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学会打麻将
第一次学会打麻将
］（1966年夏）
1966年4月下旬，我第二次为谢义真老师代课——她又做妈妈了——真是缘份啊！不过，地点在峰市中心小学。
这间学校的领导老师我大都认识，即使新增的民办教师陈林祥也是学弟——永定一中读书时比我低三届。
这次代课，我当然老套多了，各项教学常规都能得心应手，领导也都还满意。生活上也相当习惯，因为离家远，我就吃住在校，跟老师们接触也多。那时，老师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看书闲聊、吹拉弹唱，各有所好。但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打麻将。打麻将是不大不小的集体活动，除了“玩家”，还招引许多“看家”——我就是其中的看客之一。
几位“老麻将”，洗牌、整牌、出牌、算番、点胡头，都很熟练。不过，他们似乎立了规矩：上课时间不打，输赢不付钱财——纯粹是一种娱乐。更重要的是，他们“推陈出新”，把复杂的番头作了“删繁就简”，既便于计算，又节省时间，短暂的中午也可以多玩几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看过几回，我慢慢懂得了一些规律，但因为不会算番，还不敢也还轮不到去试牌。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校领导去开会了，老搭档一时凑不起来，于是有人叫我玩一下。我推说不会，他们说：“没关系，不要输赢的。打错了，我们会教你。”于是，我便开始了学打麻将。
我的代课时间只有两个月。接近期末时，随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性的“文化革命”渐渐拉开序幕。每周六下午，整个学区的教师都要集中到中心小学“政治学习”，写大字报“揭盖子”。少了星期六下午，整个打麻将的时间就少了许多。特别是校领导，他们几乎都不再打麻将了。这样，我跟那些“闲教师”玩的机会就多了一些。等到学期结束，我的麻将功夫大有长进，不但洗牌整牌手脚麻利，而且理牌反应特快，每局都能按牌势确定理牌方向，等到胡牌就能迅速而准确地报出自己的番名和番数。诸如打牌的术语有：吃、碰、杠、补花、抢杠、拦胡、相公、运庄、臭下庄等；一般的番名有：不、门、平、断、脚、缺、高、斋、正、坎、明杠、暗杠、杂一色、清一色、一条龙、搭搭幺、对对胡、碰碰胡、全求人、抢君胡、杠上花、十三不搭、海底捞月、天胡等；胡牌时算番可以累加，到五番即视为到顶，称作“满贯”……这些，我都相当的熟悉了。
玩过几回，我体会到打麻将的确有无穷乐趣。最大的特点是“盘盘新鲜”：每一局抓到的牌都不一样，出牌的思路有多种选择，胡牌的局面也千变万化。跟其它的娱乐方式比起了，还多了一种集群性和互动性，而且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脑并用，机动灵活。你如果专注打麻将的时候，几乎可以抛却一切杂念，忘却一切烦恼，进入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如果你要跟同伴交流事情，也可以放松心情，一边说话一边打牌，这样有时就会出错牌，发出一声懊恼的叹息，但是因为没有输赢利害的关系，也不至于伤了感情。
很快就放暑假了。老师们都集中到县里去搞政治运动了，我又重新回到自己家里。从此，我中断了打麻将的游戏。
我在这段时间学打麻将，只是为了娱乐，并没有把它当作赌博赚钱的途经。对我来说，它就只有如此的积极的影响。
附记
之一
到后来，我逐渐了解到，被老师们省略的番头还有大三元、大四喜、九莲宝灯、四杠、一色双龙会、一色四同顺、一色四节高、全双刻、一色三同顺、一色三节高，等等，这些番头出现的几率极少，即使遇上了，也就算作“满贯”，容易学也容易算，这样就减少了许多麻烦，腾出了相当时间。
而且，还了解到麻将有多种打法，每次开局之前，只要参与者约定哪种打法就行。当前，小赌大赌普遍玩的就是快捷省时的“碰杠胡”的打法，根本不用算番，输赢都很快。
之二
打麻将，在“文革”初期，曾被当成“封资修”的一部分加以禁止，在民间已经很难见到麻将牌。到了“文革”中期，因为缺乏文化娱乐活动，老百姓有人自造麻将。1970年，我和乃良弟用桂花树自制了一副木头麻将，我还成了兄弟们的“麻将师”。我们还借助木头麻将带来的一点乐趣，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岁月。
之三
到了八九十年代，“十亿人民九亿赌”，打麻将作为一种赌博工具风行全国，更有人把打麻将当作联络感情的“交际工具”，甚至有人故意输牌、乘机向领导“送礼”。这时的我，却很少打麻将，因为我历来讨厌赌博，更是对“借打牌之名，行贿赂之实”的卑劣行径嗤之以鼻。
之四
退休以后，我仍然没有加入“麻将大军”，因为我觉得可资取乐的方式实在太多了。打麻将虽可健脑，但不能健体，而且往往还会“伤心”，这已经有多个例子可以证明。况且，我还有自己更感兴趣、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写诗、填词、做对联、写文章、练书法、学画画，等等。所以，有人邀我打麻将时，一般我都是婉言谢绝的。
2011-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