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的点滴回忆
童年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是一块最柔软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封存在那里。
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青岛市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家庭。
据我妈妈说，我生下来时脑袋特别大，眼睛也大，头上没多少头发，长得圆头圆脑短手短脚，有点像电影中的“三毛”。大人们都以为我今后长不高，没想到十几年后我是几姊妹中长得最高的。
我小时候不爱哭，喜欢笑，嘴特甜。军营家属院里是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口音的奶奶阿姨们，很热闹。她们都特别喜欢我，一见到我就“小老三，小老三”地逗我笑，一有糖果都会给我吃。我现在特别喜欢吃糖，可能与那时候有关。
我小时候特别能吃。几个月大就躺在床上自己捧着奶瓶咕嘟咕嘟地吮，大人很省心的。两三岁时，在外面玩，每天饭菜只要一摆上桌，我就会准时回家，奶奶说我头上长了一个钟。我吃饭时从来不淘气，只要有一碗白水豆腐就行了。 (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时家里有勤务兵，他们每天都会和我们一起玩，教我们溜滑梯、玩弹球，玩官兵捉贼，玩捉迷藏，在砖垛上搭碉堡玩打仗、捉俘虏，在院子里的游泳池里游泳，还带我们上树掏鸟蛋，到树林里打野鸡……..在物质生活特别贫乏的60年代，我的童年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
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上幼儿园。这是我现在想来小时候最遗憾的事吧。
二
1969年11月，当了20多年军人的父亲转业了。因奶奶想念老家，父亲拒绝在当地安排工作，决定回老家——蓬溪。
我当时很小，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是在天安门前的事和在火车上的事记忆犹新。
父亲部队上的首长派战士陪我们一家从山东绕道到北京，主要是让我们几个孩子看看天安门。记得那天天气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我们坐着军用吉普车来到天安门前。一位国营照相馆的叔叔给我们秦家四姐妹照了一张全身像。清一色的棉衣棉裤棉鞋，扎着小辫子，傻乎乎地站在一起，四姐妹都没有笑。
照完相，我们从天安门的中门进去（当时天安门还没有对外开放），在现在的午门前停下来。从两旁的房间里走出一些解放军，他们端来座椅，泡上茶让我们喝。我们四姐妹就在院子里追追打打地跑。我趴在午门上，从缝隙里向里看，只看到到处长着很高的草和破旧的房子（当时根本不知道那里是故宫）。
在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家老少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车很旧，开得很慢，声音很大，我们坐在那里很冷很冷。列车长看到我们一家老小挤在一起，又冷又饿的，在得知父亲是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的老军人时，主动安排我们到餐车上坐。
在火车上奶奶对妈妈说到蓬溪就去买一个大筲箕，我们还以为是“烧鸡”，高兴得不得了。
妈妈说蓬溪是一个“山卡卡”，在海边军营中长大的四姐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三
在等到随火车运送到成都的所有行李、家具后，父亲租了一辆大货车，装上所有的东西，我们一家7口踏上了回老家——蓬溪的路程。
记不清货车是什么样子的了。只依稀记得奶奶和妹妹坐在驾驶室，我和爸爸妈妈姐姐们坐在有篷布的敞车上。
当时从成都到蓬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因为路很窄，高低不平，汽车开起来特别地颠簸，再加上天寒地冻，一家人真是受罪呀。
为了让我们能喝到开水，母亲起了个大早在小旅馆灌满了一保温壶的开水，小心翼翼地放在车厢的角落；为了让我们稍微舒服一点，一夜未眠的父亲在车厢的中间铺了一排地铺，我们可以坐着或躺着。
由于汽车颠簸的厉害，再加上天冷，肚子饿，除父亲外，一家人都晕车得很厉害。二姐喝完开水，没有把保温壶放好，汽车一颠簸，保温壶的水到出来了，直接淋在睡在地铺上的二姐的左脸颊上，滚烫的开水把二姐的脸上烫起了一个个的大水泡。听到二姐的哭叫声，汽车停了下来，一家人手忙脚乱。
给二姐简单处理了烫伤，汽车继续在公路上颠簸着、爬行着……
四
经过了一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蓬溪了。
汽车停在县委招待所门前。这是蓬溪唯一的招待所，为了省钱，我们住进了两间低矮潮湿、光线很差的房间。房子周围有用石头做的沟，奶奶叫我们进出门时要特别小心，并告诉我们那是水沟，也叫阳沟，下雨的时候好跑水。
记得当时我们对什么都好奇，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在简陋的木床上跳上跳下，几姐妹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一点也不懂得父母的脸上为什么没有多少笑容......
父母带我们上街了。在我们身后跟着很多小孩，他们指手画脚地唱着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的四川话。后来才知道，他们唱的是“有钱的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芯绒；手一铑，金手表；脚一踢，华达呢，帽子一撬，电灯泡，帽子一戴，当权派；眼睛一鼓，大地主，眼睛一眯，笑嘻嘻……..”当时我们四姐妹穿的都是灯芯绒棉袄和小皮鞋，在那个年代的小县城里是绝无仅有的穿着，我们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小县城。
现在回老家，如果碰到熟悉的叔叔阿姨们，他们还会津津乐道地谈起当年我们刚到蓬溪时的情景。
五
在县招待所住下的第二天，天下起了大雨，这在冬天是很难见到的大雨。雨水顺着屋檐哗哗地流下来，直接流在阳沟里。
傍晚时分，一位身穿长衫，戴着斗笠的老爷爷找来了，奶奶告诉我们他是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
爷爷一直住在常乐乡下的四爸家里，他得知我们回来了，特意走了一天的小路从乡下来看我们。
爷爷是一位很高大的老人，一身棉长衫上补着很多补丁，有些地方还露着发黑棉花，脚上是一双破棉鞋，头上戴着一顶烂棉帽。他不爱说话，见到我们几姐妹只是笑，我对他没有多少印象。
很多天里，招待所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乡下的亲戚，他们都是父亲的哥哥和侄子们。妈妈和奶奶忙着招待他们，给他们送了一些从山东带来的食物和旧衣物，亲戚们非常高兴。
60年代末，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在各位亲戚眼中，无疑是特别特别富裕的。
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亲戚们，由于我年纪太小，无法听懂他们说的话，不懂什么叫亲戚，也不知道他们在穿着上为什么与我们差别那样大，因此与他们没有一丝亲情感。只觉得家里很热闹。
六
记得在招待所住了近一个月，我们终于搬家了。
我们在蓬溪的第一个家位于下河街水井湾坡上的居民点，是一排平房里的一个小套间，大概有二三十个平米。
这是公家修的安置房（现在还在）。我家右边住着老红军夫妇，左边住着姓俞的南下干部一家。
开门就是父母的卧室和吃饭的桌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靠“街阳”的窗户不大，是双开门的玻璃窗，没有玻璃，父亲用从山东拿回来的军用帆布绷在上面。
用布帘隔开的里面一间是我们四姐妹和奶奶的房间，为了节省空间，两张木床是丁字形靠墙摆放的，上床下床时，姐妹们只能一个一个地上下，很不方便。由于房子很小，东西放不下，很多箱子都是摞起来放的。
最后一间是厨房，父亲自己用石头垒了一个风箱灶，在厨房的一角放着从山东带回来的小橱柜。厨房有个后门，直接通向后面的上坡。每天早上大姐做好饭以后，就会到山坡上去唱歌。
家里的每个房间的墙壁都是半装的，隔音效果很不好，做饭的时候烟子满屋都是。房顶是小青瓦，没有光线，父亲买来一些亮瓦按上，屋子亮堂了很多。
房子前面是比较大的空地，有些人家围起来种蔬菜。
七
家安顿好以后，父亲又开始操心我们上学的事了。
县城只有一所小学，当时叫东方红小学（现在的下河小学），学校设在下河街的万寿宫里。
我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背着妈妈做的小书包，和爸爸妈妈、姐姐们一起来到学校。两扇很厚重的大木门半开着，父亲使劲推开呀呀作响的木门，带着我们迈过很高的门槛后，走进了学校。
学校很小，进门两边分别是一排平房，木头窗户，没有玻璃，地面是泥土夯实的，有学生在里面上课。穿过小操场，上十几步石梯子，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有老师在办公，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大概有五十多岁的男教师走过来，他是校长。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把我们几姐妹安排在不同的班级。当时我不到六岁，上一年级年龄都不够，在父母的请求下，校长考了我几道题，叫我写了几个字，我全都答对了做对了，校长一高兴，竟破格收下了我，把我编入一年级学习。在“读书无用论”比较风靡的60年代末能遇上这样的老校长是我的福分呀！
老师带着我走到一年级的教室门口。教室很旧，木头框架子，篱笆墙，小青瓦，地面坑坑洼洼，灰尘很大，课桌大小不一，高矮不等。教室里有很多同学，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紧紧拉着老师的衣襟，站在老师的身后。老师是一位中年妇女，姓邱，她样子很和蔼，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她把我介绍给同学，安排我与一位女同学一起坐。教室前面是放在木架子上有很多缝隙的木黑板，黑板上面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的学生生活就从这间简陋的教室里开始了。
八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学习已经很不重要了，虽然我很喜欢学习。
因为我是插班生，前面的学习内容都没有学。老师见我很喜欢学习，就从第一课给我辅导，我记得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就跟着老师用稚嫩的声音反复读着这五个字，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的用毛笔抄写。算术课教的是最简单的加减法，姐姐以前教过我，我都会做。
由于我不会说四川话，刚到学校时，我一开口说话，调皮的男生总喜欢学我说话，总喜欢嘲笑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时候的学校更多的时候是不在教室里上课的，学校就像是一个大会场，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请战斗英雄做报告、请工宣队管理学校是经常的事，还要经常吃那难以下咽的“忆苦饭”。每学期都有“农忙假”，老师带着我们到附近的农村或农场去“捉玉米虫”、“麻红苕”、“捡麦穗”等；每个班都养兔子，我们轮流给兔子打青草；有时还要在棉衣里放“520”试管发酵……五年的小学生活我们就是这样学工学农学军中完成的。
那时最激动的事情就是春游了。背着锅和柴火，带上米或面，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找三块石头搭好一个灶，就开始煮饭，经常是被烟子熏得眼泪直流，满脸都是“锅烟墨”，饭煮得半生不熟，但吃起来却特别香甜。
那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坝坝电影”。那时候“奎角广场”经常会放电影，全城的人都要去。这时候的我们是早早吃了晚饭，拿个板凳出发了，以前路上基本看不到车，所以我们步行十几分钟去看电影家长也不会担心。放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斗片，在放“正片”之前，都要先放半个小时的“时事片”，每当这时候，我们就会在广场里跑来跑去，等到放“正片”时才回到坐下来看。《英雄儿女》、《永不消失的电波》、《秘密图纸》、《列宁在1918》等电影我都看了很多次，经典对白现在还记得。
九
母亲回到蓬溪后，被安排到槐花供销社工作。暑假，爸爸送我到母亲那里去度假。
从县城到槐花有30里路，不通汽车，只能步行。
早上六点我和父亲分别背着背包出发了。夏天，通常不到六点钟天就亮了，而太阳要到八点半才会升起来，这段时间最凉快。
我和父亲从下河街出县城，开始翻第一个垭口——西门垭。西门垭是县城西边的垭口，西门垭很高，路很陡且高低不平，父亲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好容易才爬到垭口。我站在垭口上回头看县城，整个县城非常安静，只听到河水哗哗流动的声音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狗叫声，低矮的瓦房顶上的烟囱里冒出一阵一阵的烟雾；薄薄的水雾笼罩在蜿蜒的芝溪河上，像一条纱巾在河面上飞舞；远处的山郁郁葱葱，很宁静，平时叽叽喳喳的小鸟们还在睡觉。整个小县城笼罩在一片宁静中，全没了白天的繁杂与喧闹。
一路上与父亲边走边聊，我对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好奇，总是问个没完，一点也不觉得累。大概走了10多里路，前面垭口上有一棵树很显眼，父亲告诉我那是凉风垭，登上凉风垭就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因凉风垭上风很大，非常凉快，故取此名。我们登上凉风垭后，一阵阵风吹过来，真凉快呀！那棵大树是黄果树，树干很粗，叶子非常茂盛，在大黄果树的不远处还有两棵小一点的黄果树。走下凉风垭，太阳出来了，温度升高了，路边的露水越来越少了，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脸晒得发烫。父亲从大背包里拿出折叠太阳帽给我戴上，我们又继续向前走。
顶着太阳我们又走了10来里路，翻过了最后一个垭口——立桩垭后，终于到槐花了。
十
母亲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年轻时很活跃，篮球打得不错，还会游泳，喜欢唱歌跳舞。她出生在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因为年纪小，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与我老爸结婚后，很快就随军到部队，在机关工作，躲过了很多的“政治运动”。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同龄人相比，母亲算是吃苦比较少的了。
母亲所在的供销社在槐花乡街的中间，当街前面是一排砖瓦房，有三个很大的门市部，分别卖食品、百货、农用品。从侧门进去，是一个四合院形式的老庙子，老庙子分两层，货物放在楼上，职工住楼下。母亲的房间不大，很潮湿，地上经常铺炭灰来去潮气。供销社四周有很大一块地，种了些蔬菜和瓜果。有一位叔叔专门做饭，还负责种菜、养猪、养牛（拉货用的）。
母亲每月有4天的休假。每个月她都不辞辛苦，像个老黄牛一样，驼着肉、油、糖、花椒、木耳等食物步行30多里山路回家，让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们能吃到在当时很难买到的食物。
在槐花度假的每个晚上，我都是和母亲在坝子里乘凉，母亲总是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母亲意味深长地讲着，我躺在凉椅上一丝不苟地听着。我望着满天明亮的繁星，听着母亲的话语进入甜蜜的梦乡。
十一
在蓬溪过的第一个春节可谓是最难忘的春节。
那时候正是生活困难的时期。快过春节了，家里什么年货也没有，腊月底，爸爸从农贸市场上好容易买到一只鹅，用夹背悄悄背回来。鹅很大，浑身雪白。为了杀鹅，爸爸找来一根独凳把凳子的腿朝上，脚踩着凳子，一手拉着鹅头，从凳子腿的中间穿过，另一只手提着刀，我和二姐胆子大，帮着把鹅的身子死死地按住，父亲从鹅脖子上一刀下去，鲜红的血流进了放了盐和清水的碗里，鹅挣扎了很久，终于不动了。
奶奶将一锅开水到进大脚盆，把鹅放进去烫，并不时地提着鹅腿来回地翻着，将烫过的鹅放到地上的簸箕里，叫我们一起扯鹅毛，鹅毛很厚，很不好扯，我扯了一会就和妹妹玩去了，爸爸妈妈姐姐们一起扯了很久，终于把鹅毛扯干净了。奶奶用一张破牛皮纸把鹅毛放好，说晾干了能卖钱，可以给我们买铅笔。
爸爸找来一把谷草，在厨房的后面点燃，一手拿着鹅头，一手提着鹅腿，在火上翻来覆去地烤着，将鹅身上的细毛全部烤干净了。爸爸把鹅放进热水里，用他那粗大的手在鹅身上来回地搓着，清洗干净后，开始“破鹅”了。我很好奇，一直守着看。
只见爸爸用刀从鹅的胸部砍下去，将鹅的胸骨打开后，就边清理内脏，边告诉我们各种内脏的名称，还给我们讲了各种内脏的功能，我当时非常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
一只鹅就是我们一家人七口人在上世纪70年代的年货了，并一直吃到正月十五才吃完。
难为父母亲了，拉扯大四个女儿真是不容易呀！
十二
水井湾居民点下面是一片水田，水田对面的山叫“狮子山”，在“狮子山”的半山坡上有一个市场，是当时蓬溪唯一的农贸市场。每当“赶集”时人很多，非常热闹。放学后，我就与邻家的小孩一起，到市场“耙谷草”，用铁丝穿地上的干树叶；夏天就去粘“蝉子”，掏“蝉壳”；有时用“筛子”筛烧过的炭灰，把没有烧过的煤捡出来（叫“捡二煤炭”）；还和男孩子“扇烟盒”，和女孩子“抓子”。开始父母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玩，后来也就不管了。
在我家附近有一家母女4人，男主人在铁路上工作，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一家人就靠男主人微薄的工资度日，一家人生活过得紧紧巴巴。女主人身体不好，看病怕花钱，都是用铜钱“刮痧”，脖子上、手臂上、额头上经常都是乌的。
当时是商品短缺的时代，在我的记忆里，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如粮票、肉票、油票、副食票、布票等等，供应量很少，一般家庭根本不够吃。她家的大女儿经常帮老红军家买豆腐，老红军每次都把“豆腐渣”送给她们吃，她们把“豆腐渣”用盐炒炒下饭，没“豆腐渣”了，平时就用盐水下饭。只有最小的女儿能吃到“泡咸菜”，两个姐姐就叫妹妹“小地主”。“小地主”在那一带是很有名的。
每逢春节，供应更是紧张，每户人均购米不能超过5斤。每到节日，我们总会买点肉，买肉要排队，早晨5时就起来排队，有时要去多次才能买到手。我们买的多是“连肝肉”或者“潮头肉”。“连肝肉”一斤肉票可以买三斤，“潮头肉”有油气。
十三
在水井湾坡上的居民点生活不到一年时间，我们搬家了。
这次是搬到位于南街的原城郊公社的办公大院里。院子比较大，共住了12户人家，都是干部家庭，环境比水井湾坡上的居民点好一些。
院子的双扇木门对着南街开着，上几级比较宽的石梯子就到院子里了。进院子有一个通道，两边分别住1家人，过通道向前走有一个天井，上几步石台阶，四周的房子里住着6家人，通道左边住有4家人，公共厕所在左边的最里面。公共厕所旁边有一个小门，通向后面的马路。晚上关上前后大门，院子里很安全的。
我家住在院子左边的第一家，有三间带玻璃窗的砖瓦房，没有厨房，开始只能在屋前的“街阳”上搭一个简易的棚子，用石头和黄泥砌一个拉风箱的灶，一下飘风雨就没办法煮饭了，只能用从山东带回来的煤油炉熬玉米稀饭。
由于每家人都没有厨房，大家就分别在自己的房门口修厨房。我家附近的空地最多，厨房修得比较大，父亲星期天自己用石头砌墙，用圆木做梁，用竹子做翎子，买来旧瓦按上，厨房终于修好了。
记得在我家修厨房期间，我有点咳嗽，父亲很忙，没有注意到我，在与父亲一起买石灰时，7岁的我个子比较高，自告奋勇要背10斤石灰回家，谁知到晚上，我就发高烧，说胡话，还不停的咳嗽，一张脸烧得通红。父亲赶紧把我背到县医院，当时我已经昏迷，医生一检查，我得了急性肺炎，就马上进行抢救，给我输液和输血。医生说如果再晚一小时到医院，我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
在医院住院部的过道上，我整整住了7天才搬到病房（床位太紧张）。由于妈妈在槐花工作，没办法回来照顾我，父亲就家里、单位、医院三头跑。半个月后，我的病好了，完全康复了，终于可以出院了，而本来就清瘦的父亲更加消瘦了……
十四
我生活的小县城很美，芝溪河穿城而过，河水很清很清，每到星期天我们几姐妹都会到位于西街口的“桥墩子”洗衣服。
“桥墩子”曾经是蓬溪一景，现在已经拆了。它位于芝溪河的下游，是一座连接西街与下河街的桥，同时又具有蓄水排洪功能，当涨洪水时，水就从桥上流过。“桥墩子”由一个个相同大小的长方形的石头（向下游一边是圆形的）组成，每个桥墩之间大概有40——50公分的距离，在桥墩上游位置的下面，有一排连接桥墩的石头，我们就蹲在那里洗衣服。我们人小洗不动，就用一个大木棍使劲地捶打着衣服，然后把衣服在河里甩几下又打，很脏的地方就用皂角使劲地搓。
夏天，我们洗完衣服，会和小伙伴一起到河里游泳。没有救生圈就用长裤子做。先把裤腿用绳子扎紧，一个小伙伴两手提着裤腿，另一个人把裤腰往水里一放，裤腿就鼓起来了，扎紧裤腰一个简易的救生圈就做成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游泳的，看看现在孩子的生长环境，根本没法想象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十五
70年代学校经常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文艺演出是最普遍。
记得学校排练大型节目《东方红》时，我们三姐妹都参加了。每天下午我们都不上课，就在操场上排练，黑压压的队伍，有近百人，音乐老师拿着一个喇叭大声地吼着，教我们最基本的扭秧歌步子，教我们摆“东方红”的造型。我是低年级的学生，应该摆“红”字的最下面那一横，因为我个子太高，每次蹲下去都比其他的同学高，摆出来的“红”字总是不工整，音乐老师很着急。回到家里两个姐姐一个劲地说我笨，她们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才能蹲矮一点，又能掌握重心，我练了很久，终于能达到要求了。
要到县委礼堂表演了，那天我们都非常兴奋，早早地到学校化妆，准备参加演出。
从学校到演出地点要经过下河街、北街和南街，我们穿着白衬衣，深色裤子，头上扎着红绸子，手里拿着两朵用纸扎的大红花，排着整齐的队伍，兴高采烈地在街上高呼着口号。沿途有很多人站在街上看热闹，小县城到处都是穿着补着补丁的灰蓝色、军绿色衣服、面黄肌瘦、脸上非常兴奋、非常激动的人群……
当天晚上的文艺演出很精彩，高年级同学表演的“样板戏”片段特别感人。我和二姐回到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就在院子里的通道上学跳连长与吴琼华的双人舞。
以后放学，我们就天天练，把妈妈做的布鞋尖都磨破了。
十六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父亲叫我们姐妹3人到印刷厂去勤工俭学。
我们到装订车间干活，先学“刮纸”。就是把印好的书对着页码，一张张用竹片折整齐，每100张一摞。刮纸很费右手的小指头，稍不注意就会被纸张磨破皮，很疼的。二姐动作最快，做得最好，每天干8个小时可以挣两毛钱。
我们还学会了包学生的大小本子。这个比刮纸难，先要用订书机将3个连在一起的本子订好，然后把一摞订好的本子的一边抹上浆糊，放到一个一边为直角另两边是空着的装有本子封面的木盒子里，最后用左手拿紧封面的一边，右手把本子的粘好，做完一摞后把本子排整齐，用纸再一次擦有浆糊的一边，好让本子的封面粘稳。遇到做中学生的大作业本时，我们都非常吃力，常常是站在大板凳上拿，一身都是浆糊。
做信封在装订车间是一个技术活，我们是不能做的，一位姓王的阿姨做得最好，我常常去看她做。一叠牛皮纸经过她的手，一会儿就变成一叠信封，我当时好佩服她哟。
在工作休息之余，工人们会一起学习报纸，一起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看着他们穿着劳动服衣服，精神饱满的样子，觉得工人是最伟大的，当一名工人真自豪。
经过一个暑假的勤工俭学，我们挣够了下学期的学费，妈妈用我们挣的钱，利用回家的4天时间，用家里的缝纫机给四姐妹每个人做了一件新衣服。
十七
到食品公司“抢剔骨肉”是小学时代比较难忘的事。
南街的尽头是南门口，蓬溪唯一的食品公司就在那里。
在生活困难的时期，家里有人在食品公司工作是非常荣耀的事。当时二姐好同学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一放假，二姐就跟着同学去“抢剔骨肉”，奶奶做的剔骨肉真好吃。奶奶把剔骨肉到在铁锅里，加上生姜、蒜苗、花椒、盐炒炒，吃起来特别特别香，现在想起来都要流“清口水”。当时我很想跟着二姐去，可是二姐就是不同意，我就天天跟二姐磨嘴皮子，她终于答应带我去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天气很热，温度很高，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我把小菜盆藏在衣服里，跟着二姐的同学来到食品公司。走进大门，地上到处晒着猪骨头和猪毛，一股股难闻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看门的大爷认识二姐的同学就让我们进去了。
我们先到职工宿舍，这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房间里放着几张上下铺的木床，已经有几个小孩在那里了，他们大多是厂里的子弟，也是来“抢剔骨肉”的。
宿舍隔壁就是熬骨头的地方，我看见几口大锅里熬着很多骨头。二姐告诉我，等骨头熬好了，就可以“抢剔骨肉”了。看着咕嘟咕嘟煮着的骨头，我非常兴奋，也有一点紧张。骨头终于熬好了，一个叔叔用大筲箕一次次把骨头捞出来，到在一张长长的木头桌子上，我们马上围过去，争先恐后抢骨头。骨头很烫很烫，我们一边吹、一边把骨头上的肉“剔”下来，放到小菜盆里。看到小菜盆里的剔骨肉越来越多，想到晚上又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了，我心里美滋滋的，也不怕烫了，快速地抢起骨头来剔肉。
突然，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快跑”！二姐一手拿着小菜盆，一手拉着我，和大家一起，飞快地跑进职工宿舍，把小菜盆藏在床底下用东西遮住，与小伙伴们若无其事地玩起了“抓子”的游戏。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红袖套，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走进来，他东瞅瞅，西看看，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二姐悄悄告诉我：“别怕，他是好人，不会没搜我们的东西的”。果然，他看了一会就出去了，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欢天喜地地跑去“抢剔骨肉”。
剔骨肉终于“抢”完了。我们高高兴兴把剔骨肉过完称，交了钱，欢天喜地地向家里走。一路上，很多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小菜盆的剔骨肉。在那个每个月一个人只有半斤肉票的年代，一小盆剔骨肉无疑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非常奢侈的了。
十八
小学5年级时，10岁的我比一般的同学高出一个头，身高已经长到1米5多了，体育老师觉得我是篮球运动员的好苗子，就与父母商量，送我到县体育学校去训练篮球。
县体育学校位于下河街的奎阁广场，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床，与好朋友秀秀一起去训练。在寂静的街道上，在昏暗的路灯光中，两个小女孩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穿着印有“蓬溪体校”的运动服，在 “三合土”铺设的“鱼背形”的街道上，边跑边运球边交谈。运球的声音、银铃般的笑声常常划破宁静的街道上空。
暑假时，体校对我们进行“封闭训练”，吃住都在体校。一间两层楼的砖瓦房，一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我们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卧具、洗漱用具，把席子直接铺在有谷草垫子的木地板上，再横七竖八的拉着绳子把小蚊帐挂好，睡的地方就解决了。
每天我们要训练很长时间，除了顶着烈日练跑步、运球、投球、防守外，还要练跳高、跳远、跳石梯。我最害怕跳石梯，我从第一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直接跳到第四梯，看到大姐姐们为了跳到第四梯，小腿被梯子碰得血糊糊的也不怕，我真是很佩服她们。
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们体质”的上世纪70年代，运动员的生活可能是安排得最好的。除了每个人免费供应白糖外，早饭有鸡蛋、馒头、油炸花生米，午饭有很多肉食，晚饭是炸酱面，有时还会有水果。对于天天喝红苕玉米粥吃泡菜的我们，面对这样的美食，都忘了训练时扭了脚、破了皮、疰了手指头所带来的痛苦。
由于我个子高，教练主要训练我篮下投球和抓抢篮板球，什么“三步上篮”、“勾手上篮”、“反手上篮”、“过人上篮”、“定向投篮”等等，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常常累得我腰酸背痛、眼冒金光。不过，晚上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在小县城，人们都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每次赛事，体校都要在县中心的“北门桥”头贴上“球讯”，很多人都会到广场来看。打比赛时，我打中锋，投篮比较准，教练经常表扬；由于我年纪小，长得不结实，没有多少力气，每次争球都会被对方摔倒，把场外的教练急得不行。
几年中，我常常代表蓬溪县到成都或绵阳地区的很多地方参加运动会。
结束语
金子般贵重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们在浮躁的社会中如过河卒一般奋力前行，只有偶尔驻足回望，曾经的童年似一杯淡淡的清茶让我回味无穷，又似一场圆如明月清如水的美梦，如此朦胧却又这般清晰。
我们曾经调皮捣蛋、我们曾经惹事生非，我们曾经少不更事。我们摔泥巴、拍烟盒、抓子、跳格，满头大汗地翻砖头捉蟋蟀......那时喜欢热闹，那时童言无忌，那时童趣童真。
童年我还有很多绝活未写。比如踢毽子。那是一种用棉布和一枚方孔铜钱、再用几根花公鸡的毛做成的毽子。和小时候的玩伴们一起玩，我有时能踢上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都不让毽子掉地，还能踢出许多花样来。这样的玩物，如今怕是极难再见到了。
还有跳橡皮筋。三五个人一组，由两个人将橡皮筋拉得崩直，然后站在原地不能动。其余的人就围着这条橡皮筋跳出各种花样。随着游戏的深入，橡皮筋也越拉越高，难度一点点加大。最后，橡皮筋移至脖颈，甚至举过头顶。可我们居然还能够灵巧的倒立翻身，跳来跃去，从容漂亮地完成那些。而那时的我们，个个都出落得相当苗条匀称，这应该和跳橡皮筋有着密切的关系。
童年还有最难忘的就是贴奖状。每次考试得奖后，爸爸总是笑呵呵的，小心翼翼地拿着它，把它贴到堂屋的墙上。看着贴在墙上的奖状，我心中有一种无比的荣耀感。总想着，我要继续努力，我要让我家的墙上贴满我的奖状。为了这个梦想，童年的我一直都在刻苦学习。终于有一天，我家的堂屋整块墙都是花花的奖状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
在我成长的时候，父辈或者在激情中燃烧，或者在被激情煎熬，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我，因而我的童年是少有管束的。那时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批“师道尊严”、“批林批孔”，老师不太敢管我们，所以课业很轻。除了在学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以外，我们仍然有充裕的时间在街上、在野地里、在未被污染的小河边尽情地无忧无虑地游荡玩耍。
我从小就接受忆苦思甜的教育，还经常被告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使我确信，我是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哺育下茁壮成长的幸福的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童年的事已成为回忆，我只能在回忆中找回点滴痕迹。就像在草地上数星星，怎么都数不完。数着那些童年趣事，有一种想哭的欲望。童年的趣事，带给我多少纯粹的快乐，陪伴我走过多少无邪的日子，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与我告别，在我的生命中悄悄地消隐，没有任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