿死人，给我们大队救济一点糖渣子。人们把糖渣子晒干磨成面，和绵蓬或蹬香搅和起蒸得吃窝头。为了生存，我爷爷起早贪黑、偷死格挖半夜出去搂绵蓬、打蹬香，割碱葱，以度灾年。每次念书走时奶奶就给我带一小袋子碱葱炒面，我在学校饿得实在没办法时，就拿出来吃几口。然而，碱葱这种植物猪都不吃，我吃一口比吃中药还难以下咽。一天，我跑去母亲家里，看有什么好吃的。继父说黑炭淖尔开河，有死鱼。我和继父跑到淖尔畔一看，果然水面上稀稀拉拉有鱼，我们喜出望外，跑进去就逮。拿回家里我妈放了一点盐炖鱼，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吃得一顿最香的鱼，终生难忘。

七月份暑假毕业回家，继续参加农业社的劳动，这年的生产队灾情比上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秋天农业社若大的一个场面只在拐角堆积了不成垛的一小堆庄稼，不够扔进去的籽种。冬天会计算盘子一拨拉，社员们不仅分不上红，每个工分还得倒贴二毛钱。面对嗷嗷待哺的一千多号人，大队革委会决定组织生产自救。十一月率全大队劳动力到远在几百里外的察汗淖尔掏碱，要求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个劳动力。

我爷爷那时快七十的人了，肯定不行，我说我走。

我奶奶也没想到掏碱会那么苦。

察汗淖尔，地处神奇的鄂托克草原，因富产天然碱而声名远播。以后每当我看到“察汗淖尔”几个字，就好像看到了草原深处那片白茫茫的碱滩，那段刻骨铭心的、尘封已久的记忆就会被激活，令人不堪回首。

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苦力劳动。当地人说：“掏碱的工人，拉胶车的牲灵”，寓意其吃不完的苦，受不尽的罪。

数九寒天，是挖碱的季节。那种苦，那种累，那种罪，那种生活环境，那种工作环境，现代人都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

当时的鄂托克草原已是大雪封山，一片银装素裹，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我们大队出动了唯一一辆拖拉机，后面跟着许多牛车、马车、骡车，浩浩荡荡奔向察汗淖尔，奔向挑战生命极限的那个地方。

在这支一百多号人的队伍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才十六虚岁。

头头们为了照顾年老的和年小的，让我跟随拖拉机作为“先遣部队”提前出发。破旧不堪的拖拉机拉了几十号人，坐在车斗上的我们任凭拖拉机的颠簸，强劲的西北风像刀割一样扑打着人们的脸颊，刺骨的寒风直钻五脏六腑。我穿着一身烂皮袄、烂皮裤，哪能经受得住如此“考验”。未到察汗淖尔，已被冻成重感冒，不知高烧到了多少度，反正人已昏迷不醒。

当时的农民少吃没喝，何况在那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去哪里寻医问药？不管得了什么病，只能用命扛着。

到了察汗淖尔已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昏迷不醒的我被人们抬到一个已被废弃了的车马大店，数九寒天睡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冰冻的炕上，冥冥之中我感到进入了一条无底隧道，伸手不见五指。我沿着洞壁向深处摸去，突然间看见一个个牛头马面向我张牙舞爪地走来，吓得我浑身直冒冷汗，“啊……啊……”地大声叫唤。眼睛睁开来，天旋地转，房屋倾斜，胃里翻江倒海，吐得死去活来。

极度虚脱的我硬是挺着挑战了生命的极限。

高烧慢慢减退，但病魔的折腾，使我身体极度虚弱。

在那个车马大店里，顶头两盘大炕住了几十号人，店小人多，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子，还要轮流值班喂牲口，鸡儿一叫，所有的民工队都要起床做饭，顶头两盘大炕盘有两道炉灶。

这么多人做饭，又遇“灶马爷”偏与你做对，每到做饭时，满家烟熏火燎，烟蓬雾罩，呛得人连气都上不来。那种情景与《地道战》里日本鬼子烟熏地道没有什么两样。

等那些赶着牛、马、驴、骡的后续部门到达后，我的身体已逐渐好了起来。一天，队长毛增栋安排我和我的同伴到野外捡柴禾，由于身体虚弱，加之天气寒冷，在半尺深的雪地里，我两眼发黑，栽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当我醒来时，那几个伙伴围在我的身旁摇着我的身子，不停地叫喊着我的名字……

察汗淖尔生产一种天然的马牙碱，马牙碱被埋在泥泞的土中，好在碱湖是不怕冻的。我们用铁锹先把覆盖在碱上面的水和泥土清理出去，等露出碱来，再用炮炸，用铁镐掏，然后用畜力车运出去。因我年龄小，又加之大病了一场，所以队长毛增栋给我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活儿——赶两挂畜力车往外拉碱。

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怕我冻着，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双毛毡鞋，就是这双毛毡鞋却使我差点丢了一只脚。

我穿着这双鞋，赶着两挂骡子车，每天往返十几趟，要走上百里路。成天拖着一双烂毛鞋奔跑，脚冻得麻木，毛鞋底子不知什么时候磨破还不知道。

有天夜里，睡到鸡叫，我感到我的右脚怎么水淋淋，湿漉漉的。上手一摸，脚后跟就像装了一袋子水似的哗啦哗啦。早晨起来一看，我的右脚被冻得皮骨两离，里面全是黄水。

好心的队长毛增栋，把我搀扶到卫生院为我进行了包扎。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大夫用剪刀把那层冻坏了的死皮剪掉，贴了一些冻疮膏，包了几层纱布。原本双腿健全的我从此成了名符其实的瘸脚，我再也不能赶着畜力车运碱了。

临近春节过年，毛增栋队长给我拦了一辆大卡车，把我送到了卡车上让我回家养伤。一路寒风凛冽，我坐在车斗上瑟瑟发抖，心想能到驾驶室暖和一会儿该是多么大的幸福！几次哀求却无济于事，看着驾驶室里一对鸟男女嬉戏玩耍的样子，我恨不得把那个女妖精拉出去宰了！

在距我奶奶家还有三十多里路的纳林希里，那位狠心司机扔下了我。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我，顺道我要去看看我妈妈，一瘸一拐地挪回了我妈家。善良的母亲看到我的样子，一边放声痛哭，一边给我煮了一锅糜草水让我泡脚，据说这种办法能治冻疮。一直到夜深人静，抚摸着我被冻伤的双脚，母亲心如刀绞，泪如泉涌。

这次掏碱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打工，生产队除给我们这些掏碱民工记足了工分外，还每人每天给补助六毛钱。这次我一共得到了二十八元的补助。

二十八元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够抽一盒好烟，然而对于当时穷困潦倒的农民，无疑是一笔救命钱。就这二十八元使我和爷爷奶奶三个人的生活有了着落，度过了那个灾年。

二十三、“白猫儿黑猫儿”

面对日益严重的沙化和生产队连年的亏损，我爷爷我奶奶也在思考。那时他们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奶奶说：“我们是土埋脖子的人了，迟死早死一个样，可我们的后代还要靠这片沙巴拉尔来过日子，我们得想办法治呀。”她和大小队头头们语重心长地说。

大小队的头头们也是一筹莫展，也在苦思冥想着治理沙漠的对策，他们反问我奶奶：“咋治？”

我奶奶斩钉截铁地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想办法治，人家乌审召能把明沙梁治住，我们咋不能治，我们不缺胳膊，也没断了腿，为甚不能干？”

乌审召在巴嘎淖尔的西头，我们在巴嘎淖尔的南头。两个地方虽说由伊金霍洛旗和乌审旗所辖，但同住一片沙漠，同牧一片草原，属于地垄挨地畔的近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乌审召的带头人宝日勒岱因“治沙造林”名扬天下，一九六五年乌审召被党中央誉为“牧区大寨”。当年乌兰夫题词：“学习乌审召愚公移山，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陪同马里贵宾参观乌审召后赋诗一首：“治沙种草获胜利，牧业农业大向前，马里贵宾来参观，乌审召美名天下传”。

宝日勒岱这位与当年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郭凤莲齐名的模范人物，在我们孩提的心目当中，她就是英雄！就是现在人们追捧的“明星”！因此我奶奶把乌审召这一身边的事例搬出来说服队干部。

可是，队干部也有队干部的难处，队长毛增栋不无难色地说：“吃苦受累我们不怕，我们就是吃苦受累的命，怕就怕上面怪罪下来，放着农业、牧业不抓，却在抓栽树造林，一旦上面怪罪下来，说你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咋办？”

我奶奶反驳道：“管它这主意（义）那主意（义），眼下最好的主意就是把沙治住。我们不能老吃国家的返销粮、救济粮，我们农民个儿（自己）连个儿（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还算什么农民！你们成天‘以粮为纲’，粮哪了？春天种了一坡，一场黄风刮了个净光，一茬庄禾种了三茬，还缺苗断垄，扔进去的籽种比打得粮还多。我们全队十几户人家，前几年还有两群牛，几坡羊，如今呢，死的死，亡的亡，我入社时的十几头牛哪去了？再不治，恐怕连耕地拉车的牛也没了。管它‘钢’(纲)还是‘铁’，白猫儿黑猫儿，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儿。填饱肚子治住沙就是最好的主意（义）！”

我奶奶的这套“白猫儿黑猫儿”的理论一出笼，立刻在社员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社员认为我奶奶说得对。

我奶奶看见队长注意不定质问道：“你们栽不栽，我一个死老婆子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是栽定了，公共地方我不敢栽，我的房前屋后我能栽不？”

毛增栋说：“你的地盘你做主”。

我爷爷我奶奶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打响了植树造林的第一炮。

那几年植被稀疏，黄沙漫漫，老天爷好像也在专门跟人作对，通年滴雨不下，为了那几颗树、那几苗柳，我爷爷和我不知担了多少担水，务艺一棵树就像务艺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当看见爆日下的树叶蔫了的时候，不管营生有多忙，我爷爷误了啥也误不了给树浇水。没几年我家的房前屋后，地垄地畔那些树呀柳呀长得满满的。

穷则思变。在我爷爷我奶奶的带动下，左邻右舍都自觉地开始了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植树造林。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的家乡掀起了一场以植树造林为主的大规模的生态综合治理大会战。上至七八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子，全民上阵，发起了向沙漠进军的运动。

我奶奶首当其冲，她说：“栽树我是栽不动了，但我可以给你们砸栽子。”我奶奶仍旧把她那个“护膝”往腿上一绑，拉了一把板斧就上阵了。青壮年在前面挖坑栽树，我奶奶在后方跪下砸栽子。每年春秋两季一刻也不敢耽误。

我那时还是孩子，但与大人一样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始人们不懂，还是使用那张笨重的铁锹，挖坑栽树。后来我发现铁锹挖坑费时费力进度又慢，一天我把家里爷爷的一根扎耗仓铁棍拿出来栽沙柳，我用耗仓剑在沙滩上一压就形成了一个窟窿，然后把二尺多长的沙柳栽子插进去，用脚踩踏一下就OK，省时省力进度又快。人们一下看到了希望，都惊奇地说：“这个孩燕儿咋想起这么个好办法！”后来队长找了一个铁匠制作了好多根这样的铁棍，植树造林的进度不知比原来快了多少倍。

那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大集体，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令人感叹！

人们虽然饿着肚皮，吃着返销粮、救济粮、糖渣子、红薯干、沙蓬、绵蓬、蹬香、苦菜、沙葱。但人的精神立抖，毫无怨言，思想和行动是那样的高度统一。

什么叫无私奉献？那才叫真正的无私奉献！

那真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年代，只要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就会指向哪里打到哪里。人们那种植树造林的自觉性空前绝后，在植树造林的实践中，不仅学会了宝日勒岱的“前挡后拉”、“穿鞋戴帽”等治沙技术，而且对治理高大沙丘也有一套独到的办法。几年功夫，整个毛乌素沙漠变了样，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遗憾的是毛乌素大漠原有的地貌不复存在，那些沙蒿梁、竹笈林、马莲滩、寸草壕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成片的沙柳、树木。

现在毛乌素境内起伏不平、连绵不断的沙丘上，植被将沙丘裹得严严实实，草丛掩人膝盖，那一棵棵、一片片毛乌素特有的“砍头树”、那一行行、一丛丛毛乌素特有的沙柳、柠条，像成行列队的卫兵在固守着大漠，为他站岗、为他放哨，为它的美丽在默默地绽放着生命的绿色。

过去，毛乌素沙漠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我在纳林希里念初中时，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如获至宝。可是回到家里，面对毛乌素大漠毫无用处，反而成了累赘。当时痴想，能为我的自行车修一条一米宽的路该多好。时隔三十多年，现在的毛乌素沙漠，公路四通八达，而且全是柏油马路。

过去的毛乌素沙漠，最大的资源就是沙子。现在的毛乌素沙漠，我的家乡成了聚宝盆。天然气、石油、煤炭储量惊人，据说是“满盆子气、半盆子油”，一个个挺拔耸立的井架在隆隆作响，一个个大化工项目在大漠深处落地结果。

我爷爷奶奶于一九七六年搬离家乡，到现在老屋的痕迹已无踪影，但我爷爷我奶奶和我当年栽得那些树、那些柳都还在，现在都长成一人都抱不住的老树！

最近我还专门回老家和现在的“社长”何玉山谈如何保护植被，让他们一定不要破坏那些树，让它永远永远长下去。

现在我们看到的毛乌素沙漠上的植被，柳呀、树呀都是那时候大集体人工植造，加上后来包产到户、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才使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片绿色。

故乡确实变了，变得越来越美，变得越来越富！

二十四、撬动幸福的支点

一九七一年我父亲由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调到达拉特旗人民武装部工作。

一九七三年因继母生孩子我奶奶来达旗伺候月子，家里就丢下我和爷爷。那年，我爷爷放牧的那几十头牛因环境的变化死的死亡的亡，还剩十来头。秋天，爷爷孙子俩个人既要放牛，又要收秋，还要为这些牲口过冬储草备料，忙得不亦乐乎。

一日中午，爷爷做饭，用家里的一个铜锅子焖了一锅小米饭，爷爷孙子不知说什么就没说对，我爷爷那个火爆脾气，端起锅子，连饭一同摔到了地下，把一个铜锅子摔成个歪脑袋，那顿饭也没吃成。

然后恶狠狠地让我去达旗寻我奶奶，让她赶快回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我徒步几十里走到新街，然后坐班车来达旗。

来到父亲家后，父亲说奶奶昨天已启程回家了，就这样奶奶孙子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然后父亲让我不要回了，先在达旗找点零活干，等到十一月十五号让我“上山下乡”。那时我不懂什么叫“上山下乡”，我在农村什么苦没吃过，什么活儿没干过？！

殊不知，父亲早在我“回归”后就将我的户口随他落了城市户。我这才明白，这么多年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泼死挣命给生产队劳动，去挣那十分工，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替我爷爷我奶奶劳作，我在那个生产队充其量是一个没有户籍的外来“城市务工人员”！

因为“农转非”我成了城市“知青”。因此，必须参加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父亲给我在树林召找了零活儿。先在工程队当小工，给拖修厂盖大烟囱、盖车间。上冻工程做不成了，我父亲又给我在新华书店找了一份铡草的工作，那时新华书店养着两匹骡子，我和一个老头，他铷草，我来铡。一老一少两个人把一垛草全部铡碎，为这两匹骡子过冬准备好了充足的草料。

做完这些营生，已临近十一月十五号，我父亲让我回老家准备准备，和我奶奶告别一下来达旗“上山下乡”。有了我父亲的许可，我立马启程奔回了爷爷奶奶家。

这次出行，对我来说其实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也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次选择。

从我内心来讲，我当时还没考虑那么多，也没有思考将来我的人生出路。我以为我这辈子就是在家乡那个沙巴拉尔来“修地球”，然后娶妻生子，就像祖辈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在那片大漠来度过我的一生，来服侍我的爷爷我奶奶，陪伴他们到老，为他们养老送终。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有点天真，也有点多余。

我奶奶对我这次出行显得非常镇定，她说：“孩燕儿，这次奶奶不留你，你去吧，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奶奶老了，奶奶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十五的男人夺父责。’你也不小了，这个世界得靠你个儿去闯，出外好好儿蹿悉蹿悉（锻炼）。不管走到哪了，要记住走得端，立得正。好好儿往好了学，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可不敢让人家笑话咱。”

我奶奶的话我牢记在心。

和奶奶住了几天，我又赶快返回达旗，但已错过了十一月十五号这个“良辰吉日”。后来我的同伴们曾给我描述过那天的场景，我的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树林召街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在隆重的欢送大会之后，一批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身背挂包，胸戴红花，意气风发地穿过了夹道欢送的人群，奔向无限广阔的天地。”

我虽然没参加上那天的欢送大会，但该给我的纪念品我全收到了，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达旗医院、武装部、知青办等单位给我赠送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还有笔记本等。

我父亲给我收拾了一卷铺盖，给了我一个他穿过的绿色的军上衣，下身还是我来时穿的那条半新不旧的皮裤，只不过外面套了一件粗布裤子。

我父亲骑了一辆自行车驮着我，把我送到了张铁营子苗圃。

这，又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

但这个环境比起我的家乡——毛乌素大漠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有着天壤之别，这里是著名的河套平原，一马平川，林茂粮丰。

“打鱼划划渡口船，鱼米之乡大树湾，吉克斯太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

“上房瞭一瞭，瞭见树林召，满城绿树满城花，红日照树梢。”

这是流传于达拉特旗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也是当时达拉特旗的真实写照。

同伴们对我既没表现出热情，也没表现出冷淡，更没有像在阿镇念书时，几十双陌生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那样。这里没有歧视、没有偏见、也没有排斥。

但自卑的小溪在我的心底又在涓涓流淌。

苗圃领导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住处，我们一屋四个人，睡一面大炕。

晚上睡觉时，我总感到我穿得那领皮裤不合时宜，所以不敢在同伴们面前脱掉，总是在灯灭之后才敢在被窝里偷偷地褪下。

苗圃那点营生与当时的农业社并没多大区别，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因此对我来说那些营生并不陌生，干起活儿来仍然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苗圃领导安排我耕地、送粪、赶胶车；锄、搂、割、钯、碾；放羊、看林、抹房扁；和泥拓坯子、赶车喂牲口，样样在行。

男人与车有着不解之缘，车辆不仅是载货运输的工具，车辆也承载了男人的很多梦想，赶车可以出门在外见识世面；赶车可以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那种苦力劳作……我从赶二饼子牛车到开上汽车，一路走来，车辆始终是我梦寐以求的向往。

那时张铁营子苗圃早已由二饼子牛车过渡到了拥有两辆胶车，赶车的师傅是李银维和丁万两位老师傅。由于我的认真吃苦，两位老师傅一出门都愿意领我跟车。跟车的作用就是装卸和晚上替师傅喂牲口。我曾跟随李银维老师傅到中和西农场调过粮，跟丁万老师傅到罕台窑拉过炭。

那时候拉一趟炭来回得走六七天，我们沿着罕台川一路南下，罕台川畔隔个三二十里就有一处车马大店，供赶胶车的人牲口打尖过夜、寄放草料。

我们苗圃的两挂胶车，由于是国字号单位，拉车的骡子吃得膘肥体壮、油光锃亮，胶车的装扮包括绳线、鞍韂、套缨子、笼头都要比农业社的胶车强了许多，驾辕的骡子脖颈上还带个响铃，就像电影《青松岭》那样，“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咳哟。”

我们在罕台川一路走来都是默语的称道和羡慕的目光，我感到趾高气扬。

“骡子驾辕马拉套，赶胶车的哥哥过来了。”店掌柜瞭见赶胶车的哥哥，满面春风地跑出来迎接，一见面非骂不说话，一堆“串串话”便脱口而出：“昨天黑夜梦见个鬼，今天咋就碰见个你？”

赶胶车的师傅们也甘不示弱对答道：“多日没见掌柜的面，我以为你住进了阎王殿。”

店掌柜灰说溜道又开始了：“年是见了到今年，我以为黄沙土土早就埋了你，没想到是你老婆用裤腰带带拴住了你。”

如此这般的一递一句的对骂诙谐幽默，一直要骂到店掌柜把饭做熟，端到那面大炕上来。只要你会骂，骂得店掌柜开心，店掌柜就会给你贴一盘烂腌菜。这是车倌们的一种乐趣，用诙谐、幽默、押韵的对骂来表示久别重逢的那种亲热。这种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也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方式，大概也算这个行业的一大特点，把我们一路上的寂寞无聊一扫而光。

苗圃那时候除了办公室是砖瓦起脊房以外，其他都是土坯平房，每年雨季来临之前都要抹一遍，对这个活儿场里的工人不愿干、知青不会干，苗圃领导只好雇人干，而只有我一个人跟上民工队能干到底；寒冬腊月或星期天，别人在休息，都回家看望父母，我和我的好朋友丁永康两人却住在场里出去照看林木，或住在西林地牧羊房子里，帮老羊倌放羊喂羊；夏天和泥拓坯子谁也不愿干，我和屈文光两个人穿个背心，裤腿卷起，一天一千多块坯子就成型了……

一九七四年，全旗林业普查，我被借调到旗农林局，参加了达旗森林资源清查工作，用了半年多时间，我在赤脚丈量着达旗西沿滩和西梁外的每一片林木。普查中林工站孙维荣技术员给了我工作上的极大支持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俩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普查结束后，孙维荣要调回南方老家，临别时互相没有一个能拿出手可以赠送的礼物，我记不起我给了孙技术员一个什么东西，但孙技术员赠给我的那件礼物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一条绒裤，这条绒裤不知温暖了我多少年！

这些事情想起来都特别值得回味，在张铁营子那片广阔天地，我们流汗流泪，没少作为。那种清纯、那种天真、那种快乐、那种辛劳、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让人至今都无法忘却，特别留恋！

后来苗圃有了第一辆拖拉机，这个“铁牛”的到来，成了苗圃的香饽饽，知青们都想成为拖拉机手，为此苗圃的领导也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决定由我的朋友陈红泉担当此任，对此我也是羡慕不已。对拖拉机的爱慕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一次我坐在拖拉机上央求陈师傅让我开开，陈师傅不假思索就跳到了副驾驶座上，满足了我的要求，第一次开拖拉机尽然不走“S”，也没走“8”字，从此对机动车辆爱不释手，后来不管坐在什么车上，就想着怎么和人家师傅开口让我过过车瘾。因此，这辈子车辆就成了我最大的向往！当别人还在步走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当别人有了自行车的时候，我便有了摩托车，当别人还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我便有了自己朝思暮想心爱了一辈子的汽车！

我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深得领导和工人们的一致赞同。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和当地的工人农民一脉相承，因此博得了周围老百姓的好评，都说：“王卫东是个好后生。”因此在评工计分时我是最高分，每天能挣十分工。

那时所不同的是，张铁营子苗圃是“国”字号单位，国家每年都有拨款，这是当时农业社无法比拟的，我每天挣十分工，第一年能分八毛钱，第二年就是一块三毛五，而且和城里的工人一样按月计发。我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有结余。和我们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相比，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有着天壤之别，我受一天比我爷爷受一年都强。

当时的张铁营子是渠成网、田成方、绿柳青杨排成行；田间林网化、村庄林园化、路渠林荫化、苗木基地化；路渠纵横、电网交织、林鸟翱翔、云蒸霞蔚。我们这群“知青”给张铁营子编了一首打油诗：

“人换思想地换装，张铁营子变了样，过去茫茫连大漠，现在遍地绿柳杨，广阔天地无限好，大有作为好地方。”

因此，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知青”下乡是在“受苦受难”，而我感觉到的是我步入了“天堂”，走到了一个能吃饱穿暖的好地方。当时我们虽然吃的是食堂，但每天都是精米洋面，从此将伴我童年、少年时代的“饥饿”甩得一干二净。我爷爷我奶奶听到我的境遇，喜得逢人便夸：“我那个孩燕儿可是活成人了，这回我可放心了。”

说句实在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曾经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而我在张铁营子所体验到的一切，让我常想，如果“知青”下乡是下狱，那么过去和现在仍然还在土地上抛闹生活的那些人们，他们一生的命运，那该不该算是一种灾难？

依实而言，在我看来，凡是“知青”下乡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好地方，即使下到农村也是选的当时中国农村最好的地方。我的家乡那个沙巴拉尔从来没有过“知青”走来串往，因为她——贫穷。

如果把“知青”下乡视为下狱，那么在我的家乡那个沙巴拉尔生活了几辈子的那些父老乡亲，我的爷爷奶奶那就是在“炼狱”！

张铁营子苗圃的“知青”共二十二人。对于我们这群孩子的到来，直到今天我也没感到像人们说的那样，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把文明带进了乡村，亦或是因为我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

而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现，证明了城乡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城里人挣着固定工资，吃着国家固定供应的粮食，也表现在城市人对农民对农村对农业的一种鄙视。

有天，张铁营子村里放电影，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村青年都跑来看，我们“知青”也不列外。当时刘大营子几个青年坐在我们前面，我们这群“知青”就有点不高兴，认为他们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就开始和人家找茬儿，几句话没说对，双方就开始打，我们这群“知青”必定人数有限，像我这种人当时还有几个没参加，因此哪是人家农村青年的对手。突然有人叫唤说刘大营子一个青年被人捅了！这下算闯了大祸，也惹怒了那群农村青年，打得不可开交。

这件事情惊动了当时的大小队干部和苗圃的领导，立马就向达旗公安局报了案。被捅的那个青年被刘大营子那群青年抬到了苗圃领导的办公室。

其实伤势并不重，只是一个小水果刀在大腿处开了一个小口子。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时任达旗公安局主要领导亲自来坐镇破案。场里的工人、“知青”及周围的群众议论纷纷。仅仅两天，这个案子便宣布告破。我们的一个“知青”当场被公安局带走。

其实这件事情处理的很轻，公安局带回去几天便放了。如果把这件事情颠倒过来，是农村青年捅上“知青”一刀，恐怕绝不会是几天的问题。

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对“知青”也是个警告，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胡闹了，后来和周围的农村青年相处得挺好。

当然通过这件事情我也隐约感到这不是一起偶然的打架事件，他是我们这群城市青年向农村青年的示威，也是城市向乡村的示威！

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我们这些“知青”，我不再存有自傲，而是一种自责，对我们在村里的耀武扬威，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而且自己暗下决心，牢记我奶奶的教诲，绝不能干那些祸害老百姓的事情。因此我和当地的一些贫下中农打得火热，不少人通过这件事情也认识了我，说我是个“精人”。 “知青”们对我这个“精人”还生出了几分怨恨，说我不够“哥们儿”。

这件事情对上面的头头们也是一个警示，旗里的领导认为，“知青”下去了，不能放了“羊”，还得有人管，于是决定每个“知青”点给派一名带队干部。我们张铁营子派来的是石占标。

石主任来了以后对我们管得比较严，抓得也紧，他说“青年一代来到农村，既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课，又要通过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要学会农业劳动，另一方面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在思想情感上真正融入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熔炉当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把自己真正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因此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成了我们重点学习的内容，组织我们揭发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等所谓的“反动谬论。”要我们深刻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而又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百年大计。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青年一代最大的信任和关怀，是有志革命青年的最大光荣。教育青年要“横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勇挑革命担，志做新农民。”

实际上，满二年以后我们大部分陆续都回了城，个别想“志做新农民”的“知青”待了六七年以后也回了城。

对张铁营子下乡这段经历，我满心都充满了欢喜，倒不是因为我接受了多少“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改变了自己，是自己在这个“革命”的大集体里确实学了不少东西，锻炼了自己，是我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之前一段人生最重要的补课和充电。

当时的我名义上是初中生，实际并没有多少知识，连个基本的文件都读不通，信函都写不了，“知识青年”对我来说名不副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城市青年”，和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相比，我充其量就是城市里识了几个字的扫盲青年。

所以，到了这个环境我才感觉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的那点文化瘦得可怜，知识浅薄到了囊中羞涩的地步！

自卑的小溪仍在我的心底涓涓流淌，除了劳动我比其他人具有一定的优势之外，其他方面总觉得自己暗淡无光。因为思想情感和文化底蕴我还秉持着农村青年特有的那种情结，因此也就显得不大合群。除了有那么一两个要好的朋友以外，其他同事都是你做你的，我干我的，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渐渐地我发觉，其实自卑也是一种自知，可以让人安静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正因如此，所以我不甘平庸；正因如此，所以时刻警戒自己。或许自卑就像一块石头，是垫脚还是绊脚，全在自己把握！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自卑同样会让我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因此，我不仅劳动不甘落后，在学习上也开始了孜孜不倦的追求。除了苗圃组织的集体学习以外，我还买了好多书籍，家里我父亲积攒的那些书籍都成了我阅读的对象，当然看得最多的是当时流行的“知青”文学，如《征途》、《战地红缨》、《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等等，甚至将我父亲藏有的古典四大名著如《红楼梦》等我也敢啃。除了劳动，一有时间我便看书，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见了不认识的字，我就翻《字典》，或听人家是咋念的，然后在心里默念几十遍；见了不会写的，自己在心里默记，用手一笔一划在默写；读到好文章我就在笔记本上把它全部抄下来，这一做法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成了我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积习始终未改。

付出总有回报。辛苦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我在张铁营子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并入了团。入团那天可能是我最高兴的一天，那天我在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组织上批准我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听到消息后我非常感动。在下乡一年的天气里，所取得的这点成绩也是老工人再教育的结果，是同志们帮助的结果，这点成绩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以后自己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把自己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用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也希望同志们对我多加帮助、批评，使我锻炼成一个可靠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落款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五年全旗几百名“知青”开始返城，达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被安排到“国”字号企业，唯独我有幸被知青办和旗委组织部选中当了一名国家干部。我被分配到达拉特旗青达门人民公社从事农村青年工作。

由于我出色的表现和积极的努力，曾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几次出席旗、盟、自治区团代会,并被入选内蒙古第六届团委委员，1980年上调达拉特旗团委工作；1983年随潮流考入伊克昭盟教育学院读了二年成人大专，取得了一张地方承认的专科文凭。毕业后借调到伊克昭电台当记者，后又调入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先后任综合秘书、副主任等职。

我的“有幸”完全是因为奶奶的缘故，要不是她老人家用一头毛驴将我换回，我可能回不了王家，可能上不了学，也不可能走上工作岗位！

后来，我父亲将我这个农村穷小子“农转非”，使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知青”。

我父亲给了我一个撬动幸福的支点，给我铺就了一条由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工作岗位的捷径！

我敬爱的奶奶！

这位饱经沧桑历经苦难的小脚女人，高瞻远瞩，是她老人家改变了我们两代人的命运！使我们这个家族迎来了命运大逆转！她的英明决策才使她的后代离开了那个大漠、离开了那个沙巴拉尔，走向了城市，走向了工作，走向了一条改变人生，通往幸福的光明大道！

二十五、故土难离

我爷爷我奶奶从“口里”走到“口外”，在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住了多半辈子，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特别的感情，什么地方长什么草，什么地方种什么苗，什么地方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像自己的十个指头儿，闭着眼睛也能找到。

听爷爷说他们为啥走在巴嘎淖尔能住下来，就是因为巴嘎淖尔是个水肥草美的地方，草原那种海纳百川的博大接纳了他，草原正是他生长发展的根基。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黄板凳的眼泪”早已流干，我爷爷“入社”时的那群牛所剩无几，草原的美景荡然无存，随之而入的是黄沙茫茫。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为了生存，好多乡里乡亲开始投亲靠友，奔走他乡，可我爷爷我奶奶说成啥也不走，他说：“金圪崂银圪崂，不如个儿的穷圪崂。牛面面撒欢羊羔羔跳，哪圪垯也不如咱这沙巴拉尔好”。

到一九七六年，我爷爷奶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已没有多少劳动能力了，加之家乡那个贫穷，日子过得紧巴巴，我父亲多次动员，要搬离那个沙窝窝，与儿子搬到一起为他们养老送终颐养天年。

可我爷爷奶奶还是不愿意走啊，他们离不开家乡那个沙巴拉尔，离不开家乡那个自己亲手建造的房，更离不开家乡那些一起生活了多少年的乡里乡亲！

是啊！一个人的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人不到万不得已，尤其老年人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叶落归根是人的归宿，“少小离家老大回”也是人的本性。自古乡情就是一杯浓浓的酒，越老越醇厚，越老越浓烈，是岁月永远抹不去的思念。

可是现实不得不考虑，爷爷奶奶实在做不动了，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我姑姑虽然在跟前，但她的日子过得都难以为继。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何况我姑姑穷得都自身难保，纵使有那个孝心，也没那个孝力！就这样，我爷爷我奶奶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父亲的意见，同意跟儿子搬到城里去住。

当时，我爷爷合作化时入社的那群牛早已绝迹，当时作价入股的款项还在农业社的帐上趴着，惟有我奶奶换我的那头白毛驴的后代还健在，那是我奶奶的两条腿啊，人不吃也得给它吃，视它比自己的命还值贵，这头毛驴也不负我奶奶的众望，每年给我奶奶生一个小驴驹，我奶奶搬离的前两年，还给我奶奶生下个骡驹子。

那时候，生产队最缺的就是耕畜，骡子是所有耕畜里饲养成本最低，最能干活儿的畜生，因此受到所有农人的喜欢和宠爱，价值不菲。能生骡子的毛驴就像现在能生男孩子的女人，值贵的不得了！

决定搬离的那几天，我爷爷我奶奶反反复复怎么也睡不着，他们舍不得这头白毛驴，也舍不得自己的那座房，那些自己亲手栽种起来的树、柳！离开那个地方就意味着要舍弃他们这些宝贝！

人和动物是有感情的，就像现在的城里人爱养宠物一样，那头白毛驴就是我奶奶的宠物！

那头毛驴也善解人意，每当自己饿了、渴了，它就会朝着我爷爷奶奶吼叫，我爷爷我奶奶心领神会，再忙也得给它吃给它喝。晚上临睡时我爷爷还要给它上足草料，半夜再寒冷的天气，也得起来再给它补一回饲草。临搬时，好多邻居跑来想要这头毛驴，可我奶奶就像聘自己的闺女一样，挑来拣去的，最终还是给这头毛驴物色了一家好人家。

人家来拉驴时，我奶奶看着自己的宝贝，左打量右端详，手在不停地抚摸着它的每一根毛发，那头毛驴也像很懂人的感情似的，临走时一步三回头两眼在看着我奶奶，它不愿意离开它的主人啊！

我奶奶看着远去的毛驴哭了。

房子是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这座房是当时我们大队独一无二的一座好房，也是我爷爷一辈子居住过的唯一一座好房，我爷爷围着这座房子左三圈右三圈总也看不够。

无疑，他舍不得这座房子啊！这座房子是他人生的一个荣耀，是他一生的财富！他对这座房子有着太多的美好的也许是心酸的回忆亦或是难以割舍的情结。

他身为一个农民，一个男人，自从为人夫为人父那一日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这一生最大、最庄严的就是要为自己盖一座好房，一个不需要太华丽的家。他也深知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因此，他要倾尽所有精力和财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这个心愿。

可是那时候家里穷，我爷爷还无力能盖起那座房。我父亲当时在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工作。作为儿子，理所当然要为父亲盖房子承担责任，尽自己的义务。所以，所有需要买的材料我父亲全部承担了下来，他在伊旗物资局买好了盖房所需的檩材，全是松木。

我爷爷赶了农业社的两挂骡子车，到阿镇拉回来，生产队听说后出动所有劳力来帮助我爷爷实现这一梦想。

墙是土打的，檩子是父亲买来的，椽子是爷爷从自己栽种的那些树上砍下来的，门窗虽然不是玻璃的，但也不是从前那种三十六眼小窗窗，而是改换成了大窗子，还有一些简单的雕刻。

房子的形状也由过去千篇一律的拱棚改为平顶，正面墙上还压了两根松檩，房的西墙还挂了一个耳房。显得非常气派。

家里盘了一面大炕，我奶奶先用米汤把炕面一遍一遍地刷出来，然后再一遍一遍地上麻油，用一块光滑的石头不停地打磨，就这样那面大炕被打磨的光滑鲜亮，和现在的釉面地砖差不多。显得非常干净又十分美观。

那时还没有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虽然是土打墙泥巴房，但我爷爷可以说是把拱棚房改为平房的第一人！

事实上，我爷爷那座房子，的确在我的家乡那个沙巴拉尔，有着极高的影响和声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前卫很时尚，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领和榜样的作用，我爷爷常常引以自豪。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平房，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

我们家那面大炕常常坐满了邻里村人，他们坐在那面不见泥沙的炕头来抽一锅老旱烟，喝一壶砖茶，青年男女说笑啦话、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我们家那座宅院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人气十分旺盛。

后来人们只要盖房子一律仿照我们家的房子，把拱棚房全部改为了平房，直到现在仍然未脱离那个样式。

听说我爷爷要搬离，哪个人能不心动？然而那时的农民“蛤蟆想站腰背没力”，个个囊中羞涩，连肚子也填不饱，哪能谈得上置地买房？

我父亲只好和大队革委会商量，也只有大队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房子买下，大队也是咬咬牙才下了这个狠心，四百块钱卖给了大队。大队实际上也是看下了这座房子的这些椽檩，实际上也就给了个椽檩的价钱。我们搬走以后大队把那座房拆了，把那些椽檩拉到大队部不知做了啥。

“此处如今已荒芜”。偶尔我们这些老王家的后代时不时地回去看一眼老宅，现在唯一能看着的还是我和爷爷当年栽得这些树柳，这是我爷爷生命的延续！我爷爷当年劳作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然而物是人非，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常常引来无数感慨！

我爷爷我奶奶搬离的那天，我们那个老宅院挤满了前来送行的村里邻人，这家给拿几颗鸡蛋，那家给送几碗老黄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木讷善良不善言辞的人们胸中涌起的岂止是千言万语，万语千言，然而他们发自肺腑的最朴实的一句话还是“常回来看看。”

当然，最难以割舍的还是我姑姑，因为我姑姑虽然是聘出去的闺女，但从小到老还没走出我奶奶的视线。“多情自古伤离别”。一听说我奶奶要走，我姑姑的心情沉重得就像压了一块磨扇，但我父亲的这个决定，她也无可奈何，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

我爷爷我奶奶搬到达拉特旗，与我父亲住在一起，本该清清闲闲地安度晚年了，然而劳作受苦一辈子的她一刻也坐不住，所有的家务事，做饭扫地她全包了。她还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地种菜、养鸡，父亲怕她累着不让她干，她却说农村人做惯了，坐不住。

就这样，她把一个不大的院子装扮的小花园似的，姹紫嫣红，生机勃勃。不但一家人的蔬菜全部解决，还去接济左邻右舍。十几只老母鸡“咯咯”地围着奶奶满院叫。奶奶知道自己年龄大了，怕有做不动的那一天，干活像是争分夺秒，家里几代人的被褥、衣服她给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至今老人留下的那些东西我们还在使用，睹物思人，常常心酸不止，感慨万端。

奶奶经常告诉我们：“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穿不穷吃不穷，打当（计划）不到受一辈子穷。切忌有了一顿，没了不动。”

她老人家就是一个特别会持家的人，穷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我爷爷我奶奶在家乡那片大漠靠自己的勤劳，凭自己的苦水搂蹬香、割绵蓬、打碱葱、挖苦菜、掐沙葱（都是几种沙生植物）养牛喂人，让我们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

我爷爷是个极普通的农民，他一生也没弄明白国家大事，可以说在精神上他是一个极度的贫困者。但他有劳动，他一生只知道劳动！

然而，就因为过度的劳作，超负荷的体力透支，到了中年我爷爷却得了一种威胁健康和生命的慢性病——肺气肿。但说实话，我爷爷是不大在乎病的，我们这些儿孙也没把这个病当成一回事。

那时我继母在医院，她在源源不断地为我爷爷供应着一种治疗肺气肿的药物——氨茶碱。我爷爷怀里经常揣着这种药，每当感到气短的时候他就掏出来吃一片，这就是最好的治疗。

后来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肺气肿诱发成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直至要了我爷爷的命。

来到城里，本来应该过些清闲日子，可我爷爷说成甚也坐不住。

大概劳动惯了的农民都是这样，有事做觉得痛快，没事做反倒难受。起初他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营生，到后来他简直干起了在城里人看来极低贱的活儿——捡破烂。

我们发现后立即制止，劝阻爷爷说：“你出去捡破烂让人家看见笑话呀。”我爷爷立刻反驳道：“我一不偷二不抢，笑话甚了？”

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颤微微地从行李底下摸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一个布包包，捏了捏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包的全是捡破烂换来的零钱！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再也无法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爷爷啊爷爷！你惩罚我们这些不孝的孙子吧！

那时候我想了很多，我爷爷一生清贫，但从不花别人的钱，他绝不要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我过去也曾给过我爷爷钱，但他说成甚也不要 。并说人老了没个花处，吃饱穿暖就行了。有时他还反问我钱够不够花？！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儿孙。

“少为前程奔，老为儿女谋。”这大概是东方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区别。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爷爷于一九八三年农历的五月初五仙逝；我奶奶于一九八九年农历七月初五作古。他们搬到达旗分别住了七年和十三年。

期间，两位老人只回过一次老家。那是搬来达旗不久，两位老人常常念叨想回老家看看，我们把他们分别送回去，除了在我姑姑家住了一些时日，大多数还是被邻里邻居们请去，东家叫，西家吼，每家都要至少请得吃一顿好饭。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从此以后，两位老人再也没提回家的事。是老人不想回吗？不是。

有一次，我爷爷让我搀扶他出去走走，我问他干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到了郊外他向南凝望了好久好久，我才一下子明白，我被他的举动所感动，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当时我想：为什么爷爷思念故乡而又不愿回去看看呢？不是老人不想回，也绝非乡亲们慢待，实在是生活水平太差了！爷爷知道他回去会给乡亲们增添麻烦，不怕贼来怕戚来，乡亲们实在是端挑不上来呀！

现在可好了，可惜爷爷奶奶没赶上这个时代，如果您老人家在天有灵的话，那就请爷爷奶奶回老家饱一下眼福吧，现在大家都好了！

二十六、我的婚恋

曾经有人开玩笑问我：“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

我说：“三岁。”

其实那不叫恋爱，是乡下农村人的一种婚姻习俗，也是被“穷”逼出来的一种办法。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改嫁到了继父家。

我的那个继父光棍一条，家里穷得叮当响，一下又添了两口人，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就因为穷，做父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定“娃娃亲”。因此继父也不敢怠慢，赶快托人给我订了一门亲事。

从我记事起我记得我的所谓“丈母娘”和我那“对象”来过我们家一次，当时娃娃不懂事，总觉得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人家来了我却躲到外面不回家，母亲喊我回家吃饭我却一趟子跑到邻居家说什么也不回来，那年我大概六岁。

后来我九岁离开妈妈，到了奶奶家。我念了书，识了几个字。我继父来奶奶家，问我奶奶这门亲事怎么办？我给奶奶说退掉吧。于是乎，我歪歪扭扭写了一份“毁约书”，退掉了这门亲事。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与爷爷奶奶在乡下居住，那时候，我爷爷和我奶奶压根儿也不想来城里和我父母居住，他们考虑即使我将来出去工作，还有自己的孙媳妇在他们身边，能陪伴他们到老。他们把自己老有所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因此，他们开始考虑我的个人问题，想及早给我找个对象完婚。

一次，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的一次闲聊促成了一段人家姑娘的单恋。

我的表弟何耀伟一天住在我们家，晚上我们俩睡一个被圪筒，俩个孩子无意识的一个问一个，咱们大队数谁长得好看？

那时候我对爱情懵懵懂懂，我们大队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个姑娘不但人长得漂亮，舞也跳得好，歌也唱得好。人家在台上演，我们在台下看。我无意之中就说了这个姑娘的名字。这话就被何耀伟说给了我奶奶。

当时这位姑娘比我大两岁，我奶奶高兴地喜上眉梢，说：“正好好，正好好。女大一岁，好活一辈；女大三，抱金砖。”其实我说的这个姑娘与我奶奶不谋而合，我奶奶可能也是看下了这个姑娘，所以也就没征求我父亲和我的意见，擅自做主，托人向人家提亲。

那时候，说实话，我们家的家境要比一般人家好一点，起码我爷爷那座房子就比他们强。又加之有我父亲这个光环，自然是好多姑娘家的高攀。我奶奶请了媒人到姑娘家一说，那家人高兴地不得了，满口答应，什么东西也不要。

自此，这位姑娘隔三差五就到我家帮我奶奶干活儿，有时还住到我们家。

那时的农村就一盘大炕，不管来谁都住一屋。我对爱情懵懵懂懂，但生理性的冲动一浪胜似一浪。必定那时少不更事，理智、胆怯、害羞最终还是战胜了生理的冲动。

哪个少女不怀春。姑娘那种对爱情的渴望从她的眼神和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场单恋持续了两年。两年时间说实话我没敢和人家姑娘说一句话，倒是人家姑娘胆大，鼓起勇气只问过我一句话，“你说咱们俩个咋办呀？”实际上人家也是担心怕难以促成这场婚姻，在试探我的态度，到底娶不娶她？当时我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赶快离开了。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村庄，这段单恋也宣告结束。

许多人认为恋爱必须是相互的，可我认为暗恋、单恋也算恋爱。每一场爱情都是一次忘我的燃烧，即使没有另一束火苗与之辉映，也是一份属于自己的炽烈，也是一种让人动容的美丽。

虽然我们那时候不敢说“爱”，但在乡下人与人的交往中他们都能通过默契的方式把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当我在张铁营子苗圃“上山下乡”时，第一次收到在阿镇念书时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寄来的第一封恋爱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几乎都能背诵下来，胸中涌起的那份美丽和甜蜜令人陶醉在幸福当中。愉悦的心情总想在同伴和好友面前显摆显摆，结果让我的一群好友发现，在嬉戏打闹和抢夺中把这份充满爱恋的信撕了个粉碎，当然也撕碎了这份难以忘却的美丽。

我想每一个经历过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应该都尝过暗恋的滋味，那种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悄悄在心中绽放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太美！也许她的一个眼神会让你魂不守舍；也许她一个肢体动作会让你麻木酥软；也许她的一次次精心制作的“赠与”或用尽心机挑选的“礼物”，都会让你如获珍宝，感觉到姑娘的那一片良苦用心！

到我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也曾“遭遇”过几次姑娘的暗恋。那时的农村姑娘找对象流行“一军、二干、三工人。”因为农村姑娘保鲜期短啊，她们没有本钱晚婚，更不敢单身，加之那个年代穷，所有农村姑娘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个城里人。也许因为我是人民公社的一位“干部”，大小算个“吃皇粮的人”，属于“自带饭票”的那种，是农村姑娘“高攀”的对象。

一次，我下乡住到老乡家，晚上几个年轻人盘腿围坐在一起打扑克，我的左手是一位姑娘，嬉戏玩耍中姑娘有意地用脚触碰我几次，我知道她是用肢体语言在告诉我“我爱你”！

还有一次在人民的“大礼堂”看电影，电影开始后，进来一位姑娘径直走到我的身旁站下，然后也是用脚在不断地触碰我的脚，而且碰得很有力，生怕我感觉不到似的。

我瞪大眼睛想看个究竟，但终因光线暗淡没看清楚，后来姑娘看我没啥反应就另找了个地方坐下了，至今我真的不知道这位姑娘你是谁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找对象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做主的成分要大于自我作主的成分。

有一年，我在某个生产大队“蹲点”搞“农业学大寨”和“路线教育”运动，每天与“社员”滚战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日三餐由生产队长“派饭”。有户人家对我去他家吃饭是格外的殷勤，而且只要去他家都是拿最好的饭菜来招待我，有时他家只要吃点好的，不管“派”不“派”饭，总要叫我去他家吃饭，如果我不去或去不了，还要打发孩子给我送过来。我已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因为他们家有位漂亮美丽的好姑娘！

后来就有人向我提亲。

当时那位姑娘正在上高中，很快毕业后回乡“务农”，这位姑娘说实话也是一眼就看中了我，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一切，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唱歌、在一起排练节目，只要有我在姑娘会极尽全力来展现她那优秀的一面。可是，我们互相从没说过一句爱，从没牵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敢，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俩个年轻人撞出的那一点点爱火，彼此心知肚明，珍藏于心。

我当时说实话是进退两难，如果敢于违背“父母之命”，也可能就成全了这门亲事，可是我的父母有言在先，未来的儿媳必须“自带饭票”、“城市户口”。这两条，规定了我的择偶范围。后来我鼓足勇气向父母亲“坦白”了我的所谓“爱恋”，父母坚决反对。

我该咋么办？

我在自责中煎熬，我在寻求，我在苦苦地寻求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来满足父母的要求。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我把家里的情况一一都告诉了这位好心的姑娘，我说：“出路只有一条，你参加高考吧，只要你考上，我来供你上学。”

那年刚恢复高考制度不久，我那时也有每月三十八块五毛钱的工资，我计算了一下，只要我省吃俭用，我能供得起她。为此姑娘请假住在东胜她舅舅的家里苦苦补习了近半年，结果事与愿违，这段爱恋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我真正的恋爱是与我的爱人的那场爱情。

当然，这场爱恋也不是自我做主，是我继母在她们单位为我物色了一位“自带饭票”“城市户”的漂亮美丽的姑娘，是典型的“先介绍后恋爱”。

记得第一次见我爱人是在我们家，我继母动员了医院她们单位几位“相好”，把我爱人“绑架”到了我们家。

那天，我从青达门回来给我下乡“蹲点”的那个生产队接一辆手扶拖拉机，我穿得一身我父亲的绿军装，满身都是拖拉机的油污。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只是偷偷地看了几眼。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姑娘长得挺漂亮，脸蛋挺白净。回了青达门我就试探着写了第一封信。出乎我的预料是，我爱人居然给我回了信，让我喜出望外。

我奶奶对我爱人十分满意，她常和她给我说的那个媳妇比较，说：“还是人家城市孩燕儿了，人家有工作有文化，人逢理至，好孩燕儿。”

但我奶奶也不服输，总爱在后头来一句补充：“不过。我给问的那个媳妇儿也是个好女子。”

当我和爱人开始了往来，她老人家爱屋及乌，把对我的那份爱全部移植到了我爱人身上，对我爱人也是格外的喜欢、殷勤，表现出了极大地热情和亲昵，我爱人每次来我们家，她还是那样“急马流星给煮几个荷包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偷偷地给我媳妇儿留一份，她一口也舍不得吃，非得让我爱人吃一口她才放心。

我爷爷见了我媳妇儿更是嘴巴都合不拢，一见我爱人就夸我：“我那个孙子，甚也会了，还会开拖拉机了。”

他以为开拖拉机也是本事啊！说得我爱人嘴一抿笑一面。

以至于后来我有了小孩儿，我奶奶还是那样，只要她看见这两个重孙子，远远儿地就吼上了：“妮妮、玥玥，过来，老娘娘给你寻好吃的。”这种人亲人、人爱人、人疼人的情结，后辈儿孙用一生的孝道都难以回报！

促成我们这场婚姻，我真要感谢我的岳母。

那时候我爱人在达旗人民医院被称为“一枝花”。

好女百家求！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我爱人的主意摇摆不定，只要听见女儿敢说一个“不”字，我岳母马上臭骂一顿，任凭我岳母指责，我爱人也不敢给她妈顶嘴。因为我岳母确实看上了我这个“乡下”女婿。

她常说：“会捡的捡当头（人），不会捡得捡高楼，高楼有塌了，当头有发了。”“不挑秦川地，单挑好女婿。”后来我们成了婚，我爱人常说她妈：“你老人家眼里可是有水(有眼力)了”。

我的这段婚恋，除了我本人自身条件以外，我的“笔头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我们俩个居住两地，见面机会太少，我们的恋爱主要靠书来信往。我爱人觉得我挺有才，说我写得好，她主要是看上了我这一点。

当然，那时候即使书来信往谈恋爱，多数都赋予了浓重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如对恋人的称谓都是“同志”。从没敢说过一句“亲爱的”或“我爱你”，结婚后我爱人常拿这句话来拿捏我，现辑录一封：

刘花同志，你好！

今天我怀着十分激动而又非常愉快的心情再给你写信。是什么力量使我这样激动和高兴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入党申请已经得到组织的批准，被接收为预备党员。这怎能不激动和高兴呢，连同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喜讯传来使我几天夜不能寐，心情忐忑不安，久久不能平静，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今天，真是莫大的荣幸。我想几年来的工作没有多大成绩，更谈不上有多大贡献，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相比真是天地之差，要说有点成绩那也微不足道，不值得一谈，也是我份内的工作，应尽的职责，应该归功于党的培养，人民的教诲，朋友的帮助。在这里也应该给你记一功，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在暗暗地、不知不觉地无形地起着某种鞭策和鼓励的作用，产生着促使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前进的巨大的动力……

记得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走过一段漫长的历程，在此途中有过顺利的前进，也有过崎岖的曲折，到今天我们已经心心相映，夫妻团圆。是什么力量把我们结合在一块呢？是爱情！回忆这段历程真令人陶醉和羡慕的了，我们每次重逢如鱼得水，共叙别情；每次告别又难舍难离，语重心长。相处情深义重，别恨离愁，可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有时候真是度日如年……至今你那绵绵细语似潺潺溪水在我耳边回荡，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也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到此爱情并没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扬起生活的风帆，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生活……

这是我写给爱人的一份信，写信的时间是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三日，那时我们长达三年的恋爱终于有了结果，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就那年的农历腊月初八我们正式举行了婚礼。

那时候，中国还未改革开放，男女青年谈恋爱谁敢搂搂抱抱，即使想拉一下手，也不敢明目张胆，看见有人时都不敢并排走，大多一前一后，假装正经。一九八零年上演的《庐山恋》，是“文革”后我国第一部表现爱情主题的电影，也是内地电影的第一部吻戏，虽然只是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脸庞上轻轻一吻，但对当时的观众而言，其震撼无法比拟。好多老年人认为大孽不道。

在我们乡下农村人的眼里，“我爱你”或“亲爱的”几个字，更显得拗口、自白、浅显、夸张，好像与土地的自然和质朴不相称，如果说出来会被乡人笑话、讥讽，骂你是“二八小子”、“晃脑小子”，或神经不正常。“看你说的甚话？二砍子！”还得白你一眼。

其实，大爱无声。最深沉的爱往往是以最平淡最直接最不起眼的方式来表达。我和我爱人的恋爱可以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也没有永生永世的海誓山盟；更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一封书信、一个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就足以表达对恋人无尽的爱意！

后来我也进了城，能进电影院，有了电视机，看惯了电影里的“我爱你”，听惯了电视里的“亲爱的”，对青年人追求爱情的那种浪漫羡慕不已，只可惜我们没赶上好年代。

有人说现代社会爱情太过物质化，太过奢侈化，可我们那个年代也太过精神化、理想化。

不管哪个年代，我坚信“爱”是人类存在的理由，是维系人类关系的纽带。如果人类失去了“爱”，就如同皮肉失去了骨骼，最终的结局只能腐烂。

爱，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好！

二十七、人间大爱

我奶奶是一个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左邻右舍大事小事、矛盾纠纷都要找奶奶，奶奶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说起来，邻里之间也没什么大矛盾,无非就是一些拌嘴吵架、夫妻不和、牲口吃了庄稼等等一些琐碎小事，但这些小事处理不好也会引发大矛盾。

邻里之间有个大犯小事，只要我奶奶一出面，立马就摆平了，处理的让人口服心服。在我们那个沙巴拉尔拥有极高的威望。人们都说我奶奶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公道正派，精明强干，吹情说理，说出去的话，做出来的事，让人不得不信服。因此，在“文革”之前，我奶奶被村民一致推选为大队妇女主任，连任了好多年。

那时候我父亲在武装部工作，按部队待遇，每个月能比地方干部多供应几斤白面大米。我父亲省吃俭用，经常给我奶奶孝敬点白面大米。因此，我们也偶尔能吃一顿两米捞饭，日子显然比别人家宽裕一些。

可我奶奶是个热心人，看见乡亲们那个苦日子，她就坐卧不安，她把我父亲拿回来孝敬她老人家的那点白面大米送给左邻右舍让他们也尝尝鲜。

我们每吃一顿好的，我奶奶即使自己不吃，也得给左邻右舍端一碗。

我奶奶的人缘好，乡里乡亲都乐意来奶奶家串门子啦话。那时候人穷，遇着奶奶饭熟，人们就要跳起走。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奶奶总是推推搡搡，非得留住让人家吃了饭再走。

我奶奶常常对我们说：“人有大小，嘴没大小。吃不穷，穿不穷。”她常说：“马有精神草料宽，人有精神钱壮胆。人没钱就走不在人前。”并经常教育我们：“可不敢喊讨吃子骂穷人。”因此，讨吃子上了门，我奶奶不吃也得给他吃，临走时不是米就是面，如果遇上没米没面，山药疙旦也得给拿几颗。

左邻右舍，谁家有个三长两短，缺粮断炊，锅底朝天的时候，奶奶总是出手大方，在那个少吃没喝的年代，只要人家一张口，她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让人空手回家。经常是张家三块，李家五块；王五一碗面，李六一升米地在接济着穷人，只要她有，绝不会吝啬。

在我们家乡没有和我爷爷奶奶张过口，借过钱的人几乎没有。人们开玩笑，给我奶奶起了个“外号”，叫“王家银行”。我奶奶也常说：“人跟人张口可难了，既在海边站，就有望海心。没多有少，张开要合，飞起要落，可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

民国三十七年，王常有一家来到我奶奶家逃荒避难，我奶奶连眉头都没皱，“不管咋说救人要紧”。后来奶奶家就成了那些落荒逃难者的落脚点和中转站。院根子携家带口从“口里”逃荒要饭来到我奶奶家，我奶奶二话没说收留了他一家，一住就是五年多。后来院根子一家在杭锦旗的卜华岱一带给人家“捉牛惧”，才逐步定居下来，搬离了我奶奶家。临走时，院根子一家千恩万谢，可我奶奶说：“话说不尽，路走不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还转，说不定哪天我还转到你院根子门上。不走的路走三回，谁用不着谁？” 至今，院根子的后代提起我爷爷我奶奶仍然感谢不尽，说：“要不是王老婆儿、王老汉收留了我们，我们这门人家可能早就断种了。”

我们的邻居何金买小俩口婚后生育一个女儿，已经长到五六岁却突然夭折。闻此噩耗，我奶奶忙着跑去帮助料理后事，安慰小俩口。

事后何金买小俩口看见自家那个小屋就仿佛看见了自己那个活蹦乱跳的可爱的女儿，伤心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精神几乎崩溃。小俩口害怕的说成啥也不敢在自家那个小屋居住。

我奶奶见此状况做了一个连何金买父母都没想到的决定，她说：“这俩个孩燕儿可不能在那个屋子里住啦，赶快搬出来吧。”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往哪搬呢？

要知道，那时候谁家也不宽裕，哪有空余的房子！何家虽然在解放前是大财主，但从“口里”走到“口外”，其家业在逐步衰败，解放后又被定成“地主”，所有财产被没收殆尽，老财主变成了“穷光蛋”。

更重要的是，何金买是地主何七虎的儿子，人们把“地、富、反、坏、右”统称为“五类分子”。“黑五类”的子女统称为“狗崽子”，要求人们与其划清界限。所以即使有空余的房子，谁敢留“黑五类”的子女居住啊！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奶奶很坚定地说：“老命，不嫌婶婶那个烂房，你来和婶婶伙住。”众人为我奶奶这一大胆决定捏了一把汗。我奶奶反而更加坚定地说：“何七虎有罪，何金买又没剥削过人，他有甚罪？我一个死老婆子，想咬想啃随他们的便！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何金买小俩口自然喜不自禁，高高兴兴搬到了我奶奶家，就像我奶奶的儿子和媳妇一样，和我奶奶吃住在一起。

我奶奶像个心理学家，一有空就开导小俩口，说：“黄泉路上无老小，她孩燕儿（指死去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么个寿数，她不心疼你，你也不要心疼她，也许她就是你前世的仇人，你欠人家的债，专门来折磨你，这回还清了。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得好好儿活着。你们可年轻了，还怕生不下？！”

在我奶奶的开导之下，何金买小俩口脸上逐渐露出了喜色，慢慢走出那个阴霾，在我奶奶家住了半年多，高高兴兴搬回去了。

我的叔父王茂盛，生下第三胎，一看又是男孩儿，还是双胞胎，一气之下就要丢弃。我奶奶知道后跑去就骂：“不生由你，生下了那就是命！孩燕儿，可不敢做这些杀生害命的事。”在我奶奶的劝说之下，才保住了两条小生命。

我奶奶把所有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敬人者人恒敬之。”在我们家乡大人小孩儿 ，从老至小说不下我奶奶一点赖，谁提起我奶奶都会夸奖一番，都说我奶奶“做了一辈子好事”。一致评价我奶奶是个“精明老婆儿，厉害老婆儿”。

真的，我奶奶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奶奶对我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们兄妹四个都由奶奶一手拉扯大，那时父母在城里工作，我的三个妹妹一断奶便送到了乡下奶奶家。

妹妹们都是挨肩肩长大，有一段时间奶奶一看就是两个，还误不住给生产队劳动。每到出工时奶奶就牵出她那头白毛驴，把褡裢往驴背上一驮，一边装一个妹妹，就这样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驮着妹妹去劳动或走亲戚。

有一次，我在纳林希里上初中，我的继父骑着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在人民公社转悠，我看见后实在爱得“忍无可忍”，就向继父提出骑一骑的要求，继父也欣然答应，让我过了一把骑车瘾。

至此，自行车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放学回家后我就跟奶奶说，我奶奶说：“他郝二和（继父的姓名）逞甚能了？老命，你不要爱，奶奶也给你买一个。”我奶奶和我爷爷商量就将家里的一垛草给卖了，又将省吃俭用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共计凑了一百元给了我。我拿上钱兴冲冲地回到学校，买了同学一辆二手“飞鸽”。这事在学校和老家轰动一时，羡慕的眼光比现在开回一辆“宝马”都强百倍千倍，这也着实让我风光了一阵子。

由于我的特殊经历，我奶奶平生最牵挂的就是我。和我的三个妹妹相比，我奶奶对我有一种偏爱，偏爱得有点不近人情、不讲道理。她认为:“亲孙子，正根子。”她说我那三个妹妹：“死逼女子都是人家的人，亲不亲顶不上事。”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她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有这么几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我从我妈家“回归”我奶奶家，从姓“郝”又改为姓“王”后，我父亲和继母回老家探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父母亲。我继母给我买了一件二股颈红背心作为“见面礼”。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穿的第一件好衣服，因此看见后就高兴得急着要穿。我父亲可能看见我浑身脏兮兮的就说：“洗了澡后再穿。”

我奶奶听到这话就火不打一处来，口气很生硬地说：“我们庄户人土牛木马，没那么多讲究，穿上。”

我在阿镇念书，是我平生第一次与父母吃住在一起。那时的阿镇虽然是城市，但还没有通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得自备一担桶，到辘轳井自己挑水吃。

我到了阿镇，我们家的挑水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当时那个辘轳井比较深，尤其到了冬天井口被冻成个冰坡，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掉到井里的危险。我那时候人小，吊一桶水显得很吃力。有次，我奶奶来阿镇看见此情此景，就把我父亲劈头盖脸训了一顿：“这么小的孩燕儿，你咋敢让担水来了？掉在井里咋办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了。”

我奶奶搬来达拉特旗不久，那时我在达拉特旗青达门人民公社工作，除了开会出差偶尔能回家看一眼，平时很少回家。

有天我从乡下回来看我奶奶，那时我们家有八口人，除了父母和我挣着工资外，再没有别的收入，所以生活还是比较拮据。因此，我父亲养了一只奶山羊，供全家人吃喝。下了班后就跑前拾后要喂这只奶山羊。我和我奶奶坐下闲聊，我父亲下班后就和继母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的一颗树下捅树叶，我也没在意。捅完树叶我父亲回到家里就不高兴，开始数落我；“这么大后生坐在家里，看不见大人做营生？”

我不记得我给父亲回答了一句什么，只记得没说两句话，我父亲上来就给了我两耳光。那年我已二十四岁，并和爱人订了婚。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挨过别人打，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我本来就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我父亲这两耳光打得我是伤心透了，当时死的心事都有， 羞愧得如“犹抱琵琶”，难以见人，伤心的泪蛋蛋犹如“大珠小珠”。当天已是晚上，我无处可走。第二天天一亮，我和我奶奶打了一声招呼，我坐班车径直回到了我工作的地方。

我父亲这两耳光打在了我的身上，却疼在了我奶奶的心上，当时我奶奶就对我父亲翻了脸，开始和我父亲上阵。

我奶奶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那么大的小子了，你打得个甚？孩燕儿没出去，是孩燕儿不好活（感冒了），你连孩燕儿的死活也不知道，还配做父亲？我看你这是杀鸡给猴看了，不想要我们娘娘孙子说话，原来也是你请将来的，不是我们要来，现在咋介？见不得了？见不得你把我咋介请将来再咋介送回圪，明天老娘就走。我们宁愿吞糠咽菜，也不爱吃你那精米洋面。馒头气窝头气好受，这人头气我受不了，我不爱看你那头和脸。”

我奶奶把我父亲对我的管教和她联系起来，给我父亲上纲上线，好一顿臭骂。

第二天，我走了以后，我奶奶又开始骂我父亲，而且非要回老家不可，这下我父亲可没了招，我父亲给我奶奶说了一大堆好话，赔礼道歉，我奶奶还是不依不饶，非要回老家不可，没办法我父亲给跪在地下说好话，承认自己错了。

我爷爷看着自己的儿子长跪不起心疼得不行，说：“起来吧，起来吧，跪跪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我奶奶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好好儿跪着，老娘我又不是受不起你那一跪！”

第三天，我奶奶不放心我，对我爱人说：“孩燕儿，你快去替娘娘（奶奶）看看那个灰小子，昨天孩燕儿恼着个哭脸走了，连个明信也没……”

当天我爱人坐了一辆拉煤车来青达门看了我。

我奶奶就是这样把我当成了她的心肝宝贝。生怕我受一点点气、遭一点点罪。这种血脉相连的情感，用不着酝酿和修饰，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像一个娴熟的钢琴表演家，美妙动人的音符总会在十指间自然流淌一样，每个音符都让人热血沸腾，无法抑制！

我刚成家自立门户之后，我们夫妻两个只要过去看她老人家，临走时她老人家总要给你手里或包里塞点什么东西，就怕你饿着、冻着。奶奶的这些举动总是让我热泪盈眶。一九八三年，我破天荒地考上了成人大专，每次回家我总要先到父亲家看望奶奶，一进门老人家便坐不住了，赶快烧火打炭，剥葱剥蒜，急马流星给我煮几个当时最珍贵的荷包蛋……

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亲情！最无私的爱！

什么情，什么爱，能比得上这种割舍不断魂牵梦绕骨肉相连的亲情？！

这种人亲人、人爱人、人疼人的美好情结用任何语言形容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我奶奶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到了晚年也很少有头疼脑热的毛病。

一天，我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报，说我奶奶病重住院。我把手头的工作放下从青达门坐班车就往树林召跑，径直去了医院，一看我奶奶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不省人事，我的眼泪“刷刷”地就下来了。

大夫说是“脑梗”，尽力抢救吧。可是那时候偌大个树林召，就连脑梗要用的低分子右旋糖酐都没有，急得我父亲团团转，好不容易打问见乌兰淖尔公社卫生院XXX手里有几瓶。我父亲借了个摩托车就往乌兰淖尔跑，去了和人家好说歹说才给了几瓶。

当时，看我奶奶的状况，我以为可能要走了。我父亲也说：“你奶奶可也亲你来了，好好儿尽尽孝吧。”

我的心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然而我能做的就是守候在我奶奶的病床前盼望我奶奶能早点苏醒过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向我们家那两位大神祷告，祈求神灵能保佑我奶奶，我说：“我奶奶服侍了你们一辈子，现在我奶奶有病，你们不能不管呀！如果你老人家真的在天有灵，那么就请你老人家放过我奶奶，让她从死亡线上回来，我们好好儿敬贡你老人家。”

不知是那几瓶低分子右旋糖酐的作用，还是神灵的保佑，到了第七天，我奶奶真的苏醒过来了！

我奶奶苏醒过来后第一眼就看我在不在，我说：“奶奶，我在！我在！”我奶奶看了看我，有气无力地动了动头，我心领神会，我奶奶之所以没走，还是放心不下我呀！

这场大病虽然捞住一条命，但我奶奶已成“半身不遂”，留下了终身残疾。后来虽然恢复得很好，但赶死也没有离开那根拐杖！

通过这场大病我奶奶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有天，他把我们全家叫在一起对我们说：“人家给儿女留房留地留家产，我们老两口一辈子什么也没挣下。”

我们说：“奶奶您可别那么说，你和爷爷能把我们拉扯大，就是你的功劳，你看你现在儿孙满堂，这就是你的最大财富，你的最大福气！”

我奶奶说：“唉，那是所有父母都该做的。”说着说着，我奶奶就从她的包袱里拿出了一对银手镯，说：“我就这么点私产，今天当着你们的面送给孙辈，男的一只，女的一只。”

很明显男的就我一个别无选择，我奶奶给了我媳妇儿；孙女有三个，后来我继母分配给了我的大妹妹王雁方。

我奶奶又指着炕上铺着的两块二蓝毯子，说这是我爷爷解放前回神木城用几石糜子换的，他们用了几十年虽旧如新，是传家宝，这个只传男不传女，所以一块给了我父亲，一块给了我。这块毯子现在还在我的屁股下面铺着。

奶奶吩咐完已泪水涟涟。然后又接着跟我们说：“每个孙子孙女都对她那么好，可我再没有什么东西能留给你们。”

我对奶奶说：“孙子孙女对你好都是应该的，谁也不求回报，奶奶您不要多心，有心里负担。”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奶奶好像在向大家说最后的心里话，做最后的道别。此时此刻，我心里的滋味难以形容。

一九八九年农历七月初二，我奶奶的脑梗又一次发作，这次相对于上次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医院抢救了三天，由于脑部出血过多，大夫建议放弃治疗，回家准备后事。

七月初五在她住的那个家里我眼铮铮地看着我奶奶在我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却束手无策。

当时，我父亲还出差不在家，我这个男子汉面对自己最亲的人就要离我而去，我却无能为力，我的心里锥心的疼痛，我抱着已经没了气的我奶奶放开声地嚎呀！

奶奶走了，想着奶奶的音容笑貌和她的点点滴滴，内心巨大的痛苦如潮涌来。我的人生也因奶奶的离开而失落、空荡了许多。

这天晚上，我度过了人生第一个不眠之夜。看着奶奶永远的闭上了眼睛，曾经多么慈爱的目光，曾经多么温暖的话语，已成为永远的回忆。

从今往后，我的身旁将不会再有奶奶的叮咛；我的身边将不会再出现奶奶的音容笑貌；我的世界将永远失去一份慈爱的目光、一份殷殷的期盼；悲伤的心情，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千言万语也无法诉尽心中的伤痛，任泪飞如雨也表达不尽对奶奶的深深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实话我这个她牵系了一辈子的长孙，确实没有尽到多少孝道。作为儿孙向老人索取得多回报的少，心里总感到有一份歉疚！我经常在责问自己？人这一生为儿为女图个啥？！

也许人就是这样，得到的不珍惜，失去了才觉得可贵。奶奶死后我在极尽全力来弥补我的不孝。等我父亲回来，我奶奶的后事我已准备的差不多了，她老人家已经躺在了棺材里。

我帮助我父亲给我奶奶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我亲手为我奶奶建造了一座“房屋”，她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没住过自己的砖瓦房，死后我为我奶奶砌了一个砖混结构的墓葬，全部是我一手亲自建造。而且把我爷爷我奶奶合葬在一起。

奶奶走了，没有奶奶的家是多么的凄凉啊！我盼望奶奶能走进我的梦境，可梦里总也看不清她老人家的容颜。好在在她去逝前我请我的一个朋友给奶奶录了一回像，后来我把它刻成碟，存放在电脑里，每当我思念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奶奶的声音就又一次回荡在耳边，奶奶的笑容还是那样的亲切……

奶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留芳百世的伟业。但她的人格力量和优秀品德，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却永远改变不了我对奶奶的爱戴；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却永远冲淡不了我对奶奶的思念！奶奶啊，今生今世做你的孙儿是我最大的幸福！假如还有来世的话，你还做我的奶奶！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8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