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有歌吟动地哀
那是我工作压力巨大的时候，我拿不出多少时间去看望父母。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好不容易騰出些功夫回家。父亲正憔悴万端的病卧着，一问；父亲说左前胸疼，自己当感冒治，吃了三天药还不好。我一听顿感不妙，感冒胸疼哪有三天还不好的。便连忙把县医院的赵生义大夫请来，赵大夫听诊器一搭就说心脏有毛病，到医院一做心电是心梗。于是，父亲住进了重症病房，尽管知道单位吃紧，但我更知道父亲此病的兇险，尽忠还是尽孝？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尽忠之日长而报父之日短也，且况在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中，大妹，二妹已经出嫁，三妹及两个弟弟都尚小，我是必须承担起护理之责的。那时，县级医院尚无室内厕所，在日夜不离父亲病榻的护理中，父亲每次方便都是我背着去室外的公厕。父亲身材高大，可我背着父亲并不觉得多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祈祷父亲逃过这一劫；在为父亲解腰带，提裤子，拽着手陪在厕所里时，我丝毫也觉不出味道不好，心里只是万般忐忑地盼望着父亲痊愈。到住院后的第七天，七个日夜未曾解衣合眼的我，实在困得不行又见父亲大见好转，以为危险已过，就让二弟替我一宿。岂料，这一替就把父亲的命替没了。凌晨，一阵极慌地敲门声使我的心顿时一沉，不祥之感从心底生起。开门一看正是二弟，他跑得气喘嘘嘘地说；“爹不行了！”闻听此言，我如五雷轰顶，无暇再问，便一路跑到医院。到床前一看，父亲已双眼已闭，牙关紧锁，大夫正在做人工呼吸。好长时间不见呼吸恢复之后，大夫停下来说；“没用了！”我却固执地继续为父亲做着人工呼吸，在一次次地用力按压中，企盼着生命的奇迹出现。就这样，我自己又坚持了很长时间后，只得万分悲痛地住手。此时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六点十五分。
过后，我才听二弟讲述了父亲弥留前段情况；原来，凌晨时，父亲让二弟拿个苹果给他，父亲只咬了一口就不行了。其实，那是父亲心难受想吃口东西压一压。如果当时立即用上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兴许就缓过来。但遗憾的是，父亲重病在身已无判断能力，二弟小不懂这个，我虽懂却回家去了。这件事，数十年来，总是萦绕在心中不能释怀，总是怀着负罪之感，真是的，为什么不能再坚持几天呢！其实，在人世间，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报答之万一呢？不就是他们生病了，不能动了的时候吗！
父亲的突然病逝让我有了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悲痛得不能自持，但自己是长子，再悲痛也得挺住并料理父亲的后事。一九七六年的通河县正在实行殡葬改革，县商业局的领导受县政府的委托找到我说；“你父亲的安葬问题，你带个头行不行？”我知道在土葬习俗盛行的时候带这个头就意味着向传统挑战，人家会怎样看呢？我不禁犹豫。但一想到父亲生前当了一辈子基层领导，现在自己作为党员干部，这个头是要带的！于是，我立即表说；“行。我同意组织的安排。”这位领导本来是做我思想工作的，想不到我这么爽快的同意，他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事先，县政府已告诉局里，只要同意你父亲火葬，就为他开追悼会。”就这样，父亲身后享受到了组织的正式追悼，商业局，服务公司，我们厂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以我父亲的干部级别是没资格享受追悼会待遇的，正是由于我的这个开明态度，才使父亲得到了这个哀荣。我确信；父亲在天国有知也会为我的这一决定而欣慰。
父亲这一生只活了五十七年，天公是何其不平之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