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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三十二)

2011-03-17 07:59 作者:陈宣章  | 3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六十二、反革命集团案

金院长排了医院红团头头的名单,重点确定是孟繁*。红团的其他军人,许多被列入第一次“清洗”名单:主要手段就是转业,理由是丈夫在地方工作。而王淑*这样的人却一直留用,甚至“革总”的女军人反而把地方工作的丈夫从外地来随军,分给房子。

孟繁*这个人在被一群打手毒打时“英雄不屈”,当时另一个炊事员王*杰跪在地上叫“爷爷”磕头,而孟繁*被打倒后站直了再打倒。后来满面鲜血,就假死不动,乘打手停手之机,他突然跳起来逃进传染科大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传染科大楼在解放前是个日本人的旅馆,建筑在山坡上。正面看是三层,底层是病号灶大伙房和仓库,锅炉房,炊事员大午休室。后面上坡是两层,三个门进,每个门有楼梯上三楼。二层、三层又是左中右三个单元都相通的。孟繁*逃进大楼到三楼,从护士办公室窗户跳出,藏在阳台上。打手们不熟悉大楼内结构,一个个房间搜。因为大多是传染病房,打手只是进每个病房、办公室看一下,没有搜到就以为孟繁*从别的门逃走了。孟繁*躲过一劫。

据说:孟繁*被金院长关起来审讯时,为了坦白从宽,“主动”交代了参加反革命集团并且担任“宰相”一事。金院长一听,意外收获,亲自出差去浙江。

海工搬迁时给医院留下一辆救护车,司机姓施,浙江战士,矮个小白脸。据金院长公布:此人自称受神仙指点,有本“天书”,不但有治国安邦的天条,还有神方吃了长命不老、百病不得。他先用神方骗人,再宣传“天下大乱后要天下大治”,要“改朝换代”,物色门徒。医院上到副院长,下到炊事员,许多人吃过他的神方。连一些老医生也受他骗,尤其是住集体宿舍的人,大多吃过他的神方。但是,只有野心勃勃的孟繁*被发展入神会,作了他的“宰相”。他自封“皇帝”。其他吃过神方的人对他的反动宣传不相信,也没当一回事。

这个“皇帝”曾经两次到我家攀老乡,宣传神方。我不相信神方,对他说:“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神方。医学讲的是科学。”我还叫他利用服役当兵期间,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复原回家当个干部。他就再也不来了。

金院长亲自押送施**到浙江,去落实“施孟反革命集团案”。施在农村发展的几个成员都被逮捕入狱。孟繁*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主动交代揭发而宽大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医院就地劳动改造。

金院长到浙江期间,发现当地做的粽绷床便宜、实惠,就带了几个师傅回医院做了一批粽绷床。因为他想扩大医院,想用粽绷床换医院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的单人铁床。当时医院里,他是一个人说了算。在全院大会上,他点名批判副院长吃神方,也经常指名批评不同意见。弄得院领导中谁也不说话,由他一个人去搞。

1976年医院整党,改选党委,除了与金院长(兼党委书记)搭伙的洪副政委外,其他党委委员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都一致反对他的“一言堂”。金院长当场脑溢血,拉去陆军医院抢救(他不敢在本院抢救),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

医院领导班子更新后,金立*柱着拐杖一瘸一瘸来医院看病,许多医生、护士对他吐口水,指着鼻子骂。我不知道孙尊*医生为什么也如此激烈,难道金立*也曾经整过他?有的医生拒绝给他看病。但是我认为,现在他是病人,作为医生怎么可以这样?

文革结束后,医院传达文件,“施孟反革命集团案”经浙江省法院重新审理核实,给予平反。所谓的“皇帝”、“宰相”等等都是逼供信的结果。但是,没有提及神方。

“施孟反革命集团案”虽然是孟繁*的个人行为,却“证明”了红团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操纵”。但是,大家心照不宣,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庆幸,读马列还是有用。此事与我毫无关系。

六十三、劳动改造开始

1972年秋交界时,金院长说我没有下连队锻炼,就叫我烧一个冬天锅炉。北方冬季取暖,病房大楼是锅炉暖气,住家是煤炉烟囱取暖。

往年,内外科大楼锅炉由管匠杨德*烧,传染科大楼锅炉由管匠杨佳*烧。因为以医院大门为界,杨德*管东半院管道,杨佳*管西半院管道。烧暖气季节两个杨师傅各带一个临时工。这一年,我和温德*医生烧传染科的锅炉。内外科大楼锅炉仍然由工人烧,因为这个锅炉房离煤场、炉灰场近,而且没有上坡。

从11月初到3月底,每天工作3:30-9:30,15:30-21:30,没有休息日。上班后关上锅炉门,再从院外煤场拉两车煤卸在锅炉房内,每车1000斤,还有上坡。锅炉着起来后,定时加煤。每铁锨煤20多斤,要均匀扔进炉膛。等病人就寝或起床后出炉灰,压火。两车炉灰要拉到院外的炉灰场。我们每天两身臭汗,天天洗澡。洗的衣服晾在锅炉房,很快就干了。

我们俩整天穿个破工作棉袄,一点都看不出是医生。因为重体力劳动,饭量大增,医院把我俩定粮按战士标准发,但是粗粮比例就多了。干部定粮38斤,70%细粮;战士定粮45斤,50%细粮;在编职工定粮38斤,50%细粮。我在结婚前因为吃粗粮不习惯,得了胃溃疡,曾经胃出血住院。那时,单身干部吃食堂,与在编职工(后来又有了战士)混吃。食堂炊事员自己只吃细粮,还要偷细粮回家,所以三餐是二粗一细,或者是粗细混做(二米饭)。结婚后领粮证自己去粮店购买,妻子照顾我一直只吃细粮。这时只能加粗粮吃了。唯一的办法是苞米面里加黄豆面做“苞米饼子”,还能咽得下。

烧锅炉结束没有多久,我和温德*医生、内科陈允*医生去盘锦海军农场种水稻。陈允*医生文革中参加“革总”但表现不坚定。此人内向老实,话非常少。他是1947年兵,准备提升为内科主任。我们与战士一样干活:1。挖进水渠、出水渠。当时,地是冻土,十分坚硬。我胳膊力气小,只能用肚子顶铁锨把,结果引起痔疮而且并发便血,还影响了我一生。2。挑秧:从来没有挑怎么重的东西,把双肩压肿了。挑少了不够他们插的,就叫我去插秧。每两个人一组,用尼龙绳拉线,对插。战士都是农村兵,插得快,他在等我的时候可以直腰休息。我则永远没有休息。从天未亮到天黑,只有吃午饭时能在田里坐着。回到营地,白米饭、红烧肉(只有插秧的几天才吃)放在面前也不想吃。躺在地铺上爬不起来,腰像断了一样。以前吃大米饭从来不知道插秧的艰辛,所以从此我是米粒掉地,捡起来用水冲了吃掉。我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盘锦海军农场劳动期间,天天穿高筒水鞋。冻脚不说,地里的芦苇茬子常常扎穿水鞋底或水鞋帮,造成足部受伤。农场有胶水和工具,放工回来天天有人补水鞋。

陈允*有洁癖,曾经在医学院读书,自从读了《微生物学》,就得了“恐菌症”。回家开门要用手纸垫着,唯恐门把上细菌污染手,开门后把手纸扔掉。他生活上处处如此。

在盘锦海军农场时,一律是简易房、睡地铺。房内的取暖铁炉烧天然气,24小时不关。老百姓也家家如此。因为旁边就是盘锦油气田,天然气一律免费。火灾在盘锦是常事:天然气管道经常需要检修,广播通知大家关掉天然气。但是许多家里没有人,等到恢复供气时,房间里充满天然气。这种原始天然气无色无味,一旦遇到火星,那怕是电灯开关开灯,就是爆炸起火。我们下田劳动遇到此事,农场值班人员就一个个取暖铁炉检查,关闭阀门。

盘锦海军农场螃蟹多,黄鳝多,芦苇多。但是食堂人员不去抓,也不吃。我们抓来却无法吃。除了插秧的几天吃白米饭、红烧肉,平时只有粗粮和蔬菜,因为这是战士灶伙食。食堂散养的许多鸡、鸭、鹅,这是场部的财产。有些鸡跑到我们被窝边下蛋,也没有人管。战士就用漱口杯煮了吃。农场秋季割芦苇卖钱,比种水稻收益还要高。

盘锦海军农场原来是各部队战士提干、入党前的“锻炼”场所。像我和温德*这样“劳动改造”的是首次。农场场长说:“我们这里的共产党就是劳动党。谁劳动好,谁就入党。”这些战士都是各部队选上来的苗子。

在农场我结识了两个人,后来的叙事中还要提到。一个是旅顺基地大连供应站的政治干事康*,后来调到403医院升任政治处主任;一个是农场卫生所医生范忠*;后来调到旅顺基地卫生处任助理员。

夏康*与我谈得来,天南海北,马列毛著。有一天,他向我叹苦经:他在大连工作,人又长得帅,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都被江苏农村的老娘一票否决。老娘在农村给他找的对象已经留在家里一起过日子了,就逼他回家结婚。他没有办法,就结婚了。他妻子是农村妇女,长相较差,当然对他很好。结果老娘看见就不高兴了,说“媳妇就是伺候婆婆和传宗接代的”,对媳妇处处为难。他回部队后,婆媳关系一直不好,来信总是诉说此事。他在部队,鞭长莫及,就患了失眠、高血压。他问我怎么办?我说:“随军。分开了就没有矛盾了。随军后,部队会给她在大连安排工作。你在大连安家,老家用钱摆平。”他回大连就这样干,失眠、高血压也好了。后来他常去医院找我。我小姨子找对象时,还是他介绍的。

盘锦海军农场劳动结束,医院领导在全院大会上大肆表扬陈允*,说温德*也不错,说我还可以。可是,陈允*当主任的事却黄了,而是提拔“铁杆革总”袁生*医生当副主任。据说是因为“革总”的幕后军师说,陈允*业务技术不如袁生*。陈允*的确不行,但袁医生也不怎么的。1968年我胃出血住院时,他的妻子腹痛住院收在袁医生自己管的病房,被诊断为急性胰腺炎。晚上我在办公室看报纸,袁医生就叫我看看他妻子的病历,征求我的看法。我说:“血、尿胰淀粉酶都正常,决不会是急性胰腺炎。不应只从内科病考虑。”我又不能去给她体查,就回自己病房了。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就休克了,作为内科负责医生的袁生*竟不通过领导私自打电话到附近部队,招来一卡车战士作血源给他妻子输血(输血要血型交配试验,不是人人可以供血)。这时他才想到内出血请妇科医生会诊。妇科医生马上想到宫外孕,一问果然入院前曾经有三角形的蜕膜流出。这是宫外孕的明证。打开腹腔,全是鲜血。袁生*夫妻两个都是老医生,竟出如此洋相,他妻子差一点丢了生命。我同学邹森*因为业务上总是提不同看法被他排挤走的。

我们有些干部,搞生产不行,搞科研不行,搞管理不行,使用干部不行,但是整人有的是办法。他们自己出身劳动人民却轻视劳动,鄙视劳动,总是把“劳动”作为整人的手段,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观”。1975年我打报告申请转业,洪副政委在全院大会上说:“解放军是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大熔炉。陈宣章打报告申请转业,这怎么行呢?他是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我们就不批准。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批准他转业。”

一个政工干部,连“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情”都不知道。一个人盖棺定论,哪里有世界观已经改造好的人。参加革命几十年,最后反革命的人还少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这样的人。那些革命多年,后来腐败的干部还少吗?“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乘退休前大捞一把的干部还少吗?

毛泽东说得好:“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从唯物辩证法看,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改造好,不用再改造了。那么他已经违背了马列主义。我感到:种种“劳动改造”对我的世界观改造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唯一遗憾的是,这些年头如果用在医学研究上多好啊!就在这种环境下,我1973年开始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到2005年退休,我共发表94篇医学论文,参加编写五本医学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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