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45)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尽管有所有这些报告和活动，阶级敌人，对我来说，对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来说，仍然是抽象的，不真实的影子。他们已成为过去，离我忒遥远了。对他们，毛泽东不能给出日常的、实实在在的形式。其中的一个原因，很矛盾地，就是他砸碎过去，碎得非常彻底。然而，对敌人形象的期待却根植在我们当中。
同时，毛泽东种下了神话自己的种子。我的同龄人和我一起被淹没在这种粗鲁的、然而却非常有效的强行灌输之中。强行灌输很管用，部分是因为，毛泽东精明地占领了道德高地：就像对敌人严厉被看作是对人民忠诚，所以，完全服从他被披上了骗人的外衣，服从他就是忠诚无私。很难搞清楚华丽辞藻背后的真正内容，特别是在你从成年人那里得不到可供选择的观点的时侯。事实上，成年人与提升毛泽东的迷信度两者之间是积极串通的。
两千多年来，中国都有一个皇帝形象，皇帝集国家权力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宗教感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朝向上帝的，在中国，总是被导向，朝向皇帝。我的父母，像亿万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毛泽东通过给自己披上神秘外衣的方法，使自己更像上帝。他总是显得在很遥远的地方，在人够不着的地方。他躲开电台，那时候又没有电视。除了他的宫廷成员，几乎没有人能够与他有联系。即使是那些在最高层的他的同事也只能在一种正式的会见中才能见到他。离开延安之后，我父亲仅仅见过他几次，只是在一些大型会议上见过他。我母亲只见过他一次，当时，1958年，他来成都，召唤所有18级以上的官员与他照集体合影。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尴尬局面之后，他几乎完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毛泽东，一位皇帝，适合中国历史上的其中一个图案：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摧毁了一个旧的王朝，成为一个挥舞着绝对权力的聪明的新皇帝。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为自己赢得了好天子---好皇帝的身份。是他结束了国内战争，是他带来了和平和稳定。这些都是中国人一直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们甚至说，“在和平时代做一只狗也比在战争年代做一个人强。”是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中国才成为被世界重视的一股力量，很多中国人才不再有这样的感觉：做中国人可耻，做中国人羞辱。这对他们来说意味深长。现实当中，毛泽东把中国带回到中央帝国的年代，并且，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中国把自己和世界隔离开来。他通过蒙蔽他们，不让他们看到外部世界的方法，让中国人重新感到自己伟大，自己优越。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民族自豪如此重要，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对毛泽东都心存感激，他们没有发现他的个人迷信的冒犯性，起初的时候肯定没有发现。近乎完全不能了解信息和体制化的喂食假信息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办法把毛泽东的成功和他的失败区别开来，或者，无法评价，在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上，毛泽东相对于其他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
在构建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过程中，恐惧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很多人都沦落到这样的境地，他们甚至不敢思想，以免他们的思想并非本意地流露出来。尽管他们欣赏非正统的思想，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向孩子提起这些非正统思想，因为，他们很可能脱口而出，说给其他孩子，这会给他们自己，也会给他们的父母带来灾难。在学习雷锋的年月里，反复灌输给孩子们的是：我们第一要忠诚、唯一要忠诚的人是毛泽东。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爹亲，娘亲，但是，谁也没有毛主席亲。”我们被训练这样思想，任何人，包括我们的父母，要是不忠诚毛泽东，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很多父母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顺从者。因为，这对他们的未来是一个万全之策。
自我审查甚至涉及到基本的信息。我从来没听说过玉林，或者我姥姥的其他亲戚，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母亲1955年曾经被拘留，或者关于那次饥馑----实际上，是任何可能在我身上播下对国家、或者是对毛泽东怀疑的种子的事情。我父母，实际上像中国的每一对父母一样，从来没有对他们的孩子说过不正统的话。
1965年，我的新年决心是“我要服从我姥姥”----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表决心要好好表现的方法。我父亲摇着头说，“你不能这样说，你只能这样说，‘我服从毛主席’”。那年的三月，在我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我父亲的礼物不是通常的科幻小说，而是一部书，里面包括四篇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只有一位成年人对我说过与官方宣传相冲突的话，她就是邓小平的继母，邓小平的继母有时会住在公寓楼区里，和她女儿住在一起，她的女儿在省政府工作。她们家紧挨着我们家。邓小平的继母喜欢孩子，我经常出入她家的公寓。当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从食堂里偷了腌菜，或者从大院花园里采了西瓜花和药草，我们害怕遭到责骂，不敢把它们带回家里，所以，我们经常去她的公寓，在那，她会把它们洗干净、煎熟给我们吃。因为我们在吃非法得来的东西，这就更加令人感到兴奋。当时，她大约有七十岁，但是，看上去要年轻多了，她有一双小脚，还有一张柔和、光滑，但却坚毅的面庞。她总是穿一件灰色的棉布上衣，穿一双黑色的棉布鞋。衣服和鞋都是她自己做的。她很随和，待我们就像同龄人。我喜欢坐在她的厨房里和她聊天。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很情感的“忆苦”会后，我径直来到她的家里，我对任何不得不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人都充满怜悯之情。我说：“邓奶奶，你在国民党统治下一定吃了很多苦，你是怎样吃苦的？士兵们一定抢劫过你，他们是怎样抢劫你的？还有那些嗜血的地主，他们对你都做了些什么？”“，噢”她回答说，“他们不总是抢劫，-----他们也不总是魔鬼----”她的话像炸弹一样击中了我。我如此震惊，以至于我从来没把她说的话告诉过任何人。
在当时，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迷信毛泽东和强调阶级斗争是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之间进行决战的部分计划。毛泽东对刘和邓的所作所为很不高兴。自从饥馑以来，他们一直都在放宽对经济和社会这两者的管理。对毛泽东来说，他们走的道路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带有资本主义的味道。特别令他愤恨的是那条被他称为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道路证明是成功的。而同时，他选择的道路，证明是一场灾难。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得不准许他们走他们的道路。但是，当国家刚一好到能承受实验的时候，当他刚一积攒起足够的能量来驱除他在党内的强大敌人的时候，他就又计划将他的想法强加给这个国家。
毛泽东发现平和进步的想法令人窒息。一位不安分的军事领袖，一位战神诗人，他需要行动----粗鲁的行动，----他把持久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自己的共产党已经变得太过容忍，太过软弱，追求和谐胜过追求冲突，这已经不适合他的口味。自1959年以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政治运动了，在政治运动里，人们彼此之间互相争斗。
并且，毛泽东是痛楚的。他觉得，他的反对者用让他显得无能的方法羞辱了他。他得报复，并且，他知道，他的反对者拥有广泛的支持，他需要大规模地增加他的权威，要达到这一点，他需要被神化。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等待时机。但是，当经济得到改善，特别是在1964年之后，他开始公开他强烈的对抗。自1960年初以来，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开始减弱。
1964年，大院里每周一次的舞会停止了。来自香港的电影也不再放映了。我母亲毛茸茸的卷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又短又直的头发。她的汗衫和上衣不再是花色的，也不再是显露身材的紧身装。上衣由素颜色的布料剪裁而成，看上去就像管子。看见她不穿裙子了，我感到特别忧伤。我记得，就在几天之前，我是怎样看着她从自行车上下来，优雅地将蓝白方格裙子撩起，撩到膝盖以上。我靠在悬铃树斑驳的树干上，悬铃树在大院外的马路旁构成了一部分林间空地。当她骑车朝我而来的时候，裙子飘起来就像一面扇子。在夏日的晚上，我推着竹制的婴儿车，小方坐在婴儿车里，等着她回家。
我姥姥，现在五十五岁上下，显得比我母亲更有女人味。尽管她的上衣-----仍然是传统的样式----全都变成了一样的浅灰色，她对她的又长又厚的黑发给予特别的照料。按照中国的传统，对于中年妇女来说，头发得挽到离肩膀很高地方，意思是已过三十岁，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传统。我姥姥总是在她头的后部打一个整齐的发髻，但是，她总是在她的发髻上插上花，有时是一对儿象牙色的木兰花，有时是一朵由两片墨绿色叶子捧起的白色的茉莉花蕾，白色的茉莉花蕾衬托出她柔亮的黑发。她从不使用从商店里买来的香波，她认为香波会使她的头发暗淡干涩，但是，她会煮一种果实，是一种叫甜蜜蝗虫草的果实，使用这种果实的汁液。她会摩擦这种果实，让她产生香水泡沫。她会慢慢地让她大卷的黑发浸泡到白色、闪亮、溜滑的液体当中。她把她木质的梳子浸泡在柚子籽的汁液里，这样，梳子就会顺滑地梳理她的头发，同时，释放出淡淡的芳香。梳最后一下的时候，她在梳子上抹上她自己制作的桂花水，因为，香水已经开始从商店里消失了。我还记着看见她梳理她的头发，这是她为打发时光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她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非常麻利。她还会用一只黑色的碳素笔轻涂她的眉毛，并且在她的鼻子上涂一点粉末。当我看见她在镜子里很特别、很刻意的眉开眼笑的时候，我就想，这一定是她最惬意的时刻。
看她给她的脸化妆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尽管从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起，我就看她化妆。现在，书里、电影里给自己化妆的女人永远都是坏角色，例如小老婆。我模糊地知道一些我可爱的姥姥曾经是小老婆的事情，但是，我正在学会活在矛盾的想法和真实的现实之间，正在习惯把它们隔离开来。当我和我姥姥外出购物时，我开始意识到，她化着妆，甭管多么谨慎，她都和其他人不同，还有她头上的那些花。人们留神看她。她身姿挺拔，以一种适度的自知之明的神态骄傲地步行。
她可以侥幸过关，因为她住在大院里。要是她住在外面，在一个居委会的管理之下，她就会完蛋，居委会监督着任何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居委会里通常包括退休的男人和老年家庭主妇。他们中的一些人名声很臭，因为他们管别人的闲事，并且仗势欺人。要是我姥姥处在这样一个居委会的管理之下，她就会收到反对的暗示，或者是公开的批评。但是大院里没有居委会。是的，她每周得和大院里其他的岳父母、女仆、保姆去参加一个会议，被告知党的政策。但是，她主要还是一个人呆着。实际上，她享受这些会议；会议是她与其他女人聊天的机会。会后回到家里，她总是为最新的闲话而眉开眼笑。
1964年秋天我上中学后，政治就越来越多地侵入我的生活。我们上学的第一天就被告知，我们能在这儿上学要感谢毛泽东，因为她的“阶级路线”被应用于我们的学年注册。毛泽东指责中学和大学吸纳了太多资产阶级的孩子。现在，他做出指示，优先权要授给有“好背景”（出身好）的儿女。这意味着，得有工人、农民、党的官员做父母，特别是做爸爸。“阶级路线”原则应用于整个社会意味着，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一个人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家庭和出生的随机性来决定的。
然而，很多家庭的成份是模棱两可的：一个工人可能曾经被国民党办公室雇佣；一个职员不属于任何类别；一个知识分子是不良分子。但是，要是他是一个党员会怎么样？这类父母的孩子该怎样界定？很多负责注册的官员决定采用保险的方法，这意味着，给父母是党的官员的孩子更多的偏爱，这类孩子在我们班上占了一半。
我的新学校，第四中学，是全省重点中的重点学校，录取在四川全省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考分的学生。去年，学生入学还完全由考试的结果来决定。我入学这年，考试成绩和家庭背景就同等重要了。
两个考试卷，数学我得了100分，语文我得了100分“+”。我父亲不断地向我灌输这样的理念，我不能依赖父母的名声。我不喜欢这样的暗示，是“阶级路线”帮助我进了重点中学。但是，不久，我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它就一定有益处。
就是在这一时期，“高干的孩子”（高干子弟）几乎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个阶层。他们养成了一种派头。这种派头毫无疑问地将他们自己认同为精英人群的成员，这种派头还流露出一种有强大后盾、不可触碰的气息。很多高干的孩子现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傲慢和蛮横。从毛泽东到他下属的相关官员都得到了关于高干子弟行为的反映，高干子弟的行为成为报纸上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所有这一切，只是强化了一个理念，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父亲反复提醒我们要反对这种派头，反对与其它高干的孩子结成帮派，其结果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很少碰到任何来自其他背景的孩子，当我确实与他们联系上了，我发现，我们如此受到家庭背景重要性的限制，如此缺乏可共享的经历，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通点。
当我走进新的学校的时候，两位老师来看我父母，询问他们让我学习哪种外国语。他们选择英语而不是俄语，俄语是唯一的其它选择。老师还想知道，我一年级时是否想上物理课或化学课。我父母说，他们把这个留给学校来决定。
从走进学校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这所学校。校门很壮观，有蓝瓦的大屋顶和雕刻的房椽。一段石阶拾级而上通向大门，走廊由六根红漆的木质柱子支撑，对称的两排松柏提升了通向学校内部的甬道的庄严氛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