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老头

疯 老 头

作者：耕梦

“疯老头”成了我的朋友，那是后来的事。

第一次听说“疯老头”，是1976秋观赏双龙镇举办的农民画展。那时我在双龙镇政府任农业技术员。

穷乡僻壤的农民，能画吗？几分好奇和几分图热闹，驱使我兴匆匆来到了布展大厅——双龙镇政府礼堂。

木架瓦顶结构的乡政府礼堂很简陋。围绕木柱四周系上几根长绳，将字画用别针依次别在绳子上，就算画展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画作是由各村社选送的，主题内容大多反映“批资”（批判资本主义）运动，也有少量反映农村新面貌；画作大多无规无矩，很难说属于临摹还是创作，也说不清属素描还是铅笔、水粉、水彩或油画，大多更与透视原理、光线明暗不沾边，反正就是用铅笔、钢笔或毛笔，找点什么图依样画葫芦描在纸上，有的还涂抹点水粉或者水彩，画作实在难以恭维，基本与“技艺”二字不沾边；反倒是有的图画比例失调，不自觉中有些意向派的味道，使我暗中叹息“穷乡僻壤”，时而又不禁哑然失笑。

突然，一幅水墨画使我为之一振，纸张略有破损和褶皱，但掩盖不了画者高操的绘画功底，主图是一位振臂高呼充满激情的汉子，背景是一群朦胧而声势宏大举着标语的游行队伍 ，撇开画作的政治性，其构图之大气，形象之鲜明，线条之流畅，疏密虚实之精妙，透视及光线明暗之得当，真使我大吃一惊，穷乡僻壤居然有这等高手？是否外地或外单位借来的画作呢？为探究竟，我向镇政府的文书打听，答曰“是南华村的一位疯老头画的”，惊得我吐出的舌头久难缩回！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说“疯老头”。

目睹“疯老头”真容，是一月多后的初冬时节，天已经很凉。偶过镇初中校门，远远看见一位挑大粪的老头蜷缩在校门外的石墩上小憩，蓬头垢面，破棉衣破单裤污迹斑斑补丁叠补丁，腰系草绳，赤脚草鞋，持旱烟斗，耷拉脑袋双目微闭蜷缩在石墩上，酷似一尊频临冻饿而死的乞丐雕像。

课间休息铃声响了，一群初中学生嘻戏着跑出校门。有几个好事的学生围住老头，想用声音吓唬惊动老头，但老头如临无人之境纹丝不动，又有两个调皮学生开始用英语骂老头，说老头是乞丐是疯子，突然，老头霍地站立怒不可遏，手指孩子声音发颤，用流利的英语回击道：“以为我听不懂吗？谁是乞丐？谁是疯子？可以说我穷，但人格不可辱，才学几个单词，竟敢在我面前卖弄！”老头的一阵英语吆喝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刚才还调皮嬉闹的一群学生，惊讶得鸦雀无声，不但没有跑开，反倒好奇并恭敬地慢慢向老头围拢：“老爷爷，你居然懂英语呀，你的英语说得比我们老师还流利”，骂老头的两个孩子怯生生地给老头道歉了：“老爷爷，我们错了，您老人家原谅我们吧”。随着孩子们的道歉，老头态度和蔼了许多：“知错就好，知错就好，就是应该学会尊重人”，还说：“以后你们学习中有疑难问题可以来问我，不仅是英语，史地生数理化都可以”。这次偶遇，我知道了他就是作画高手“疯老头”，还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冯一君。

偶遇，使我对这位“疯老头”油然生敬，有了探究他身世的强烈念头。

那时镇政府的干部（也包括我这位农业技术员）要联系一个村，称为驻村干部。1977年春，通过努力，我居然实现了与镇党委书记一起联系南华村的梦想。

由村民指路，首次造访冯一君的家，感觉很凄凉。早就听村民介绍，社里本来安排他免费住社里的保管室，但他坚持自建小窝棚居住，他的小窝棚如何如何的简陋。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身临其境，其简陋凄凉的程度实在令人要窒息。

冯一君的“家”搭建在僻静山坡的石岩下，哪里算“家”啊！墙是用玉米高粱秸编成，门是用棉花秸秆编成，顺岩搭建的斜屋顶是麦草稻草盖成；室内仅一间“屋”，面积约十余平方，地板坑洼不平，分前低后高两小块；低处属活动空间，高处挖一圆坑支一圆形破锅，就算灶台及厨房；窝棚右侧用竹捆成一小床，稻草破竹席破棉被，就算寝室；床头床尾各置放一大瓦缸，当然就是物品保管室了；窝棚左侧角落一大堆柴灰，这就是厕所。这个小窝棚，可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些圣贤修仙炼道的小窝棚，也不是正常人住的茅舍，客观地说，远不及牛棚猪棚，可以说，任何人都会唤起山顶洞原始人遗迹的联想。

室内气味实在难受，也无凳子可坐，他请我站在窝棚外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只愿谈他画画的经历和作画的技法，只愿简单介绍他的简历，不愿提及深层次的经历。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一些情况，解放初高中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任部队文化宣传干事，转业后考入大学，热爱美术，可能画过的水粉水彩颜料有几十斤，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省水利工程设计院任技术员，从事水利工程设计，之后由于患病而被遣送回乡。离开他“家”时，我给了他10元钱（那时我月工资30元），但他坚决不收。

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大学生，一位五、六十年代的工程设计人员，为何沦为“疯子”？为何沦落到乞丐般的人生？后来终于在南华村范社长那里找到了答案。

范社长年近六旬，中等个子、黝黑脸络腮胡、说话很爽朗，一看就是精明敦厚的实在人。老社长客气地把我让进堂屋，让座、递烟（我不吸烟）、递茶，一阵寒暄之后，范社长边吧嗒着旱烟，不时摸摸络腮胡，神情有些凝重地开始了他的介绍：“冯一君啊，要说，本是难得的人才呢！”

随着范社长时熄时灭的烟草和不紧不慢的叙述，冯一君的故事就像老社长呼出的袅袅轻烟，凄婉而悲凉：

冯一君，双龙镇南华村人，解放前家庭富裕（解放时父母被评为地主）。

旧社会入学一般比较晚，即将解放时冯一君在区中学初中毕业，仪表堂堂且聪慧好学，已成当地一方才俊，他想考县中继续深造。父母为他设计的人生却不同，家业需要继承，成家才能立业，于是给他定了一门婚事，不准继续学业，令他回乡完婚。为抗婚，冯一君出走云南，投奔比较贫穷的表叔而去。

他在云南考取并读完高中时已经解放，他父母被评为地主，田地家产被分光，常被批斗，不久积郁成疾相继离世，当时战乱年代信息不畅，他知道父母离世已经是数月后的事了。

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云南他以表叔养子的贫农成分参加了志愿军，在部队任文化宣传干事，本来聪慧好学成绩优异，加上部队的锻炼培养，使他的写作和绘画天赋得到很大提高和发挥。五十年代后期，他复原转业后考入昆明地质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因为灾年赋闲在家（云南）一段时间后，六十年代中期分配到贵州省水利设计院任技术员，从事水利工程设计。

在设计院，他与本院的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同事恋爱了。

他的女朋友很美。他女朋友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曾有村民偶然瞥见过，据说至今一直藏在他贴身的口袋里，空闲时，他常躲在角落里捧着照片发呆，他女朋友着粉红色长裙、秀发飘逸、水灵大眼、一对小酒窝、身材高挑亭亭玉立，鲜活的一张典雅的侍女美图，有人试图夺看照片，但他暴跳如雷，很多人都说，那张照片可能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

他俩在设计院的情况是送他返乡的同志介绍的。

他女朋友青岛人，与他同时大学毕业，同时分配到同一设计院，并在同一办公室任技术员，很有缘分。

他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他女朋友秀丽温柔聪慧能干，一个是设计院的才子帅哥，一个是设计院的院花淑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追求，加上同办公室朝夕相处，很快，他俩擦出了爱的火花，他们相爱了。

他们爱得很纯洁，爱得很深诚，爱得很炽热，爱得很甜蜜。

事业上，他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相互切磋，相互鼓励；她佩服他设计方案的大手笔、创意新颖、思维独到；他欣赏她细致入微，思考缜密，绘图精美；累了，相互给对方一个关爱的眼神，或给对方添加一杯热茶，都使对方倍感温暖；成功了，一起欢呼雀跃，一起举杯祝福，一同哼唱快乐的曲调，一起涌动喜悦的泪花……

生活上，他们互相体贴，关爱有加。她买来棉花布料专门给他缝制了棉坐垫，她挤出时间千针万线亲手给他织了毛线衣，她节衣缩食省下自己的饭票粮票补贴他饭票的不足（那时粮食不够吃）……；天凉了他会脱下大衣披在她身上，开水烫了他会吹凉了再递给她，天热了他会给她摇扇子（那时没有电扇），她病了他会守护身旁时刻不离……

他为她的美丽善良温柔贤惠而倾倒，她为他的诚实正直精明能干而陶醉。

周末和节假日，单工宿舍里萦绕着他俩的窃窃私语，月明星稀时湖边留下了他俩相拥缠绵的倒影，黄桷树瀑布充盈着他俩的嘻戏打闹，娄山关的崎岖漫道常有他俩出双入对，梵净山的奇峰峭壁留下了他俩搀扶攀登的倩影……

他为她亲手画了很多俏像，有侍女鹤立般的生活照、有伏案绘图的工作照，有多姿多彩的瞬间速写，他将这些画像挂在宿舍的床头案头，他对她说，他希望每天睡醒的第一眼就能看着她的音容开始美好的一天，希望每天晚上睡觉时能看着她的笑貌枕着幸福入眠。

真是天作一对，地作一双！情深意笃，日月可鉴！

当他俩即将登上神圣的婚姻殿堂时，厄运击碎了他俩的爱，厄运击碎了他俩的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阶级斗争，内查外调、大批判大批斗开始。冯一君被查出了家庭出身是地主子女的历史，于是，被划入“地富反坏右”，还被打成混入革命军队和革命队伍的“反革命”，接踵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关“牛棚”、批斗、游街。

冯一君虽然身陷囹圄，但她坚信他的清白与人品，她绝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她不离不弃，她奔走呼号，她苦苦哀求红卫兵们不要伤害他。由于与“反革命同流和污”，“阶级路线不清”，她也受到冲击，技术员职称被取消，沦为院里的清洁工。

她父亲是青岛市副厅级干部，她母亲是青岛某高校的讲师。她的父母本来很喜欢冯一君这个未来女婿。

但是，冯一君的“反革命”帽子可要祸害女儿，并且祸不单行，她父亲也沦为“走资派”被打倒了，也被关“牛棚”挨批斗。

为了女儿的前途不受牵连，为了全家不受牵连，她母亲赶赴贵州找冯一君谈话，求他放弃与她女儿的恋爱关系，求他不要影响她女儿的政治生命和事业前途，求他不要给他的家庭雪上加霜。

1968年深秋，云贵高原冻雨凄凄异常阴冷，阴霾的天似乎要压垮这浑浊的世界。已经关进“牛棚”近一年的冯一君，卷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闪现着与女朋友的朝朝暮暮、女朋友的音容笑貌、女朋友对自己的深情厚爱，闪现着女朋友为自己的忍辱负重、为自己而受迫害打击的一幕又一幕，冯一君痛彻心扉，那心比冻雨还要凉比天空还要阴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要他离开视入生命的女朋友，那真是生不如死；但是，自己出生地主子女的历史无法改变，自己无出头之日，她母亲说得对啊，既然爱她，自己被社会毁灭了，又何必要死死拉她殉葬呢！

为了保护心爱的女朋友，为了爱的无私，在牛棚里找不到刀子，冯一君毅然咬破指头，用血给她写了断绝恋爱关系的信，并从此强忍流血的心痛而不再理睬女朋友……

又苦苦挣扎了几个月，眼见冯一君离意已决，面对父亲被打倒全家陷入绝境的惨况，他女朋友心灰意冷，终于接受早年赴新家坡的一位父亲密友的帮助，望着冯一君关押的地方，泪眼婆娑，一步一回头，三小时才走完了到车站的三里路，随着列车的轰鸣，终于离开了她最爱的人，赴新家坡定居而去。

从血书“断交信”后的数月中，除被无尽的批斗、写悔罪书、非人的艰苦劳动改造外，冯一君总是一个人躲在“牛棚”角落里，手捧女朋友那张照片(就是现在保存的这张)，默默地看，呆呆地看，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泪眼朦胧，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当女朋友离境出国的消息传来那天，黑云压城，阴风怒号，牛棚似乎要压塌，世界似乎要压塌！他望着“牛棚”的窗外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眠，之后，他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了一场，然后目光涣散两眼发直地望着窗外大半天，终于，一阵歇斯底里的哀嚎之后，他时而大笑又时而大哭，时而大哭又时而大笑……。女朋友离去，冯一君心中的精神支柱坍塌了，冯一君终于疯了！一介才子终于疯了！

冯一君被遣送回乡，原因是“因病回乡疗养”。

1970年春，冯一君回到了家乡。他已经没有家，也没有亲人，我们相亲邻里接纳了他，先免费住社里的保管室，由于乡亲邻里的关心照顾，他的病情慢慢好转，生活能自理，也能参加社里的集体劳动了，他说不能老是拖累乡亲，不能占集体的便宜，坚决自己建小窝棚居住。几年来，他先后从事过修堰沟，打石头改田改土，到乡里学校挑大粪等农活，他干农活是最卖力的，最脏最累别人不愿干的活他都争着干，而且准能干好，所以，乡亲们都不嫌弃他。那时粮食普遍不够吃，但冯一君不缺粮，因为他严格按大约每年能收入多少粮食，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来计划安排粮食，无论多饿多累，他都绝不多吃半两粮食。冯一君平时从不花钱，衣服都是捡的破烂穿，但必须得筹钱买盐买油（买点灯的煤油，他从没有用过食用油），所以他偶尔要到集市去卖一点从口中省出的粮食，别人都是按市场价格出售，而他只按国家定价出售（国家牌价比市场价低数倍），他说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该卖“黑市”。

…………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实行第一次高考，我有幸考取师范学校外出读书了，与冯一君失去了联系。

…………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早已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双龙镇初中教物理课。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活，突然有教师喊我：“校长，有客人找你”。随后，进来一人，六十多岁年纪，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板挺直，穿蓝色长大衣，头戴鸭舌帽，围一棕色长围巾，足登黑皮鞋，面目清秀，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络腮胡子理得很干净，我们握手相互盯着对方打量了约半分钟，“啊！你是冯老师”！“是是是，我是冯一君，你已经是校长了呀”！呵呵，我们竟然像西方人一样，久久拥抱在一起，但西方人拥抱是礼仪需要，我们的拥抱却是自然感情的爆发。

冯一君给我介绍，他现在过得很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反革命”帽子揭了，邻县的城乡建设委员会聘请他做技术员，负责建筑工程及水电工程设计。他说，工资待遇不错是次要的，反正自己也用不了多少钱，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是最重要的。那次，我招待他大吃了一顿，还喝了酒（我平时不喝酒），聊了很久。

八十年代后期，我调到一所高完中先后任教导主任及副校长，又与冯一君失去了联系。

九十年代后期，我回家乡走亲戚，问及冯一君的情况，得知，冯一君已经逝去两年多，在邻县的乡镇企业局死于肺癌。

2014年2月1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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