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模式与方法
神之间不能交易，
神之间也不能互通。
——赵汀阳
历史表明，中国文化一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跨文化组合，尽管以农耕文化为主。炎黄组合粗略地说就是农耕和游牧的跨文化初始版本。中国的跨文化能够形成一个传统并且一直延续，仅有初始“板样”是不够的，因此还需要解释其持续性。一神教的缺席使古代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精神形式，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一定另有一种能够建构并且维持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模式。我的解释是，古代中国运行的是一个具有向心力的“漩涡模式”，其向心力来自中原建构秩序能力的优势，包括普遍的方法论、更适合大规模社会制度以及占优的知识生产方式（通用文字和包容性的解释系统）。细节参见《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在此不多重复。简单地说，跨文化的传统有着方法论和制度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就是：（1）《易经》思维。这种以变化为基本概念的思维排除了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也排除了拒绝变化的完美主义，因此善于接受动态的重组、结合、让步与合作，也能够接受一个丰富系统内部的矛盾性，而总是通过“动态均衡”来解决矛盾和不确定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理性思维；（2）天下思维。天下是一个世界性的制度设计（西周），更是一个方法论（经常被追溯到炎黄或尧舜，属于传说），是一种把分裂的世界建构为合作的世界的方法论。当运用于一个国家时，则把国家当成世界来处理，于是古代中国被建构为一个把世界格式内嵌于国家制度的政治体，特别是“一国多制”的制度（汉唐的发明）。
物质先于精神，合作的理由必定包含物质利益，而精神性的理由则是长期信任的基础。形成跨文化的理由首先也是物质性的，然后才是精神性的。天下概念所以能够成为跨文化的一个模式，首先也是因为天下体系符合博弈中的多方利益。以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首先的问题就是：天下有什么好处？最基本的好处必须是“存在论的”好处，即与生存相关的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和可信性。天下体系作为一个共享秩序，其经济学理由是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政治学的理由是合作的安全系数高于不合作的安全系数；文化的理由是知识、信息和技术共享具有知识论上的优势。显然，加入天下的所得好处大于不加入的好处。因此天下体系最有利于建构和平秩序、利益相关性、可共享的最丰富的可能世界，从而形成一个“低熵”的文明系统。“低熵”是文明的可持续状态（尽管按照科学原理，一切存在最后都会在“增熵”中走向死亡，那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跨文化运行模式就是基于方法论的“漩涡模式”，其本源是方法，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原生文化能够接纳外生文化，并且“互化”为一个系统。方法的力量比观念更为持久，就长时段而言，故事、教义、叙事、艺术、板样的意义都是有穷的，都会被时代消耗，只有方法才永远有其建构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的能力。不过，实践总有着历史语境与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的限制，未必能够充分实现方法的能量，尽管有可应万变的《易经》方法论和收纳世界的天下方法论，古代中国的跨文化实践也并非无往而不利，至少遇到两个困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困难之一是，一神教就是中国跨文化实践几乎化不了的一个实例。中国的跨文化实践以经济和政治秩序为主导，凡是能够互通和交流的，都可以形成跨文化性，如技术、知识、语言、艺术和娱乐。在经济学意义上，互通和交流的实质都是“交易”。然而“交易式”跨文化的局限性在于，神之间不能交易，神之间也不能互通。精神无法互通就不可能形成跨主体性，更别说共主体性。所以，限于交易模式的跨文化无法达到跨主体性的深度。在一神教里，宗教、民族历史和社会记忆高度重叠，具有唯一性而形成“社会教堂化”，其中，空间秩序服从时间秩序，而时间秩序是唯一神的秩序，于是产生了不可交易的单边普遍主义（unilateral universalism）。与之对比，无神论或多神论的状态下，神话、地方宗教、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多地散布，或有重叠性，却无唯一化的解释，因此形成多剧目的“精神剧院化”，各地有自己的时空，没有唯一的时间秩序，意味着时间秩序服从空间秩序，在多元合作中形成兼容普遍主义才能够促成跨文化性，但宗教是非理性的，理论能力对此无效。
第二种困难在于，主导性的文化即使是开放而“好客的”，也很难避免以自身为主的叙事，或者是“第一人称”的解释方式（张盾的说法）。古代中国在跨文化性上是相当好客和足够宽容的，然而在历史叙事上却没有发展出一种海内共享的历史叙事，就是说，尽管在政治和经济系统上成功地实现了跨文化性，却在历史叙事中未能把域内的诸多小众叙述为“自己人”，因此，至今的历史叙事尚未能成为所有地区共享光荣的一个整体历史。一种未能共享光荣的历史就只是自己的精神历史，只表达了主体性，而不足以建构跨主体性或共主体性。这不是古人的错误，事实上今天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建构一种跨文化或跨主体性的历史叙事。当今颇为流行的“全球史”也是一个言过其实的口号，实际上，在其中完全没有跨文化或跨主体性的理论基础和叙事方法，这不是引入一些人类学方法或后现代观点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摘自赵汀阳《跨主体性》）
