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琐忆
懵懂里，不知不觉小学就读完了，糊里糊涂就上了初中。小学毕业上初中，没有升学考试，除了所谓的“政审”，只要你还愿意读书的，上初中是碓窝子里放鸡蛋——稳当当的事，所以，也不怎么特别的兴奋。
学校就在我们村里，那时叫生产大队。学校坐落在一个叫金竹园的地方，枕着山，踏着河，风水好着呢。学校的房子和农家一样，土墙土瓦，木门木窗。楼上住老师，楼下做教室。除了宽大的操场，比较扎眼的是操场上的篮球架。其它的，和房子阔绰一点的农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小学和初中在一起。上初中，同学还是原来的同学，照样没有课本，不过是调换一下教室，更换几位老师而已。
初一的语文老师姓何，矮胖白净，四方脸，四十来岁，常年留着个平头。他是一个很阴沉的老师，整日板着个脸，像是我们欠了他什么似的。说话阴阳怪气的，举手投足，让人觉得挺别扭，给人的感觉很怪异。后来，在影视里第一次看到太监，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就是他。这样写，我只是实话实说，丝毫没有半点不敬的意思。
数学老师姓刘，兼着班主任。她是一位留着短发的女老师，四十来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颇有点男性气质。但她似乎出身不怎么好，我好橡记得何老师在和她吵架时，骂过她地主婆，她很伤心。或许是做了母亲的缘故，她也把我们当成了她的孩子。
没有课本，语文课就学习《毛泽东诗词》。何老师把诗词一句一句抄在黑板上，然后逐字地教我们读。那时，白纸很稀缺。因为没有作业本，白纸也买不到，我们没法做笔记。好像当时也没有做笔记这个概念。姓何的老师，不知道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读诗带点吟唱的味道，怪怪的，挺好玩儿。我们也就怪腔怪调地扯着嗓子跟着读。他手里时常握着一根两尺多长一指粗的竹鞭，在教室里转着圈的漫步。谁读书不卖力气，竹鞭就会啪啪地轮在谁头上。因为怕受皮肉之苦，我们大家都争相卖力地读。常常读得口干舌燥，直作干呕。心情好，他也讲诗。只是因为他声音冷冰冰的，瘆人，他讲了些什么，我似懂非懂，始终没有听明白过。但是，《毛泽东诗词》却在无意中，一首一首被我记在了脑海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打小就爱胡思乱想，喜欢提问题，恰恰何老师最讨厌这个。招来无数次白眼和无趣后，我只好按我自己的意愿去解读《毛泽东诗词》。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东西，真亏我那时能够想得出来。毛主席老人家如果活着知道有这样读他诗词的，怕不要被活活气死。但囫囵吞枣也并非一无是处，消化的过程虽然长了一点，但反刍之后营养却一点也没被糟蹋。到了现在，我依然还保持着一定想象力，与这样读书或许不无关系。我甚至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少想象力，责任在我们语文老师，好心办了坏事，我们实在讲得太多讲得太透了，没给学生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
一到农忙，我们就整日整日地跟着老师去支农，从一个生产队辗转到另一个生产队。我们大队有十一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去过。积肥，春耕，夏收，秋收，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帮忙。家底殷实、厚道一点的生产队，有时还安排一顿午饭。那种大锅饭，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吃起来特别热闹，特别有滋味。当然，我们劳动起来，就更有劲，更卖力，生怕对不起那顿饭。
支农，与其说是劳动干体力活，倒不如说在劳动中学习。一群小屁孩，重农活拿不起，技术农活做不来，帮的忙其实很有限。生产队愿意接纳我们这些学生，恐怕主要是支持学校工作，再可能看中的就是我们这些学生能够给将要掀起高潮的劳动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能够给沉闷繁重的劳动带去一点生气。
劳动，单干的时候少，集体行动的时候多。虽然每人每天也有定量，超额完成会受到表扬，但完不成除了挨几句批评，也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老实说，我是一个怕吃苦的人，有点偷奸耍滑。遇到重活、苦活，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开了，就磨洋工。好在班主任刘老师罩着我，让我以班干部的身份记记账，或是负负责。只要是刘老师带队，我就吃不了亏。但何老师带队，我就没有那么滋润了。他总是事事盯着我，事事针对我，鸡蛋里挑骨头。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里的老师分成两派，何老师和刘老师是死对头，针尖对麦芒。就像那时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因为刘老师偏爱我，何老师就要千方百计对付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幸好除了有点好逸恶劳，其它方面都出类拔萃，和同学关系也处得不错，何老师虽恨得我牙痒痒的，却也拿我没办法。即使他为了整我，故意派重活，我的那些同学也都愿帮我。因此，无论怎样苦的劳动，我都做得比较从容，比较愉快。
劳动是辛苦的，劳动也是自由快乐的。田边，地头，灌木丛中，有不少的野果子。春天，可以拔茅针，摘酸泡，采映山红。酸泡中，有一种马奶子，个大，酸甜甜的，味道像草莓。秋天，可吃的就更多了。八月瓜，地瓜子，野葡萄，野荔枝，板栗……有一种八月瓜，长在悬崖上，成熟后，汁液喝起来像椰子汁，别提那味道有多美了。
那时，我们男生最爱玩的一种游戏是下乘三棋。找一块干净平整的石块，划好棋盘，用石子、草茎做棋子，就可以捉对厮杀了。女生，则三五一群，玩抓子，或说女儿家的私房话。小孩子，即使累，那疲劳也像潮水，来得快，也去得快。
除了支农，学校在山根脚开辟的也有几十亩荒地，每个班都负责的有好几亩。耕田，播种，锄草，施肥，收割，都是我们必修的功课。可以说，我有限的生产技能，都是在那一阶段掌握的；有限的生产知识和经验，也都是在那一阶段积累的。这，使我受益无穷。对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教育理念，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这十年，我们其实应该好好反省，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
除了家里确实很困难需要劳力的，很少有人厌学，就更不用说退学、辍学了。我们不知课业负担为何物，也不知升学的压力是什么玩意，浑浑噩噩，却快快乐乐。未来对我们来说，还很模糊，想象大抵也就是像父母亲那样过日子。遇到搞工作的，也产生羡慕，但知道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就从未多想过。少不更事的年月，我们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童年、少年谈不上幸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年少我作主，是实实在在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即使到了现在，回望那段岁月，我也不知道是该说幸运还是不幸。即便如此，我们六十年代生人，依然支撑起了我们应该支撑的时代，前不逊古人，也后不输来者。因此，反思那个年代的基础教育，或许并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
到了初二，何老师调走了，新分来一位姓万的男老师接替了班主任。任课的老师，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从万老师的讲述中，我们开始知道还有两门叫物理和化学的功课。开学不久，还发了语文、数学课本，是棕色牛皮纸印的。有的字迹清晰，有的字迹模糊。数学上，有方程，有几何，我们都感到很新鲜。虽然还要支农，但知道了读书要考试。而且，第一次听到“高考“这个词。我们便在万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读书，正儿八经地学习起文化知识来。
两年的初中，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度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