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早生了二十年
进看守所已经几天了。到底是几天？霍喜焕自己也说不清楚。几天来，吃不好无所谓，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讲究吃的人；受同房间犯人们的欺负也无所谓，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讲究面子的人。真正让霍喜焕难受的是已经几天没抽着烟了。
这天，那两个态度一直挺好的年轻检察官来看守所提审他。他带着几十年一贯制的眯眼笑脸，张口就向检察官要烟抽。检察官也一脸笑容地掏出烟递给他，还为他点着了烟。
双方坐定后，这边问那边答，你问什么他答什么。都是一些在检察院已经问过答过的问题，所以很快就问完了，笔录随之也出来了。检察官和蔼地请他看笔录，他想都不想就说：“不用看，不用看。”“那你在每页上签上名字，按上手印吧。”霍喜焕照办。两个年轻的检察官把笔录在桌面上戳齐后放进公文包，起身要走。霍喜焕忙说：“你们别走，我还有个问题。”两人立在那里，以为他要揭发别人，交换了得意的眼神，其中一位客气地说：“你说吧”霍喜焕呵呵地笑了两声，说道：“你俩跟领导说说，我把事情都如实讲清楚了，钱也全上缴了，也该让我回去上班了。你们告诉领导：等我回单位后，一定好好为党工作，不再要别人的钱了。”检察官有些失望地说：“你可以这样想想。”转身就走了。霍喜焕还想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人家已经走出审讯室了。看守说：“回去吧，人家已经走了。”霍喜焕依旧眯眼笑脸，走在看守的前面，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呀？”边走边摇晃着他的眯眼笑脸。
听说过顺的，没听说过这么顺的：不到三个月，法院对霍喜焕的判决书下来了：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同被判决的还有他爱人马玉芹：犯受贿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霍喜焕的眯眼笑脸木刻式僵死在面庞上，让人看了有些难受。后经上诉，霍喜焕捡回了一条命，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霍喜焕的案子在边城一时间成了公务员们席间的谈资。那年头，贪污受贿一万元可以判一年，十五万就可以判无期徒刑。霍喜焕被法院认定的受贿额是五十万元。乍一听，最后判了个死缓似乎是法外开恩了。公务员们在席间从霍喜焕案子中却再次验证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经验，也有人感慨他身上那种说不清楚是可爱还是可悲的傻气。
霍喜焕是边城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的长子，从小脾气好，脑子也不笨。他上到大学二年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回到边城，被分配到一家商店从营业员做起。因为经常给商店的黑板报写点小稿件，被认为能写，调到局党委宣传部当干事。爱人马玉芹在一家食品厂当工人。当时两人的工资都不高，家里还养着两个孩子，生活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紧紧巴巴过得去。霍喜焕特别爱看电影。一次，马玉芹给他点零钱，让他去买瓶酱油。霍喜焕到了街上，路过电影院时就忘了买酱油的差事，花了两角钱买了一盒烟，又花了两角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在电影院里最后一排喷云吐雾地看起了电影。马玉芹见他迟迟不回来，知道他又去看电影了，虽然不高兴，也生不起气来。因为她知道霍喜焕只是爱看电影，并没有赌博、玩女人的毛病，属于可以忍受的范畴。马玉芹便打发孩子去买酱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家里的钱由马玉芹掌管。霍喜焕的兜里经常没钱可装，呵呵地笑着自语：“我的兜里比脸还干净呢。”兜里缺钱，烟就经常断顿。工作时间他愿意去各屋串门，许多时候他也插不上话，就眯眼笑脸地立在一边听别人海阔天空地白话。会抽烟的同事知道他干什么来的，大都主动给他递根烟。嘴损的边递烟边埋汰他。他也不生气，眯眼笑脸地伸手接烟，呵呵地笑着。有时候屋里没人，他会把别人丢弃在烟灰缸里的烟屁股收集起来，拿回自己的办公室，拆开烟屁股把烟丝归拢在一块，卷成细烟卷，自嘲合成牌的，供自己享用。
一年春天，局里组织干部到郊外山上栽树。霍喜焕弯腰扶小树苗时， 觉眼前一亮，定睛一看，是一支打火机在阳光下反着光。他捡起来看到和自己的打火机是同一款的，也不吭声，装进了胸前的上衣口袋里。不长时间，霍喜焕眼前又是一亮，又捡到了一支同一款的打火机。他还是不吭声，仍然是装进胸前的上衣口袋里。身边有人看到他两次捡起打火机，便在下山的路上逗他玩：“喜焕，你一上午捡了两支打火机，是不是应该见面分一半啊？”霍喜焕呵呵地笑着，不自然地说“都是我自己的。”那人说他：“你怎么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穗掉一穗的。”他呵呵两声，迎合道：“谁说不是呢，捡一个丢一个。”
那时，霍喜焕因为有大学文凭，已经当上了副科级的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下企业时，人们都叫他霍部长。他喜滋滋地说“什么部长呀，就是一个写稿的。”马玉芹也因为有大学文凭，被任命为公司工会副主席，正科级待遇，比他还高半格。在常人看来，霍家已经可以了。人不好的时候，啥也不敢想，人好的时候，越好越想更好。霍喜焕在边城有个大学女校友，叫李淑琴，才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两人都知道有对方这么个人，但没有什么来往。李淑琴命好，前几年市委换届，省委要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里面必须有一个大学文化的女性成员。省、市两级组织部门加班加点寻找这个人选。这时，李淑琴刚入党没两年，在一家公司财会科当副科长。组织部门经过反复比较综合考虑后，认为李淑琴相对是个合适人选。报经省里同意后，突击提拔李淑琴为公司副总经理。不到一个月，又任命她为市委常委，学习分管全市的财贸工作。一年半以后，上面又让她改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继续分管财贸口。霍喜焕起初对李淑琴的突然迅速提升没觉得什么，也没去想什么。架不住身边好心的同事隔三差五地开导他：同学校友是一项宝贵的资源，不用多可惜啊。久了，霍喜焕的心思就活了。
一次会议结束后，霍喜焕特意在李淑琴必经之道迎着她，主动自报家门，认校友。那天，女副市长的心情不错，认下了这个校友，留下了一句“以后有事可以找我”，就在一大帮官员的拥护下离开了会场。这次相认，让霍喜焕兴奋地像个孩子，天天晚上做梦都乐醒了。
几天之后，霍喜焕选在下午快下班，市政府大楼里人不多的档口，敲响了李淑琴办公室厚重的木门。里面的女主人没有搭理敲门人，大声地训斥着什么人：“妈的×的，我知道就是有个姓宋的经理，没起好作用，鼓动个体户来政府闹事。”霍喜焕听到里面的女人说话声音大，知道领导发火了，想走，刚转身，那扇厚重的木门开了，走出了三个男官员。这三人霍喜焕都认识，双方都愣了一下。三个刚挨了训的官员，肚子里窝着气，不愿意说话。霍喜焕因为是找市长办个人事，底气本来就虚，忽然遇见熟人，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呵呵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三人走远了，霍喜焕再次敲门。这次获得了里面女主人“进来”的口令。
没多久，霍喜焕十分低调地到市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上班去了。
两年后的一天傍晚，两个年轻的检察官因为半年来几个经手的案子都办不下去，不了了之，感到窝火，便到一家小餐馆吃自费餐。两个年轻人闷不吱声地喝着啤酒。不经意间，邻桌两位外地人的话音越来越清晰地飘过来。年轻人听力好，简单一捋，有用的只是一句话：本市口岸办的霍科长雁过拔毛，每次盖章都收黑钱。两个年轻人你瞅着我，我瞅着你，眼睛大了，眼睛亮了，酒也不喝了，把饭钱丢在桌子上就走了。
有单位有姓有职务，要找到这个人太容易了。第二天上午，两个年轻的检察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了霍喜焕的办公室，把他请到了检察院，谁也没想到，刚一切入主题，霍喜焕便一五一十地把收人钱财的事儿全讲出来了：“我每次收人家钱的日期和数额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钱都在我爱人手中保管。我们一分钱也没花。你们要不信，可以问我爱人。”检察院的人到霍家搜查时，马玉芹也非常配合。人证物证都能证明霍喜焕说的全是实话。霍喜焕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每盖一个章收五十到几百不等，很少有上千的时候，但是积少成多，竟累加出五十万来。
霍喜焕、马玉芹两口子压根就没过过好日子，钱多了便不知道该怎么花了。两口子把收来的小钱攒成了大钱。和霍喜焕在一起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没什么心眼。其实，马玉芹也没聪明到哪儿。马玉芹对霍喜焕说：“这钱咱先别花。有人问呢，咱就都交上去。时间长了没人问呢，就留给两个孩子将来结婚用。”可结果呢？用咱老百姓的话说：钱还没捂热呢，人就进去了。
霍喜焕在狱中服刑没几年就毫不意外地得了肝癌。这时候外面的形势也在发展，贪污受贿几百万上千万都判不了死刑了。人们开始同情起坦白从严的霍喜焕了。有人说：“他呀，就是早生了二十年。要是放到现在，还算个事吗？”霍喜焕得了肝癌后，在狱中难以得到正常治疗，出来治，家中又真的没什么钱了。到了癌症晚期，检察院、法院、监狱三方主动安排他“保外就医”，不久死在狱外。
二〇一四年春节期间，霍喜焕的小儿子参加同学聚会。李淑琴的前女婿在席间抱怨：“这年头卡不让收，礼不让收，福利不让发，这日子还能过吗？”霍喜焕的小儿子看不惯李淑琴前女婿的德性，不给面子地送上一句话：“你们公务员的日子都没法过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那不都得要饭去呀？可以了！”旁边的一位女生不高兴了：“都说什么呢？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高兴的吉利的话，啊？！”这一声“啊”，弄得全桌静默了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