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王安石变法
冷观王安石变法
佚名
历史上的变法、改革很多，像王安石变法这样出名者不多，例如：商鞅变法。其实，每次改朝换代，新国王或新皇帝都会作政策调整，只是幅度很小或者涉及面不大，就没有冠以“变法、改革”而已。每个朝代都有律法，而且不相同，就是根据统治需要作政策调整。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新国王或新皇帝作政策调整，往往根据民心背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统治需要。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改变时，例如：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变法就是改变生产关系，用地租剥削取代奴隶剥削，因此能够解放生产力。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等等就是如此，因此这个诸侯国能够迅速强盛，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出名，还因为“马列经典作家曾经评论过王安石”。但是，1.马克思从来没有评论过王安石，说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没有根据的。2.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点把中国带入资本社会”，但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提出过“土地收归国有”。当时，中国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宋朝乃至元、明、清仍然是封建社会。清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导致清朝灭亡。
旧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被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安石变法并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巩固封建社会。1067年，20岁的赵顼继位，成为北宋第六任皇帝，次年改年号“熙宁”元年，故王安石变法被称为“熙宁变法”。当时社会状况如《宋史•食货志》所言：“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也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赵顼父亲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库收入4400万，支出880万。熙宁年间，国库收入5060万，支出也是5060万。宋神宗赵顼面临“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危局，焦虑可想而知。支出增加的原因：1.北方辽夏威胁，长期战事，不但军费支出庞大，而且每年给辽国、西夏送“岁费”，换取和平。“岁费”还年年增加。2.人口增加，宗室蕃衍，吏员岁增，募兵益广，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广增”。3.宋朝制度“中书省、枢密院、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各自为政”。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百姓早已贫困，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明知此情而无法抑制；皇帝为了消减“相权”，不肯改制。
熙宁年间国库收入增加，本身就是加重人民负担的结果。因此，宋神宗多次对大臣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于是他想到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的动机：1.治国安邦，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2.变风俗，立法度。3.增加国库收入；4.减轻人民负担。新法包括：1.救济农民的青苗法、水利法；2.治理财政的方田法、均税法；3.两者兼顾的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4.整饬军备的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设想很好，如能不走样实行，可以富国强兵，重振朝纲。结果却阻力重重，适得其反，一败涂地。为什么呢？
一、用人错误。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是吕惠卿、韩绛，而吕惠卿是二号人物。
吕惠卿在变法期间，曾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并兼经筵馆阁、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司农寺、国子监、军器监主管官员，还任过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和宰相府都检正，后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司马光谏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司马光又贻书王安石曰：“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右司谏苏辙条奏其奸曰：“惠卿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强佷傲诞，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擿教导，以济其恶。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无噍类矣。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昔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故曹操、桓玄终畏而诛之。如惠卿之恶，纵未正典刑，犹当投畀四裔，以御魑魅。”可见，反对变法者都认为吕惠卿是“奸邪”小人。
其弟吕升卿无学术，引为侍讲。又用弟吕和卿计，制五等丁产簿，使民自供首实，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隐匿者许告，而以赀三之一充赏，民不胜其困。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上下骚动。
吕惠卿为独揽大权，竟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郑侠疏惠卿朋奸壅蔽，惠卿怒，又恶冯京异己，而安石弟安国恶惠卿奸谄，面辱之。于是乘势并陷三人，皆获罪。安石以安国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王安石罢相后又复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将王安石私信抛出，其中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从此告别政坛。“始，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虽章惇、曾布、蔡京当国，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转徙外服，讫于死云。”
王安石退出政坛，吕惠卿横行霸道，韩绛为相不能制，还因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变法怎能不败？
二、念歪“好经”。新法要官吏实行，但是，官吏为了私利，故意念歪。
以青苗法为例。这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民众利益的方法。春天是农民青黄不接之时，以往农民向富户借高利贷，等夏收秋收后还贷。如果天灾，农民只能卖田还债，造成土地兼并；一般也就是被盘剥而已。青苗法由国家向农民低息贷款，秋后还贷，以“催兼并，济贫乏”。这样，既免除农民被高利贷盘剥，又增加国库收入。国家的低息贷款实际是用出卖粮仓陈米获得，这样还有在青黄不接之时平抑粮价飞涨的作用，既救济农民，又减轻农民负担。所以，王安石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王安石规定年息二分（已经很高，但比高利贷要低）。结果地方政府是：春季放贷，半年收回，利息二分；秋季放贷，半年收回，利息二分。这种由官府垄断的放贷，因执行不一，最高者竟然达到年息二分的35倍。而且，贷款手续繁琐，道道手续要交“好处费”。由于中央向各地下达放贷指标，地方官员就强行摊派、层层加码，成为“奉旨贷款”，即使富农、地主也得贷款，否则就是抗旨犯法。地方官员借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百姓负担反而加重。
几乎所有新法结果都适得其反。朝廷要征兵，贪官污吏就收征兵费；要办学，就收办学费；要剿匪，就收剿匪费……风过留痕，雁过拔毛。变法后，宋神宗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建库房。司马光说：“不取诸民，将焉取之？”结果，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东明县一千多农民进京上访事件，在王安石府前闹事。
一个被王安石嘉奖提拔的城门官郑俠，为拯救黎民，三谏上呈神宗帝，使其不得不废除“青苗法”。熙宁六年三月，正遇久旱和蝗灾，加之地方以青苗法为辞，加倍剥削农民，民不聊生，大批农民破产，到处流亡乞食，每日都有不少流民涌入京城。郑侠在城门上见此惨状，又想到王安石不会采纳异见，于是采取“画谏”的办法，把每日所见到的情形，画了《流民图》并附上《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书谏），奏章声称：“为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已旱九个多月，怎能保证十日内会下雨呢？这是冒死进谏，即尸谏（“文死谏”）。最起作用的是流民图。史载：神宗大为震惊，“反复观图，长吁数回，竟夕不寐。”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对于人怨天怒，神宗动心，次日即下旨开仓救济灾民，废除被地方官篡改的“青苗法”和清理军费等十八项措施。事有凑巧，三日后果然大雨，民间欢呼相贺。久旱必雨虽然救了郑侠一命，但依然被权臣们治以“擅发马递”罪，流放英州（今广东英德县）编管（管制）。
三、划线站队。当时，凡是对变法提出不同意见者，都被作为“保守派”、“顽固派”排斥、打击、清洗。不管白猫黑猫，赞成变法就是好猫。结果，如吕惠卿那样心术不正的小人被重用；而大批有才有识之士被排斥，例如：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还有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等，人才济济。
其实，这些所谓的“反对派”，只是不同意见而已。他们也认为要改革，例如：司马光的“屯垦戍边”就是一举四得的改革方案：1.农民有地种；2.国家有边防；3.平抑河东粮价；4.不用远运军粮。又如：枢密使文彦博与庞籍（司马光的恩师）冒死改革军事制度；韩琦与范仲淹（范纯仁的父亲）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新政”，比王安石变法要早。南宋•陈良说：那个时期的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但是，王安石变法后，他们统统被列入保守派。
四、一意孤行。当新法被地方官篡改、歪曲产生恶劣后果后，王安石独断专行。
熙宁四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民众为规避保甲法，竟然有人“截指断腕”。宋神宗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不顾一屑答：就算靠得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民心民意无足挂齿。
朝廷大臣中，韩维、吕公著原是王安石的靠山；文彦博（时任宰相）、欧阳修原是王安石的荐主；富弼、韩琦原是王安石的上司；范镇、司马光原是王安石的朋友。结果他们都被排斥、打击，与王安石分道扬镳。王安石听不得不同意见，处于“众疑群谤”之中，结果是众叛亲离，后来退出政坛，更成为孤家寡人。
王安石对于大臣们的诘难，咬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主义）还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王安石变法还搭上爱子王雱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最后一个免役法被废除。一个月后，“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王安石郁病而死。王安石死后改革派人员有的被贬，有的被流放，有的入狱，改革活动跌入低谷。直到宋哲宗长大亲自执政后，开始启用继承王安石遗志的变法派领袖章惇为相，变法才重新燃起火光！然而，因保守势力实在太大，宋哲宗年纪轻轻便悄然离世，再加上变法派内部人员争权夺利，间接导致章惇维系变法的失败！章惇死后，王安石变法才彻底宣告失败！
五、神宗无能。中国历史上，死后庙号“神宗”有两个：宋神宗和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意思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明神宗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在位后期三十年不上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纵情于酒、色、 财、气。荒怠情形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爱好抽鸦片烟、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的朱翊钧，怎么与大刀阔斧支持变法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呢？大概是变法一败涂地、对西夏战事次次惨败。
六、标本不辨。治国与治病相仿，要辨证施治。标和本要搞清楚。新法注重治标，却不治本。例如：风寒感冒如用大量清热药，反而起反作用。
《宋史•食货志》记载，变法之初司马光对宋神宗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这些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方法问题。社会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制约，不可能飞速发展。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的基础就是封建制度。新法不涉及封建制度，一味要增加国库收入，结果必然增加百姓的负担。变法后，宋神宗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建库房。司马光说：“不取诸民，将焉取之？”而百姓不堪负担，流离失所，结果是天怒人怨，人神共愤。所以，变法失败是必然的。
其实，反对派并不是奸佞小人。司马光只反对新政，不否定王安石的人格：“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死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建议朝廷厚加赠恤： “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苏东坡在王安石落难时写诗给他：“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在代宋哲宗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政敌王安石为“稀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成“大奸大恶”、“熙丰（熙宁、元丰是变法时的年号）小人”被千夫所指，一个成“元祐（宋哲宗年号）奸党”（人数多达120-309人）被后世唾骂，而北宋王朝也与他们同归于尽。正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
作为变法总设计师的王安石没有私心，为了抑制富户奸商，获得国家、人民双赢，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假如王安石是为了翻案，是为了官二代暴富，是为了结党营私，是为了独断专行，这个变法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形象呢？20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