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为何不争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尚可，但阿Q他争得了吗？在创作《阿Q正传》时，鲁迅先生的心一定在流泪、在滴血，更重要的当是在愤怒。但以先生之仁慈、之清醒，他绝不忍心再伤害灾难深重的阿Q──看看他对闰土充满的同情便可了然──而是把满腔愤怒化作匕首，直刺那制造精神胜利法的氛围。《阿Q正传》是一首歌，一首长歌，长歌当哭吧。
是不是应该有点阿Q精神，作为茶余饭后，尽可以随便扯扯，扯到哪里都行。但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尤该讨论的是为什么会产生阿Q精神，不学习阿Q精神便会怎么样。挪威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是个有棱角的女性，她看清了自已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有人会对她那样的生活求之不得，可娜拉却认为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毅然出走。作为新女性，这精神很可嘉。问题是她出走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鲁迅先生作了几种设想：第一是堕落，第二是回来；再就是饿死。
堕落和饿死恐非娜拉所愿。如果出去了又回来倒不如当时就不出去。现在想想也还是无法可想。因为娜拉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家庭。
我的初识社会力量之强大是在当年下乡插队当“知青”的时候。有位大队──现在叫村了──支书在一次会议上说：“谁和我过不去，招工的时候，我在位一天就一天不放他走，有本事你搬石头打天去！”那时刚步入社会，听了这话，我倒吸了口冷气，身子先自己矮了半截。没有人家的签名就进不了城，进不了城就没有城镇户口，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国家定量的商品粮吃；没有人家的签名就招不了工，招不了工就进不了城，进不了城就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有住房。没有粮吃，没有房住，你还能怎样？所以当年的“知青”或自杀、或铤而走险犯法也时有所闻。但自杀和铤而走险也不是人人都能所为的。大多数人还是想生活下去，那么不低低头能行吗？
记得1990年代，《中国青年报》有篇文章叫《泰山作证》，写的是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事情。当年的胡建学也可谓“铁腕”人物。1994年泰安市实际财政收入5亿多元，而为了抓紧往上爬，他对省里领导口头汇报成12个亿。他说“统计工作要为政治服务! ”统计局长把这句话理解为“不换数字就换人”。上级有关部门来考察胡建学，许多干部都投了他“优秀”票。一位局长说：“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这些局长们并非没有头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中包含了有太多的无奈。这些局长们知道，仅凭自己还有很多象自己一样的人，是扳不倒胡建学的。另外，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轻者丢了饭碗，重了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那代价该是何等地大呀！
鲁迅先生说，为娜拉计，最关键的就是要取得经济独立权。以此推想，泰安的局长们要想少些阿Q精神，必须得有正气压倒邪气的机制；即或丢了饭碗，另外谋到的饭碗也不能比现在的太差。如果说，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还不得不有些阿Q精神的话，那么，打破使人形成阿Q精神氛围的工作就更加显得任重而道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后记：“精神胜利法”是怎样形成的，这正是鲁迅用阿Q这一人物形象所要揭示的。如何打破形成“精神胜利法”的氛围，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大课题。这是一篇旧作，近20年了。当时意在为改革擂鼓呐喊，时至今日，这种鼓声、呐喊声想来还不应停息。有人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刻画的中国的国民性。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1689年《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国王的权力进行制约，人类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由人治转向法制。在此之前，说鲁迅刻画的是地球的“球民性”也许并无不当。创作《阿Q正传》的1921年距1689年之间，对作者来说，那是怎样痛苦的“时间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