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谁主沉浮•下篇
我厂的大联合虽然实现了，但生产形势却很不好。这种混乱的局面其实是全国性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企业在一片造反声中陷入管理的真空。面对这种现状，中共中央在三月十八日发出了一封给全国厂矿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公开信。此信明确地阐述了一些政策，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
我厂的生产秩序也一如信中所讲，到了非整顿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但怎样贯彻中央这封信中所提出的整顿要求呢？在厂领导全都靠边站的情况下，这份责任就无可推诿的落在了我们这个刚实现联合的造反组织身上
鉴于旧有的生产指挥系统已经瘫痪的现状，我感到当务之急是按照这封信的要求，建立一个由领导干部代表，造反组织代表，技术人员代表组成三结合临时生产指挥机构。
带着这个良好的主观愿望，刚刚实现联合，我就赶紧召开了红色造反团发电厂总指挥部首次工作会议，并做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的决定。会议还提出了组成人员名单。决定和名单迅即以通告的形式公布；
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发电厂总指挥部
全厂各革命组织，红色造反派战友们；
当前，党中央已经发出了给全国厂矿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的一封信，把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任交给了我们。为坚决贯彻和执行这封信的精神，总指挥部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行使全厂生产指挥大权。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一石激起千重浪，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通告的发布却在全厂遭到一片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外部，在我们内部同样也有微词。为什么一件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的好事却遭到了反对呢？稍加反省，我弄明白了。质疑的公开理由虽然是被结合领导干部的成分问题，实际却是对我步子迈大了的抵制，正所谓欲速不达是也！
我们虽然有受县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但在未和各组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仅凭一个会就把执掌全厂生产指挥大权的机构与人员定了下来，显然有失武断。发现这个失误，我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宣布取消了二号通告并派人调查拟结合厂领导的成分问题。
二十天后，在外调人员返回，冯副厂长的地主成分基本可以否定后，我便再次就成立一线生产指挥部问题召开了队长联席会。这个会不但有总指挥部的对长们参加，还邀请了厂领导，中层干部代表，老工人代表。会上，我通报了调查结果并提议把提名权交给广大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提名。
然而，在关键人物——冯副厂长的结合问题上还是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冯副厂长的地主成分问题虽然否定了，但他一直以来坚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重新掌权再搞资本主义复辟怎么办？会前，这些人还就此在总指挥部外面贴出了大字报。
看来，只讲民主是不够的，不对一些人极左思潮进行批驳，一线生产指挥部的成立就还得难产。于是我就落实中央给全国厂矿革命职工，革命干部一封信做了体会发言；
“现在，党中央在信中已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解放干部问题要求把能够解放的，不是投降，变节，自首分子和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包括曾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都大胆的解放出来。
当前，什么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就是。紧不紧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有的人讲；冯副厂长说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有人说；冯副厂长说你们打倒的，现在又要解放他，这不是否定自己吗？
我的回答是；不。
确实，冯副厂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那是过去。我们必须看到他靠边站后并没有躺倒不干，而是主动到车间 劳动，他还多次检查自己的问题。这些都证明他不是顽固不化的，是愿意为人民再立新功的。至于对他重新掌权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搞资本主义的土壤已不存在了。
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昨天我们奋起造反是革命的需要，今天解放干部依然也是革命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要怕否定自己，要以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胸怀让冯副厂长站出来工作。：”
说完这些话，我等待着，希望就不同观点展开辩论。这时，反对的声音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老工人代表的赞同以及厂领导们欣慰的表情，各个组织代表也没有反对的表示。一看机会已到，我立即提议就一线生产指挥部的成立问题进行表决。
经过这几个回合，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终于成立，有三位厂领导得到结合，冯副厂长执掌了全厂生产大权。在这个指挥机构中，我没有忘记俞平，特别提议把远在风山公社支左的他，作为三个造反组织代表之一缺席选为一线生产指挥部成员，我则被推选为第一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