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悲歌（连载）二
难以改变的命运
作者：王卫东
我爷爷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一九零五年，我奶奶生于宣统元年，即公元一九零九年，他们的有生之年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新旧社会，但不管什么朝代他们始终都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平头百姓，他们和普天下的所有穷苦人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庄户人。
土地是所有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然而在旧社会那个年代，土地都被少数人垄断，手无寸土的穷苦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只能给富人揽工受苦卖力气。
揽工受苦也有好多种形式，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叫“长工”，即掌柜管吃管住，常年给主人家干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二种叫“伴种”，即掌柜只提供土地。耕畜、籽种、农具、人力等基本生产资料由“伴种”者负责。秋天下来分“股子”，一般地主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归“伴种”者。每年秋天庄稼一割倒，掌柜会打发人或亲自到地里数捆子，隔两捆拿一捆。
第三种叫“捉牛惧”，即掌柜提供土地、耕畜、籽种、农具等，受苦人只管干活儿，吃得不够可以向掌柜借，但春天借一石（一石三百斤），秋天要还一石五；粮食打下，先归还籽种和借的口粮，剩余部分对半分成。
为了生存，我爷爷我奶奶给人家揽长工、打短工、“捉牛惧”，什么都干，跟前方圆几十里有名有姓的富人我爷爷都伺候过，什么呼长财、杭侯和、张永厚、王跳则、王二存、何七虎•••••等等。在这些富人的眼里，我爷爷是数一数二的好受苦人。但不管给谁家受苦，一般来讲，第一年管饭没工钱。第二年以后还能挣到两吊铜钱。可是挣下这点钱，除纳税、出官项，不仅不够，还得倒贴，干了多少年，分文不获，还倒欠财主一笔债。
我爷爷十九岁那年与我奶奶成亲，家里穷得像讨吃子丢了棍要甚没甚。怎么办？还得向财主借“驴打滚”（ 即高利贷：借一还二）。
“揽工人儿难，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
按理说，辛辛苦苦受一年，临下工该结算工钱来养家糊口，可是财主算盘子一拨拉，还得倒欠账，而且一年比一年欠得多。
有一年，十冬腊月，寒风凛冽，全家人穿得还是“老虎下山那张皮”，冬夏一身衣，冬天的棉袄棉裤到了夏天把里面的毛或棉絮掏出去就成了夏天的单衣，而且还得千补万纳补丁摞补丁。我爷爷因为要出门受苦，还算不错穿一条露肉棉裤，上身披一件破夹袄，腰束一条烂麻绳。我奶奶在家里还是穿着那条被掏空的露肉短裤，坐在炕上用那团破被子来遮羞，不敢下地出门。
看着全家老小衣着褴褛，实在忍心不下。于是在下工时，尽管欠账，我爷爷又张口向财主借了几块钱，买了两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条裤子。
我奶奶说，她十六岁那一年，穷得揭不开锅，我爷爷跑出去和当地的一家财主王跳则揽了三晌豌豆给人家锄。锄一天一人挣一升半谷子。当时那个地，草长得比豌豆高，也比豌豆多，她一个小孩子，又拖着一双小脚，一看见那个地浑身都在瑟瑟发抖，她实在没那个力气，锄不动啊。
有天，老天爷就像一个大蒸笼，阳婆（太阳）晒得她连气都喘上不来，热晕得几乎虚脱，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坐在地里痴痴发呆。我爷爷一看不对劲，赶紧把我奶奶背上，找了一棵大树，放到树荫凉底下，正好树跟前有一泊子水，我奶奶也顾不了那个水干净不干净，趴下就喝，喝了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为挣那一升半谷子几乎搭上了性命！
我爷爷把自己的“苦”当作一种资本，想“以苦为生”，用自己的劳动吃饭，只盼望“受一份苦，吃一份饭”，只求“苦”和“酬”的相等，来改变自己穷困潦倒的命运。然而他根本没弄明白，他也不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种“苦”和“酬”永远也不可能相等！尤其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揽工受苦穷困潦倒的命运！
我爷爷和中国其他农民一样，从古到今一直都是社会的“最底层”， 这种“最底层”的命运，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农民的社会地位自不必说，共产党执政以来，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农民仍然是各种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代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一年四季辛勤劳作，但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劳动所得大部分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至六二、三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中大多数还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可以走出土地，但农民工在和市场打交道时，仍然显得势单力薄，处于弱势地位。我们经常看到有不少农民工打着横幅讨要工钱，国家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农民工仍然难以走出“最底层”的命运。
何氏家族是陕北神木县北部有名的大财主，何七虎弟兄七人，他排行最小，但他是整个家族的头领。拥有的土地不知其数，从“口里”买到“口外”，一直从陕北神木县买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巴嘎淖尔滩和巴本袋。
我爷爷是何家的主要伙计。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没遭过？受苦人一无所有，只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苦水！正因为这一点，何七虎也看下了我爷爷这个好受苦人，对我们家比较开恩，想种多少种多少。
民国二三十年代，何七虎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巴嘎淖尔滩（即现在的红庆河镇布连图村）买下了不知多少顷土地，我爷爷和我奶奶也随即从“口里”走到“口外”，在何家的土地上暂居下来，成了春种秋回的“跑青牛惧”，后来才逐步定居下来。
从我记事起我爷爷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那时是人民公社大集体，但他很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因为他给生产队牧养着一群牛，虽然这群牛属于集体财产，对他来说仍然把这群牛看做是自己的自留畜一样（那时国家允许农民自种少量的土体、自养一至两头牲畜、自植少量的树木，被统称为“三自留”）。为了这群牛，他干起活儿来简直不要命，好像从不知道累一样。每当春季，别人还在午夜熟睡的时候，我爷爷却在庄稼地里挖壕子叠圪楞(一种阻拦牲畜践踏的办法)；他比任何人都起得早，回得晚，干得多；每当秋季，别人还在正午休息的时候，他起鸡叫睡半夜出去打草，从地里一背一背地往回背，为这些他心爱并辛苦了一辈子的这群牛安全过冬储备草料。我从没看见我爷爷有午休的习惯，他唯一的嗜好是爱喝一壶浓茶和抽烟，每当他干活儿累了的时候就回家熬一壶茶，抽几锅老旱烟，只要有了这壶浓茶就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精神立抖，又有了使不完的力气！
后来我爷爷不管去谁家，别人首先想到的是给王老汉熬一壶浓茶。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招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