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夹边沟》
夹边沟，曾经、苦难
——读《夹边沟记事》有感
成长在柔和的岁月中，风云际会的过往如同一片随风而过的云朵，赋予在人群印迹里的灯光交错着濒临风口的不可磨灭。若隐若现的点缀，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以一抹九死无悔的傲慢依偎在死亡的肩头沉睡，或许，距离愈远，那一段隐匿在瀚海里的故事愈只能称作一种闲暇之余的悠然谈资，其所镌刻的切腹之痛远远滞后于丢失一分钱所深携的歇斯底里。读《夹边沟记事》之前，我纯粹地只因其封面上黯淡的苦涩所吸引，可惜，丝毫不曾勘破厚厚书卷中一丁点隐匿的“秘密”。
走近《夹边沟》，便是将记忆扩展至最艰难、最困苦、最可怕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亦是将一汪深渊的悲悯浇铸在“右派”铭心的伤痕上。在《走进夹边沟》中，我窥探道，“在那个食不果腹、青黄不接的年代，为了帮助党塑造新风，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突然，不明白在狂热地倡导向上级机关提建议的同时，为何有作风问题的秦高阳县长将提出建议的下级“清官”祁殷泉定为“反革命的右派”，并毫无依据地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当“一部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告诫在漫天的哀鸣中辩驳时，我驻足在《一号病房》的门前，怀着深切的情愫凝视着在冰冷窑洞里的那群“反革命右派”，其实，对照于处庙堂之高的官员们而言，这一声声濒临死亡边缘的呻吟才是真正拯救国家的流水琴音。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具有高智商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理性辨别的官员，而他们被判定为“右派”的原因，在如今的“言语禁忌”看来，愈加地匪夷所思。去看一看！1958年，在金塔县的县政府研讨会上，秦县长音韵铿锵地说道，“向上级政府报告，我县亩产土地六百斤”，然而，听后的张县长则郑重地劝告，“去年我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我看，还是向上报三百六吧！”，随后，一纸诉状将“无知”的张县长革职劳教，并“发配”到夹边沟农场来改造，而那张革职书上仅仅有四个字，“保守、右倾”。终于，我理解了一个不知名的右派若有所思地说，“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着别人也照着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不长啊！太阳啊！不属于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听着听着，我的想象力早已突破了极限，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依旧未曾忘记，文中在谈及曹禺的《日出》时，“右派分子”陈毓明悄声地问，“《日出》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话剧……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而作为旧社会的大学教授，新社会的阶下囚的张继信则言道，“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进步话剧，可现在说出来则不妥当了，莫谈国事！莫谈国事！”。然而，在那一段死亡频发的三年里，又有多少“右派”不是因谈及国事而判刑！又有多少“反革命”是为国家的长久发展因进言而获罪的呢！最后，荒漠滩上再也听不到这群“右派”们慷慨激昂地“谈报国，歌劳教”了，他们只有饥寒交迫的失眠，只有生死一线的挣扎，只有默默无言的噙泪，不久，他们的影子消失在一片夹边沟的阴翳里，在对面的悬崖边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满是月影朣朦的无可奈何中。
厚重的《夹边沟记事》承载了一份浓厚的忧郁，从毫无征兆的开始到出乎意料的结局，从《走进夹边沟》到《告别夹边沟》，在漫长的期间里，我认识了夹边沟的人，清楚了夹边沟的事，更参悟了当时夹边沟所代表的“新”中国。“冤未平，人已尽，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这是和桑为悼念在夹边沟死去的丈夫王景超所抒发的《水调歌头》。当灵魂不解地读过后，我看到了不止一个“和桑”在那晃癫张的岁月里失去了同为革命奋斗的丈夫，正如《驿站长》的主人公王玉峰，那位像普希金小说里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的老者，不由自主地念叨，“我向来拥护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亦然，但是，想不到最后竟然落到这种地步，真是上辈子所做的冤孽啊！”……零星琐碎的故事仍在在记忆中清晰如画，可惜，许多细节早已被前一秒的光阴所掩盖，而这似乎比戈壁滩上的风沙掩埋死人还要容易，“嗷”，一声长鸣响彻了黑暗的呼唤，光明走远，被赠予的黑色双眼亦是注定了黝黑的晦暗，我知不道这声长啸是被夹边沟死尸所喂养的狼群发出的还是我无法置信的心脏所发出的呢。
伴随《夹边沟》久了，便知道了一些以前的常识，譬如当人眩晕达到三次时，这便意味着死神在向你招手。于是，我悄悄地计算着这群人与死亡的距离。可是，“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何为礼貌，何为同情，何为仁义道德，都消失殆尽了，都抛却到爪哇国了“，终于，我明白了什么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也许是垂死的狰狞，也许是饥寒的蹂躏，也许是人食人的惊恐！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一幕灰暗的阴霾下，我结识了数不尽的《牛虻》中亚瑟式的人物，有从夹边沟农场逃亡出来的高明义，有为丈夫收拾尸身的上海女人顾晓云，有憎恨月亮却同情同伴的徐霞山……自然，更记住了那位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骨头”俞兆远的那句至理名言，“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末端，我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什么是真正的“患难见真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哀然，合上《夹边沟记事》的书页，最让我不解的是在《李祥年的爱情》中，充满高度革命热情的街道主任李母对逃跑归家的儿子的劝说，“儿啊，要好好接受改造！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难怪忍受三年煎熬的李祥年溢满哀怨地吼道，“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门，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我时常在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疯狂的年代能让一位具有崇高道德的母亲遗忘“虎毒不食子”的箴言而选择让儿子去接受地狱般的折磨呢！或许，文中李姐的解释亦是答案，“我怎么知道你在夹边沟受了这么多苦啊！”，此刻，我不禁失声大笑，“一个政党能把底层民众迷惑成一群像对耶和华终生膜拜般的“基督徒”，让他们在大灾大难面前，在风雨交加中，坚定上帝保佑、政党保佑的“真理”，这绝对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愚弄！而在这种深邃的伎俩下，恸哭流涕的则是一群白痴般的底层群众。”
远方，我望见一群甘愿奴役的“羔羊”，“奴性”再一次让我念想起姜戎的《狼图腾》。在夹边沟农场，“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的，绝大多数宁愿忍受死亡的降临而不跑的原因，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整错了，组织会很快为自己平反。同时，在这群人潜意识里，劳教是组织在考虑他们，看他们对党是否忠诚，如果逃跑了，便是对党的不忠诚，便是背叛革命，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杨显惠对右派们“虽死而犹未悔”契合的原因。然而，一如既往地判定他们是“右派”，但是从不存在逃亡的动机上看，即使是那时的“高官贵爵”，似乎仍旧抵不过他们对党的忠诚。嗟乎！他们始终不是一棵棵顽强的“沙枣树”，当饥饿与寒冷同时侵袭时，在死亡的鬼魅面前，他们唯有束手待毙。夸张地想象，无助地同情，问苍天，“如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泱泱大国的国土时，这种精神支柱全然是一种抵御外悔的浩然正气，那么，倘若行至“荒谬”的反右整风运动，这种力量到底是一种值得褒扬的忠诚还是一种值得可悲的愚忠呢？”，作为一个去过岳王庙的行客，无知无觉间，我看到了风波亭上的岳帅，回顾北望，更看到了那位在刑场上忍受凌迟之酷的袁崇焕……
悲叹啊，悲叹！书友说，“在一片繁华的景象下，不知道又有多少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垂死挣扎！”，右派！左派！这些罪恶的余孽依然在如今的时代嚣张宣泄，但是，微渺的我不在乎谁与谁的争名夺利，不仅是源于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人”，更是如一位老师所言，“底层民众从未在乎过谁是掌权者，他们的目标很简单，生活安定，吃好睡好，仅此而已”。
什么顾炎武的论调！什么“赴京赶考”前的窑洞论！什么“中国梦”的三大“自信”！我一向极端，惟愿依旧极端下去……
夹边沟，现实、苦难
——读《夹边沟记事》再感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西望峪关四十里，难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王永兴《怀乡思亲》
一首浅短的诗赋向世人倾述着夹边沟的艰难，挥手自兹，我注视着那一段历史的由远及近。《夹边沟记事》，一张仿若秋后枯叶般的封面让涉世未深的我原以为是一本虚拟的悲情小说，接着，当我怀揣着一帘恢宏的想象力读完这本艰难洗礼的书卷时，我才发现这竟然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集，而是作者杨显惠历经长途跋涉、收集史实素材而自写的小说体记事文集。其中，极其令我无法置信的是，这种血淋淋的历史竟然真实地存在于我们如今生活的土地上，不时间，我不断地衡量着，“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论及《夹边沟记事》的写作方式，我不禁眷恋起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辛苦旅程。当这些精粹展现在尘世面前时，无疑为世人的绚烂思量蒸腾一泓美丽的彩虹。只是，除了流畅的文笔，我甚为欣赏作者们创作的征程。杨显惠采访夹边沟幸存人员后编写了《夹边沟记事》，余秋雨踏遍世界名胜而成《文化苦旅》……，为此，当一曲高山流水的琴声首次响彻在寰宇间时，还原于时空的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真实感。而对于一网真情惬意的深陷，向来喜欢沉溺在歌赋文雅里的我确是感触到一份前所未有的悸动，在左右摇摆中，我因真实而感动，因真实而恐惧。
“世事变迁，命运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控的”，时为夹边沟“右派”王永兴的父亲说道。可是，人所能掌控的事情又有什么呢！幸好，万物未因变迁的岁月而凋零，星光未因多舛的命途而黯淡，“生命是脆弱的，亦是顽强的”，脆弱的人们忍受着粮食定额的饥饿，衣着单薄的生存在零下四十度的戈壁滩，有的人一睡不醒，有的人奄奄一息，有的人挣扎地推开死神，有的人……
此刻，我不知道用怎样的一个字眼来描述那一抹真实的存在，更无法用一种凄惨决绝来描绘我读后的嶙峋。然而，记忆却延伸到他们获得解放的那一天，1961年1月31日，当负责人告诉他们要离开夹边沟返回原单位时，所有病房传出的那一阵阵低沉而像海啸般的呼号声。不敢回忆，生活在夹边沟的每一天，他们有干不完的农活，有耕不完的土地，有磨不完的面粉，想象他们的双手是那么地粗糙，那么地丑陋。可是，许多人清楚，倘若回到整风运动之前，在这群顽固分子当中，有的人有讲不完的课程，有的人有谈不完的艺术，有的人有学不完的知识，追讨更遥远的以前，我知不道这群幸存人对经历夹边沟改造后有多少感慨，又有多少无奈。如今，往事俱已矣，“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王永兴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质朴的书写，略去的抒情，这可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啊！
回忆《夹边沟记事》，我只用短暂的三天读完了厚厚一本“苦难”，而其中的深意则须要我用一生去领悟。在记忆犹新之际，突然明白了：在生活富裕的今日，为何祖父母这一代人依旧省吃俭用；当我们恣意浪费食物时，为何他们总是看不惯我们的肆意而为。午后，问及祖父有关于发生在困难三年的故事，而这个问题似乎提起了祖父极大的兴趣，他告诉我，“那三年是你们这一代人和今后的人无法想象的，那时，一句疯狂的口号便能真切地反映这个事实，“早晨三点半，晌午三送饭，下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干”……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的谈话在悄然间绝迹了。其间，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是祖父的遗憾，“我这一辈子虽入过党，但从未是共青团员。因为当我十六岁在做生产队队长时，有一次，队员问我将怎样处理掉地上的玉米粒，我答道，‘还能怎么办，拾起来吃了它就完了呗”，而正是源于这一句，当被人揭露后，称我‘具有自私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撤销入团资格和生产队长一职”。听后的我深陷一种不知所措的纠结，对于现实，我实在未曾预料，“那一段历史距离我那么地近！”。
不知源于何种原因，我的脑海闪现殉葬品一词，而这一词可否用来描写《夹边沟记事》的根源呢？我不清楚，或许，我本身亦是一个殉葬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