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白皮红心》（原创）
徐 军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事件在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广东省党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活动十分困难。
1941年3月3日，中共增龙博中心县委书记钟靖寰和组织部长李志坚等，前往沦陷区指导工作，路经增城二龙圩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张永卿逮捕。5月26日，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在韶关曲江被捕叛变。随后几天，因郭潜出卖，离开东江游击队不久的廖承志，以及中共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也相继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粤北事件”和“南委事件”。增城、龙门、博罗等地区的党组织，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南方局紧急电示南方工委和广东省党组织，强调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安全第一，防止事态继续扩大；除日寇占领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其余干部应利用教书、做工、做买卖小商贩等各种社会职业作掩护，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秘密开展工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党员吴仲被党组织派到了龙门。吴仲原名吴宪俊，广东省惠东县平山镇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主办的行政干部训练所学习，潜心蛰伏了几年。这次被派到龙门，就是党组织精心安排的一枚“棋子”。
吴仲来龙门县之前，与吴仲同在行政干部训练所学习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江明叮嘱他：“你到龙门之后，先不要主动找当地党组织，有了具体工作单位就写信给我，我会报告省委，省委会尽快通知龙门县委派人同你联系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吴仲到达龙门之后，顺利担任了国民党龙门县政府第一区公署自治协助员，用党内的一句俗话说，是披上了一层“白皮”。他按照张江明的嘱咐，没有主动联系当地的党组织，每天除了到区署上班、喝茶、看报外，偶尔也会跟同事议论一下时政，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他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组织尽快派人来跟自己联络。
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多月，一个星期天，吴仲正待在屋子里看书，封皮上的书名是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其实里面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询问：“请问，吴先生是住这儿吗？”
“请问您是……”正在门外晾晒衣物的一位同事应答。
“敝姓袁，是吴先生的同乡，特来登门拜访。”
“哦，那间敞开门的就是……”
吴仲心里一跳，赶紧放下书本，三步并作两步地往门口迎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个头戴深色礼帽、身穿蓝阴丹士林长衫、气质儒雅稳重、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出现在面前。
对上了接头暗号，吴仲甚是兴奋。两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如同火石相击，碰撞出一股耀眼的火花，那火花只有革命同志之间才能看得见。吴仲强忍住心头的激动，紧紧握着来人的手，把他拉进屋子，并迅速关上了房门。
“你总算来了，同志啊，可把我盼苦啦！”吴仲一边给来人沏茶，一边毫不掩饰地诉着“苦”。
“我们也很焦急，可是最近龙门的形势越来越紧，组织上不得不谨慎哪。”来人接过吴仲端上的茶杯，轻轻呷了一口，先做了下自我介绍：“我叫袁鉴文，是中共龙门县工委书记，今后，你就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好的，袁书记，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吴仲细细打量着这位新的领导人，爽朗地表态：“你就下达任务吧！”
“吴仲同志，你目前的身份比较特殊，对龙门党的工作开展十分重要。”袁鉴文放下茶杯，微笑而不失郑重地说：“你的工作方式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必时时需要组织上安排，更多时候需要你自己主动开展工作……”
接下来,袁鉴文给吴仲交代了两项任务：第一，广泛搜集情报，及时掌握龙城和永汉的敌情；第二，广交各界朋友，秘密发展党员，为迎接抗日斗争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
谈完工作，两个人又拉了一会儿家常。
袁鉴文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广东东莞人，193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后担任过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增龙县委组织部长等职，郭大同调离龙门后，他接任中共龙门县工委书记。像吴仲一样，袁鉴文也披了一张“白皮”，……他的公开身份是黄牛冚日新小学的教员。
随袁鉴文一起到日新小学当教员的，还有他的妻子赵学光，是一位从事妇女工作的党员。日新小学是黄牛冚钟、李、孟几姓村民出钱兴办的一所初级小学，只有三四名教员，几十名学生。
袁鉴文夫妇一来到这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便派了一个姓罗的督学到永汉，此人名为“督学”，其实是一名特务，肩负着审查袁鉴文夫妇的秘密任务。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袁鉴文早已识破了“督学”的真实身份。一日，袁鉴文得知罗督学要来日新小学督查工作，决定“治”一下这个特务。由于经济困难和教学条件限制，日新小学没有正规的课本，教材都是由老师自己编写的。学校设有识字牌，每天挂出一个字让学生认。袁鉴文特意在高年级班的识字牌上挂了一个“潮”字，在低年级班的识字牌上挂了一个“流”字。
罗督学一到学校，就看见了那两个带有激进色彩的字，自以为抓到了袁鉴文的把柄，询问在场的几个学生：“据我所知，今天是袁先生上课，这两个字是他挂出来的吧？”不等学生们回答，他又装模作样地说道：“这两个字的政治性，很强啊！袁先生没跟你们讲解吗？”
“讲了呀。”学生们回答
“那，袁先生是怎么讲解的呢？”罗督学一副循循善诱的口气：“他跟你们讲没讲共产党？”
“没有，袁先生只讲‘潮’是潮水的潮，‘流’是流通的流……”
学生们的回答，让罗督学大失所望，只好假惺惺地称赞了学生们几句，扫兴地离开了学校。
袁鉴文知道，罗督学没有完成上峰交办的差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没过几天，罗督学又到日新小学“督查”来了。
一天，袁鉴文正在教学生们唱抗日救亡的歌曲。罗督学突然闯进学校教室，阴险地问学生们：“同学们，你们会唱延安的歌曲吗？”
“延安的歌曲有哪些歌曲呀？我们不会唱咧。”
“比如《八路军军歌》呀，《新四军军歌》呀，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什么的，还有《到敌人后方去》……”罗督学继续引诱学生们：“难道袁先生没教过这些歌曲吗?”
“没有.袁先生只教我们唱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打杀汉奸歌》……”学生们说着，放开嗓门齐声唱了起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工农军队勇敢前进，
看见了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唱到最后一句时，学生们站起来模仿举枪动作，朝向罗督学的方向猛地一刺，吓得他浑身一哆嗦，透扇的礼帽抖落掉到地上，他赶紧弯腰捡起来。在学生们的哄然大笑中，罗督学狼狈地走出了学校。
两次较量，都碰了“软钉子”。罗督学受了一肚子气，更加耿耿于怀。于是，他转而又盯上了袁鉴文的太太赵学光。
赵学光在日新小学没有任课，平时除了做家务，协助袁鉴文做一些联络工作外，她还经常在黄牛冚附近一带的村庄组织帮耕会、妇女会、儿童团、开办妇女夜校，教妇女识字，搞好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借此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赵学光的活动，自然引起了罗督学的警惕，这一天，他打着关心教员生活的幌子，来到袁鉴文家里，想搞一次近距离的“火力侦察”。幸好那天赵学光外出，没让罗督学碰上，否则难免被他找出破绽来。
但这件事情引起了袁鉴文的高度警觉。赵学文回来后，袁鉴文琢磨着，设法给太太找一个“合法”的工作，否则，罗督学还会不断地来找麻烦。于是两口子商量，决定向在香港做生意的袁鉴文的父亲借一笔钱，在日新小学附近开了一个小店铺，既能方便同群众联系，又不容易引起怀疑，真可谓两全其美。
从那以后，罗督学很少再来找岔子了。袁鉴文这才算在黄牛冚站稳了脚跟，从而为领导龙门永汉地区党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袁鉴文的这些经历，为初来乍到的吴仲如何站稳脚跟和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观察与接触，吴仲主动和好几位开明绅士交上了朋友，其中最为密切的一位，叫刘其敬。
刘其敬是龙江镇石墩围人，任职于县参议员兼龙门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虽然家庭是龙江有名的大财主，但刘其敬本人思想进步，富有强烈的爱国心。
吴仲将刘其敬的情况向袁鉴文汇报后，袁鉴文认为，刘其敬是一位值得团结的开明人士，指示吴仲一定要好好团结他。
刘其敬对宣传抗日救国那是非常地热心，在学校成立了一支宣传队。吴仲利用自己和刘其敬的交情，毛遂自荐地担任了学校学生宣传队的艺术顾问。凭借这一合法身份，他带领着学生们走出校门，走到大街上、上到码头去、下到农村去，为人民群众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上当了》等等一大批鼓舞人心的歌曲节目，在龙门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刘其敬还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有一天，三青团广东省委要他推荐一个人担任龙门三青团的总干事，刘其敬问吴仲有没有兴趣担当此任？吴仲一听，觉得这倒是个争取又一个合法身份的好机会，马上向袁鉴文作了汇报。经过批准后，吴仲顺其自然地接受了三青团总干事的委任。
从此，吴仲的身上又增添了一层“白皮”，为他在龙门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由于吴仲机智过人，使他不仅在龙门站稳了脚根，而且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任，并且很快就晋升为国民党龙门县政府第一科的科员。不久，吴仲又调任情报股股长，同时兼任龙城中学教员。
吴仲进入了国民党龙门县的机要部门后，“皮”越来越白。他经常利用出席县政府召开的参议会、区乡镇长联席会议等机会搜集情报。有一次开会，国民党县长开会分析形势，说：“我到省上开会，省主席问我，龙门有没有异党活动？我当即就回答说没有。”县长有些得意洋洋地说道：“自从本县长履职以来，龙门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赤色分子‘搞事’，哪里来的异党呢？”
吴仲听了心里暗笑，稳定住情绪：你不知道“异党”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吗？我们地下党的活动，怎么会让你知道？
一天上午，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刘其敬带着茅岗乡乡长刘克文神色紧张地找到吴仲，说国民党县党部给茅岗乡发来一份密电：“据报，你乡有异党分子混入，请即查报。”
“吴兄，你看怎么办？”一向沉稳大度的刘其敬有些沉不住气地问。
吴仲分析，有几位地下党的同志以教员身份在茅岗一带潜伏，这是组织绝密，国民党县党部是不可能知道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诈唬。他冷静地故意反问刘其敬、刘克文：“这要问二位了，你们一个是茅岗的乡长，一个是茅岗的贤达，最有发言权了，你们有无发现异党混入茅岗呢？”
刘其敬楞了一下，但一看吴仲似笑非笑的神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他心领神会地瞥了刘克文一眼，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我们连异党长得什么模样都不清楚啊！”
“那好，你们就这样回复党部：‘没有发现有异党活动，如果贵党部有可靠情报，希望通知我们，保证即刻捉拿。”
“好主意！”刘其敬、刘克文如此这般向县党部回复后，再也没有下文。
抗战初期，像吴仲这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白皮红心”的共产党员，在龙门远不止吴仲一人。1942年冬，中共党员李绍宗通过龙门县军民合作站站长李其翔的关系，被任命为永汉军民合作站副站长。
李绍宗是永汉低冚村人，是中共永汉低冚支部书记，永汉区区委委员。远在广州读书期间，就跟王达宏、王达尊兄弟俩熟识，后来又一起参加了“东团”和“大众救国会”。
军民合作站是国民党的后勤支前部门，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较多，信息也比较灵通。不久，李绍宗便获取了一份情报，由于叛徒出卖，以警察身份在永汉警察署潜伏的王达宏同志被暴露了，上级党组织紧急指示，李绍宗负责将王达宏转移到游击区。
欲通往游击区，必须要经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为了保证王达宏的绝对安全，李绍宗决定亲自护送他。
李绍宗和王达宏这两位从小就熟悉的伙伴，虽然都在龙门县坚持抗日斗争，但因敌情复杂、环境险恶，再加上地下工作严格的纪律，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这一次，两个老战友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因情势紧急，连寒暄的工夫也都没有，就匆匆赶路了。由于王达宏的警察身份已经暴露，李绍宗便让王达宏换上了一套八成新的长衫，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李绍宗自己则依然身穿军装，佩戴着手枪，还戴了一副墨镜，军民合作站副站长的派头十足。
快接近游击区时，国民党第六十三军临时加设了一道岗哨，盘查得很严厉。一个满脸麻子的中尉把王达宏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还是不肯罢休，又反复盘问，还抓住他的右手仔细观察手掌。突然，哨兵突然向后一退，举起手中的枪，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大声吆喝：“你不是教书先生吗？手指头怎么有老茧，是不是‘老八’（八路军），快说！”
正在这紧急关头，李绍宗从后面走上前，摘下墨镜，不动声色地说：“老兄，何必这么疑神疑鬼呢？这是我的表兄，当教书先生之前领过两年军饷，这有什么奇怪的？”
李绍宗说着，递上一根哈德门香烟，啪地一声给他打着了火。麻子军官一边吸烟，一边打量着李绍宗的行头，脸上的疑云渐渐消除了：“误会，误会。”说完一挥手，放行了。
李绍宗顺利地把王达宏送到了博罗县新作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交通站。两个老战友分手时，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都不知道经此一别，何时再能相聚。但他们坚信，无论在哪儿，他们都会坚持不懈地斗争，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龙门，赶出广东，赶出全中国……
作者简介：徐军，大学教师，中国铁道出版社《现代推销实务》教科书主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鲜早世界栏目首届最受听众和读者欢迎的十五位作家之一，在全国上百家报刊杂志和国家级网站上发表了上千篇作品，其中上百篇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等各项征文大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