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祖父曾开发
堂祖父曾开发
我的堂祖父曾开发住在江背村小组。江背村和田村的间隔距离只有上百米远，中间只隔几丘农田和一条小溪。稻田都分布在小溪的两侧，小溪上有一度两米长的石拱桥，村民每天都要从这桥上经过。在旧社会，江背村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读书做官的，二是地主经商的，我的家族大概属于前者。然而，世易时移，自从解放军的大炮打开了山门，从此山里的财主就不见了，读书人也很少。代之而起的是贫下中农闹革命，其结果是任何人都得自食其力，任何人都要靠劳动为生。我的三个祖父也不例外，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种田人。在江背村人眼里，他们个个都有为人称道的品行。他们虽年届古稀，但村里人都很敬重他们，连小孩都要敬畏他们。
堂祖父曾开发是一个人人见了都要畏惧三分的老汉。他长得人高马大，四方脸，六尺多高，剃平头，形貌魁黑，粗俗强悍。他平时总穿着一件灰布青衫，很像古典小说中的张飞。七十多岁的人，他走起路来还是一阵风。他见人话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便是冲天嗓子。因为没有儿子，老人一生靠自己养活自己。老人们农闲时在村口闲聊，开发公公总要坐在中央，但他很少说话，只是到最后或关键时候才接上一两句。他见识广，只要有人向他问及如何跑鸭种薯之类的事，他便会劈头盖脸地教育你一番，直到让人叹服为止。他一说话，四下里便鸦雀无声，无论大人小孩没有敢和他争辩的。无论村里发生什么事，只要他接上话把，都要和人争出个水落石出。对于开发公公的看法，别人只敢恭维，除非不要命的人才敢跳将出来，才敢说反话。在走集体化道路时期，因为开发公公秉性刚直，生产队就分他做看护员。到冬天，田里都种上了红花籽、油菜和各样青菜，为了防止猪牛和鸡鸭到田里捣乱，这时看护员的作用就大了。无论阴雨天还是晴天，开发公公总要在田径坎背转悠，手里总要拿一根竹竿，见有鸡鸭下田，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把它们打死。因为他是强硬汉，打死了畜禽没人敢找他算账。这样村里的油菜红花籽反而保住了。对村里发生的坏人坏事，别人大都喜欢道听途说，而开发公公却不同，他总要找人问个究竟。不烦过街走村也要帮人弄清原委，对者首肯，不队者一定会受到他的呵斥和剥削。如果听说有人受冤辱，他老人家一定会气得两眼冒花，抓拳出汗，额上清筋毕现。他对受害人总会抱愤愤不平之心。
村里的小孩见了开发公公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只要开发公公在路上碰上了小孩，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有事无事，他都要对着小孩猛吼一声：“抬起狗头，跌下塘去！”原来开发公公是想提醒小孩走路要小心。可是只见开发公公把话说完，他的两只眼珠就会睁得老大，面堂更加发黑，加上胡子邋遢，很像张飞阵前叫骂，怒发冲冠，谁都看了吓人。所以，小孩见了他都尽量弯着路走。尽管如此，开发公公在江背村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敬重。
开发公公有一手绝活，那就是捉王八。这一点村里人没有不称道他的。老人家一生劳碌惯了，打早打夜也不停闲。他一出门，腰里捆着个竹篓，手里捏着一把钢叉，后面还跟着一群好事者。我也看过他几回下水，起先，他和大家一样，站在塘岸上，两只眼也和大家一样在塘面上扫来扫去。等过了一会儿，其他人不注意了，他突然下水，把钢叉往塘低一插，汩汩的水泡就上来了。接着他把青衫脱了，露出两排干枯有力的肋骨，使劲往水里一蹲人不见了。约过了擦火柴功夫，人又上来了，这回他手中托起的是一个怒目吹须的王八秀才。这时岸上看热闹的人无不欢呼，夸他手艺高超。开发公公就是这样一个人，既讨人喜欢，又讨人敬畏。可是，这些事只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今天把它记录下来，是为让后人纪念他这个人，知道家谱上曾经有一位奇怪的公公。
2004.8.23(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做大事与走小路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做事难，做大事就更难。我们知道，在革命老区的基层单位，如县乡镇、文化局（站）、农林水利局（站）等，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积累了不少知识文化人才。他们平时在基层吃了很多苦难，为了争取功名，于是一些人想起要做大事，如想搞点文学或科学研究。可是基层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没有搞学术的风气。所以，从领导到平民，见了这些“做大事”的人，大都会嗤之以鼻，或阿屎隔三丘田。也有人就像黄鼠狼给鸡拜年，见了他们从没安好心。我算是这几个“文化怪人”中的一分子。我本是镇里的一名干部，但命运注定我此生要做大事，而且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大事。所以，命运注定我此生要走别人不敢走的“小路”。这就是一个人“天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工作之余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可是，由于社会经济落后等原因，致使中国的很多基层社会还处于野蛮未开化状态，如一般领导干部对文化科学不理解不支持。就这样没过多久，我不但丢了官，工资也长期长不上去。十多年来，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的滋味。一些领导听说我是研究消灭剥削的，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也有些人不但不鼓励，反而痛恨打击。我常想，中国和世界人民难道不需要消灭剥削吗？不！老百姓永远需要消灭剥削！原来只是政府内少数腐败分子无人重视这项工作，作为人民的敌人也有人站出来迫害这项工作。然而，正是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违背了宪法的章程，违背了人民的利益。现在也有人借发展私有经济之名，站出来否定消灭剥削这项伟大工程，甚至有人公然鼓吹剥削。这些恶劣行径完全违背了党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如何正确处理消灭剥削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正确的观点是：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消灭剥削。因为如果不消灭剥削，发展经济就会受到阻碍。从长远看，如果借口发展经济，任凭剥削横行，随着剥削的地盘扩大，人民的政权就要翻船，社会制度就会不可挽回地改变，人民就会再次陷入奴隶苦难的深渊，人民用血汗生命打出的江山就要丧失。所以说，发展私有经济一定要走消灭剥削的路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显然，如果走马克思的路子一定走不通，因为马克思消灭剥削的方法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这和消灭剥削既要发展经济相矛盾。所以我们绝不能走马克思的路子，我们一定要走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消灭剥削的新路。然而这正是现代经济学家所开辟的光辉大道。我们绝不能让这条人类通向希望的唯一大道被腐败分子毁灭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读书做官是正道的理念，然而，这条路充满了风险和曲折，因为自古多少人在官场上浮沉失意。即使到了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没有改变多少。你想做大事，想为人民为国家做大贡献，你就得准备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就拿我来说，搞了大半辈子的理论研究，自身也就苦了大半辈子。家里打开门没有柴米油盐不算苦，来自社会的种种歧视和压迫才是最大的苦。所谓苦就是“风雪盈门”，没有欢笑只有忧愁和担心。夜半醒来不是见害死鬼，就是梦中见白头鬼。所以说，在中国做大事是很难的。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就得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人文精神，学习他们崇尚科学和真理的决心。
每个人都是肉身凡胎，如果要做大事，就一定要有承受大苦大难的勇气。怎么办，一个人的动力从哪里来？这里有许多原因，既有家庭和教育的熏陶，也有环境的磨练。在我国，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出身书香门第，由于他们的父母是读书人，所以这些人有比较优越的生活学习条件，加上他们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党的指引下，能够走上建功立业的道路。但是据估计，我国有90％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自农民工人。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大都生活在清苦里。他们的父母兄妹生活在农村或城市，为了生计他们的亲人正在勤奋工作。受家庭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有吃苦耐劳做大事的愿望。正是有这样的经历，才使他们特别能做大事和能受重任。为了做出成绩，这些知识分子一生忙忙碌碌，很多人一生活得象农夫或象矿工。尽管他们吃了很多苦，但他们无悔人生。用行话说，这些做大事的人就是“天命”在身。正是有“天命”在身，这些人无论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会为了一个目标奋斗不息，即使碰到九级地震也不能改变他的意志，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就像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唱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原因，和大多数乡下种田人一样，我的青少年时期也是在苦水中长大的。正因此，我从小就立志要做大事。因为“天命”在身，即使分配到农村基层工作，我仍然不忘自学成才。山沟里没有书籍，就把报纸当书籍或者到外地买书。我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一边搞理论研究。正是有这样为人民的做大事的动力，尽管我长期生活在南蛮之地，生活常常会走在刀山火海上，但我的志向始终坚如磐石，风吹雨打也不会动摇。如今，我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改变不大，年龄也越过了青年，但我为科学奋斗的心却不会老。
200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