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爆米花
我正匆匆走着，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惊回头，原来是一对父子在爆米花。浓浓的白雾中，男孩正忙着给顾客倒米花。他的父亲，一位瘦而高、衣着单薄的汉子，谦恭地接过几张票子，又开始忙活一下锅。
在深秋的寒风中，在薄暮的天宇下，爆米花的香气缕缕飘来，以至于我的四周都氤氲着浓郁的醇香。这样的场景，何其熟识，何其真切。那对父子，多像当年的父亲和我啊！周围的喧嚣仿佛都消失了，二十年的光阴融为一瞬，尘封的记忆，也在顷刻间开启。
儿时，乡下孩童没多少可供挑选的零食，尤其是到了万物萧疏的秋冬季节，零食更是单调得可怜。虽然在今天看来，爆米花并非什么稀罕物，但那时却是孩子们的一道美食。我们家负担重，为了补贴家用，父亲买回一台二手爆米花机，每逢星期天，我常陪着父亲一道走村串巷招揽生意。
记忆中，我们早早地吃过饭，父亲用一个大铁框把爆米花机、套胎布袋、风箱、支架、铁火桶、扳子、钢管等器具装好，往老“凤凰”自行车的后座上一挂，驮上我就出发了。通常的情况是，到一个村子，父亲顺着巷子边走边吆喝，有人招呼了，他选好位置，把器具摆好让我看着，然后再去吆喝上一遭。这样等他回来，一般就有两三家顾客在等着了。当然，也有遭嘲讽和冷遇的时候。令我叹服的是，父亲竟能表现的那样毫不在意，有时甚至反倒来安慰我。现在想想，也确实难为父亲了。他曾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手遒劲的书法，每逢春节，乡亲们都以能挂上他题写的对联为荣。至今想来，仍令从事文字工作的我汗颜不已。但为了这个家，他也不得不勉为其难了。
印象中，爆一锅玉米是三毛钱，大米是四毛钱，要是添糖精，就再加五分钱，柴火是顾客自己带的。那时五毛钱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两块钱吧。父亲装好锅，用钢管和扳子把锅头拧紧后，将爆米花机架在支架上摇着手柄均匀地烧。机膛受热产生高压，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锅头常常是正对着墙角，以免伤人。这时我负责添柴火和拉风箱。约莫十分钟左右，父亲看看压力表说好了。我赶快跑去再检查一下布袋口是否扎牢，确认后，父亲吆喝小孩们躲开，而后一手提着手柄，一手用钢管套住锅头开关，将爆米花机放到套有铁皮和废轮胎的布袋外口，左手按稳手柄，右脚踏住机膛，右手用力一扳，随着一声闷响，浓雾起处，喷香的爆米花顷刻涌向布袋尾部。这种刺激的场景，常常赢得众多孩童叫好。看看快到中午了，父亲会央求道：“再给你炸几锅，不要钱，晌午给俺爷俩端碗饭吧？”乡亲们往往说：“一锅就行了，还能占这便宜，不就两碗面嘛，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常常会给我们额外再拿上两个热馍或红薯。现在想来，那是我平生吃过的乡情最浓、最值得回味的饭。一天下来，也就是挣个十来块钱，但父亲已经很知足了。
这种近乎吃百家饭的经历，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岁月，但到我上中学之后，事情却开始发生了变化。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那些祖辈还是农民的城里同学，何以对农民怀有那么大的轻蔑与厌恶，至于像我这样非但不识时务不合时宜，而且还颇有回味地谈起这段自认为可以展示乡民淳朴的经历时，注定会被他们群体性的鄙夷、不屑和哄笑所淹没。这种被刺激的、可笑可悲的自尊，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使我终于学会了推辞。父亲刚开始还以为我真的是作业多，不久就看出了问题，叹了口气说：“唉，娃知道爱脸面了！”推上车子独自走了。但母亲忙于家务，他一个人干终究很吃力，后来就叫上弟弟跟他一块儿去，再后来弟弟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终于也不愿干了。父亲只好把爆米花机收了起来，跟村里人去外省打工，后来又合伙干起了买卖麦秸的生意。而那双曾经爆过无数米花的手，也终于在一个冬日的黄昏，被匆忙发动拖拉机的他绞掉了一节指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得到消息时，我不但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且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了所谓的城里人。那一刻的心绪，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父亲的艰辛、坚韧，我的自私、冷漠，如蒙太奇般在脑海中浮现，深沉的内疚涌遍了全身，使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并将要往哪里去，促使我的眼光不断往下看，更愿意接触社会的底层，更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而今，再看到这熟识的场景，再闻道这醇厚的香气，不由得思绪纷飞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