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吃返销粮救济款的一群贫雇农，今日的吃低保大户
昨天我去盘溪做客，当返回来的时候，在车上遇到了盘溪小甸头一家两口子，夫妻两个去看望嫁在九溪的女儿，因为无事,那个女的就和我闲聊了起来。她说现在的政策很好，土地在自己手里，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不仅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一定的化肥补贴和种子补贴，庄稼是一茬接一茬的种，这茬的小菜刚刚卖完了，接着另一茬的小菜又能够卖钱了。只要人莫懒，不嫖不赌，吃点，穿点是不用愁的，说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欢喜的表情。我对她说道，自从土地下放以来，农民就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种植，现在的农民不仅懂得一定的科学种田知识，而且还掌握着一定的市场行情，随时关注着市场信息的变化，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即便没有赶着分土地的人家，给人家打打零工日子也算过得去。可是让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村子就有部分人却不想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而整天叫嚷着要低保，打低保的主意，挖空心思地去吃低保呢？经她一说，我细数了一下我们村吃低保的人群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昔日吃返销粮的那些贫雇农人家。
说起来我们这里还有一家人，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在土改以后，那个当家的女主人就成为我们这里的妇女主任。因为她家是我们这里的头号雇农，在土改时期，她家就分得了我们这里地主的最好最大的房子住。在生产队时期，大儿子是生产队时期的会计，小儿子是什么文革组组长，若说拿工分，一家人加起来的可是整个村最多的，虽然到了年底一个工分才分3分钱，但是一年的工分也能够分得500到600块钱，在那个时候，如果500到600块钱要盖一间三间四耳一丈四六的瓦房还绰绰有余，但是由于这个当家的女人有了分地主富农房子在的思想和想法，就不想盖，所以是有一文吃一文，甚至是有一文吃出两文到三文去，经常是收着吃借的使，口袋里有一分钱她都要学小孩子去买颗水果糖含在嘴里，有一毛钱就想方设法去买一碗面，因为那个时候，单单有钱不行，还得要二两粮票或是一两米加一毛钱才可以买一碗面。我小时候在我们村子一个叫后街的地方就听到她和比她小的一个女人的对话。那个妇女问道：“老嫂子又要去赶街了”。答道：“是的，大妹子” 。“老嫂子倒是每天那碗面那盘肉不能少啊，你家每年分粮分红都是扛大头的，难道不想盖点房子留给儿子吗？”。那个妇女主任不高兴道“大妹子，你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都不愁，你愁什么，咱是贫雇农，现在咱一家人每年都领着返销粮，年底还有救济款，吃生产队的储备粮也少不了我家的，房子政府会分给咱儿子住的。”我们当地就有一句话，茅草房、干巴香，大瓦房、野菜汤。当然，我也曾经断断续续的听她的大儿子媳妇对人讲，媳妇的父亲来她家看女儿的时候，看到一家人煮一大锅鸡蛋，每一个抬着一大碗吃，就叹息道：“别人家是饭都没的吃，你们家倒是一个人生孩子做月子就一家人都跟着吃鸡蛋”。可惜这个曾经的妇女主任直到死都没有再次分地主家的房子，倒是本份的儿子在遭了孙子的一顿抱怨，说是老子没有本事，为什么家家盖房子，而我们家个个的都是劳动力，为什么就盖不起，结果儿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比老娘早一步走了，妇女主任则在儿子死了以后，没有人管她，罪受够了才死了。不过现在一家人都吃着低保，成为吃低保大户。
还有一家人，在那个生产队的伙食团时代，男的是伙食团团长，在给人打饭的时候，都要短斤少两，更不要说别的了，总之，凡是经过他的手，都苛刻的很厉害，因此有一个叫刘春源就给他编了许多歌谣，至今我父亲还记得“汪永全呀汪永全，打一斤饭来都要扣五钱。”后来他又当了生产队的会计，还是民兵排长更是变本加厉。当然，每一年的国家救济，生产队的储备粮都少不了他家份，现在他虽然早死了，但是老婆和四个已经成家的儿子家家都吃着低保。
还有一家人，两个儿子，本来人家照顾了他的一个儿子了一份工作，可是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还去吸毒死了，现在也是一家人在吃低保，逢人还洋洋得意地吹嘘，说是自从有了低保以后，因为占着他侄儿，不仅他拿低保，老婆也拿低保，儿子也拿低保。不用向别人一样去打零工，到月底去银行领取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