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大学校（《追梦之旅》之二十）
当我回到机关办理调动手续时，还不明白我被调动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和我一批下乡的一个干部推荐的。他的名字叫韩晏，是市委党校的一位教师，在金陵公社的陵辉村住队。有一次公社召开汇报会，我在会上做了一次发言，对当前工作分析时引用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一些经典语言，受到主持人的肯定。会后他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是。他回去就极力向校长武玉润推荐，说这是个人才。武玉润就以党校名义给市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调我到党校工作。组织部接到报告经过考察，认为一个党员大学生挺珍贵的，更适合在组织部工作，就果断截流，把我留到组织部担任组织员。就这样，我在大学毕业不到两年多时间，就转换到第3家机关单位。
单位变了，工作还是依旧：下乡、下厂、下基层。理由是我年轻需要锻炼，同时我又是“一头沉”，城里没有家。其实经过这一年多的下乡实践，我也爱上了农村，认为在这里可以学到过去许多自己不懂的知识。正像毛泽东同志以后所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王家碾回来后，接着就抽调我参加了陕西省四清运动试点，挂帅的是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地点是西安市郊区。经过半月的培训，我扛上被辱就出发了。
这是我时过两年后“二返长安”，从初春到寒冬，在西安整整呆了一年，先后参加了两期“四清”。
第一期是在雁塔区南山门口公社双桥头村。这个村处于西安南郊，周围一马平川，生产条件极好。工作组长是西安某企业的矿长，文化程度不高，资格很老。我在工作组担任秘书，负责总结和报送材料。优越的条件使我对整个运动的每一步和全村各个生产队的人员情况都了如指掌。村里人大约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外号叫“刘百万” 的原大户人家，占有良田近两顷，收入巨万。因为在解放前夕进城经营了部分工商业而逃避了当年的土改；再一个是部分中农和上中农，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第三部分就是贫下中农。村干部大多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民愤，只有一个大队会计群众反映有贪污行为。工作组提出的口号是：发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揭露四不清干部，斗倒“刘百万”。经过扎根串连、清查账目，大队会计张继续仅有少量多吃多占行为，经过教育也已转变过来，最后集中力量清抄了“刘百万”的家产，并召开了批斗大会。在斗争中成立了大队新的领导班子，就宣告了这个村的四清任务完成。运动中涌现出3个先进人物：大队新任支书刘清安、团支部书记王玉贤（女）和积极分子支新亮（女）。在运动快结束时，我以此为题材，构思了一个快板形式的剧本，以贫农出身的年轻党支部书记和团支部书记为骨干，响应党的号召起来批判了以权谋私的大队会计，帮助他幡然悔悟，和大家一起斗倒了漏网地主“刘百万”。演出由工作组的组员、宝鸡市文化馆艺术指导钱萍导演，演员都是村里的青年积极分子。出人意外的是，这部在今天看来颇有点左倾意味的短剧，居然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后来工作队还作为重点节目参加了社教团的汇演，竟引起了轰动，当演员一齐朗诵着“贫下中农的肩，好像铁板板，肩挑千斤腰不弯，真是咱队的铁旗杆”的诗句谢幕时，观众情不自禁地站立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是我一生中写的唯一一部剧本，可惜在文革动荡中不慎遗失，以后我与剧本再也无缘了。演出后，我和剧中3位主人公的原型交上了朋友，并把两位女性推荐为下一期工作队的队员。多年以后传来消息，这3位朋友个个成才，刘清安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王玉贤当了某县人大副主任，支新亮当了某县文明办主任。
第一期“四清”结束后，按当初计划我就可以返回宝鸡原单位了。省社教工作团却要求各工作组原班人马留下来再搞一期试点。这一期我被分配到西安市北郊的未央区未央宫公社丰禾村。这个村有12个生产队，我被确定为12队的工作组负责人。虽说也叫工作组，实际上只有青年积极分子李维智和我两个人。这个队离村子有两三里远，共有12户人家，孤零零地悬在公社旁边。队长是一个传统的老贫农，种庄稼是一把好手，组织能力很差，人心有点涣散。经过了解未发现所谓干部四不清的问题，主要任务就是选好队长，把全队人团结起来。我反复思考，心里无数。贫协组长谭玉兰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头脑清晰，为人和善，她说：“你看雷英行不？”雷英，原生产队长的儿媳，二十五六岁，高小文化程度，聪明干练，一直积极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倒是一位合适人选。可是在全公社里让一位如此年轻的女子担任队长的，尚无先例，工作组领导让我们慎重考虑。我深入各户征求意见，多数人表示支持。我又找到雷英的爱人、在高压开关厂当工人的刘志明做工作，他也表示同意。于是，我就通过会议选举，果断地决定雷英担任了队长。开始社教工作队领导还有些担心，怕她难以胜任，以后的实践证明，在三夏和三秋中她不但泼辣能干，而且善于团结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屡屡受到表扬。可惜她仅干了两年，就因家庭变故全家搬到另一个村子居住，不得不辞去队长职务。我离开这里两年后，她还特意让她爱人到宝鸡来看过我一次，述说了队里我离开以后的情景。
回忆起在丰禾村工作的半年时间，我不得不说说另一个女人：姬凤兰。她年龄三十四五岁，住在12队的最南头儿，爱人是铁路工人。我们一进村，贫协组长谭玉兰就介绍说，她是一个“木美人”，苦大仇深，不会笑。第一次社员会上我见到了她，其长相竟然有点像我的母亲：高高的个子，椭圆形的脸盘，肤色虽偏黑，却堪称漂亮。她对工作组的工作非常支持，记得她家里有的一辆飞鸽自行车，她亲自推到我面前说：它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你骑上用吧，跑个公社大队也方便些！以后接触多了，我就借机询问她的过去，直到社教快要结束时，他才向我道出了实情。她说，她是解放前16岁时，从河南随父逃荒来到西安的，因生活无着被卖到妓女院，过了5年屈辱生活，解放后才被解救出来，与现在的铁路工人丈夫结了婚才过上平静的日子。说起来那5年的生活，她仍然泪流满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她说：“你知道什么是卖笑吗？就是脸上挂着泪水的强颜欢笑。开始进入妓女院时我因为不愿接客，被打得浑身是伤。后来被迫接客时，又说是流着眼泪，没有笑容，还是挨打。再后来接客时，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我都得强颜欢笑，心里再苦也得哄客人高兴。自己实在苦得难受，就在背地里痛哭一场。后来强装欢笑的时间多了，麻木了，到解放以后自己也讨厌了自己的笑，反而不会笑了。人家说，你的笑比哭更让人难受。这就是我这个不会笑的‘木美人’的来历。”
啊！从痛苦，到强颜欢笑，再到不会笑的“木美人”，在灵魂深处所经受的创伤之巨大，这在我们一般人恐怕是永远也难以体会得到的。
当我辞别乡亲离开丰禾村时，我深情地对姬凤兰说：“过去的苦难都已过去，希望你重新恢复你美丽的笑容。”她点一点头表示“谢谢”！可是文革十年还没有结束，不幸的消息传来：姬凤兰因病离世。我感叹病魔无情，不禁唏嘘，但愿她在另一个世界里忘记今生愁苦，再现出她灿烂的笑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