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乐（二十五）《读中国文化的命运》
（之二）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有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的宗教的人生。
他断言，假使西洋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他将永此终古，岂止落后而已！
他认为：其原因是中国社会之“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比无论什么问题都值得诧怪疑问的。什么是宗教？梁漱溟先生写到：“所谓宗教者都是从超绝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志上之安慰勖勉为事者。人生极不易得安稳；安之之道乃每于超绝知识处求得之；为是作用者便是宗教。文化每以宗教为开端，文化每以宗教为中心。费尔巴哈说，惟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若世界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亦没有宗教了。
他认为，“中国以道德代宗教”。在中国替代宗教的是孔子的教化，但孔子的教化不是宗教，孔子极具理性。宗教和道德都是要人向上迁善，但宗教生效快，宗教使人有敬畏之心，道德却没有这个力量。宗教要假借外力，道德全靠内省。那中国没有宗教如何组组织社会？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了。
他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是和谐。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在理性。但中国的人权自由的观念难以形成。西洋人讲，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始于限制王权。人权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但在中国由于亲情的观念，存在”伦理亲谊“，权利是难以分清的。“游历欧美的孔大充先生说，中国人是泥和水（混在一起），西洋人的钢铁和石头（硬碰硬）。西洋人要求”一个个人要强起来“，他们要求自由，倘若没有自由，又何有幸福？但在中国，其历史路线、文化背景不同，要求集体强大，个人要靠集体，要依附于集体，其最大的偏失就是个人不被发现，难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本书讲中国文化有五大病：（一）幼稚——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无独立之个性，迷信神鬼而排斥科学；（二）老衰——如”礼教杀人“；（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出发，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不落实的文化；（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人类文化是利、力、理三者循环并进，但中国文化理性早启，利、力不足，难以积极；（五）暧昧而不明爽——“暧昧不明之病与其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
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历史的和平时期，长期的安逸倦怠，在支配者的宫廷里，产生了阴谋，紊乱和虐政。一般民众糊里糊涂期待天命的改变，“真命天子”的出世，即欢迎新的善的支配者来代替。但这只是改变支配地位和国号的政治上的大事件，决不会引起社会本质的变革，等等。
以上是我读《中国文化的命运》 的一些摘录。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深刻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先生的讲演稿和遗稿的辑录。他比较研究 中国和西洋的文化现象，他中西贯通懂得中国文化，懂得中国农民，搞过中国乡村建设。我们知道，他作为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抱有强烈责任感。他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有深刻的研究，作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实践，但毕竟这些都是书生之举。
梁漱溟毕竟是书生，解放后他仗着和毛泽东是老朋友，仗着对中国乡村有所了解，竟敢逆龙颜当面顶撞毛泽东。毛泽东何许人也，是中国农民的领袖。毛泽东说他：“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平心而论，毛泽东出身农村，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十分了解，又是靠农民运动起家，他的见解当然不是一个书生可比的。他老人家当然不高兴梁漱溟在农民问题上指手划脚。就连梁漱溟 费尽心力搞的乡村建设，也被毛泽东说为“他搞所谓‘乡村建设’，那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所有这些，我以为毛泽东对中国人心态的深刻认识，就是孟子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现在，相当多的中国人心里，还存在着严重的仇富心态。他们羡慕富人的钱财，嫉妒富人的生活，但他们仇恨富人本身。毛泽东切切能满足这些人的心理要求，毛泽东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带领他们打倒富人，使这些人不平衡的心理得到释放，使这些人看到富人倒霉而产生快意，让这些人在富人身上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扬眉吐气。
在一个社会“这些人”永远是大多数，所以，毛泽东永远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永远会有大多数的人想跟毛主席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现在许多人都怀念毛泽东，想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运动，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
梁漱溟搞乡村建设，是想让广大农民如何学会民主宪政、地方自治，他这样只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又会产生“富而不均”的社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没有看透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他那样的人肯定得不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
不管怎么说，梁漱溟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敢在大会上与如日中天的毛泽东辩论、争吵，似乎后无来者。
读完《中国文化的命运》，抄了一些书，写了几句感想，以此为记。
2014年4月12日于上海浦东乐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