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的倒塌
春节回家，说是老屋连同“队间”一起倒了……
一种别是一般的滋味，驱使我有了要去看一看的想法。
于是，只身骑了摩托，顶着刺骨的冷风，冒着丝丝细雨，来到了雷公嶂，来到了外嶂，来到了老屋场。一组苍凉的画面映入了我的眼帘，残墙断壁、碎瓦烂砖、霉板横梁……更为讽刺的是，在“队间”残存的一角，竟还有一面“红旗生产队”的锦旗，带着些许泥浆顽强地粘贴在残墙上……
看到这种场景，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爷爷。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世，如果爷爷遭遇到这种场面，别提会有多伤心了。也不知用“流水落花春去也”能否形容，能否表达，即使当年李后主发出这种感叹时，其实他还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尚可寄托，可面前的“队间”——爷爷的“宫殿”，吊楼天桥已不在，已成一片瓦砾，已然大江东去了。因此，爷爷当然要更加的伤心了，肯定要伤心透了，甚至灵魂也要被淘空了。我敢这样说是有足够的理由的，因为这个“队间”，见证了爷爷的一切，于他来说无疑是座感情“丰碑”。
一提到“丰碑”，关于“丰碑”的故事，还得从我的爷爷开始，慢慢讲起。
爷爷来到这个世上，大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事。在他刚出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就闹开了革命。也就在他只有几岁的光景，他的父亲就跟随着红军走了。也不知他的母亲我的太婆是用什么法子将他拉扯大的，总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们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也许是遗传的因素抑或是终日打短工的缘由，他除了稍显单薄之外居然还长成了近一米八的个头。只是全靠打工度日，家里终究太穷，到了该要娶媳妇的年龄却还总是单身。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帮的人，送来了一块“光荣烈属”的牌牌，爷爷和他的母亲终于知道他的父亲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听人说他到了湘江，到了乌江，到了金沙江，到了草地，还到了甘肃，最后同董振堂将军一起，倒在了高台城。尽管他对于他的父亲没有太多的记印，但还是和他的母亲一起流了不少的眼泪。后来，送来牌牌的朋友又将大户的房屋和田产割了一块分给了我的爷爷，其中就有我前面说到的老屋。再后来，爷爷又入了那帮朋友的伙，成了同志，加了党员，并教会他识得了不少的字。从此，爷爷逐渐也成就为一个人物了。家里很自然的又多了个女人，也就是我的奶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往后的岁月里，老家这个小小的村落，在爷爷的带领下，又搞起了什么互助组，再到合作社，再到生产队，爷爷自然而又无愧地成了生产队长。说他当之无愧，就是拿现在的用人标准也是符合的。以德为先，其实爷爷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的忠诚是毫无质疑的，这一点从以下几件事中可观其一斑。在那年的9月9日，当在他亲手安上的广播中传来了毛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时，他真的落了许多的眼泪。这种眼泪于他的一生好象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前面讲过的那次接过牌牌的时候，第二次是困难时期握着他生身母亲逐渐冰凉的手的时候，那年9月9日的那次是第三次了，当然也是最后的一次，听人说他第三次的流量甚至还超过了第二次。即便在平时，一有机会，他就会对我们说共产党有多么的好，如今的社会又有多么的甜。事实上，这种机会于爷爷来说的确很多，因为在我上学的那会儿，他还是我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呢。尽管他讲的旧社会并没有象电影和课本上的黄世仁、南霸天、刘文财那么的可怕，只是现身说些解放前我们小姓受大姓、小族受大族欺辱和常常被地痞无赖“食铜”之类的事，以至校长总是认为爷爷讲得不够精彩，我们听着也觉得并不十分过瘾。食铜就是老家的人对其实根本没欠人钱，但别人硬说是你欠了，并被“权威”认定你是“真的”欠钱了还非得要“还”这种做法的俗称。当然还有讲其他的一些事情，大致都是新旧对比的一类，个中的意思其实于小的时候的我们都懂，就是要我们感党的恩，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其个人的能力在当时也是没有二话的，种庄稼那是公认的一把好手，在村子里是无人能比的。他牛高马大，加上年轻，身高力不亏，挑担能以一敌两，插秧的技术全大队也只有一人就是他的小舅子可以和他比肩。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他有公心，做事公正而很少有私心杂念，加上工作上的一股子冲劲，又是“老革命”，同时门楣上还有牌牌，因此奠定了他在村子里的“统治地位”且一直不可动摇。
也不知爷爷的任职期限是否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反正这队长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干到了分田到户的日子。在这期间，按他的个人总结，也算有不少的光亮点了，比如战天斗地开荒造田，山梁上到处有他带领社员开垦的梯田。为此队里还获得了全公社学大寨的先进，奖品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同时又代表全大队去了大寨参观学习，有幸握过郭凤莲的手，摸过当时大寨大队15部之中的9部拖拉机；比如多种经营治理茶山，茶油的产量可以盖过全县；比如科学种田，实现了粮食总量的翻番；再比如基本建设通了马路、筑了水陂、拉了电火、安了广播，尤其还建了“队间”！
所谓的队间，就是老家的乡亲对生产队的那种集仓库与会场于一体的建筑物的俗称。作为一级组织，聚会是经常性的，因为每晚都要记工分，起先是在家里，后来便固定在了祠堂。直到队里办起了学堂，祠堂成了孩子们的教室后，爷爷就开始规划要建一个生产队的队部，也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之为队间的建筑。说是建筑，其实就是挨着我家老屋的两间土木结构的屋子加一个吊脚楼而已。如果要说它有什么特别，只是吊脚楼的几根柱子和天桥还算有些特点，那柱子反正在我小的时候是合抱不过来的，天桥是以七根木料拴成一排，再加上护栏的，一头连着吊脚楼，一头接着晒谷场。尽管如此，但在当时，吊楼和天桥已然成了村子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反正我儿时是经常在晒谷场和天桥上嬉戏的。在我之前，吊脚楼和天桥大约也见证了我的那些堂叔堂哥的成长过程。要说那天桥的护栏其实开初也是没有的，听说有一天淘气的堂哥在天桥上跳舞时跳到了桥下，害得让大堂哥背着他上学有了很长的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次下地走路，并从此走起了永恒的舞步。于是爷爷又让木匠安上了护栏。从此，我们即便闭上眼睛在天桥上游走，也不用担心会步堂哥的后尘了。
总之，这个队间，从吊脚楼的设计到落成，包括其中的一砖一瓦，都凝聚了爷爷太多的心血……
在家人的眼里，爷爷似乎有些寡情。奶奶患了痨病，经常咳嗽不止，他总是很少留意，但如果有一天那黑牯牛抑或青水牛不吃不喝，没了脾气，他就象似热锅上的蚂蚁，半夜里也要起来看他的老伙计，不，老伙计还不够，是他的命根子。有一次黑牯牛得了病，他竟然三天三夜都没了睡意。他生命当中的氧气，还有多半是那一片插了各种牌牌的实验地，他若一天不去，仿佛也是没了生计。
尽管奶奶对爷爷很有一些意见，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爷爷的威望却总是与日俱增的。只是其间的危机和来自对手的威协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任他怎样的努力，尽管粮食总量已经翻番，但温饱还是很难兑现。对于这个问题社员们提出的质疑，爷爷也是有他的理由的，一是上交的有些过多；二是人口翻了又翻，任你产量怎样增长，也无法赶上女人产仔的肚皮。细想起来，他的这个命题，的确可以成立，理由也还过得去。因为他所管辖的人口，从他上任时的四十几人到他离任时已经疯长到了一百多人，都快赶上梁山好汉了。
可理由归理由，而况还仅是爷爷的一家之言，社员们当面虽然会说爷爷讲得在理，可一旦没有吃饱肚皮，私下里对于他的能力也要开始质疑。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人又都会联想起他的“丰功伟绩”。修了马路，筑了水陂，挖了山塘，建了梯田，还安了广播，拉了电火，又增加了好几头的水牛，开回了手扶拖拉机和手推插秧机，尤其是还建了一栋队间……更为主要的是这家伙他有公心，且又是大队乃至公社的一面红旗……况且他还是个敢为人先的家伙，比如，第一个穿解放鞋、高统套鞋、军大衫，戴杨子荣式的军帽，用手电筒进而用三节、四节干电池的手电筒，还有那个象征权威的大马灯、小闹钟和半导体收音机……
是啊，所有这些，也算是引领了村里一代人的风潮，这一点从那些村妇们暧昧的眼神里便可领略些许骨子里的深义。因此，爷爷在队里的领袖的地位又还不至于动摇。
于他真正的危机，是到了分田到户的那一年，上面来了个1号文件，其精神是推行分户经营，于是社员们纷纷要求分田。爷爷努力地纠正说这叫联产承包，不是分田到户，目前还在试点，搞不搞还看自愿，象我们这样的红旗点，千万不能散。他的语调有点撕心裂肺。可社员此时已经顾不得他的脸面了，那个因偷过队里的五担储备粮，曾挨过爷爷整的冬生保还公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带领我们几十年没日没夜地干，到头来还是吃不饱，没穿暧，既然你没有这个能力，就让我们自己干！
队间里马上有了一边倒的局面……
都说墙倒众人推，我毕竟还没有倒吧，大伙这是怎么啦！从爷爷惊愕的表情中可以猜想，当时他的心里肯定是这样想的，因为这是他执政几十年当中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可以看出，此时的爷爷，方寸已经大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只听他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各位老少爷们，能否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就一年，我敢保证，一定让大家吃饱穿暧。大家知道，杂交水稻去年大田试种已经取得成功，今年开始大面积栽种了，只要看看杂优的长势就能肯定，产量翻番已成定局，就看时间了，请你们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吧！三年困难时期那么苦我们不是照样熬过来了吗，怎么现在就在乎这一年半载的时间了呢！
哀求归哀求，但形势已经不可逆转……
就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分山完结的那天晚上，当人们一一散去后，爷爷独自坐在他的“宫殿”——队间里不肯离开，一边环顾四周琳琅满目的奖状锦旗，一边还在想着他的心事。他原本打算，今年的秋天丰收之后，要在他现在端坐的地方安上个电话，对于他就算是功德圆满了。正当离他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唉！真是造化弄人，还是让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因为在每晚集会时他端坐的那张条桌上，终究还是没能安上电话……
又到了收割的季节，只见社员们都洋溢着笑脸。同时，在他亲手安上的广播里也传来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结出硕果的喜讯……
可此时的爷爷，还是不服气地嘟嚷，有了杂交水稻，就是让我管，产量它照样翻番？这种悖论，不管你我信不信，反正他是信了。不过，不服气归不服气，但见到大家喜悦，他最终还是满心的欢喜！
直到有一天，村民小组长召集大家，商讨着要将队间折价，变卖给曾经挨过爷爷整的那个冬生保。爷爷先是坚决反对，坚持不能变卖，在发现自己是螳臂挡车的情况下，最后以高出别人一倍的价钱盘下了队间，并固执地一个人住了进去。此后，他经常坐在他那“宫殿”里，发呆……
记得有一年，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提出要把队间和老屋一起拆了新建一个宅子，老人气得举起了拄拐……
往后的岁月里，老人很少出门。其实他是很怕出门，因为只要一出门，他要么就是伤心，要么就是看不惯，甚至还要钻牛角尖。
他伤心他的那些老伙计—牛，不是老死就是变卖，他伤心水陂垮了，山塘干了，茶山上的杂草灌木比茶油树还要高了，他更伤心他开垦的梯田全部撂荒甚至政府还给他们补钱说是退耕还林，尤其让他伤心到了心痛到了极致的是有那么多的房子都建在祖辈耕种了几千年的良田上。
他看不惯现在种田不莳田而专用除草剂，他更看不惯当下的年轻人不爱种地而专门跑到城里去打工，而政府非但不管，反而还在倡导，说是什么洗脚上岸。当他看到田里做事的，除了有几个痴呆傻的是年青人之外，其余全是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时，他甚至又开始在担忧当下的年轻人都不会种地了往后国家该怎么办……
他常常还会往牛角尖里钻，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每年的粮食总量都在增长的时候，他的心里都要画上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曾经产生过要到统计局了解一下数据出笼的过程的想法。凭他的经验，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用他的话说，现在铁路、公路、建房占用了那么多的粮田，退耕还林、还牧、还渔又减少了那么多的种粮面积，那么多的双季稻改成了一季稻，加上又有那么多的撂荒面积，粮食总量不减反而增加这怎么可能呢！我对爷爷说人家统计局采用了一套严密的程序，综合各个地区、各种因素最后经过科学认证后方才得出的数据，而你看到的只是我们一个小地方的情况，这是个个案，不能以偏概全，你得相信科学。提到科学，在科学面前，爷爷只好作罢，并从此打消了要去统计局“指导”工作的念头。念头虽然打消了，可嘴里却并不服软，硬要说我怎么就不能去指导统计局的工作，那个王子康（博士）我还上过他的课呢。看来爷爷对于他的校外辅导员的身份还是很看重的，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能记起在博士小的时候曾听过他的课，其实他所说的那个什么课，不过就是忆苦思甜的报告而已。拜托，还好，爷爷终究没有说出博士是他的学生，否则在陌生人听来要误以为他是袁隆平的同事了！
既然唯一的他以为自己还能派上用场的统计事业现在也插不上手了，于是，他终于决定，不再出门，终日守着他的大马灯、小闹钟，半导体，还有奖状锦旗，一直到了七十三岁的那一年，又染了些风寒，让他差点没能走出“七十三，八十四”的怪圈。但他硬凭着自己是党的人，怎能相信这种宿命，竟然硬撑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老人终老的那一天，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我们好好维护他的“宫殿”——队间……
由于深山移民，我们举家迁到了圩镇的旁边。才过几年，老屋连同队间——也就是爷爷心目中的“丰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