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工父亲

我的矿工父亲

李政

1997年11月5日。

那个日子，我永远刻骨铭心。那天，下着小雨，夹杂着雪花。父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工作生活的矿山。他走得那样匆忙，那样眷恋，甚至连多看一眼都没有。

十五年后的今天，又下起了雨夹雪。望着窗外飘飘的雪花与满地的黄叶，无数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翻腾。父亲那瘦弱的身影，淳淳的教诲，忧郁的面容，…… ，不禁使我掩面，让我在愧疚中煎熬。

我的父亲1937年出生在山西晋北的一个贫苦农家，兄妹五个，排行老三。二伯早逝，伯父有病，和叔父一样，青年伤妻，一直没有再婚。姑姑在逃荒时留在了口外。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父亲的肩上，他十二岁下井背炭，二十一岁在离家八十公里外的煤矿当了工人。为了照顾一大家子，把母亲和我们兄弟留在了村里。加上叔父膝下两个孩子，我们兄弟九个。由于困难，母亲把六弟送了人。家里全靠父亲的工资和叔父种地维持，母亲负责照料我们十几口人，农忙时带领一群孩子协助叔父在地里干点农活,父亲则每月只回两三天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我四岁时和母亲去矿上探亲的事。记得那是一场午后的大雨，使我迷失了方向，边哭边走，越走离家越远。最后好心的矿工把我抱到了职工食堂，一路找来的父亲，浑身雨水，连把伞也没打，他一边抱我，一边向帮我的伯伯致谢。记得那时的父亲，非常英俊、高大，脸上白白净净没一根胡子。当我大了的时候，才知道父亲个头并不高，反而比较瘦弱。

父亲去世十五年来，父亲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愈清晰。不知怎的，如今越来越想父亲，梦父亲。梦里和记忆里的父亲，还是穿着中山服、戴兰帽子的模样，还是满脸严肃。那是因为他去世前的十多年，大部分是那身装扮。父亲在世时，从不买衣服，也不让我们买。或是工作服，或是我们替下的。即使工作服，也要省出来分给叔父。一件衣服他夏天穿单衣，冬天套上棉袄穿，直到穿烂为止。那件灰色的卡中山服，就是我工作第二年替下的。父亲没我高，又单薄，那件中山装本不适合他，又肥又大，穿着它父亲分外消瘦。但他总是说：“这挺好，这舒服，穿惯了”。我们知道，对于父亲，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省钱。

我的父亲没啥文化，但喜欢读书，更喜欢读书人。他小时候一共读过四年书，文化知识全是靠工余时间自学的。那时的学习途径，主要靠报纸、有线广播和工友间互学。父亲从掘进、回采、到后来担任调度室的调度员，与他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他字写的好，还兼做工区一些记工、统计、开支的等工作。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重视，非常投入。记得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正值文革期间，成天学工学农，参加各种运动，很少上课，甚至连正式的课本都没有。父亲把单位的旧报纸攒起来，每月给我背回来。旧报纸是我当时唯一的课外读物，看报养成了我的读书习惯，开阔了我的视野。受父亲的影响，我喜欢读书，非常羡慕矿上的工程师，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工程师。

父亲不抽烟，喜欢喝点酒，喜欢下象棋。由于经济和时间原因，他从不买酒，也很少下棋。退休后的几年，我们买的酒，他每顿也只喝两盅，从不贪杯。父亲爱吃面，尤其爱吃手擀面。他吃面的时候，常常满头大汗，湿透了的内衣紧紧地贴在了身上，吃饭时脖子上有时还搭块毛巾。现在想起这些，我心里老在隐隐作痛，非常后悔当初没多陪他喝盅酒，替他檫檫那背上的汗，甚至连盘棋也没和他下过。父亲不爱照相，每次照相都说他不喜欢，要我们照，要孩子们照。去世后居然找不到一张他的个人照，只好从大家的合影中剪出他的头像，才做成遗像。现在看来，他是怕花钱，并非不爱。

父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对爷爷奶奶的孝行和对我们的严格。父亲平时说话慢言慢语，举止很有分寸，决不说大话慌话，在我们面前，更是一脸严肃。很少逗我们兄弟玩，从不把对我们的爱露在脸上，我甚至没记住他开心笑的样子。父亲每月回家，在院外就喊上妈了，连邻居们都知道他回来了。拿回来的好吃的，一定是先让奶奶爷爷吃，然后才给我们。小时的我们既盼父亲回来，又怕父亲回来。父亲回来的日子里，大家非常小心。尤其二弟，顽皮不爱上学，常常是父亲回来了，他藏了，父亲走了，他就出现了。我听话，又爱学习，很少惹父亲生气。四弟最实际，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就赶紧跑开了，父亲很少打上他。三弟做错了事，嘴还硬，挨打也不跑。记得他最后一次挨打，是他因为头疼不念书后，在父亲矿上当了烧锅炉的临时工。有次从锅炉房拿回一根木头，父亲发现后逼他送回去，他不肯，还顶嘴，父亲一气之下动手打他，三弟气不过报名当了兵。从那以后，三弟再没让父亲生过气。他一下成熟了，后来入了党，复员到铁路工作。其实，父亲动手是吓唬我们的，他和别人脸都没红过，更别说打人。生了气的父亲，总是皱着眉头，不断地叹息，是我们不懂事，最后受伤害的是父亲。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爱，粗犷中带着细腻，实在中显得厚重，只能慢慢的回味。1978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重点班，那时每月二十八斤粮，细粮比例很少，一周只有一斤馒头，有时不够一顿吃，其余都是玉米窝头和糊糊，菜是一勺土豆煮白菜，根本吃不饱。父亲每月回家时，顺道看我一次，给我带几个馒头和一瓶豆酱。馒头是从他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酱是为我蘸着窝头好吃些。怕影响我学习，无论等多长时间，父亲都是在宿舍门口远远的张望，从没到过我教室。高中那两年，我没买过课外书，唯一的一本汉语小词典，还是父亲单位给他的奖品，词典上还盖着父亲煤矿的章。1980年，我不满十七岁，被省城的一所大学机械系录取，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也圆了我半个工程师的梦。父亲知道后，好象若无其事，看不出丝毫高兴的样子，更别说许诺送我到学校，只是默默的为我筹措学费路费。其实，父亲知道我没出过远门，也想看看我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可缺的是路费。生活的担子过于沉重，他那能笑得出来。我在省城上了四年大学，花了五百多元，将近父亲当时一年的工资。家里十几口人吃饭、穿衣、上学、看病，父亲月月都借钱。如果没有国家助学金，我根本念不完大学。毕业时，父亲为我买了平生第一双皮鞋和手表。而他自己当时既没有手表，也没穿过皮鞋，更没骑过自行车。直到1994年，家里经济好转了，五弟要到重庆上大学时，父亲第一次提出要送儿子去。我们明显地感觉出了他心里的喜悦。那时他已经退休，我们满以为他会顺便看看重庆的名胜古迹。可谁也想不到的是，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安排好五弟后，连旅馆都不舍得住，在火车站的地上过了一夜，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坐回了家。从那以后，父亲非常关注重庆新闻和天气预报，看得出他对小儿子的牵挂。

记忆中的父亲，工作认真负责，从未出过差错。我没下过矿井，但我知道，煤矿井下情况复杂，条件恶劣。父亲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从宿舍到井口，从井口到工作面，来回十几里，十几个小时。从井下一起出来的工人，他们一样黑的脸，穿一样用汗水和煤尘渍出来的工作服，戴一样的矿灯安全帽。只能靠个头、语音形态，来分辨他们是谁。父亲从掘进、回采，再到调度室，仅有一次被煤溜槽挤伤过手指，在矿工中少有。难怪很多年轻工人都想去他工作的班组，为的是安全放心。小时候我放假到矿上玩，住在父亲宿舍，看到工人们三班倒，非常辛苦。他们工余时间十分单调，偶然看场电影，多数是下会儿棋、聊聊天。小时候的我，很喜欢他们的矿，因为那里什么都有。学校、医院、俱乐部、粮店、食堂澡堂，连邮局和火车都有，非常羡慕那里的孩子，很希望在那里上学。我那时最恨父亲单位的领导，因为每逢除夕和中秋，父亲总在加班。长大才懂得，节假日没人愿意上班，父亲是自愿的，为的是那点加班工资。

父亲一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煤矿，把全部爱给了我们这个家庭，自己留下的是辛劳和疾病。一辈子如同他挖出的煤，燃尽了自己，温暖了别人。大半生一个人在矿山，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多。直到奶奶爷爷相继过世，我们兄弟陆续工作结婚，父母才算团聚，那时他也快要退休了。我们一家真正的团圆，是1993年父亲退休后，为了帮我们带孩子，和母亲一起搬到我们兄弟工作的城市。回想起那个时候，父母那忙碌的身影仍然历历在目。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的起居，我们无忧无虑，说说笑笑。下班回来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那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四年。

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楼，父亲总是闲不住，除了帮我们做饭接孩子，每天早上把楼道、楼前楼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时间长了，干脆管起了小区的卫生，收起了电费水费。慢慢的，楼里的住户不但不乱仍东西了，还主动打扫，父亲在小区里很受尊敬。在他查出癌症之前，还给小区后面的单位看起了门房。当时父亲身体已经不好，我们不让干，为此我还找过用他的单位，扔过他的扫帚，始终没有拦住，他说要为五弟上学多攒点钱。

我的父亲很坚强，也很乐观。他一生住过两次医院，都是因为多年井下工作，落下严重的关节炎、肌肉萎缩。一次是在省人民医院，一次是在他们矿医院，都没有人的陪护。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弟弟们还小，都在上学，我只是去医院探望过。最终因为肿瘤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却没住院，医生说是晚期，已经没有住院和手术的必要。父亲完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要求回老家。我们知道他的心事，一是落叶归根，二是为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现在十分后悔，如果当时积极住院治疗，也可能延长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在最后的几个月里，看得出他心里有压力，但想的更多的还是我们。在北京检查完病，因为二弟是第一次去，父亲兴致勃勃的领他参观军事博物馆、故宫。他看的认真，讲的仔细，生怕漏掉一处，根本不象个病人。回到老家后，关心的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以及上大学的五弟，甚至关心重庆改直辖市，关心香港回归。病中多次嘱咐我，照顾好伯父和母亲，管好兄弟们，没有提过他自己。在病床上，总是把人们探望他买的吃的分给伯父和孩子们，总说他吃不进去了。在最严重的日子里，我们怕他疼的厉害，给他准备了麻醉针，他没用一支。有时见他疼的冒汗，却听不到一声哼。有一次大孙子看到爷爷痛苦的样子，急得边哭边叫爷爷，父亲一时没能忍住也哭出了声，但马上止住了，督促母亲哄住孩子，那是我见过父亲唯一的一次哭。父亲去世时，不到三十五岁的我，突然觉得天塌了似的，没了依靠，六神无主，好象千斤重担压突然在了自己肩上。怕影响五弟学习，父亲生前就嘱咐我们，他过世后不能通知五弟。可当五弟寒假回来后，父亲已经埋在了那块他曾经耕种过的土地里，父子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父亲操劳一生，没有万贯家产留给我们，但他那坚强自立、勤劳善良的做人之道，足以使我们终身享用。在他留下的箱子里，除了一套四大名著，就是一摞“先进工作者”“安全生产者”之类的奖励证书，以及几块枕巾、毛巾被等奖品。他一生的工资，加在一起，不一定够支付他最后半年的医疗费，但却支撑了我们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他文化不高，却教子有方，福荫子孙；他一辈子没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靠勤劳节俭却培养出了几个大学生。

如果父亲活着，今年也只有七十六岁。他一定不会想到，如今他有了八个孙子孙女，最大的已经硕士毕业，参加了工作。如果父亲活着，一定和他的工友们一样，住着自己的楼房，甚至坐上了自家的轿车；如果父亲活着，他一定会游览他想去的地方，吃他没吃过的东西。

可是，我万分遗憾，我那苦命的父亲，没能等到好的时候，享受幸福、享受天伦之乐。我万分懊悔，没来得及回报父亲，他却永远地沉睡在了他那熟悉的青山绿野之中。我也万分庆幸，做了矿工父亲的儿子。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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